X

傅斯年:读书最乐,鬻书亦乐

根据现有材料,傅斯年最早的买书记录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傅斯年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他当年“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正因为傅氏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另外,在傅斯年的藏书中有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这样一段眉批:“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楚)舟中。”傅斯年留学海外前后达七年,与陈寅恪一样,他也是只读书不拿学位。

回国后傅斯年很快就成为学术界的“大佬”,他一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有一个观点:学术研究机构必须要有大量的藏书,要建一流的图书馆。傅斯年主持史语所23年,最为得意的就是为史语所积累了二三十万册的藏书。西南联大时,北大、清华的图书来不及撤离,整个昆明就只有史语所的图书馆最完备。当时,好些人做学问都要仰仗史语所的图书,有的人甚至不惜调到史语所。史语所迁往四川时,山高路远、行程万里,傅斯年亲自选择搬迁路径,并指定心细认真的那廉君负责护送,自己则时加监督。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21万册图书装进600只大箱,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甚至肩挑,五年间开箱上架下架多达12次,但图书丝毫无损。落户李庄后,傅斯年特意租用了当地大族的四座大院子,分门别类充作中文书库、外文书库、善本书库和中外文杂志库。当时史语所的这批藏书不仅供史语所同仁用,还供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等单位共同使用,为战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很少有人能想到,史语所的这些藏书很多是傅斯年亲自购买的。傅斯年有一个嗜好,每到一地就忙里偷闲找当地书铺为史语所采购。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傅斯年和不少书铺老板成为朋友,这些人一有新书首先想到傅斯年,自己送上门来供傅斯年挑选。

1949年,傅斯年接掌台湾大学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图书馆。除拟定“图书委员会办法”外,他还亲自跑旧市挑书,增加台大的图书收藏。当时台大的图书,除日文、德文外,中文书籍实在不多,于是傅斯年便筹措经费,大力添置中文书籍。据那廉君回忆:“记得有一个晚上,孟真先生一个人跑到南昌路的鸿儒堂选购了不少书籍,自己抱回来,那时我住在孟真先生家,他叫我点收这些刚刚买来的书籍,并且叫我暂且垫款付账。我说,既是熟铺子,明天再请事务组去付好了!孟真先生听了我的话笑了笑。他说,看来现在是月底,你的荷包大概也干了吧!”(《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傅斯年尽管爱书但并非“守书奴”。西南联大时,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靠卖书为继。傅斯年嗜书如命,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不肯那样做的。傅斯年卖书换粮,除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如董作宾家人多,生活无保障,傅斯年就拿卖书的钱接济他。1943年人类学家马学良赴云南调查撒尼语,因经费困难难以为继。傅斯年得知消息后表示无论如何也要筹措经费,继续调查。他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经费。”傅斯年的这番话,让马学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傅斯年晚年到台湾后,南高街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傅斯年写了一幅中堂相赠:“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爱书不难,难的是爱而能舍,那是一种大境界。

傅斯年去世前的一个冬夜,曾指着靠墙的书架,对夫人俞大綵说:“这些书,还有存在史语所的一房间书,我死后留给儿子,请董作宾篆一方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傅斯年创建的史语所图书馆,后由胡适先生命名为“傅斯年图书馆”,这当是对傅斯年一生辛苦为聚书的最好纪念。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圈

点滴拍卖天天上新3万多古籍、50万高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