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端学术论坛发言摘登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洞察时代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入分析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及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深入分析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历史发展及深刻演变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从学理上研究阐释大变局的历史特点、发展趋向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有助于更加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准确把握方向，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做好各方面工作。日前，由光明日报编辑部与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主办的“多学科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端学术论坛在贵阳召开。来自历史学、哲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发展趋向、深远影响及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光明日报今天刊发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者：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20世纪初起的最近一百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局之一，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化时期。
就中国历史来说，1901年《辛丑条约》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辛亥革命探索建立民主制度失败，巴黎和会中国蒙受屈辱，这是近代中国最沉沦的时期。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用奋斗和牺牲、用反帝反封建纲领、用中华民族复兴理念、用共产主义思想启迪了人民的觉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新中国以完全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之后的70年，中国共产党用共产主义理想、用社会主义前景，激发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克服无数困难，把历史推向前进。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党的领导权威确立了，国家政权稳定了，并且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不断成熟和完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领导人民积极投身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火热实践，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就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基本上处于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中，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况下，无法与列强讨论平等地位问题。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中国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却仍处在一种相对紧张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交上取得巨大进展，同时逐渐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发展得出的结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与机遇、风险与冲突并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克服风险，应对冲突，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妥善处理与各国的事务，平衡各种国际关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历史趋势中的长时段变迁
作者：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一些重要会议和重要场合多次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初看是一个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实则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获得的长时段判断。我认为，可以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百年”历史的开端，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的重要时间点。此处的时期划分，是在过去四五个世纪全球化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所做的阶段性划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百年”与以往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延续的关系。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处在西方国家主导之下，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非西方国家在这一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当今世界大体上仍是过去几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延续，但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趋势中，依然存在着阶段性的发展和变化。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个体系曾经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这原本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变局。但是，到20世纪晚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主义势力进一步向全球扩张。而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对于新兴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大变局预示着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
需要指出的是，大变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以何种方式演变，变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仍然难以把握。此外，我们所面临的或正在经历的大变局刚刚开始。历史的经验是，国际格局的变革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变局的过渡期也会很长，漫长的过渡期考验我们对大变局的耐性以及应对能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作者：徐圻（贵州省哲学学会会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指世界正在经历的大态势，也指中国面临的大态势，而且这两大态势是彼此影响、互为因果的。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创造、推动一个个阶段性的历史性变局，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历史过程既是过去时，也是进行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由前面的历史阶段所奠定、所烘托、所造就的，它既是进行时，也是将来时。
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积贫积弱、东亚病夫、列强宰割，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形象惨不忍睹。但恰恰在沉入谷底的时候，中国有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始，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格局，由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次历经28年的惊天动地的历史大变局，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新中国前30年的革命、建设、发展，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后来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经过40多年持续不断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得到极大的改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最坚实、最稳固的基础。
百年来，这一系列历史变局的积累、演进、叠加，昭示了一个伟大归宿或目标，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关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大格局、大方略、大蓝图，它是过去历史变局的结果，同时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冲刺点。
历史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徐蓝（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所谓大变局，指的是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这些重大变化，经历了一个从不断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当我们讨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或许可以从历史的长镜头中，从外部世界与中国关系的变化中，寻找导致或促成历史发展不断量变的重要因素。
1500年前后新航路的开辟，使得原本在世界上处于相对平衡的多元文明格局逐渐被打破，形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亚非拉广大地区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由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奴役和控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极不合理的状态。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建立了以欧美资本主义大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其代表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和以美国、日本为主要力量的多极格局，以及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秩序。后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不断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各个大国的实力对比不断消长，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摇摇欲坠。二战导致欧洲衰落，形成了建立在雅尔塔体系之上的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同时带来了新的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鸦片战争的爆发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进入20世纪后，为争取民族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斗争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新中国提倡并积极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所提倡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等理念相一致。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从一个被排斥者转变为参与建设者。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设者的作用更为明显。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和中国都有新的变化和发展。随着欧盟、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总体实力的增强，“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多强”的力量上升，“一超”的力量相对下降，国际格局呈现出多极化和均衡化的趋势。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在重塑国际经济格局中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新旧交替、破立并举的转型过渡期，迫切需要新思维、新理念解疑破题、走出迷局，而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无疑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走向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们要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走向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论断。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走向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中华民族从古代的辉煌走向近代的沉沦，二是中华民族从近代的沉沦走向伟大复兴。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从古代的辉煌开始走向近代的沉沦，亦即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富强之国沦落成了一个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贫弱之国。因此李鸿章在一封奏折中发出了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叹。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开始从近代的沉沦走向了复兴。
中华民族从近代的沉沦走向复兴，真正起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屈指算来，正好百年。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思想文化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鸦片战争后，传统的“天下观”遭到挑战，到了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挑战加剧。但传统的“天下观”的真正瓦解和新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是在甲午战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的世界意识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虽然肇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民主与科学才作为现代思想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除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传入的西方文化外，新文化运动后期又传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经过几代人持之不懈的努力，到了今天，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然，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百年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四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百年过去，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国的发展。1874年，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曾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野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而时至今日，历史正在改变——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这种大变局的本质特征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性的跌落。
西方世界长期秉承“西方中心主义”和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将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视为理性、科学、文明、独立、自由、自主的化身，认为西方不仅过去是世界的中心，现在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世界的中心。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预测过西方中心主义终将结束，在1850年与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国际述评（一）》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中心由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向近代北大西洋东岸再向北大西洋西岸进而向太平洋沿岸转移，这具有一种发展的周期性，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心。马克思与恩格斯写道：“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如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预言正变为现实。
五四运动至今的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综观全球，尽管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莫过于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必然引起现存国际霸权的惊恐。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乃是一种历史大势和自然法则，具有不可阻挡性。同时，中国即使再强大，也不会步西方“强者必霸”的后尘，中国的文化传统、哲学思维历来强调“和而不同”，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继承发展了这些思想，为国际新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深刻理解百年变局中的重大机遇
作者：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所长）
中国崛起是百年变局中最重要的标志。百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大国，这是大变局中最主要、也是最积极的进步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在百年变局中，要深刻理解中国面临的重大机遇。
首先，中国的机遇来源于自身制度优势。以往中国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客观的外部环境和世界形势，而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外部客观环境并影响世界。中国创造机遇的能力来自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13个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自我创造机遇的根本基础。
其次，中国的机遇来源于把握住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当前，我国在生命科学、绿色能源、农业生产、信息技术等许多领域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有的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同时，科研投入持续增加，创新能力提升有利于我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
再次，中国机遇来源于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中国聚焦互利共赢合作，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共建卓有成效，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已经成为一条造福共建国家的开放与繁荣之路。
最后，中国机遇来源于全球治理体系不可逆转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走向，关乎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关乎全世界繁荣稳定。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主张通过改革，使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致力于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四方面可靠的支撑条件。第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中国有9亿多劳动年龄人口，相当于美国、日本、欧盟的总人口。2009年以来，中国研发人员规模稳居全球首位，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培养不断加强。第二是拥有充裕的资金供给。当前我国储蓄率虽然比历史峰值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政府负债率远低于国际社会通用的警戒线。资金供给充裕，债务风险水平低，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是具备强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纵横成网、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第四是巨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扩张空间。在这方面，我国拥有独特的优势条件。一方面，市场规模巨大、内部结构复杂，有利于形成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尚不平衡，这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总需求，无疑将激发出强劲的发展动能。
社会主义文明渐趋壮大构成百年变局重要内容
作者：陈宗胜（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国际格局日益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文化、体制、制度、价值观念与西方不同的国家，从相对弱小逐步发展起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大事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正是依靠在制度上、文化上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社会主义优势，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占至30%以上。这些形成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更扎实的经济基础。正如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中所说，新文明必须取得国际生产力重心的转移。从当今现实看，兴盛已几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发生转折，后工业化时代包括信息化特征已经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趋势。总的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国家稳定而持续地提升，相应地，西方文明的位势也发生了变化，从不可一世的绝对优势转变为相对优势。但是它的基础框架还在，经济实力仍然强大，人均GDP全球最高，文化渗透力仍然很强，极端民主化也仍有市场。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大变局的性质和特征，利用其带来的机遇，迎接可能的挑战，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
充分认知大变局的可变性与复杂性
作者：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们要清醒认识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可变性与复杂性。最近一百年来，人类历史是一个剧烈动荡与高速发展引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一个由资本扩张支配的全球体系，是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中轴的世界体系。但同时也是非西方国家以其独立解放与坚忍不拔的革命和创造性的历史实践积极契入人类文明进程，并以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改变并完善世界历史进程的百年。中国从百年之前以极其艰难和被动的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到如今主动融入世界历史并带来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及成就是全球巨大变化的一大主角。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表现的正是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及经济全球化思想。因为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使得中国避免了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可能带来的东扩态势。此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中国赢得了快速发展，并且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中国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发展趋势，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焦虑，种种试图让中国从已经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及其秩序中脱钩或脱嵌的做法，也是在百年来人类经济总体上的理性化传统中很少出现的。
大变局对于中国而言是机遇，但同时也应充分估计其带来的挑战。大变局的判断强调的是“变”，即不确定性，要充分理解大变局的可变性与复杂性，以及中国道路在未来岁月的艰巨性。在当前局面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从以唯物史观分析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当代转变的宏观视域来分析和定位大变局中的中国。研究中国哲学文化传统近现代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实践观变革，并有效借鉴和吸纳当代西方有关实践哲学资源，从实践哲学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进一步夯实应对大变局的理论基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奋勇开拓、深化发展，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战略定力，应对大变局尤其需要战略定力。大变局的实质就是要改变西方主导的模式，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向迈进。正因如此，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实践智慧，尤其应当坚持理性与和平主义的基本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交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国际格局演变中的世界大变局
作者：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大变局，是世界性的大发展、大调整、大转折等历史合力的产物。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日世界的经济版图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科技革命正在加快重塑世界；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呈现出新的态势。
这一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矛盾运动的结果，这首先可从国际格局的历史演变中看出来。国际格局的演变，与世界大变局密切相关；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改变，往往是新的世界大变局到来的前兆或先导。
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交战国在1648年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创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先河。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打破了欧洲均势的局面。法国战败后在1814—1815年形成了维也纳体系，这是一个由少数大国决定世界命运的强权政治的体系。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战胜国为分赃和维护既得利益而构建的国际体系。二战结束后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它虽然维持了战后基本稳定的世界格局，但却充斥着大国称霸、大国支配小国、强国支配弱国的霸权主义。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冷战”，导致了两极格局的形成。冷战结束后，美国谋求“单极世界”的目标及全球战略在世界受阻，其霸权地位难以为继，所谓“后冷战时代”悄然而去。与此同时，世界权力始终由少数大国主导、西方国家决定世界命运的国际格局，正为今天走向多极的时代所摒弃，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经济力量的对比，是构成国际格局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大变局”的基础。近年来，中国、印度、俄罗斯、拉美地区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它们的经济总量及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其中尤以中国最为突出。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已经不再完全由西方所主导，中国正在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要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机遇，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满怀信心地从历史走向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合力
作者：孙君健（河南大学副校长）
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推动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在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背后，也应看到思想、制度与文化的力量。
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对制度与格局之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前后，思想领域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等完成了由神权到人权、王权到民权的转变。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不断累积，带来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等一系列内部治理体系安排与殖民主义等外部治理体系扩张，带来了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一次伟大变革。十月革命爆发后，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由一国到多国，传入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新中国的成立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巨大转变，极大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改变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世界大变局，深刻地体现出世界历史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华民族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应对。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治理体系基本上以西方大国为主导，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试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政策公开化，而英国脱欧等事件则显示出西方国家内部的分歧与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出的一个中国答案，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国际关系演变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蒲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用国际政治学科领域中的“长周期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等国际关系演变的不同理论范式予以解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现行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弊端。但是，当前的转型并不是颠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主张通过调整和改革，使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集中表现在国际权力结构的显著变化。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逐渐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亚非拉为边缘的中心—外围体系。冷战结束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风靡一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似乎达到顶点。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在西方，欧洲正面临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曾经牢不可破的安全优势、经济优势等都不同程度地被削弱。2019年的北约峰会传递出强烈的不和谐信号，西方国家在经济、安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在减少。随着新兴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分量越来越重，世界权力几百年来一直在西方几个大国之间轮流“倒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此外，传统的权力转移发生在国家之间，而当今的权力转移既表现为崛起中的新兴国家开始分享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权，又表现为非国家行为体、社会运动的权力日益增大。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浪潮为国际社会带来高度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打破了传统的资源和权力垄断，为新兴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提供了难得的物质条件，同时极大强化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观念、制度等也呈现日益多元的格局，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成为知识、技术、信息的生产源和传播源。这种权力分散的现实推动国际政治朝着多元化、多层次的网状结构转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的迅速发展本身就是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伴随着大变局而产生的失序、失范以及长时间的不确定性，对于面临各种重大全球性问题的国际社会而言，也意味着风险与挑战。
全面认识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何成（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能否踏上现代化强国之路，关系到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伟大复兴之梦，关系到揭示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在21世纪绽放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首先，“变”在何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即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快“自西向东”位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文明多样性更加彰显，世界各国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成为主基调。
其次，“道”向何方？大变局的演进趋势，必然反映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这个大变局，是从事实上“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重大转变；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重大转变；是从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勃勃生机的重大转变。当然也还要清醒认识到，世界格局的演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世界力量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道路的斗争也将是漫长的、持久的。
再次，对我是“机”还是“危”？当前我国有利条件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不利条件或者重大挑战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遭到美西方等守成大国的遏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遏制将是长期的、高压的，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一旦应对不好就会延误甚至中断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最后，中国怎么办？面对世界百年难遇的时代大变局，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格局演变与民族复兴、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叠加性、同步性、长期性，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守住守好底线红线，牢牢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最根本的，就是要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全党团结统一、行动一致，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胸怀两个大局 开辟发展新局
作者：彭国华（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相互交汇、彼此深刻影响的。研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离不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一重要论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把握这两个大局的内涵、特质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如何从胸怀两个大局出发谋划和推动工作，不断开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当今世界经济领域正在发生大变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迟迟走不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美国等西方国家背离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倒车；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和比重不断增加。在这个大变局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中国，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大变局：“G7”“G8”等“富国俱乐部”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来越不得人心；“G20”等更具广泛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影响日益深远，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赢得广泛国际共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众多国家响应。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正在发生大变局，前沿性、颠覆性高新科技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中国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在主要领域同欧美强国处于“跟跑”或“并跑”态势，在5G、量子通信等一些领域甚至占得先机、居于“领跑”位置。
当今世界范围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发展演进正在发生大变局：当今时代，世界范围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在这一大变局中，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发生这一深刻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这一大变局前途和走向的关键变量。
胸怀两个大局，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符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向发展要求，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对此我们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同时应该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在不断发展演化之中，尚未定型定局，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和变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交汇，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着力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断开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符合世界人民意愿和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方向演进。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坚定文化自信
作者：肖远平（贵州师范大学校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坚定文化自信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促进革命文化传承创新，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一直有着非凡的文化气度和文化责任，特别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充分体现了往圣先贤的思想抱负。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种狭隘的文化，而是面向世界发展、推进人类进步的负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担当，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和人类未来发展的积极贡献，是回应世界当下矛盾冲突和发展道路、未来前景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在维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交流互鉴，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3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