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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饶宗颐,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

2月6日凌晨1时左右,文史学界著名学者饶宗颐在睡梦中离世,享年101岁。他和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

饶宗颐,号选堂,祖籍广东潮州。1917年8月生于广东潮安,家学深厚,自学成才。先后执教于无锡国专、华南大学等校。1949年迁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期间曾担任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远东学院、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学聘为荣誉教授。

饶宗颐被人尊称为“饶公”,他的研究领域囊括上古史、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词学、史学、经学、礼乐学、宗教、书画、音乐等,出版著作60余部,通晓英、法、德、日、梵等6门语言。1962年因《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汉学儒莲奖”。我们在先生逝世当天整理出一份饶宗颐书单,包括他生前在大陆出版的学术著作、随笔诗词集、(通俗)传记访谈等三类,经由这些书籍感知他的思考之广阔。

今天,我们再次发文怀念这位老人。作者是中国香港特区的一位文化评论者,在他看来,饶宗颐先生“南来香港,我城之福”,但逐渐被“符号化”,变成“神”一般的人物,各种以他的名义命名的文化馆、国学馆、学术馆等等纷纷开张。

撰文 | 许骥

立春刚过,“国宝”饶宗颐先生溘然长逝。消息立刻刷屏朋友圈,转发的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学术圈、文化圈的朋友,无不惊叹惋惜;第二类,凑热闹的朋友,大多放一句“大师一路走好”之类;第三类,略知饶公事迹却不太留意饶公近况的朋友,竟然说出“原来他还活者”这样令人尴尬的话。

然而这又情有可原,香港多处可见与饶公有关的事物——香港大学设有“饶宗颐学术馆”,浸会大学设有“饶宗颐国学馆”,荔枝角有“饶宗颐文化馆”,而且饶宗颐文化馆内还立有等人高的饶宗颐铜像——为生人立像的时代,容易令人错乱。

学术无出其右,学历只有小学

世人皆知饶公学术成就高,但知其成就如何高之人恐怕无甚。近代大学问者,如钱穆精通儒学经史,冯友兰精通中国哲学,钱锺书精通中西文学等等。而饶公则可谓在甲骨文、经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古典文学等领域均有造诣,更精通英、法、拉丁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种语言,又深谙诗、书、画、琴等多重艺术——真配得上人送之“业精六艺,才备九能”八个字。饶公学问之大,以至于有人提出对他本人的研究可称为“饶学”。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作者:饶宗颐

版本:中华书局 2015年8月

“通论十三篇,在梳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纵论正统论的提出、演变和论争的史实。资料三大篇,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历代有关正统论的史料原文,末附出处,间附以按语,或者考证史料,或者补充作者生平,或者驳正观点等。”

饶公自己曾说:“我的天地,有中国的,有印度的,还有西亚的。近东、远东,合起来一起做的,而非只是一方天地。”香港商务印书馆前总编辑、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雄认为:“饶宗颐堪称中国相当长时间内最后一位通人。”学界素有“南饶北季”的说法,饶是饶宗颐,季是季羡林。而季羡林先生则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然而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大学问家饶宗颐,在今天这个只认学历和论文数量的学术系统中,可能很难成为学者——因为他的正式学历只有小学而已。

1917年出生的饶公,出生在一个富商家族。饶公的父亲饶锷是岭南著名儒商,一方面经营钱庄生意,一方面有座远近闻名的藏书楼,名叫“天啸楼”,藏书数以十万计。饶公的伯父也开钱庄,同时是画家兼收藏家。民国初年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瓷佛像,日本人誉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伟大的杰构之一”,饶父买了两尊,伯父则买了另外两尊。从小,饶宗颐就是读着家中藏书,把玩家中藏品长大的。在这样的家世熏陶之下,天资聪颖的饶宗颐可以说天生就是做学问的种子。他的“中文教材”是《四部备要》,8岁就能写诗。现在能找到的饶公最早的诗作,是他在16岁父亲去世那年写的,题曰《咏优昙花诗》,全诗如下——

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无定之理,为诗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植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雕,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太苍。

太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讵为逼。

达人解其会,保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作者: 饶宗颐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9月

从广阔的世界角度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审视国内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由饶宗颐校订,集其主要著作,涵盖国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等。

南来香港,我城之福

不过据饶公自己说,他少年时最喜欢读的书还是志怪小说《封神榜》。饶公十分痴迷里面的各种人物与法力,十几岁那年,他甚至尝试提笔写小说,名叫《后封神榜》,写了十几万字之多,可惜后来没有世传。至于饶公为何从小说转向史学,用他原话说,是嫌小说里面虚构(imagination)的成分太多,不像史学需要利用大量真实史料。学问者,有所约束方显神通,不可太过天马行空。

后来饶公迁居香港,可谓香港之福,而香港则也是饶公的福地。

行走中的饶宗颐。

饶公与香港结缘有两次。第一次是1938年抗战爆发以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聘请他到老家潮州去编辑地方志。抗战爆发后中山大学西迁云南,本来饶公作为员工也要去云南,但他生了一场大病延误了行程,没去云南,而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饶公经人介绍结识了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一位是书画家叶恭绰。王云五当时想在四角号码的基础上编一个“八角号码”,请当时只有20岁的饶公帮忙,这是他对文字学产生兴趣的开始。而叶恭绰当时则在编“全清诗”,也请饶公收集。这两段情缘对饶公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极大影响。其后香港亦沦陷,饶公再度返回老家潮州。

饶公第二次与香港结缘是1949年大陆变天,饶公再到香港。因为饶公当时孤身一人在港,妻儿、亲属都在潮州,就有人劝他回潮州,但他没有听从。后来饶公说:“如果我当时要是回去的话,我现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1952年,饶公去香港大学执教。饶公没有学历,完全是自学,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主任林仰山教授慧眼识金,不拘一格聘请饶公。这件事对饶公影响至深,因为那时候很多南来的读书人还在为生计发愁,饶公自称只会做学问,一纸聘书让他可以继续安心于书桌前。用饶公自己的话说:“港大给我一份薪水,还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开阔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文化。”

南来的学者在香港教书,也要适应香港的环境。在饶宗颐口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的《饶宗颐学述》里,饶公如此形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学情况:“港大上课,国语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学生不欢迎。我的广东话是学的,我自己的语言(潮安话)与广东话是完全两个语系。我的潮州话是闽南语系,所以广东话也要学,因为第一次来香港已学了广东话,所以上课讲广东话没有问题。像罗香林,他的国语是带客家话的,他不会讲广东话,令人奇怪,他一直是讲国语的,所以我讲课比较受学生欢迎,就是因为语言上容易沟通。”

《文学与神明》

编纂:施议对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5月

饶宗颐访谈录。呈现了饶宗颐在史学、文学、经学乃至甲骨学、秦简学、敦煌学诸多领域的建树,以及诗、词、文、赋及书法、绘画、琴艺诸多方面的艺术风貌。

作为“符号”的饶宗颐

1968年饶公再次南渡去了新加坡。相信他这次离开香港,与内地爆发“文革”,香港也发生了“六七暴动”的紧张局势不无关系。当时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新加坡大学成立中文系,邀请饶公担任首任系主任,饶公便去了。然而后来经饶公的女儿回忆,饶公在新加坡任教期间可能并不太顺意,因为新加坡那时特殊的政治气候,对华人、华文都颇为抵触,对自由的箝制亦很厉害。所以,饶公虽然和新加坡大学签了9年长约,但是1973年提前解约回到香港。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十周年,邀请饶公担任中文系主任。饶公欣然前往,一直做到荣休。其实饶公和港中大早有情缘,因为他是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饶公荣休后,还一直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做带研究生。

1978年饶公退休那年,正值内地改革开放,学术禁区也逐渐扫除。不久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邀请饶公回内地,饶公花了几个月时间走访了内地30多座博物馆。内地虽然经历“文革”浩劫,毕竟地大物博,饶公退休后发表的文章数量远远多于退休前,这与内地的文化营养是很有关系的。例如他赴广东实地考察后,写了两篇论文分析六祖慧能,成功推翻过去千年世人认为六祖慧能目不识丁的成见,对佛教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饶公桃李满天下,学生当中有学问家,也有文化人如黄霑。凡采访过饶公的记者,都知道他为人亲和、平易近人,从不以“大师”自居。只不过后来因为种种需要,饶公逐渐被“符号化”,变成“神”一般的人物,各种以他的名义命名的文化馆、国学馆、学术馆等等纷纷开张。

而饶公本人淡泊名利,他用“饶宗颐”之名为香港学术界积聚能量,被泽后世学人。例如香港大学的饶宗颐学术馆乃自负盈亏,无政府资助。港大“饶馆”成立之初,饶公便慷慨捐出其藏书超过4万册(其中包括古籍善本700余种,共2500册左右);另外他还捐赠了自己历年创作、收藏的诸多书、画、文玩。

《文化之旅》

作者:饶宗颐

版本:中华书局 2011年7月

饶宗颐的学术随笔集,共收录《维也纳钟表博物馆》《佛教圣地》《柘林与海上交通》等三十六篇文章,并搭配他的照片、画作与诗词选萃等。

饶公的学术著作高深,普通读者难以一下入门。倘若推荐一本饶公的著作,不妨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文化之旅》开始,本书以文化游记为主,通俗易懂。金庸曾说:“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如今饶公仙逝,他播下的种子早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过饶宗颐,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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