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一位难以别离中国的美国前驻华大使（6）
徐忠友
为办好燕京大学操劳
再说司徒雷登资金拿到手后，学校的条件明显改善，盖起了新的教学楼的师生宿舍，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可以说皆大欢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原来住在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现在也有了一大间像模像样的大办公室，他有时兴奋得哼起美国小调，甚至会把脚搁在办公桌上，多少心里有点得意。
不过司徒雷登心里明白，要办好燕京大学除了改善硬件外，内部的教学和管理必须尽快加强起来。特别是燕京大学办学的方向和教学的内容，对学校的影响和发展是起根本性作用的。
教师是学校的主心骨，燕京大学创办之初，教员中只有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名师、大师任教。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名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
多年后，燕京大学就吸引了一批大师名师来教学，国文系有周作人、陈寅恪、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郑振铎等人，历史系也有钱穆、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还有冯友兰、洪谦、张东荪等名师。其中也包括美国记者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都是燕京大学出来的学生。当时，校长的月薪为500大洋、教授的月薪为360大洋，可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在有些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教授工资，这也确保了学校教师队伍的优质和稳定。
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办的学校，资金也主要来自教会，原先是有一套教学规定的。出生和工作在中国的司徒雷登早就意识到：如严格遵循教会原来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就无法生存下去；只有教育政策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需求，学校才可在中国立足和良性发展，否则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办学失败。
司徒雷登还认为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所以当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的时候，燕京大学响应最快。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
“是我们办的学校，我们出的钱，就必须由我们管理。”当时，燕京大学董事会一些外籍成员对中国教育部这一新规章表示强烈反对，司徒雷登便耐心地去做思想工作，花了不少时间说服他们，他本人也带头由校长位子退居校务长。对于中国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他也表示完全赞成。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当时虽为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却逐渐演变成“中国化”学校，并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认可。
可谁也没有料到，在司徒雷登忙于办好燕京大学之际，他的爱妻艾琳因病于1926年6月5日在北平不幸因病去世，安葬于燕京大学公墓。内心痛苦的司徒雷登为不负这份纯洁的爱情，此后终生未再娶。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历史文化学者徐忠友简介：
徐忠友，男，1957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市,自学成才。曾任浙江青年报编务室主任、中国企业界杂志社社长办主任、中国记协《中华新闻报》总编室负责人、华夏风采杂志副社长、华人英才副总编辑、华语之声副总编辑兼地名文化频道总编、《浙江民政》执行主编。现为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看看浙江传媒公司副总编辑。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日史》编辑部顾问、钱塘江文学社社长兼总编、乌托邦文学社杭州总社首席文学顾问、乌托邦文学社编委会文学顾问、浙江省作协会员、衢州日报传媒集团人文智库专家、江山市作协顾问，资深记者、著名作家、诗人、历史文化学者、国内知名藏书家。
半世纪来，徐忠友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团结报、香港商报、文汇报、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星河》诗刊、中华英才、中华儿女、中国政协、纵横、中国青年、中国作家网、《浙江作家》《文化交流》，还有美国侨报、欧洲时报、西班牙侨声报、澳大利亚侨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100多家国内外报刊，发表了采访政界、商界、文艺界、体育界等各界名家的报告文学和新闻专访等800多万字。出版了《五环之梦》《江山多娇》《同心追梦》《群星璀灿》等专著、合著10多本，特别是参与了首届世界浙商大会丛书《天下浙商》和杭州G20峰会赠送国内外贵宾的礼品书《我们是浙江人》的采编工作。他的作品先后30多次荣获全国和地方报刊一二三等奖，其中报告文学《静静的子夜》，得到中国作协副主席陈荒煤先生的高度评价。中华英才、华人英才、中国人才、中国劳动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经济生活报、联谊报、衢州日报、凤凰卫视、浙江卫视、浙江经视、钱江都市频道等曾报道过他多方面的事迹。他还在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浙江传媒学院举办过大型“徐忠友新闻、文学作品暨藏书展”和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受到多方好评。
社长总编 徐忠友
副总编辑 徐 姗
责任编辑 徐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