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舞台中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缓缓升起。从此刻起，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正式回归祖国！
当晚10万各界人士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广场上焰火升腾、锣鼓喧天、掌声雷鸣。
香港维多利亚港，万炮齐鸣、烟花齐放。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华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为这一神圣时刻欢呼。
与中国举国同庆的欢乐盛况形成鲜明对比是，英国王储查尔斯和已然谢幕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交接仪式后，黯然离场。
最后的探戈：政改
彭定康，本名克里斯•柏藤，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92年7月29日出任香港总督。从上任那一刻起，他的名字就注定与末代总督联系在一起。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中国政府确定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1990年4月4日，中国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进入后过渡期，回归进入倒计时。
作为末代总督，彭定康最大的责任是保证香港平稳过渡，将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交换到中国政府手里。然而，彭定康却逆历史大势而行，与中国政府为敌，与香港利益背道而驰。
彭定康一到香港便炮制出“贻害万年”的政改方案，干扰香港平稳过渡，他也因此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20世纪90年，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受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系列事件的影响。
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所谓的“和平演变”，英国保守派蠢蠢欲动，开始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制造障碍，宣称要在推进香港“民主化进程”。彭定康就职香港之后，香港形势急转直下。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刚到香港3个月，就在立法局复会第一次会议上交了题为《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的施政报告，即有名的1992《政改方案》
政改的主旨是将香港的政治体制由一直以来的行政主导转变为立法主导，以普选的名义削弱中央对香港的控制权，也为香港回归之后继续插手香港事务埋下伏笔。
所谓的立法主导政治体制，是借鉴西方的代议制度，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行政机构对其负责。
在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年里，一直都是行政主导体制，一切事物由港督负责。在即将还政于中国之际，英国突然“民主”起来，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政改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首要的将立法与行政分家。彻底取消香港政治体制中强化行政主导的“双重委任”——即立法局议员担任行政局议员，以强化立法局主导的“代议政制”。
其次是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的年龄降到18岁，采取“单议席单票制”，改革功能组别，造成事实上的议席直选。
第三是改革地区组织。扩大区议会职权，同时区议会取消委任议员，全部区议员由直选产生。
第四是改革选举委员会，将全部或大部分直选区议员纳入选举委员会。
如此一来，立法局成为一个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同时使立法局议员变成变相普选，英国培养的代理人能越过中国政府，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香港回归之后，英国的代理人仍可获得香港的管制权。
照此办理，即使1997年后英国失去了对香港的统治，但也能继续保留英国对香港政治的影响和操纵。
同时，一旦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把香港搞成一个独立的、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搞成第二个新加坡。其险恶意图，昭然若揭。
针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邓小平表示这仍是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对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说：
“英国人最近要从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九七后英国仍然要管理香港。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
10月下旬，彭定康访问北京。自以为挟裹民意，造成所谓的既定事实，有了谈判“筹码”，中央政府不得不同意他的方案。但他却完全料错了。
彭定康作为香港总督就职后第一次访问北京，他以为鲁平会亲自去机场迎接，然而带到机场后只有工作人员，初次遇冷。
当彭定康一行人来到钓鱼台国宾馆时，车子轮胎却在大门外坏了，在一群记者的包围之下，工作人员修起了轮胎，场面十分滑稽。彭定康也只能非常气恼地下车步行。
在与鲁平举行闭门会谈时，鲁平开口就批判他，表示他提出的方案破坏了香港的顺利交接、平稳过渡：“你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是完全行不通的！”
彭定康原本以为邓小平会接见他，然而他只见到了外交部长钱其琛。会面之时，他伸出手与钱外长握手，钱外长当着众多媒体记者的面拒绝与他握手，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三违反”，称：“彭定康先生，你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基本法》，违反了中英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场面十分尴尬，接下来的会谈仍旧不顺利。
彭定康的“筹码”毫无用处，北京之行无果而终。没等彭定康登上飞机，鲁平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指出彭定康的做法是在蓄意破坏中英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
激烈批判说：“彭定康在历史上，将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最后的挣扎：“还政于港”
在中央政府遇冷之后，彭定康在继续在香港推行他的政改方案。1992年12月彭定康将政改方案登上政府宪报并于15日提交立法局讨论，中英双方分歧公开化。最终，中方和英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公开的论战、甚至对抗。
为此，邓小平指示鲁平：“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中方做起了两手准备。
1993年4月22日到11月27日，中英双方举行了17轮谈判。讨论了香港1994/1995年度选举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政制的衔接。
中方在谈判中表现出了最大诚意和灵活性，然而英方却一意孤行，始终顽固坚持其“三违反”的错误立场，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
在谈判过程中，彭定康和英方仍在香港继续推行政改方案，声称要“还政于港”，破坏和平过渡。
彭定康在立法局内成立了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对政府政策进行监督，增加立法局对政府的制衡作用。
英国政府也修改了《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有关条款，取消了总督任立法局主席的做法，由立法局议员互选产生立法局正副主席。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是将立法会变成独立的代议机构。
与此同时，彭定康还改革香港政府运作架构，推行政府部门公司化、独立化。比如成立了房屋委员会、广播事务管理局和医院管理局，使其脱离政府架构。
彭定康在1993年10月发表第二份“施政报告”，表示要把所谓“自由的思想”植根于港人心间，使港人坚持所谓“正确的路向”。
为争得舆论支持，彭定康不遗余力地将英国与中国的政治较量，变成香港市民与中央政府的对抗。
1994年2月24日凌晨，香港立法局经过近10个小时的激烈辩论，通过了彭定康提出的第一阶段政改方案，当天下午，英国政府便公布《香港代议政制白皮书》。
为维护香港的利益，粉碎彭定康的阴谋，中方立即采取了争锋相对的措施，正式发表声明：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
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这项申明终止了“直通车“方案——根据中英之前的协议，最后一届立法会议员可以全数过过渡到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将彭定康做的“最后安排”设定为无效。在制度上，香港回归之后将另起炉灶。
1996年3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作出成立临时立法会的决定，并且在12月21日选举产生了由60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
同年11月2日，在筹委会的主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12月11日，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12月16日，李鹏总理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至此，香港回归准备工作就绪。
香港回归工作虽然遭到彭定康等英国保守派的百般阻扰，但在邓小平的指导之下，为香港和中央政府利益，分毫必争，保证了香港顺利回归。
最终的宿命：离开香港
1997年6月30日，在香港任职4年零8个月的末代总督彭定康终于“安静”下来，接受他的宿命：离开香港。
在港督府举行告别仪式之前，彭定康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左右为难。在离开港督府回英国之前，按照惯例，港督需要给英国女王一封“述职信”。
彭定康也拍了一封电报，内容非常简单：我已撤离，上帝保佑女王。
落款却让他犯难，按照规定，电报落款必须署名港督某某某。但彭定康作为末任总督，即将离开的时候，看着总督字样心情沉重。几经踌躇，他划掉了总督字样，直接署名，彭定康。
当日下午16时30分，总督府按例举行总督告别仪式。此时天空下起了大雨，彭定康和总督府全体人员200多人站在草坪上，听着英国海军军乐团奏《日落余晖》，看着旗手一步步走向旗杆准备降旗。
按照惯例，每一任总督在离开前都会举行交接仪式，前任降下国旗交给继任者升旗。然而，这一次，再也不会有英国国旗可以在香港总督府升起。
彭定康面色凝重，仰头看着英国国旗缓缓落下，脸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当旗手手捧将降下的国旗递交给他时，他似乎还沉浸在悲伤之中，慌忙之中只顾伸手接国旗，连敬礼都没顾得上。
直到旗手先向他敬礼，他才收回已伸出的手，回了旗手的抬手礼，再次接过国旗。彭定康手捧国旗，似乎手握了千斤重担，低下头去，缓慢转身离开。
降旗仪式结束之后，彭定康携家人坐上港督专车。按照惯例，离开港督府之前，港督乘车绕行港督府花园三圈，寓意之后还可以在回来。
彭定康的专车在众人围观之下，绕行了两圈之后便开出了港督府。彭定康或许是过于悲伤，不愿再逗留，又或许是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16时40分，末代港督彭定康永远的离开了港督府。
晚18时15分，英方的告别仪式在天马舰露天场地举行。主礼嘉宾包括王储查尔斯王子、英国首相布莱尔、外相罗伯特·库克、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彭定康。
彭定康做了最后的告别演说。仪式举行时下起滂沱大雨，现场狼狈, 可谓是凄风苦雨，为彭定康的撤离添上悲哀色彩。
告别仪式结束后，彭定康一行人前往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参加政权交接仪式。
在英军降国旗仪式之前，查尔斯王子先做发言：根据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香港将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查尔斯的神情落寞，语气哀伤。
彭定康在现场，一直低着头，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多年之后他坦言到：我一直不敢看与香港政权交接的任何的资料。
交接仪式结束之后，查尔斯王子和英方官员代表以及彭定康在媒体的注视下离开现场，所有人面色沉重。
随后，一行人登上英国皇家游艇“不列颠安娜号”离开。选择通过轮船离开香港是有深刻寓意的，寓意英国当年从海上来，又从海上离开。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香港的最后一天，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也是中国人值得铭记和举国欢呼的一天。彭定康离开香港，代表了英国离开香港，是殖民时代的落幕。
这是历史的大势，逆历史潮流而为之的人，终不会有被善待。离开是彭定康注定的宿命，最后五年不余遗力的搅局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光荣撤退”？
但彭定康的离开却并不是所谓的“光荣撤退”。在港期间，他的政改方案和代议制方案让香港回归横生枝节，扰乱平稳过渡。
更严重的是，这些做法给香港人留下的是短时期内难以消弭的分歧、不信任。一些香港精英人士因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而对中央产生的对立情绪，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还有精神上的挫败感一时间也难以消弭。
同样经历过大英帝国撤退安排的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告诫香港人“英国政府预备把英国在香港及中国的利益作赌注。香港只是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英国在香港搞民主立法，实际上是国际上大国的阴谋。”
现在香港存在的问题，与英国的“光荣撤退”有着莫大的关联。英国统治香港的一个半世纪，从来都是港督独裁，却在离开之前5年内大步推行“民主化进程”，造成香港立法和行政的长期分裂。
给民众尤其是青少年造成“民主”假象，使他们一叶障目。其心可诛！
更让人愤怒的是，彭定康已经离开香港二十多年，这些年他一直在公开场合发表不符合他身份的言论，妄议中国内政，误导香港民众，荼毒香港。
香港特区如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抵住外部干扰，恢复秩序，正欣欣向荣发展。如彭定康之流，无论怎么垂死挣扎，也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彭定康在被迫离开香港时没明白的道理，时间终会教他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