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渡四世同堂社区是很好的选择
在服务经济中，企业搬至郊区小镇运营可能成本更低。有了居家办公的数字化能力，人们可能不再需要跟着工作的变动重新安家。他们或许会更喜欢大房子，而非蜗居，每周只需一两天忍受较长时间的通勤。甚至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这种“消失的距离”就已经使生活在大都市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场疫情爆发前，部分因为房租高得离谱，巴黎、纽约、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在减少。
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或许会影响家庭规模。繁华大都市的养娃成本极高。一些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新加坡、东京、香港、上海和北京——生育率也最低。如果情侣们可以搬离大城市，在不牺牲事业或让自己破产的情况下买下一处庭院，他们或许更可能会考虑组建家庭。外迁到郊区或乡村或许还可以开始弥合居住在农村的祖父母与子女之间在距离上的鸿沟，这种情况在亚洲尤其严重。正因为此次危机暴露了如此多独居老人的绝望困境，它可能推动向更多世代更近地生活在一起逐渐回归。
4 2 1的人口结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破坏的传统养老结构有望在四世同堂社区得以恢复。
“死神”在城市中肆虐的一幕并非不可避免。通过2003年“非典”(SARS)爆发后建立的追踪和监控系统，新加坡和香港已经成功遏制住了疫情。新加坡今年1月就开始禁止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入境，而且有大量传染病防控立法，允许当局对违反隔离令的人进行监禁。未来，最安全的城市可能是那些监控最严密的城市。然而，崇尚无拘无束的西方城市可能无法接受进行这样的监控。Z世代的态度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西方年轻人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对于老人来说是最大的伤害，自然免疫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消灭老人，降低政府责任变成政府纵容年轻人的依据。
长期以来，希望保持相互陌生一直是大都市生活的特征。人们搬到城市就是为了逃离人人都相互熟识的小城镇。但这场疫情激发了人们对更多人际联系的渴望。支持弱势群体的本地组织的扩大，让之前从不往来的邻居们走到了一起。那些为了逃避童年的狭隘眼界而搬到城市的人，如今正在疯狂地构建我只能形容为乡村的东西。这些趋势肯定将持续下去，因为一旦你帮助了一个人，或者他们帮助了你，你就不能再“无视”他/她。
人们的共识带来了生活的集聚，带来了社区的改变，而新的社区成员带来的是四世同堂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场疫情对都市生活的价值提出质疑，那么并非所有城市都会同等地实现繁荣。咨询公司贝恩(Bain)在2016年一份有关“距离成本下降”的报告中预测，拥有绿色、适宜步行的中心的城市——纽约、巴黎、伦敦和旧金山——将保持对年轻人和富人的吸引力。报告还指出，中等收入家庭将搬离传统郊区，来到所谓的“新乡村”——距离市中心50多英里、拥有绿色植物和文化设施的低成本居住区。
四世同堂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世界的梦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想重新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在Zoom视频电话中，我开玩笑地提出要突然出现给每人送一杯脱脂拿铁。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对办公室生活的渴望，对我来说，这种生活目前扎根于伦敦。但也可能是其他地方吗？或许吧。我与搬到佛罗里达的那位先生的一个朋友取得了联系。“他们还待在那里，”她说，“他们喜欢那里。“超大城市的时代或许已经结束。
超大城市必然结束，历史进入2020年，一场瘟疫改变了人们熟悉的生活，中国人讲引领世界的新社区，新生活方式，而普渡的四世同堂所代表的思想必将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