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年8月输出第一批华工开始，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约有14万华工（其间80%为山东人）远涉重洋，有9.6万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余人则在美国赴欧远征军中服役。在2万名死亡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难华工计为1874名，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其中包括来自阳信、无棣、惠民等滨州籍华工。
长眠在法国最大的华工墓诺莱特华工公墓中的有长山（即今邹平）王鸿木、阳信田得祥和无棣牛夕孟等，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村庄墓地里有沾化闫宝同、安西瑞等人，在比利时华工墓有长山宋守元、周玉杰(据考证是现马尚镇人)等人。
华工携带个人物品乘蒸汽车从努瓦耶勒离开
那么到底有多少滨州籍华工不远万里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呢？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和遭遇？又有多少人长眠欧罗巴？他们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以工代兵：滨州籍华工“放洋”漂泊数万里，绕地球近一周
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法等协约国因战事吃紧导致劳动力资源缺乏。1916年，法国与北洋政府达成在中国招募华工的协议，设立招工机构——惠民公司招募华工。首批法招华工抵达法国后，英国政府也步法国后尘，通过山东各地的教会组织，用“骗征”方式招募“契约华工”，他们声称到欧洲、非洲垦地开荒和修铁路，被招募者月工资现大洋10元，另外教会还要补贴大洋10元(当时10元可买到1000多斤高粱)，滨州各地贫苦农民闻讯而至，地域覆盖阳信、无棣、滨县、蒲台、沾化等地。
前期华工航运路线一般从威海卫转走香港、新加坡、印度、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入红海，直达法国马赛港，再乘火车到里昂。1916年8月24日，第一批法招华工，经过2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才最终抵达马赛。1917年1月18日，英招首批华工1800人由威海出港抵达马赛。1917年2月10日，英招第二批华工2100多人由威海出发，不久得到法招华工所乘邮船“在地中海被德潜艇击沉，500多人遇难”的消息，因所乘轮船已漂泊海上，不可能再临时改变航线，于是面临随时被德潜艇袭击的危险继续前行，绕道好望角，经过七十六天终于抵达法国。
3月份英方调整了航运路线，开始绕道日本，途经太平洋、美国、加拿大，需耗时两个月，几乎绕地球一周，最终才到达欧洲的法国“西线战场”。
有关专家分析，死亡华工约有2万，英、法方面现有资料只找到2000多名死亡华工名单，仅为十分之一。现有资料记载滨州籍华工死亡人数159人（不包括高奉琮），照此推算，滨州籍华工实际捐躯者应大大多于记载，但碍于资料所限，具体数字难以确定。
埋骨他乡：有滨州籍华工长眠欧洲，战后死亡人数高于战前
永远留在欧洲的已亡滨州籍华工，据现有资料所载的159个滨州籍华工死亡名单（不包括高奉琮）中，埋葬在诺莱特华工公墓者76人，葬于比利时者10人。每一座墓碑都向东方遥望，墓碑上大多刻有“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四个成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年轻力壮的华工在短短几年内成千上万地死去呢？
对此，史料匮乏。现有资料中只简单记载滨州籍华工死于空袭者4人，空袭后失踪1人，死于肺结核、腹膜炎、坏疽、肺炎等疾病者7人，其余不详。笔者仔细爬梳资料，发现华工死亡的原因有空袭、疾病、事故和参战等诸多因素。在一战胜利前，空袭和疾病是主要原因。
疾病是华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赴欧途中，漂泊数月，航程数万里，晕船、饮食不适、风浪与疾病的威胁如影随形，再加上治疗条件有限，有的病死海上（史料记载是“患疯症”）。有的禁不住苦痛折磨，跳海自尽。抵达欧洲后，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生活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落后的医疗条件，根本不能保证华工们的生命健康。博兴尹可意，1917年8月在法国死于坏疽。长山赵孝珍、李义殿、沾化宋光德，均于1917年9月、10月间在法国死于肺结核。滨县杜吉孟，1917年12月在法国死于肺炎。
众多疾病中夺去华工生命的主要是精神疾病和“西班牙流感”。1918年5月23日夜晚，德国飞机袭击了努瓦耶勒，一些惊惶失措的华工逃离了华工营，当人们在田野中再次找到他们的时候，或已死去，或者发疯，有的被关进“疯人四方院”后死去。
有资料显示，战争后期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大量华工的生命。在为法国人工作的华工方面，普遍接受的死亡数字是1500至2000人，而为英国人服务的华工的死亡人数在2000至3000人之间，约占华工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据此推算，约有40名滨州籍华工死于这次流感。
抵达欧洲后，空袭是华工死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广饶籍华工蒋镜海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邹平崔福盛，1917年9月2日一次空袭后于法国失踪，推测死亡。1917年9月4日深夜和9月5日凌晨，一群德国战斗机袭击了敦刻尔克(Dunkirk)，“轰炸了当地的一个华工营，造成华工15人死亡21人受伤”（丛爱娟《参加一战的华工与威海卫》）。长山李可忠，即死于此次空袭。1918年3月21日，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华工遇难，长山孙义田、长山许俊（君）德，均死于此次空袭。长山周玉杰，1918年5月18日在法国死于空袭。
事故也是华工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距圣昂戈埃尔西北十多公里处的肖克镇英军墓地埋葬着16个中国人，其中有十二人死于同一天：1918年5月29日。是日，华工七十四营三连奉命去掩埋尸体，因哑弹爆炸，致使十二名华工丧生，被就近埋葬。每个人的墓碑上刻着他们死亡的日期“1918年5月29日”还有“流芳百世”四个大字，下面是一行英文；“A good reputation endures forever”。这段英文的意思直译是：好名声永远流传，意译就是：流芳百世。沾化许秉震和蒲台宋奎元，均于此日死于法国，或许就埋在这个墓地中。
根据现有资料统计，笔者惊讶地发现，一战结束前滨州籍华工死亡者计71人，一战结束后死亡者计88人。死于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有沾化吴荣德、阳信冯玉成、惠民陈延庆等10人，死于1919年的有邹平韩光春、长山何玉富、齐东曹凤成等77人，死于1920年的有沾化姜龙虎1人，再加上3名死亡年份信息不确定者，滨州籍华工战后死亡人数竟然高达91人，远远高于战争期间死亡人数。
他们没死于炮火纷飞的战场，却捐躯于万众欢庆的胜利之后，殊为可惜！据统计，英招华工在停战时约96000人，其中8万人仍在继续工作，清理战场，有人在挖掘哑弹时被炸死。欧华历史学会会长叶星球说，“有很多华工在战后打扫战场时，被遗留的地雷炸药夺走生命”。
踏上归程后，有的华工因满身伤病，再也熬不住远途漂泊，还没有眺望到祖国的海岸，便撒手海上。在有关档案中，记载着部分返华途中病故者的名字。惠民张受禄，1919年即在海上（可能是“Neuralia”号医院船）死于腹膜炎。据不完全统计，华工归国途中的死亡人数比赴欧途中高出数十倍。
今日重温历史，旨在告诉人们，他们不该被遗忘，也不会被遗忘，他们的功勋将流芳百世，永载史册！（邢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