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
一、林语堂的思想渊源
林语堂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代作家，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只向中国介绍外国思想文化的时代，林语堂却同时面向中国和西方，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在林语堂身上，中西文化有一个比较和谐的交融，这也是促成他异语写作的原因之一。
林语堂1895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村，他的家庭比较特殊，是一个基督教气氛浓厚的家庭。林语堂的祖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父亲林至诚是乡村牧师，从而影响到他母亲也入了教。所以林语堂是在一个中国农民和乡村牧师合二为一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林语堂的幼年教育深受其父林至诚的影响，中西文化兼顾，一方面读《诗经》、《幼学琼林》、四书、《声律启蒙》，另一方面也被鼓励读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以及狄更斯、莫泊桑等人的作品。
上海圣约翰大学
和同时代其他作家尤其不同的一点是，林语堂是首先受西方文化的系统教育，之后才恶补中国传统文化。他十三岁那年入寻源中学读书，这是一所教会主办的免费学校，为以后上洋学堂学英文做准备。从寻源中学毕业后，林语堂又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深造，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以英文教学的高水平闻名国内外，顾维钧就毕业于这所学校。在这里林语堂阅读了大量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书籍，对西洋文明和西式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但由于圣约翰大学不重视中文，所以林语堂这段时间基本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1916年从大学毕业后，林语堂来到清华学校做英文教员。在他到北京工作之后，发生了两件事，对林语堂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一是与同事共游长城，人们谈起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林语堂深受感动，情不自禁。但当他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圣经故事了如指掌，却对孟姜女一无所知时，他感到十分惭愧，下定决心要认真钻研中国的学问。林语堂的学习方法是首先从《红楼梦》入手，而《红楼梦》的影响也贯穿了林语堂的创作生涯。
二是1918年胡适学成归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去迎接他。当时胡适说了一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一切将大大不同。”胡适只长林语堂四岁，但有如此胸襟，让林语堂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从而更加努力。也是在这一年，林语堂撰写了《汉字索引制说明》，载于《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上，这是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从林语堂教育背景和早年经历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融性是他思想文化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林语堂日后双语作家的身份。在一系列林语堂创作的英语作品中，影响最广的我认为就是《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电视剧
二、《京华烟云》翻译概况
《京华烟云》的创作开始于1938年8月，在1939年8月写完，由美国约翰·黛公司出版。《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后，1940年日本也出版了三种日译本，当然是有大量删改的。日译本的出版引起了中国文化界对《京华烟云》的重视，然而《京华烟云》中译本的问世却十分坎坷。
《京华烟云》的中译本大致有以下8种，大部分都没有译完：
在这些译本中，汎思首先将《京华烟云》翻译成了章回体，而且在译文中插入了“话说”、“却说”、“看官们须知”这样的说书人套语。在欧化文风盛行的时代，这个译本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小说的意味，可谓别具一格。但很可惜只有个开头，而且虽是分回翻译，却没有回目，也没有将书按原著分为三部分，没有《庄子》引文。
郑译本虽是第一个全译本，但林语堂并不满意郑陀和应元杰的翻译，还专门在《宇宙风》上发表了一篇《谈郑译<瞬息京华>》指出这个译本的缺陷，其中最令他不满的就是佶屈聱牙的欧化文法。
其实在林语堂心目中，《京华烟云》最理想的翻译者是郁达夫，他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中陈述了四条理由：“一则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二则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三，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免我读时头痛；四，我曾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交达夫参考。”
林语堂与郁达夫友情深厚，又深知郁达夫的确精于翻译，所以将翻译《京华烟云》的重任交给了他。但林语堂不知道的是，当时郁达夫在新加坡的生活并不安定，繁忙的工作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让他很少有空闲时间专注于翻译工作；另外郁达夫此时也正经历着婚变，婚姻破裂使他身心俱疲，“心情恶劣到了极点”，无心做翻译。1945年，郁达夫突然遇害，《京华烟云》的翻译没有完成，林语堂心目中最理想的中译本也跟着落空了。直到1980年，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决定替父亲还文债，才有郁译《瞬息京华》的出版。出于对长辈的敬重，以及对自己的翻译理念的坚持，郁飞在翻译时尽量淡化了译者的主体性，希望把小说的原本面貌展现给读者。这样的翻译风格和张振玉版的《京华烟云》正好相反。
张振玉版的《京华烟云》是现在最流行的版本，也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版本。他最终修订的《京华烟云》有七言绝句献词，他将每卷标题译为“道家女儿”、“庭院悲剧”、“秋季歌声”，并且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使《京华烟云》的中译本更富有中国文化的气息。我们等会儿会具体分析张振玉的翻译策略，探讨他选择章回体的原因。
三、《京华烟云》的原文本分析
之前说到，在林语堂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者是郁达夫，所以林语堂是有设想一个理想的译本的。考虑到《京华烟云》的特殊性——它是异语写作，在创作时就有一个由汉译英的过程，翻译成汉语实际上是一种回译，回到并不存在的汉语“原本”上来——因此我们有理由推论，林语堂理想中的译本，其实就无限接近于他脑海中的原文本。
这里可能有一些关于翻译学的概念需要说明一下。像林语堂创作的中国题材的英文作品，有一种语言能指和文化所指的错位现象。将这样的作品翻译回汉语时，不单纯是语言上的返回，因为现实中不存在语言形态的原作，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返回，因此称为“无根回译”。后来考虑到回译成汉语实际上就是回到了文化根基，所以这种回译又被称为“无本回译”。在将他人的异语文本翻译回原语文本的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文本，即原文本、译文本和回译文本。《京华烟云》英文原著就是译文本，各种中译本则是回译文本，而林语堂脑海中最理想的汉语版《京华烟云》，则是原文本。
由于在进行无根回译时，译者会努力朝向作者创作时头脑中一直设想的“原文本”，所以如果要了解张振玉的翻译策略，就有必要探讨一下林语堂脑海中的《京华烟云》“原文本”究竟是什么样子。虽然现实中并不存在语言形态的《京华烟云》原文本，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小说内容和林语堂的自述来推论一下。
林语堂在《我怎样写瞬息京华》一文中提到：“在我写作时，所有会话，是故意以中文想象出来，然后译英。如此始使西洋读者读时如阅中文译品，得中文意味耳。”
林语堂希望《京华烟云》是一部能够为西方读者带去中国经验的小说，这一目的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活动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经常看到他中断情节，荡开一笔，介绍中国的医药、风俗或哲学思想。《京华烟云》也的确是一部充满中国文化精神的小说，这从他每卷开头都引用《庄子》作题解就能感受到。
上卷“道家女儿”，引用庄子大宗师。这一卷围绕着姚家的两个女儿尤其是姚木兰展开故事，姚思安在女儿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道家思想的种子，字里行间也透露出顺应天命，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思想倾向。
中卷描写家庭琐事，铺展众人的命运和不幸，的确与“浮生若梦”的主题相呼应。
下卷“秋季歌声”引用知北游。这一卷主角木兰已到了人生的秋季，而她的孩子正值青春年少，踏上战场为祖国做贡献。日军侵华与全民抗战也蕴含着旧中国之衰落是新中国之萌芽的思想，正合卷首引文中生死循环的道理。
林语堂崇尚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以道家思想贯穿全文，题解与内容相得益彰，具有某种“文化小说”的意义。林语堂在写作时，为了保留这种文化意味，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比如，他尝试在文中加入拼音，在文后再用英文注释，以此避免因为在英文中难以找到对应表达方式而造成的文化内涵的流失。
《京华烟云》原著有献词，虽分章但不设回目，显然是照顾西洋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林语堂有言道：“书长三十六万言，凡四十五回，分为上中下三卷。”这里说的“四十五回”，其实就是林语堂为小说所分的章节，不仅明确了小说的体例，也显示出林语堂的文化身份认同。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章回体便被打入旧文学行列，虽在中国有深厚的读者基础，也不被新文学队伍所接纳。而现代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林语堂身居海外，在世界背景下最重要的是凸显民族特征，那么《京华烟云》的文体，自然就要向中国传统靠拢了。
林语堂在写此书时，书局老板劝他“必以纯中国小说艺术写成为目标”，所以“这部是有意的仿效中国最佳小说体裁而写成的”。之前说过，《红楼梦》对林语堂影响深远，林语堂自己都说他是“五体投地佩服红楼梦技术的人”，《京华烟云》便是仿效《红楼梦》而成，具有中国传统审美特征，也吸收了传统的叙事手法，主要拎三点出来说：
- （1） “家族-文化”主题，描写日常生活
首先，是《京华烟云》的家族叙事。《京华烟云》的线索在于姚、曾、牛这三大家族在时代浪潮中的不同际遇，通过对三代人的婚嫁、交际、人情往来来展开情节。林语堂在《我怎样写<瞬息京华>》中说到他认为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四种技巧，其二便是“注重日常生活，家常琐碎”，与这一点联系紧密的便是对人物形象的详尽书写。因为人物性格若不鲜明，家庭琐事便会淡然乏味。
家族叙事有十分深刻的章回体的烙印，可以追溯到《金瓶梅》，《红楼梦》亦深受影响。在传统观念中，齐家与治国的概念是同构的，还可以互相延伸。陈平原先生说，家族叙事适合于从“公”、“私”两方面来考察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是很有道理的。将家族作为小说叙事的中心点，便可以据此将视野辐射到整个社会，入则有日常琐事，风俗人情，出则有三教九流，军国大事。这样以家庭的交际圈来展现社会人生，也是林语堂的叙事方式。
在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见家与国的交融，如以姚家逃难引出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侵略；将木兰的丧女之痛与五四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将牛家的沉沦与发迹和当政者的变迁放置在一条线上。而家破人亡的悲剧，则是日军侵华的结果。
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关于<京华烟云>》一文中谈到创作的缘起：“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可见，出于对“现代中国”的描写渴望，家族叙事横向上可以覆盖国家社会，纵向上可以梳理历史进程，这项传统的叙事资源是很符合林语堂的创作期待的。
- （2）人物的塑造
之前说到，关系家族叙事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物的塑造。人物性格不鲜明，家族叙事就不能出彩。而家族人口繁多的特点，也发展出群像式的人物图谱，并行的人物关系，使小说的人物结构变得非常复杂。
《京华烟云》中人物多，姻缘也多，每对男女的情节都可各成一段故事。这种冗杂庞大的人物结构，也只有章回体才能够容纳的了了。
说到《京华烟云》中的人物形象，就不得不提《红楼梦》的影响。林语堂喜爱《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而对男性不以为然。在塑造《京华烟云》的女性形象时，对《红楼梦》多有借鉴。他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说：“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俗），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妹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宝娟，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姐，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于宝玉。”
和《红楼梦》的血缘关系，使得《京华烟云》中重要的女性形象通常都具有十分符合传统审美的品质。木兰精于厨艺，持家有方，端庄忍让，矜持顺从，大体是符合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期待的。与此同时，她又浪漫而雅致，洒脱而宽容，是个十分有个性的女性形象。
在小说中，木兰完成了从富家小姐到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转变，但这一转变并非出于对新思想（或马列思想）的认同，而是道家文化的返璞归真施加在她身上所产生的影响。从木兰对乡野生活的向往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见芸娘的影子。木兰说：“我要做个平民百姓，不问政治，不求闻达，只求做个商人的妻子——足衣足食，无忧无虑。这儿开一个茶馆，那儿开一家布店，再开一家小饭馆儿，咱们担保食有美味。等老人家百年之后，咱们搬到一栋朴质的房子，带一个小花园，无人来欺压，得空到水上泛舟为乐。”。芸娘在《浮生六记》中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这两段话是十分相似的，都是中国文人隐逸情结的表现。姚木兰这个人物，的确脱胎于湘云和陈芸，因此具有中国传统的审美特征。而她作为道家女儿，她的人生选择和思想变迁，始终以传统的道家文化作为指路的明灯。
姚木兰绝不是一个新派人物，即非摩登女郎，也非革命干将，与出走的娜拉更扯不上关系。她和现代小说中惯常的主人公形象相差甚远，这从她与黛云这样的新式人物的区别上，就能看得很分明。
- （3）文备众体
《京华烟云》整本书都蕴含着十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趣味，这主要表现在插入小说文体的诗词书信、对联典故。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小说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将诗词韵文作为一种提升小说文体地位的手段，同时也不乏作者炫耀才华之意。但当小说发展到明清时期，诗词的融入就有了不可或缺的审美价值，对小说内容的生成也有一定意义。试想将《红楼梦》中的诗词韵文全部删除，那必然会影响它的艺术完整性和思想完整性。
《京华烟云》继承了文备众体的特点，而且更有发展。书信和典故，报刊和告示等多种文学体裁相继进入小说文本，并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举两个例子：
在姚家迁居之时，牛、曾两家前来道贺。姚思安出了个对联供大家消遣娱乐，这实际上就构成了年轻人展示自己的舞台。姚思安出的上联是“曲水抱山山抱水”，让大家对下联。由于对对子是学作诗的基本练习，这样一来，对于年轻一辈谁受了传统文学的训练，谁又是全然新派的人物，读者心里就有数了。像丽莲、爱莲上的教会学校，自然不会对对子。迪非也没学过，和他新派的作风一致。而红玉很有文采，她等立夫、莫愁、木兰纷纷说出自己的答案之后，经过慎重的思索，才道出：“闲人观伶伶观人”，拔得头筹。这场对对子的戏，对红玉而言关系重大，既突出她的古文修养，也突出她心高气傲的性格，还进一步说明红玉虽然也读教会学校，可接受的仍然是中国旧式家庭的教育。
另一个与红玉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一个典故。红玉与木兰、孙亚去杭州游玩，在月下老人祠求签。红玉对签文不满，因为签文表示她的恋情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终为他人做嫁衣，因此显得闷闷不乐。就在这个夜晚，红玉在西湖上看到一对情侣泛舟游玩，因此引出一个民间传说的典故：明朝有一对情侣双双跳湖殉情，后来就有人看到他们的鬼魂被一条鬼船载出来游玩赏月。这对情侣还穿着明朝的服饰，而且永远不见老。诡异的是，这对明朝情侣只有红玉一个人看见了，这个故事紧跟着月老祠的签文，便是来预示红玉的生命结局。冥冥之中，为红玉罩上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插入的诗经、经典、红楼梦诗词、民间传说、文言书信等，营造出了一种具有古典美的诗情画意的氛围，小说整体笼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之中。受西方文艺观念的影响，现代小说往往排斥非小说情节的因素加入，而《京华烟云》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却离不开这些插入的非小说文体，它与中国传统小说文备众体的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大量的诗词典故，也迫使翻译者关注《京华烟云》英文原著与中国文化典籍、传统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张振玉的翻译策略。
四、张振玉的翻译策略
对异语写作文本的回译，有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是对于文化的还原。《京华烟云》虽然以“纯中国小说”被期待，但在面对异域文化时，不得不在文意、文体等方面有所改动，以适应跨文化阅读的需求。但当它被回译到中国时，“纯中国小说”的特征就应该被完全展现。
张振玉的翻译观念其实与林语堂本人十分吻合，和郁达夫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译者亦须应用自己文字技巧，表达作者之思想、感情、风格、文体。于此等表现上遂显示译者之艺术修养，然亦显示译者之个性。”
于是张振玉在翻译《京华烟云》时，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以此还原《京华烟云》中的文化因素。他的译本也是译者主体性最为鲜明的版本，甚至被恪守英文本原貌的郁飞称为“代圣人立言”。
张振玉的创造性翻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小说题目。
林语堂将Moment in Peking自译为《瞬息京华》，作者自译当然应该是权威版本。但张振玉没有采用《瞬息京华》的译法，而是选择了《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的中心词是“烟云”，“京华”是修饰“烟云”的，恰好对应moment作为中心词，in Peking是修饰成分的结构。
对比“烟云”和“瞬息”，也能体会出这两个词语所承载的不同含义。瞬息只能表达moment的短暂，但烟云在转瞬即逝的短暂之外，还给人虚无之感。
“烟云”这个意象，极受中国古代文人的喜爱，荣华富贵与过眼烟云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表达一种浮生若梦的传统思想。
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关于<京华烟云>》中写到：“留给读者细嚼余味，忽恍然大悟；何为人生，何为梦也。而我乃称叹叫绝也！未知他人读毕有此感觉否？故此书非小说而已！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
可见选择《京华烟云》作为书名，除了照应英文和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之外，也有点题之功效。
二是对献词的翻译。
献词纯粹是西方小说的形式，林语堂的献词有照顾西方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应也有抒发自身胸怀的考虑。他的献词被张振玉翻译成了七言绝句的形式。
“全书写罢泪涔涔”一句，是献词原文中没有的内容，但这并不是张振玉凭空加上去的，而是结合了林语堂创作时的心境所做的改动。在林如斯的记载中，林语堂“不但在红玉之死后挥泪而已，写到那最壮丽的最后一页时，眼眶又充满了眼泪，这次非为个人悲伤而掉泪，却是被这伟大的民众所感动，眼泪再收也收不住了。”张振玉将这一段加入到献词里，表达林语堂的心情，可谓是锦上添花之笔。
张振玉对献词的另一处改动则是“献于歼倭抗日人”，林语堂原文中只说是中国勇敢的士兵，而张振玉将对象具体化了，符合小说情节，也符合小说的创作时代。比起笼统的中国士兵，“歼倭抗日人”明显更能调动读者的情绪，使之产生共鸣。
三是增加回目标题。
张振玉在《林语堂文集》的《译者序》中特地为译本的章回体形式做了说明：“在《京华烟云》中译本附加各章前之回目，今皆排印于正文之前，以便读者查考。”
从译者序中可以看出，张振玉的创造性翻译隐含一个读者视角转换的过程。英文本是面向西方读者的，而中译本则面向中国本土的读者。章回体的回目便于查阅，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工整的对称结构又极富汉语之优美，有其审美价值；最重要的是靠近本土文化，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从张振玉的创造性翻译的内容中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振玉对《京华烟云》的译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他将每卷标题译为工整的四字偏正结构，为每一章增加回目，将献词译成七言绝句的形式……这种种方式，都说明他的翻译是朝向章回体的复古形式的，而非朝向现代小说的形式。
我认为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1、《京华烟云》原文本的文体倾向。
客观上，我们在上个部分分析过《京华烟云》的原文本具有十分鲜明的古典小说的特质，以中国的社会人生为题材，以家族叙事为方法，对《红楼梦》的模仿也启示译者寻找地道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来翻译这部作品，以便用传统文体来表达传统文化。而林语堂本人理想中的文体形式，可以从他的文章和与郁达夫的通信中看出，他也是倾向于章回体的。
2、张振玉本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
其次，从主观因素上来看，张振玉是一个对古典文化抱有热情的学者。他自幼研习文言经典，有深厚的古文修养，他的著作《翻译学概论》基本是用文言写成，显示出他对古典文献及古文笔法的熟稔。因此，张振玉的个人兴趣，应该也促成了他选择章回体形式来翻译《京华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