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航”的波音747大型客机在一万米高空上飞行。西沉的落日把云彩涂抹得一片血红；在曼谷大塞车的街头，我寻找着王建业的踪迹，一次次体验着生死无度的感觉。
在泰国首都的大塞车的马路中间，我大摇大摆地寻找着最近的点与线。一次当我蓦然回首时，看见一轮巨大的落日就悬挂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流后面，使人感到芸芸众生都在这个巨大的太阳的注视下。三年前的王建业和三年后的我都不例外。
我们从韶关市区出发，马路左边是从
湖南境内逶迤而来的武江，右边是广九铁
路。静静流淌的江水与轰轰隆隆开过的
火车形成一静一动的对比。马路的前方
就是史燕青服刑的韶关监狱
1996年11月20日，我应广东省检察院之约前往韶关监狱，采写原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广州分公司女经理曾莉华受贿700多万的特大受贿案。曾莉华特大受贿案早于王建业特大受贿案发案（曾莉华是1993年3月18日被抓，王建业、史燕青是1993年7月1日被抓，中间相隔大约三个半月）。所不同的是，曾莉华案发在广州，王建业案发在深圳。当时，曾莉华案是全国最大的受贿案件，曾经震动全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世界不少国家的报纸电视都报道过曾莉华案件。在曾莉华案还没有开庭审理的时候，人们没想到，紧接着就发现了王建业受贿千万元更大的受贿案。当时，史燕青从公司里转走452万元巨款的那天晚上，珠江电视台正播出曾莉华在广州被正式逮捕的新闻。正巧史燕青公司里的同事在史燕青的家里，开电视看见了这条新闻，还喊史燕青来看。史燕青在电视里认识了曾莉华。但是她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年半后，她们同是以“死缓”犯人的身份，被关进了韶关监狱（当时，她要是想到自己可能也要和曾莉华一样下场的话，数天后她和王建业双双去泰国，恐怕就不会回来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史燕青是1995年12月29日，王建业被处决后的第二天从深圳押解到这儿来的，至今已近一年。
自从我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发表以后，许多读者都非常想了解史燕青在狱中接受改造的情况，很多读者和同行们都希望我能把去泰国采访的情况和史燕青的近况再写一个续篇。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期望，我答应了。今天，我经过有关方面的批准，乘采访正在韶关监狱服刑的曾莉华之机，同时采访同在韶关监狱接受改造的史燕青。
我和史燕青见最后一面是在1995年12月28日的公判大会上。那天上午公判后，王建业由会场直接押往沙湾刑场执行枪决，史燕青被押回看守所。王建业和史燕青被押出体育馆的后门后，就朝着两个方向分手了，王建业上了头朝东边沙湾方向的刑车，史燕青被押向头向西边梅林方向的囚车。当时史燕青是一步三回头。我就跟在史燕青的后面，我想此时史燕青只能看到王建业的背影。王建业仍和在会场中一样，没有回头看史燕青一眼。上了刑车的王建业只是望了望蓝天，望着这座他所熟悉的城市，望着眼前笋岗路上的车水马龙。各报的摄影记者蜂拥而出，一阵阵骚动，大家围着王建业照相，相机的快门声响成一片。这时，武警发动了汽车，顿时警笛齐鸣，押解王建业赴刑场的车队准备出发。已经走到囚车旁边的史燕青猛然停住，扭过身子回头看着王建业站在刑车上。有一位精明的摄影记者没有跟着大家后面去抢拍王建业，而是回过头来拍下了史燕青的这一神情。这是我见到史燕青的最后一面。
当刑车和囚车分别载着王建业和史燕青离去以后；我随着人群从公判大会会场出来。当我一个人低着头往回走时，忽然听到一个人喊我。回头看见史燕青的辩护律师王燕燕和一位男青年一起从会场里走出来，都是满脸沉重。王燕燕指着那位男青年向我介绍说，这是史燕青的弟弟。尽管我们都不陌生，但我们却从未见过面，因此突然相遇，我们两人都有点意外。我首先礼节性地伸出了手，史燕青的弟弟也伸出了手，握手时，我感到他的手冰冷无力。史燕青姐弟俩感情很深，此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们两人都无话可说。
王燕燕曾告诉我，她最后一次见史燕青时，史燕青跟她说想和我谈谈。史燕青突然说想和我谈谈，我想可能是在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尽管我曾对史燕青有过一次采访，但当时，史燕青并不知道我的名字。后来，我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开始先在《深圳特区报》上连载，当时，深圳市看守所给每一间监仓订有《深圳特区报》，所以史燕青看到了我的文章，听看守所管教干部说，她还把当时的报纸剪下来，保存着。当有一次王燕燕在接见史燕青时，告诉她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当时在囚车上采访她的那位记者时，史燕青听完后表示想和我谈谈，请王燕燕转告我。当时，由于他们的案件还未审结，有关方面不同意我采访他们。现在，王建业史燕青案已经公判，我准备第二天到深圳看守所去采访史燕青。晚上回到家里，左思右想觉得现在去采访史燕青恐怕不是时候，因为，王建业刚刚被枪决，史燕青不可能冷静理智地接受我的采访。过了几天，我和看守所联系，得知史燕青已于王建业枪决后的第二天一早就被押往韶关监狱去了，所以一直没有采访成史燕青。后来我想，这样也好，给史燕青稍微长一点时间，让她逐渐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再谈可能意义更大一些。如今史燕青已在狱中关押了近一年，我想她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反省自己的一生，我也该履行自己的诺言来寻访史燕青的人生轨迹，而一年来她的所思所想所为，也许是许多读者所感兴趣的。
汽车行驶在前往韶关监狱的路上。
韶关，又名曲江。自三国时期吴王孙皓于甘露六年（公元265年），在此设始兴郡治起，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广东省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从湖南境内流人的武江和从江西境内流人的侦江，在韶关市内汇成北江。三条江水养育着韶关这座城市。我们从韶关市区出发，出了城区，汽车往北开，马路的左边就是从湖南境内逶迤而来的武江，碧绿的江水无声地从远方流来，与马路右边的广九铁路上轰隆隆行驶的火车形成一静一动的对比。我们就行驶在武江与广九铁路之间的1946线公路上。这条马路十分的平坦，汽车几乎没有颠簸，我渐渐地陷入了沉思……
在采写王建业案件时，我曾有三个后续采访计划：一是去王建业的老家长春，了解他的过去，最好能和他的父母亲及他的前妻谈一谈；二是去泰国采访王建业在曼谷被捕的前后；三是再一次采访史燕青。第一个采访计划，由于我后来实在不忍心再去刺激王建业年迈的双亲和含辛茹苦地扶养着王建业的大女儿的前妻（据说，王建业的大女儿已经16岁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父亲的事情在女儿的心灵中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阴影？孩子永远是无辜的），为此，后来我放弃了第一个采访计划。
王建业被枪决后的一周，我去泰国，去完成我的第二个采访计划，同时为我的一部电影收集素材。
“澳航”的波音747大型客机在一万米
高空上飞行。西沉的落日把云彩涂抹得
一片血红；在曼谷大塞车的街头，我寻找
着王建业的踪迹，一次次体验着生死无
度的感觉
1996年元月5日的黎明，我在电脑上写完了王建业案的最后一节，正巧这一天也是王建业案开庭审理的整一年和王建业被枪决后的整一周（王建业看到了我的这部作品的大部，可惜他看不到这部作品的结尾，这是命运的使然？！）。一年前的今天，轰动一时的王建业特大受贿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那一天，位于深圳红岭中路的深圳市人民法院审判庭座无虚席，那一天，王建业穿着一件灰呢大衣走进法庭。一周前，他仍是穿着这件灰呢大衣走上刑场，走向他生命的终结。
当打印机在打印我的文章时，我趴在床上睡着了。这时，我竟做了一个梦，而且从来记不住自己做的梦的我，非常清晰地记住了这个梦：好像是那个“五十年代人帮人”的时候，一个小男孩，穿着白衬衣，蓝裤子，胸前戴着红领巾，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他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的歌声背景下，正一蹦一跳地将自己捡到的钱，交给身穿白色警察制服的叔叔手上……我半天没有弄明白我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这个男孩是谁？是我，还是王建业？！
后来，我在电话铃声中醒来，原来是朋友通知我明天去泰国的启程时间。我急忙整理打印好的稿件，准备赶到报社交给责任编辑，因为这时《深圳特区报》仍在连载我的这篇报告文学。
1995年的所有业余时间差不多都是在采写王建业案件中度过的（我在报社不是专职记者，因此我还有一份分量不轻的需要坐班的编辑工作）。看着手中这厚厚一叠稿纸，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仿佛这口气在我胸中已经压了整整一年，使我在这一年中几乎没有轻松过。
我匆忙出门。当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突然发现自己视力模糊了，我看不见所有来车的车号。我的视力严重下降了。真没有想到，一直视力很好的我突然近视了，这也许是我1995年写作中付出的又一项代价。
1996年元月6日的一早，当读者仍在读着我的连载时，我出发去泰国。
我和一位朋友随旅行团从深圳蛇口码头出发，旅行团里都是来自各方的人。基本上大家都互不相识。可是在码头上点名时，竟有人走上来问我是不是写《没有家园的灵魂》的作者。我不知道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
泰国我于1994年曾经去过，这次到泰国我已经没有什么游兴，主要是为了追寻王建业在泰国的踪迹。
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我去泰国采访有着重重困难。第一，我如果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去泰国采访，将需要泰国一个新闻单位的邀请，才能去泰国大使馆签证。这样手续繁琐，而且矿日持久，且费用不低。利用旅行团去泰国手续简便。而费用低廉。泰国是一个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其国民经济三大支柱：旅游、大米、水果，可见这个国家旅游业的重要。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去泰国旅游，泰国采取低价倾销的方式，再加上各航空公司对旅行团在机票上给于较大的优惠，因此，一个在泰国五夜六天的旅游只需要四千港币左右。如果你专程去采访，四千港币恐怕还不够来回的机票钱。还有一点，王建业和史燕青在被捕前去泰国，也是随旅行团去的。我随旅游团去泰国，还可以体会一下当时王建业史燕青一同在泰国的行程和观感。随旅行团去泰国，有着许多方便。第二，王建业在被捕前后，先后两次去泰国，但我手头资料不多，所以我去泰国的采访线索，全靠我这次去泰国摸。第三，在泰国没有人具体接待我，也没有专门的翻译。这些，都给我未来的采访带来重重的困难。
但我也不是盲目而去。我收集了一些线索，如王建业史燕青一同去泰国时，史燕青拍了不少照片。史燕青还带了一部便携式摄像机，拍了一些录像带；王建业第二次逃到泰国被捕后，泰国新闻传媒曾有不少报道，这也会留下一些资料。另外，我还意外地得到一张曾和王建业史燕青一同参加泰国旅游团的一名团员给我的一张日程表。这张日程表是泰国旅行社发给每一位团员的，奇怪的是上面没有具体日期，而是以第一天、第二天等来注明行程。但上面注明了，这个旅行团去了泰国具体哪些地方，参观了哪些旅游点。这位团员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当时并不认识王建业史燕青，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不能给我提供具体的情节。看到我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他才想到王建业史燕青可能当时就在他所在的旅行团里。我问他，你还记得当时的具体日地和行程吗？他说，一年多以前的事了，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不过他还保留了一张当时的日程表，可以提供给我。我原以为，他会来报社找我，当他只是将这张表寄给了我，而且没有留下地址和电话，以致我后来想找他也找不到。
我就是带着这一点极少的线索来到泰国。但我坚信，凭着这点线索，我能在泰国找到王建业的踪迹，对我的写作一定会有帮助。
我们从香港启德机场乘澳大利亚的航班到泰国首都曼谷，非常有意思的是，这趟“澳航”的航班上的服务人员极少航空小姐，只有担任领班的几个“空嫂”，年龄都不算很轻了，而担任服务生的绝大部分都是“空哥”。“空哥”的服务绝不比“空姐”差，只是那笑容看起来不比“空姐”灿烂。
“澳航”的这架波音747大型客机在晚霞中飞行，太阳遥挂在远方的天际，落日的余辉把云彩涂抹得一片血红，在这一万多米的高空上一眼望去，显得异常的美丽壮观。但是这个壮观的时刻，随着落日西沉，顷刻间也悄然逝去，没有太阳的万米高空上，也是一片黑暗。乘客们除了看书，只能闭目养神。
香港《东方日报》曾用一个整版报道过王建业案件，在这个彩色的版面上发的唯一一张王建业的照片，是在飞机上拍的。王建业坐在机仓里靠窗户边的座位上。照片显然出于一个业余摄影人员之手，是用“傻瓜”相机拍的，无论曝光还是构图都不好。有人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王建业和史燕青到泰国旅游时在飞机上，史燕青给王建业拍的。我无法核实。我在韶关监狱采访时，曾问过史燕青。史燕青说，她和王建业在泰国确实拍了不少照片，但是具体在哪些地方拍过，她经过这次巨大的打击，已经记不清了。监狱方面告诉我，有些照片史燕青一直保留着，直到进韶关监狱后才烧掉。后来，我找到了这份《东方日报》，我认真地分析过这张照片，尽管这张照片很小，又是经过香港记者翻拍的，经过报纸印刷以后效果更差，但我仍然感到不像是王建业和史燕青一道去泰国拍的照片。这张照片上的王建业比较瘦，年龄感到比案发时要轻。还有座位后面的椅背上，有一个航空公司标志，像是我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燕子”徽标。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东方航空公司还没有自香港开往泰国曼谷的航班。因此，这张照片没有给我留下王建业去泰国时的线索。
当我正在闭目遐想的时候，突然飞机一阵剧烈地颠簸，就像汽车驶上一段山路，我睁开眼时，窗外已经黑透了。还没等我想清楚是怎么回事，飞机突然垂直下落，落差仿佛有几百米，人们的心一下都提升到口中，机舱里一片惊叫声。我的脑子中，立即反应出是否飞机出现故障？！这时，座位头顶上的警示灯全亮了，并且不停地闪动，提示人们赶快系好安全带。我一下就有一种飞机会不会掉下去的念头！这时广播响了，机长用英文告诉大家，飞机遇上了强气流，让大家在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我看见“空姐”、“空哥”们都停止了服务，坐到他们的座位上，全部系上了安全带。飞机在继续颠簸，突然又往下沉，机舱里又是一片惊叫声。我听见一位小姐哭起来了。我坐在座位上，紧闭着眼睛，憋住呼吸（这样可以使心脏舒服一些）。我突然有一种生死无奈的感觉，不知道下一刻生命等待的是什么（这种生死无奈的感觉。在我这一次去泰国采访中多次发生）。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飞机才避开了这个强气流，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这是我乘飞机的经历中，遇到的最强烈的一次气流。在我的印象中，元月份乘飞机较少会遇到气流，而正是7、8、9三个月台风季节气流多，也就是王建业和史燕青到泰国的季节，也即是检察院到泰国追捕王建业的季节，高空中强气流才多。
飞机约在6号晚上8点多降落曼谷廊曼机场。泰国与中国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当我看看手表的时间是8点钟时，机场大厅里悬挂着的大钟却是9点钟。尽管泰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但曼谷的廊曼机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设施，都比中国任何一家机场先进。我去过新加坡、韩国、日本，曼谷的廊曼机场也不比这些国家的机场逊色。其国际航班降落非常频密，我们在机场海关办人境手续时，各国航班的空姐，一批一批地从我们面前走过，各种肤色的佳丽和各式空姐制服，真是让我们大饱了一次眼福。真正让人感到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空港。
夜晚的曼谷，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它既没有像香港那样有着霓虹灯的海洋，也不是高楼林立。但它仍给人一种现代化城市的感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走出机场大厅，一股暖烘烘的气流扑面而来。这天是元月6日，泰国的冷季，但它仍有摄氏32度的气温。
开了大约40多分钟的车，到了我们下榻的酒店。这座酒店好像在郊区，周围没有什么建筑。后来，我们听说旅行团一般都安排较远的酒店，因为这里房价低。但当我们走出机场，上了由泰国旅行社派来的大巴。泰国导游第一句话就是：“曼谷，曼谷，就是‘慢谷’的意思，大家都知道曼谷的塞车，世界第一，所以我先要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在曼谷我们的行程一定要抓紧，因为，将有大量的时间耗在塞车之中。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说完车立即朝我们住的旅馆开去。
到了旅馆后，安排好大家的房间，我就去找导游。我请求他帮助我找王建业被捕前住的那幢“明灿”公寓的地址。这位导游祖籍潮州，在泰国已是第三代华人。小伙子讲一口流丽的国语（不是国内所说的标准普通话）。导游问我，会不会写“明灿”两个字的泰文，我说不会。他说，曼谷这么大找起来可就比较麻烦了。我给了他一百港币的小费，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可否先从曼谷的电话号码簿着手查。他答应了。
我回到房间冲完凉，再次到导游的房间时，他正坐在床上翻一本厚厚的电话号码簿（在国外，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尽管你找人办事有时是需要付小费的，但人家办事的负责精神确实是中国人自叹不如的）。他边翻边口中念念有词地：明灿、明灿……突然，他说，哦，我明白了。他明白了，我却大失所望，他告诉我，整个曼谷差不多有几千家“明灿”公寓。因为，“明灿”在泰文中，是“高级”的意思，根本不是公寓的具体名字。
想起在国内有人让我在文章发表时，不要出现“明灿”公寓具体的名字，我不禁哑然失笑。笑完以后，我茫然不知所措，到哪儿去找王建业被捕时住的公寓呢？我不能去警察局查，因为我是以旅游者身份来的，尽管我带着记者证，但泰国警方不一定买中国记者证的帐。而且，我知道。泰国由于国情不同，警方职责也和中国不完全相同。像王建业这样的由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重大罪犯，其具体办案还不是一般的警察局能办的。泰国有一个叫侦缉局的警察组织，专门办这样的重大案件。王建业就是由侦缉局具体去抓捕的。
记者的职业让我又想到了报纸。我脑子中一亮：当时王建业在曼谷被捕时，曾是一桩有影响的案件，泰国报纸一定有报道。我问泰国的导游，当地最大的中文报纸是哪一家，导游告诉了我是《世界日报》。我请导游明天带我去，导游说，整个旅行团近三十人只有两个导游，因此，他只能在安排好团友参观项目的空档中，才能带我去。
第二天下午，当安排好团友们去曼谷国贸中心购物时，导游领我去泰国《世界日报》社。这时，已是下午四点，正是大塞车的时候。整个曼谷有1000多平方公里，居住了600万的人口，有200万华人，200万辆车。并不是曼谷人都富裕，都能买得起车，而是在泰国买车的税率很低。泰国本身并没有汽车工业，所有汽车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马路上各国名车都有，最多的当然是日本车。在泰国买一部中档的轿车，大约需要60万泰铢，相当于人民币20万左右，每年只需缴税2000泰铢，约人民币700元左右。泰国贫富差距很大，有钱人家一家都有几部车。由于人口密度大，再加上公路建设跟不上，所以曼谷的街头就出现了两大景观：一是曼谷塞车世界第一；二是由于车多废气多，曼谷的交通警察都戴着口罩。我早就知道曼谷塞车严重，但这次让我明明白白地领教了一次。我们乘坐的出租车，正好在一座立交桥上被塞死了，我坐在车内可以看到前后左右的马路上，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龙，而且一动不动，直叫人头皮发麻。我看着计价表从几十元往几百元上翻，最后竟翻到上千元泰铢（约人民币四百多元），而车仍然是一动不动。导游告诉我，曼谷最严重的一次塞车，从下午一直塞到凌晨三点，绵延130多公里，一直塞到另一个旅游城市芭堤雅。我心急如焚，知道晚了报社要下班了，问导游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导游说，你怕不怕，要不我们坐“飞车”。我一咬牙说，不怕，飞机都不怕还怕坐“飞车”。导游和我下了车，叫了两辆摩托车。这可让我领教了一次什么叫曼谷的“飞车”。
由于长时间的塞车，有人需要办急事，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摩托车载客。曼谷的摩托车手，那都是可以参加世界比赛的。导游找的两位摩托车手都如非洲黑人似的，穿着一件背心，趿着一双拖鞋，脚丫子里是厚厚的黑泥。我们坐上了摩托车，他让我抓着他的肩膀。泰国人的皮肤都是黑光油亮的，听泰国导游说，由于泰国人的皮肤黑，泰国的青年从不长“青春痘”。我们在泰国的一周里，确实没有见到一个泰国青年长“青春痘”。长了“青春痘”的都是华侨。这位黑得发亮的泰国青年摩托车手，肩膀上满是汗，滑溜溜的叫我怎么抓得住？摩托车一发动，我体会到了什么叫“飞车”。曼谷街头塞满了车，要走就得从车缝里钻。我坐的“飞车”，就像好莱坞电影里警察追劫匪一样，载我的泰国青年摩托车手像表演特技似的，在车流的缝隙里穿行。为了抢争车道，“飞车”简直就是在别人的汽车轮子里钻来钻去。这时，我想起我在深圳一次采访王建业案开庭的情景。
记得，那次王建业案开庭，我头一天晚上翻出王建业案的采访本，准备第二天的采访提纲。当我打开采访本以后，王建业的事立即一件件历历在目。王建业虽然比我大，但我们差不多是在同一个人生起点上起步的，今天他走上了法庭，并要走上刑场，对我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是一件沉重的事，我久久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早睁开眼，已是8点半，法院是9点开庭，我也是骑着摩托车赶去法院。一路飞车，真是风驰电掣，我的两边也都是汽车轮子。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在法院开庭前赶到法院。结果车到红岭路与红荔路的交叉路口时，红灯亮了，我却刹不住车，一直冲到马路中间的交警身边才停住。望着身边飞驰的车流，我和交警都吓出一身汗。我像一个跑到老虎嘴边的兔子，老老实实地等待着交警的处罚，可当交警得知我是写王建业案的记者，宽容地挥挥手，一声“以后开车注意安全！”让我赶快赶去法院。这时，我看见押解王建业的囚车开来，我和囚车几乎并行着开进法院，我看见王建业从车窗里注视着我，一脸的铅色。
我正在遐想中，我坐的摩托突然一斜身。原来“飞车”在争抢车道时，一辆小车抢到前面，占住了右边的车道，泰国摩托车手把龙头往右边一拐，旁边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一辆公共汽车正好到站了，还没有下客，我坐的摩托车别无选择，又来不及减速，泰国青年竟斜着车身从汽车和马路牙子中间那窄窄的空间飞过。飞快的车速，使我都难以呼吸。只见身边全是汽车轮子，稍有偏差我就会躺在别人的汽车轮子底下。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样完了，最大的遗憾，就是王建业的稿结尾还没有写完呢！我只好用高声的尖叫来释放我内心的紧张。
在泰国首都曼谷的马路上，在不见首尾的车流里，在异国人流涌涌的街头，回荡着我肆无忌惮的吼叫和高速行驶的摩托车排放的尾气像轻机枪扫射一样的声音。那种随时会被摩托车手送进汽车轮子底下的刺激，那种在人间与地狱门口飞驰的感觉，那种对命运无奈的茫然，至今想起仍让我冷汗淋淋，使我有了一种生死无度的体验。
摩托车手终于在下班前，将我们送到了《世界日报》社，当然车资比带有空调的出租车要贵一倍。导游告诉我，在曼谷摩托车比出租车贵，原因是摩托车比出租车快。曼谷甚至有一个摩托车接生队，由警察局和卫生局共同组建的。原因是，由于塞车，几乎每天都有孕妇将孩子生在汽车里。为了及时为那些临产的孕妇接生和保证母子平安，当局组成了一个摩托车接生队，以便将大塞车时的孕妇，及时送到医院。
《世界日报》社里都是华人，同说中文，接待我的一位先生甚至操一口江浙话。我说明来意后，他想了半天，也记不起有什么国际通缉犯王建业在曼谷被捕的事。这也难怪，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世界之大，每天有着许许多多的大事发生。王建业在曼谷被捕早已是时过境迁了。我提出要查查1993年的报纸，他让人带我去翻旧报纸。这家报社有五层楼，旧报纸不在资料室，而在五楼平台上一间库房里。没有电梯，尽管是元月份，当天曼谷的气温摄氏34度，爬到五楼平台已经满身是汗。库房又是铁皮房，气温更高。报纸堆得像小山一样，我要一捆一捆地翻下来。打开报纸我又傻了眼：泰国是一个全民信佛的国家，全国95％的人口都信佛教。因此，泰国报纸。的日期，不是用公历，而是用佛历，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摩尼的诞生日算起。我不知如何换算，就用了一个笨办法、找到一张当天的报纸，上面是佛历2540年，今年是1996年，王建业是1993年的9月20日在曼谷被捕的，那么佛历应该是2537年。我就在报纸堆中找这一年的报纸。从上翻到下，翻了足有两人高的报纸堆，找到了2538年的，也找到了2536年的，就是没有2537年的报纸，连泰国报社的这位先生也感到奇怪。我又翻了一遍，仍然是没找到。库房里很问，我满头汗水地走到外面的阳台上，想想采访王建业案为什么总是这样不顺。这时，那位聪明的导游小伙走到我的身边说，附近还有一家中文报社，可以去那儿看一看。不行的话，还可以找泰文的报纸，我帮你翻译。
我们立即下楼，我正准备招出租车时，导游拦住了我说，坐车比走还慢，我们还是步行去。为了赶时间，我们没有走人行道，而是在马路中间，在曼谷下午下班高峰期的车流中穿行。泰国戴着口罩和墨镜的交通警察忙于疏导车流，根本无法顾及我这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我在异国首都的马路中间，大摇大摆地寻找着最近的点与线。当我有一次蓦然回首时，我看见一轮巨大的落日就悬挂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流后面，使人感到芸芸众生都在这个巨大的太阳的注视下。三年前的王建业和三年后的我都不例外。
在第二家报社里我终于找到了当年抓捕王建业的新闻报道，报道上说的名字不叫王建业而叫“李亚平”。消息不长，简单地介绍了曼谷警方抓捕的经过。我还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新闻照片。照片上的“李亚平”就是王建业。他当时穿的就是后来他回国时穿的那件紫红色短袖T恤衫，既没戴手铐，也没被绑。和青山泉等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周围一圈全是摄影记者。可见，王建业案（泰国报纸上称“李亚平”案），当时在泰国是有一定的轰动性的。我在当时的报道中，发现一个误差，一个很大的误差，这个泰国记者把王建业受贿一千多万，写成中国的一位公务员携款一千多万逃到泰国。难怪，在当时的泰国新闻界轰动一时。据说，泰国警方为追这一千多万，可费了不少周折。
王建业1993年9月20日在泰国曼谷被捕，9月29日泰国法院判处王建业非法人境罪，罚款300泰铢，遣送出境。9月30日被押解回国。中间在泰国一共坐了10天的牢，泰国报纸应该都有报道，特别是后来法院的判决。我继续翻着报纸合订本，想还能从中找到一些信息。这时，导游推推我说，时间不早了，团友们还在曼谷的国贸中心等着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还要赶到泰国的另一个旅游城市芭堤雅。
离开了这个导游，我在泰国由于语言不通将寸步难行。因此，我也无法离团进行我的采访。我只能跟着这个旅行团，在这位导游小伙的帮助下，进行我的采访工作。我只好无奈地结束我在这家中文报社的工作，再一次坐着摩托车回我们旅行团的集合地，再一次经历着飞车历险，再一次感受着生死无度的刺激。我紧紧地抱住摩托车手的肩膀，闭着眼睛，心想听天由命吧。这一次，摩托车竟和一辆公共汽车擦身而过，下车时，我发现膝盖上有一块土痕，这显然是刚才摩托车从公共汽车旁穿过时，我的腿擦了公共汽车的轮子。如果再偏一点……
在芭塔雅海滨，在泰、柬边境，在王建
业被捕的“明灿”公寓楼前，我思索着：希
望人人拥有一个“枕头”
当天傍晚，我们旅行团就从曼谷赶往泰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芭堤雅。从曼谷到芭堤雅约一百三十公里。我们吃完晚饭就从曼谷出发了。车子出了曼谷市区以后，一路上就比较顺畅了。由于天色已晚，一路上看不到路两旁的景致。总的给我一种感觉是，路边人口居住稀少。晚上十点多我们到了芭堤雅，人住一家三星级酒店。那一年，王建业和史燕青也随旅行团到了芭堤雅。这家酒店标牌分别用英文和泰文注明。我问导游，这家酒店用中文翻译出来叫什么？导游说，叫“美乐美”（泰文的谐音）。
我回到了房间，冲完凉后，从旅行袋里翻出那张王建业史燕青参加的旅行团的日程表。想从中找到王建业和史燕青当年到芭堤雅时住的哪家酒店。当我看着日程表时，突然我坐直了腰，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日程表上注明着王建业和史燕青参加的那个旅行团，当年到芭堤雅时，也人住“美乐美”酒店。生活中真的有这么巧的事，还是芭堤雅有两个“美乐美”酒店（因为都是根据泰文音译，而不是准确的中文名称）。当然，这种巧合的概率还是高的，一是芭堤雅本身就是个不太大的旅游城市；二是我们都是由旅行社安排来到芭堤雅的旅游团，因此，人住同一间酒店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芭堤雅虽不大，因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酒店还是不少。而在泰国旅行社和中国不一样，不是由国家统办的，私人办的多，因此，旅行社也就多。所以，如果我和王建业同住一间酒店，这个巧合仍然让我惊奇不已。
有同住一间酒店的可能，会不会有同住一层楼，甚至同住一间房的可能？虽然这种巧合，对于我采写王建业案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三年后，我来到泰国追寻当年王建业的踪迹，结果却和三年前的王建业同住了一间酒店，这不能不使我感到一种冥冥中的指引。我又想起了，昨天在曼谷，在车流中，我所看到的那一轮巨大的落日。
我兴奋了起来，立即赶到导游房间，请求他带我去酒店查一下当年王建业和史燕青来芭堤雅时的旅馆登记表。一、证实一下当年王建业和史燕青是否就是人住这家“美乐美”酒店；二，如果是，查一查他们当年人住哪间房。导游领我来到了一楼大堂总服务台，用泰语和大堂一位经理说了半天，我当然“蒙察察”一句也听不懂。后来，导游向我一摊手说，旅行团住房和散客住房不同，旅行团都是由旅行社包房，旅行社告诉酒店多少人，酒店就提供多少房，不对每一个人一一登记，没有具体的游客登记表。我一听，大失所望。后来，我在韶关监狱也问过史燕青，当时在芭堤雅人住的哪间酒店？史燕青仍然是那句话，已经记不得了。我相信史燕青确实记不清了，就是没有这样的巨大打击，她也记不清了。旅行团差不多一天要换一家酒店，而且我们又不认识泰文，比如，我也记不清一年前第一次来泰国时，住了哪几家酒店。
回到房间，我睡不着。一个人起身到酒店的顶楼阳台上散步。酒店的前面，就是海湾。那天夜里，风平浪静。因此听不到海浪的声音。海湾里墨黑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顽海滨街道上仍然灯火通明，一片灿烂。
芭堤雅在多年前，仅是一个小渔村，一个真正的小渔村，而不是人们所说深圳当年也是一个小渔村，那种概念式的渔村。芭堤雅是一个避风港，有着很长的一段海岸线。当年，美国人和越南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兵舰、运兵船就从芭堤雅的外海通过，有时就停在芭堤雅的外海休整。于是，那些美国兵就到芭堤雅来找乐。泰国人为了赚美国大兵的钱，慢慢地就把芭堤雅发展起来了（听导游说，这些泰国人实际上大部分是泰籍华人。泰国本地人不太会做生意）。加上，芭堤雅的景色秀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于是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如今，越南战争早已结束，但来芭堤雅旅游的美国人仍然很多。所不同的是，中国人一般都是随旅行团集体来，而美国人单个来的多，持旅游签证，在芭堤雅一住就是一个月。据说，泰国著名的“人妖表演”，也是从那时发展起来的，当年的“人妖”就是在码头边上表演的。如今，人妖歌舞团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经过严格训练，在专门的剧场里演出。
我一看表是夜里12点钟，就信步下楼走出了酒店大门。立即就有几个出租车司机上来问我要不要车。芭堤雅的出租车也有其特色。第一，芭堤雅出租车没有轿车，全部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日本产的“的士头”人货车；第二，也许是气候炎热，或者芭堤雅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芭堤雅的出租车像是一个游览车。车身打扮得花枝招展，货车的厢顶上还安装了彩灯。在车厢的两边装了两排座位，这样客人就坐在车厢两边的座位上，可以在开车的过程中，边兜风，边欣赏到芭堤雅的夜景。
的土司机用简单的英语兜客，其中一个司机不知怎么看出我是中国人，改用生硬的汉语和我说话，使我倍感亲切。这位自称姓吴（因他发音不太准，也许是姓伍）的司机说，他可以带我去看看芭堤雅的夜景，并且他还极具诱惑地说，他曾带过许多从中国来的朋友去观光，没有一个失望的。最后他还加重语气说，如果失望可以不给他车费。并不是这位司机的承诺吸引了我，而是他会汉语吸引了我，这样我就免除了语言不通的不便，因我不好意思总拉着导游，他还有整个旅行团的人需要照顾。
我对这位吴姓司机说，“吴先生，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包你的车好吗？”
这位吴姓司机神态有点夸张地说，“先生，有没有搞错，这里是芭堤雅，是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它是一个不夜城，现在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说着，用手一指海滨街道，那里果然灯光灿烂。
我想反正睡不着，再说根据行程安排，我们在芭堤雅总共只能呆三夜二天。不如抓紧时间先去看看芭堤雅的夜景。但我一个人跟他出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又是夜晚，我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胆，我得找一个伴。于是我回到房间把已经睡下的朋友叫起来，说出去看看芭堤雅的夜景，他一听，也来了精神。于是，我们俩坐着这辆敞篷的出租车，出了酒店。吴姓司机长了一副区别于泰国人的脸，他的皮肤比泰国人白，而且越看越像中国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还是泰国人。所以他能说一点生硬的中国话。吴司机，不但长了一副中国人的脸，而且还是一张诚实的脸。实践证明，他确实比较诚实。他后来给我的帮助很大。
车子在芭堤雅不太宽敞的马路上飞驰，海风吹在我们的脸上，使人感到很舒畅。经过一段人迹稀少的马路，车子开进了芭堤雅的闹市区。马路两边全是一家紧挨着一家的露天酒巴。酒巴里全是“鬼佬”坐在巴台旁喝啤酒。每一个酒巴里都有不少泰国小姐在那里当陪酒女郎。娇小黝黑的泰国小姐和高大白胖的“鬼佬”形成强烈的反差。吴司机告诉我们，这叫“鬼佬街”。芭堤雅还有“女人街”、“男人街”、“水果街”……正说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在前面招手拦车。在芭堤雅这种出租车跟国内的中巴一样，招手停车，只要你不是包车，司机可以另外上客。吴司机将车停下，问我们可不可以带人。我一看此女郎，一身红色的衬衣，外罩一件黑色的皮马夹，下穿一件皮短裙，竟在腹部挖了一个洞，露出一大块肚皮。上身的衬衣，只扣到第三个扣子，透出大半个乳房。满脸浓妆，已经看不出庐山真面目。尽管是在泰国，我也一眼看出这是一个泰国妓女。车上带上这样的一个女人，让我本能地感到别扭。我摇摇头。司机好像和她很熟，叽哩咕噜了说了几句泰国话，就一踩油门将车开走了。我听见司机和这位泰国女郎说话时，这位女郎大概表示不满意，声音变得大了起来。我听那声音怎么粗粗地像鹅叫一样地难听。车子开出了一段后，我好奇地问吴姓司机，这小姐声音怎么像男人的声音。吴司机说，他本来就是男人。哦，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泰国的“人妖”。天啦，怎么比女人还要女人。
我和我的朋友都非常不解。我的朋友问，他们都做过整形手术吗？吴司机说，也不一定，这些人妖大部分是从小时候发育前，开始服雌性荷尔蒙，然后逐渐长成女人像的。我想起我曾从一些资料中，看到过泰国这种“人妖”的形成，有着诸多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经济的原因，我觉得，经济原因是泰国这个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妖”的主要原因。吴司机同意我的观点，他叹口气说，泰国由于国家穷，人民的生活就像他们喜欢吃的辛酸食品一样的辛酸。尤其是在泰国的东部（靠近柬埔寨）和西部及西北部（靠近缅甸）。吴司机的话，突然让我想起，王建业逃往泰国就是从中国的云南偷越国境经过缅甸再到泰国的，穿过的正是泰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
而吴司机谈到柬埔寨，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王建业逃到泰国以后，为了骗取柬埔寨的护照，又从泰国到了金边。我所知道的，王建业一行三人取得柬埔寨护照后，是从金边乘飞机回到曼谷的。但他是如何从曼谷到金边的呢？乘飞机去的可能性小，因为，他去金边时，身边还没有合法的证件，无法办理乘机手续。因此，仍然是乘汽车从边境上混过去的可能性大。
吴司机继续带着我们观赏芭堤雅的夜景。
芭堤雅是一个不夜城，她以光怪陆离的夜生活，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尤其是那些单独来泰国的美国人，晚上他们租了一辆辆摩托车，带着一个个泰国的小姐满街兜风。我觉得在城区兜来兜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就让吴司机带我们到市郊转转。
吴司机加大了油门，朝城郊开去。越往郊区开，灯光越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了，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车越开越快，开了大约有三十多分钟，吴司机突然将车停了下来，面前出现一个三岔路口。吴司机告诉我，一条路通曼谷，一条路是去柬埔寨的。
一听说是去柬埔寨的，我立即来了精神。我问，这里离柬埔寨有多远？吴司机告诉我，有89公里。我脑子里立即冒出一个念头，王建业会不会是从这条路去的柬埔寨？我又问，如果从曼谷乘汽车去柬埔寨是不是走这条路。吴司机说，从曼谷去柬埔寨不是走这条路，但在前面有一个叫北柳的地方，两条路就汇成一条路。从曼谷到柬埔寨只有一条跨国公路。从芭堤雅过去也要走这条路。我心里立即产生了想探探这条路的想法。但，眼前这条路，黑黝黝的一片。在这样漆黑的夜里，这个念头简直有点发狂。但我心里，已经有了明天的计划。我看看手表，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我对吴司机说，我们回去吧。
在酒店门前分手的时候，我给了吴司机三百泰铢的车费，他显然很高兴。接着，我说，明天上午我还想包你的车，请你9点半钟准时在酒店门口等我。
第二天，旅行团安排游览项目，一早就离开了酒店，我没有参加，9点半钟准时来到酒店门口，远远就看见吴司机的车停在门口。我很高兴，上车后，我对他说，带我去柬埔寨边境。吴司机瞪着眼睛望着我，好像没有听明白。我又说了一遍。他才问我，去那儿做什么？我说，看一看。吴司机说，那儿没有什么好看的。我说，反正你带我去看看。吴司机想想，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不，不好，那儿不好玩。我坚持着，不好玩，我也想去。吴司机急了，说，那儿不安全。我问，为什么不安全？他说，泰国的情况你不知道，黑社会以及以前战争留下的地雷都不安全。我说，泰国的情况我知道一些，黑社会一般不打劫，他们只贩毒品和枪。泰、柬边境早就没有战争了。吴司机说，反正这条路不太安全。我想吴司机这样固执，肯定有他的道理，而且他的想法，由于他的中文水平一般，可能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但我绝不甘心放弃这个计划。我就后退一步说，现在是白天，不会太危险，要不这样，我们顺着这条路走，走多远算多远，不行，我们就回来。吴司机听我这样说，这才勉强同意，发动了汽车。
“美乐美”酒店在一个海湾的半坡上，下了坡就进了芭堤雅的海滨大道，所谓大道并不像中国的大道那样宽，只是沿着海边修的一条两车道。开了几分钟就进了芭堤雅的市区。上午的芭堤雅像一个散了戏的剧场，罕见人迹。一个紧挨着一个的路边酒巴，空空荡荡地像剧场里虚位以待的座席。和昨夜人声鼎沸灯火灿烂相比，似人想起《红楼梦》里那句“盛宴必散”的话。
芭堤雅确实不大，车子开了20多分钟就穿过了市区。整个芭堤雅都是静悄悄的。
汽车顺着公路往前走，实际上是朝着我们来的方向走，即朝曼谷方向。可能是由于从曼谷到艺堤雅是一条旅游热线；这条公路修得还是相当不错的。马路两边有一些学校和小型工厂，不见大型工业，很少见到大烟囱。马路两边的景致也没有什么特色。
从泰国到柬埔寨，好像只有一条跨国公路，即从曼谷到金边。这条公路从曼谷出发经过北柳到巴真再到塞乔，穿过泰国的边境城镇亚兰，到柬埔寨的边境城镇波贝再到柬埔寨的蒙哥比里，然后经过马德望市和磅清扬省的首府，最后到达柬埔寨的首都金边（以上城市的名字，都是根据吴司机的介绍。由于吴司机不能用中文把它译出来，我只好根据他说的谐音又查阅了一些资料翻译出来的、不一定十分准确）。这条公路恐怕有些年代了，是一条战略性公路，全长约五百公里。我在查阅资料中，发现这条公路相当重要，在近代历史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说起来源远流长，我怕离题太远，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坐在吴司机旁边，车子经过一个小镇以后，就转进了另一条公路。这条路的路况远不及从曼谷到芭堤雅的公路。吴司机告诉我，这一段是新修的，修通以后，从芭堤雅到柬埔寨要近许多。进入到柬埔寨的公路，路上跑的汽车也发生了变化。这里少见曼谷到芭堤雅的路上跑的轿车和旅游车，大部分是货车。马路边有一条河叫南萨科河，据说，是从泰、柬边境流过来的，一直流进曼谷湾人海。
越往前走，公路两边的树木逐渐多起来，渐渐地就有一种热带雨林的感觉。路慢慢地变得坑坑洼洼。公路越往东，海拔逐渐高了起来，远远望去，公路像在往上长。吴司机变得一句话也不说了，聚精会神地开车。车子颠颠簸簸往前开。公路上，车也渐渐地少一些，泰国货车司机大部分都光着膀子开车，一条粗粗的或金或银的项链挂在脖子上，项链上绝大部分都挂着一个金佛，有的还挂有好多个。货车司机皮肤黑得和非州黑人一样。使人一眼望去，个个都像是黑社会的。
气候也变得越来越燥热，路两边有些地方雨林很密，简直有些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车内的空调也感觉不到清凉。我的脑子中浮现出当年王建业从昆明到西双版纳，又从西双版纳到缅甸，再从缅甸到泰国，这一路都如同丧家之犬，其中所受的艰辛恐怕也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为了亡命，他只能忍受。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贪”字和那一千多万。
大约下午两点钟，车到一个叫乔迈的地方，吴司机再也不愿往前开了。他说，前面几十公里就是边境亚兰了。我感到，从芭堤雅到这儿，实际好像远不止89公里，吴司机也许说的是直线距离。我走下汽车，来到公路上。尽管现在是1月份，是泰国的冷季，但太阳晒在脸上仍然火辣辣的。停车的地方是一个小镇子，路边有一些专做过往司机生意的小店。我看见一些司机停车在这儿休息。这些黑黝黝的看上去个个都像黑社会一样的司机，实际上是泰国穷苦人之一。他们很友善。泰国人很讲究行善，穷苦人没有钱，他们不能像香港的富翁那样，甩手捐出多少多少万，他们是以自己善待别人的行为来做善事的。我在这个小镇里看到两种泰国青年：一种是年轻的和尚。在泰国，据说，每一个男青年成年前都要到寺庙里做一次和尚。泰国的寺庙和中国的有所不同，泰国的寺庙不允许生火，所以，泰国的和尚每天吃饭都是出来“化缘”。一般寺庙每天只能吃两顿，老和尚带着小和尚（有些小和尚很小，是穷苦人家生下来养不活而送到寺庙里的）出来“化缘”。泰国的和尚一般受到人们的尊重。我看见一位年轻的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手中托着一个钵，到小镇上来“化缘”。走到每一个小店边，店主都主动出来给一点食品。那些正在吃饭的司机，也从自己面前不多的饭菜中拨出一点到和尚的钵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坐在这儿的小店主的女儿，还给一位年轻和尚送了一枝泰国兰花，也许这位年轻和尚就是这个小镇上的，和这位小姑娘相识。泰国的年轻和尚一般都是要还俗的。他们在寺庙里做了一段时间和尚以后，就会还俗回家结婚。在这个小镇上，我还看到几位泰国士兵。他们和那位年轻和尚的年龄差不多。在泰国，服兵役是义务的，每年都要招一次兵。招兵的方法是“抽签”，每一位适龄青年都要参加，无论是富人穷人。但人人都怕当兵，于是富人家就花钱买“丁”，买穷人家的孩子去顶替自己的孩子去当兵。这样，在军队里实际上当兵的绝大多数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泰国军队是美式装备，从军服到武器都是美式的，看上去很神气。但是这些士兵，显然没有钱，在小镇休息时，只是喝一点水，连当地很便宜的抽子也舍不得买。这些人显然看出我不是泰国人，在他们的眼中，也许我是一位外宾，但他们对我来到这个偏僻的边境一定不太理解，都瞪大着眼睛望着我。但他们包括那些年轻的士兵在内都比较友善，我没有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绷紧着的阶级斗争这根弦”。
我站着路边顺着公路朝东望去，因为我知道东边是柬埔寨。那儿有着一些不是很高的山，但一座山连着一座山。这条公路就逐渐地钻进这些丛山中，使人有一种此去前途未卜的感觉。从资料上看，泰、柬边境地区，原本人口稀小。后来，柬埔寨战争期间，有相当多的一批柬埔寨难民从柬埔寨境内逃到泰国。如今柬埔寨战争已经结束，从现在的边境上来看，除了时而有几辆军车开过，已经看不出一点战争的痕迹。也许这里离边境还有相当一段路。但是这里经济落后是显而易见的，从公路两侧的住房，从老百姓的衣着，从他们的生活环境都可以看出来。
1993年8月下旬（王建业去柬埔寨的准确时间，我实在找不到精确的资料），王建业就是由这条路逃往柬埔寨的？那么500多公里山路（从边境到金边，比从曼谷到边境还要远），王建业可是吃尽了苦头了。丧家之大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如果，当初他发现自己在仕途上走不通而准备“下海”，是为了另图发展，那么他从云南出境到曼谷，再出境到金边，可就是为了生存了。但最终还是丢掉了一条命，使他的一生追求最终只拥有了面前的一片黄土。我们今天来追寻他的踪迹，是为了让后来者明白一个显而易见但又往往总被人们以侥幸心理不愿面对的道理：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
回到芭堤雅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到了酒店我就睡了，一夜无梦。
元月9日的晚上，我们旅行团又回到曼谷，按照旅行团的日程继续在曼谷参观。我的心却挂牵着王建业第二次来泰国，在曼谷被捕后，法庭审讯的一些情况。我请导游帮助我查一查1993年9月29日以后的泰文报纸，寻找这类消息。当天晚上，团里的几位团友相邀一同去看看曼谷的夜景。我们住的宾馆在曼谷郊区，宾馆设施不错，但从宾馆的窗户往外看已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田野。要进城必须“打的”。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根据在芭堤雅的经验准备找一个华人司机包他的车，然后由他负责将我们再送回来。
我们在宾馆的门口拦车，一连拦了好多部司机都不懂汉语。就在大家有点丧气的时候，来了一部车，开口一问懂一点汉语。大家高兴地上了车，司机问我们去哪里，大家说，哪儿好玩就去哪里。司机一听，明白了，一踩油门朝前开去。我们一行四人，把个出租车挤得紧紧的。我坐在前面，看着看着觉得不对，车子越开马路两边的建筑物越少，好像不是去市区，而是朝更远的郊区开。我问司机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司机说，好玩的地方。
开了约20分钟，车子进了一个院子。院子的门口，是一副巨大的泰国国王的画像。泰国国王着一身白色的军礼服，但由于国王文质彬彬的戴一副无边眼镜，尽管佩着一把剑，并没有威风凛凛的军人感觉，还是更像一个文官。后来，我才弄明白，挂泰国国王画像是因为，前不久是国王的生日，所有建筑物前几乎都要挂国王的画像。
大家下了车以后，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见院子里有几排房子，都是平房。门口挂着彩灯。大门紧闭着，但不时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我还看到有几个黄头发的“外国人”走了进去。大家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司机说，这是“泰国浴室”。有位北方来的团友说，“浴室”？我们刚刚在宾馆里冲完凉出来，不需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找什么“浴室”。我听明白了，这恐怕就是泰国所特有的一种“浴室”，是一种黄色场所。我马上想到了王建业逃来泰国，六叔带他们去“放松”的地方。我的文章里曾写到过“泰国浴室”，但那是凭着别人的介绍描述的，真正的“泰国浴室”如今就在眼前，何不进去看一看。但我又担心，这毕竟是一种黄色场所，万一进去不“消费”，人家会放你出来吗？我把司机叫到一边，连同车资我给了他三百泰铢，他非常高兴。我说，你别走，我们一会儿还要坐你的车回去，我们包你的车。接着，我又问，这里我们只进去看看可以吗？司机说，来了不洗澡进去看看有什么意思。我说，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是绝对禁止进这种场所的。但我们又来了，所以我们只想进去看看，而且请你带我们进去看看。我们每人给你一百元小费。你干，我们就进去。你不干，我们现在就回去。
我知道，这位司机带我们来到这儿，他一定对这儿熟。而且他把客人领到这儿，估计“浴室”老板可能给他有‘“回扣”。但我们一走，他就一分钱也没有。如果领我们进去看看，毕竟还有四百元的小费，加上这一来一回的车费，他这一趟生意赚得不算少。司机想想，就答应了。我说，我再和我的团友们商量商量。我和大家一说，大家感到既神秘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来泰国就是来玩的，参观参观也好，一口同时地都愿意进去看看，并且都把钱交给我。我说，那就跟着司机进去只看十分钟，然后马上出来。
我们跟着司机走了进去。进门一个大厅，有点像中国的咖啡厅，放着许多沙发，灯光很暗。大厅里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坐在沙发上喝茶。我们一走进去，立即上来一个领班，司机上去和他说了几句，他又离开了。我们看见大厅的一侧全是玻璃，玻璃里面灯火辉煌。像摆商品一样，玻璃房里一排排的坐满了小姐，每一个小姐胸前都醒目地佩着一个号码。我想这大概就是有人所说的“金鱼缸女郎”了。“泰国浴室”里基本情况和我前面文章里的描述差不多，所不同的是，玻璃房里的小姐并不是身穿“三点式”泳衣，而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而且是长袖的。从大厅里看不出，这种“泰国浴室”“黄色”在哪里。只是，不停地有客人在玻璃窗前挑挑拣拣，挑中一位小姐，就有刚才我们进来时，迎上来那位男领班用麦克风将这位小姐叫出来。然后，这位小姐会陪着这位客人走到后面，我估计，所有“黄色”恐怕就在后面那看不见的地方。
在“泰国浴室”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不是什么“黄色场所”，而是那坐在玻璃房里的泰国小姐像商品一样，被人挑挑拣拣的情景。据说，她们都是来自泰国贫穷的东北部，为了养家糊口而到曼谷来“卖身”。在玻璃房里，那种渴望着被客人挑中的眼神，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在这里，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人的基本权力，而就是一个个玩物，被有钱人蹂躏。王建业、青山泉、六叔等人都曾经是蹂躏她们的“客人”。从“泰国浴室”出来，果然没有受到什么阻拦。出门的时候，那位男领班还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大家以为是司机的原故，但我发现，也有客人走进去没有“消费”也离开了，也不见领班有什么微词。
好像大家看了后，心情都不是很舒服，回来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元月10日，旅行团参观曼谷的泰国国宝玉佛寺。从玉佛寺出来，有泰国佛教协会的人上车卖佛像。泰国主要信奉五大名佛：四面佛、玉佛、如意佛、招财佛、平安佛。佛要金装，因此，泰国的佛像都是包金的。卖的佛像也是这五大佛，主要是金佛像胸坠。但是泰国冶炼不出“9999”金，即24K金。泰国黄金的最高纯度只能达到22K。一般包佛像的都是18K金或者14K金，所以金佛像并不太贵。佛教协会的人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向人们解释五大名佛，解释得非常功利，如买了招财佛就可以保佑你发财，买了如意佛保佑你事事如意。同行的有各色人等，小姐们买如意佛的多，老板们买招财佛的多。旅游团里有一位中年人，看不出职业，他的女伴叫他买一尊招财佛，他却伸手拿了一尊平安佛。这事勾起我的联想：史燕青和王建业一道来泰国旅游时，也来过这玉佛寺，因为，有人看到史燕青在玉佛寺门口照的照片（是一个人照的，在史燕青和王建业来泰国旅游照的许多照片中，几乎没有看到她和王建业的合影。是不是自从发生那次王妻发现她和王建业的合影照片后，他们再也不会照合影照片？）。那么他们也一定会遇上佛教协会卖佛像的。我在想，当时王建业会挑那一尊佛像呢？如果，他也选平安佛，此时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如果是史燕青会挑哪一尊佛像呢？
我们的旅行团里有一对中年夫妻，男的好像是一个老板，他的妻子一路上都很节俭，不像有的女人大买特买东西。这位妻子甚至从国内带着菜到泰国。但有一天，我们在参观完一个泰国皮革厂时，这位女士花了1200泰铢给她的丈夫买了一条鳄鱼皮的皮带。我笑着问她，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皮带？她对我说，买条皮带把老公拴紧一点。这恐怕又是一个怕男人有钱就学坏的例证。
《没有家园的灵魂》在写作中，我一直在苦苦地思索：这篇作品该如何结尾呢？任何一位有思想的作家都会非常重视作品的结尾，何况这篇作品已经有了影响，读者又在关注着。一般来说，这篇作品有两个结尾：一是对王建业的一生来一次总结；一是把王建业的案件提高到社会治乱兴衰的高度进行批判。可是对这两种结尾，我都不够满意。总结也好，批判也好，都有说教的味道。读者自会有自己的思考，我居高临下地来一番说教，是一种非常讨人嫌的作法。
一天，我接到一位不知名的读者来的电话他说他是一位大公司的退休老总，退休后一直睡不好觉，原因就是看不惯社会上的腐败行为。他说，他当老总时，全公司只有一辆日本丰田车，而现在公司里仅奔驰车就有四辆。他看不惯，有时甚至后悔当初大权在握时，没有捞一把，因此，睡不好觉，看了许多医生也不见效。读了我的作品，看到王建业的下场，他突然睡得着觉了。他在电话里，一个劲地感谢我。
放下电话，我思索良久。我感到这个世界上何止这一位退休老总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人太多了。清贫的人因为清贫睡不着觉，暴富的人因为暴富睡不着觉，当然两者有着质的区别，因此，我希望人人都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认为，这是人的最大财富。
于是，我找到了我的文章的结尾。
参观完玉佛寺以后，导游告诉我，他找到一份泰文报纸，上面有关于抓捕“李亚平”的报道。他告诉我，内容和我上次找到的那份中文报纸差不多，但报道中提到的王建业藏身的那个高级公寓，他知道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有一个当警察的亲戚住在那一片公寓。
我听后高兴极了，请他安排时间带我去。他说，那片公寓离我们住的旅馆比较远，白天塞车太厉害，晚上晚一点带我去。
由于，我们11号就要结束泰国的行程回到香港，因此，我们只能在10号的晚上去。当天晚上8点30分，导游把所有客人送回酒店休息，这才带我去。我们要了一辆的士。穿过灯火辉煌的市区，朝郊区开去。车开了大约50多分钟。到了一片公寓区。我们下了车。我一眼望去，这是一片高尚公寓区。各种小车不停地进出。这片公寓区还住了不少高级警官。导游的亲戚也属于高级警官。
我望着这片公寓，突然明白，来了也等于白来。因为，公寓有一大片，我们既不知道王建业住在哪一幢，更不知道住哪一套房。但是我来到这儿，实地了解了当时现场的环境，使我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又一想，整个来泰国好像都是白来。因为，所有采访都和在国内不一样。我没有找到一个当时的知情人，也没有采访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可是，我有了一种循着当年王建业的踪迹走了一遍的感觉，了解了泰国的真实情景，感受了当年王建业史燕青在泰国的所见所闻。我觉得自己有了一种别一样体会。我自己在泰国的见闻和感受，都仔细地描述出来，使读者再读我的作品，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会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
回旅馆的路上，我低头沉思。我来泰国是白来吗？
不，我来泰国所经历的辛苦是有意义的。
突然，一声汽车喇叭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抬起头来，我看见了韶关监狱的大门……
（未完待续）
作者：杨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