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核心的维新派，在当时的国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与改革，那么这些活动，究竟对当时的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右）梁启超（左）
一、组织学会
为了广开风气，培养和团结维新人才，传播合群意识，进而扩大影响，推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积极创办各种学会，“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1895年至1898年间，全国各省学会林立，其中尤以北京、上海、湖南三地最为活跃。
在北京，学会出现最早。1895年8月，在广学会的示范作用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直接影响下，康有为、梁启超与帝党成员文廷式等人联合创立北京强学会，推举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参加成员包括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沈曾植、张权、杨锐、徐世昌等二十二人，并得到翁同稣、张之洞、李鸿藻、刘坤一等官员及李提摩太、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传教士的支持。
北京强学会旧址
强学会的性质是“兼学校和政党而一之焉”，实际上是维新派和帝党相结合的一个政治团体。该会每十天集会一次，由专人演说，论述中国自强之道，探讨维新变法之途。由于成员复杂，派系不一，彼此间争权夺利，内部矛盾日益突出。1896年1月，在御史杨崇伊的弹勃下，强学会成为党派争斗的牺牲品，被清政府封禁。
1897年至1898年4月间，维新派又在北京发起和参与创办了知耻学会、关西学会、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保国会、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团体，其中尤以保国会影响最大。保国会成立于1898年4月，主要发起人是康有为和李盛铎。该学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建立分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制定了《保国会章程》及相关会议例则。与强学会相比，保国会在规模和宗旨方面更为完善，已具近代政党的雏形。同时，又致力于御侮图存、变法维新的思想宣传，推动了各省自保救亡和维新运动的发展。
保国会遗址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贸易和中外文化交往的重心，社会风气较为开放，是维新人士创设学会和变法自强的又一重要基地。1895年11月中旬，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康有为在上海王家沙创立上海强学会，由他和汪康年共同主持，并拟定《上海强学会章程》，申明旨在为中国自强而立，以此开通风气，扩大维新声势。参加成员包括康有为、汪康年、陈宝琛、张謇等二十余人，其中多属张之洞一派。上海强学会在章程中强调学习西方，以译印图书、刊布报纸、扩大藏书、开设博物馆为紧要之事。具体而言，即翻译出版西文图书，研习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刊行报纸，关注和报道国内外时事；搜集中外书籍，以供研究；开设博物馆，置办仪器，讲求制造。1896年1月，北京强学会被封禁后，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上海强学会虽历时短暂，但对上海乃至东南地区的维新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维新派康有为等
1896年至1898年6月，上海又相继出现了地理公会、务农会（农学会）、算学会、译书公会等诸多学会组织。这些团体多属学术性质，其中地理公会旨在绘制、刊印各国地图及国内分省地图；务农会、算学会等致力于讲求农学、算学、医学、商学等各种新学；译书公会注重仿效日本，着力翻译有关政治、教育、律例、物理、天文地理等西方书籍、报章。除此之外，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不缠足会则是反对旧礼教的重要团体，在全国各地的同类组织中影响最大。
北京、上海维新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湖南在谭嗣同、唐才常$维新人士及陈宝箴、黄遵宪等地方官员的推动下，维新活动十分乐跃，声势日渐壮大，成为全国最具维新气息的省份。1898年2月，嗣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南学总会，在各县设分会，并制定《南学会大概章程》，由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充任议事会友，负吉议定会中事务章程；由皮锡瑞、黄遵宪、谭嗣同、邹代钧担任讲论会友，分别主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自成立之日起，总会每七天举行一次讲演会，既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自然科学及世界形势，又论述创立学会的必要性，阐释“孔子改制”理论，进行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舆论宣传。除讲学外，总会还设答问，对设立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政事项展开讨论，并提出方案，以供政府参考。与其他学会有所不同，南学会虽名为学会，但“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成为连接湖南官僚士绅、讲求地方新政的政治团体。在南学会的带动下，湖南省内“民智骤开，土气大昌”，各府州县纷纷设立学会，其中以湖南不缠足总会、群萌学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等较为著名。
谭嗣同
在上述地区之外，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四川、江西等省及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维新事业也渐次开展起来，学会数目颇为可观。具体而言，如浙江杭州、瑞安、海宁等地的兴浙学会、化学公会、瑞安务农支会、海宁树艺会等，江苏南京、苏州等地的金陵测量会、苏学会、中西学社等，福建福州等地的不缠足会、新学会等，广东广州的粤中不缠足会、农学会、时敏学堂等，四川成都、威远等地的蜀学会、威远农学会等，江西南昌的奋志学会、励志学会等，湖北武昌的质学会，贵州贞丰州的仁学会，广西桂林的圣学会，天津的立天足会，香港的戒鸦片烟会及澳门的不缠足会等。
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全国近十省三十多个城市共设立学会百余个，拥有近万名会员，一时间“学会之风遍天下”。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社团组织，学会在这一时期规模和宗旨较为完善，种类也较为多样，既有宣扬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政治团体，又有提倡新学、翻译西书的学术组织。尽管多数学会因内部组织庞杂、思想混乱，大都陷于停顿，但它们毕竟打破了长期以来禁止士民结社论政的法令，成为宣扬维新思想的新型传播媒介之一，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此，全国各省市风气渐开，民间组织社团已成不可抑遏之势。
二、舆论宣传
在组织学会的同时，维新派又积极创办新式报刊，以此抑扬民众舆论，传播维新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895年至百日维新前，全国各地报刊犹如雨后春笋，蔚然兴起。其中北京《万国公报》创立最早，上海《时务报》和天津《国闻报》则是维新时期南、北两地的舆论中心，在全国影响最大。
《万国公报》创刊于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发起，是维新派创立最早的报刊。《万国公报》为双日刊，共出四十五册，每册附论说一篇，每期刊印一千份，随当时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免费赠阅给在京官员。该报除转录广学会及其他报刊外，主要由梁启超、麦孟华撰写评论文章，具体包括《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万国矿物考》《各国学校考》《铁路通商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等二十余篇。这些文章侧重阐述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具体涉及开矿、造船、邮政、农业、工商、制造机器、修筑铁路、新式教育、开办报馆等事项，较为完整地宣传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万国公报》发行两月后，北京城内“舆论渐明”，部分官员“闻所不闻”，“渐知新法之益”，由此“识议一变”。
万国公报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维新派更加注重舆论宣传，遂将《万国公报》改称《中外纪闻》，作为北京强学会的机关刊物，由梁启超、汪大燮担任主笔。12月20日，《中外纪闻》双日刊正式出版。初刊时，为扩大报纸在上层官僚中的影响，强学会依然采取免费赠阅的方法，将其随《邸报》分送至各大官宅。随着维新思想的传播，《中外纪闻》的发行量增加至三千份，内容除摘录阁抄、译印国内外时事新闻外，还刊载西方格致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同时还附有论说多篇，考察各国情况及其强弱根源，为新政改革提供建议。1896年1月，该报被清政府查禁。《中外纪闻》发行时间虽仅月余，但它作为维新活动的一种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反映出维新派变法图存的政治倾向，在部分京内官员及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反响，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由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福州路发起创立，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担任主笔，张坤德、郭家骥、古城贞吉分别担任英文、法文、日文翻译。该报为旬刊，从创办至1898年8月7日停刊，共刊印六十九册，每册二十余页，分为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专栏，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其中以域外报译为主，约占全册内容的一半。梁启超担任主编期间，在《时务报》上陆续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五十余篇文章。他既明确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变法图强；又大胆宣传民权、民主，认为君权日尊、民权日衰是中国贫弱的根源，号召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同时还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以培养有用人才，并实行工艺专利，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梁启超所撰政论文章，言论新颖，文字通俗流畅，在维新人士和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在梁启超的宣传鼓动下，《时务报》营销至南北十五省及日本、东南亚等海外地区，销售数额多达万余份。作为维新时期南方的舆论中心和全国影响最大的新式报刊之一，《时务报》“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
时务报
《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10月26日，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发起创立，严复担任主编。《国闻报》以通上下、中外之情为宗旨，以合群自强相号召，成为维新时期北方的舆论中心和全国影响最大的两份报刊之一。该报为日报，每日两张，主要刊登告白、上谕、直隶制台辕门抄，译录英、美、日、俄、法等国报纸和国内新闻，同时还发表相关论说，译介和宣传西方各国的政教、学术等。由于天津地处北方，距离北京较近，《国闻报》所刊登的国内新闻仅限于京津一带及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其中对维新时期的新闻和京城动态报道得尤为翔实和及时。严复主持报务期间，在《国闻报》上陆续发表了《拟上皇帝书》《西学门径功用》《保教余义》《保种余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论中国教化之退》等多篇社论。他揭露清政府的统治弊端，倡言变法改革、救亡图存，主张学习西方，广开民智，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
八股文
八股文，又称时文或制艺，滥觞于北宋，至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自明中期开始，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序，并在清代一直沿用，成为科举考试制度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限制，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其中破题即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解开；承题即承接破题的意义加以说明；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则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后四部分才是正式议论，并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所拟题目基本来源于《四书五经》，要求考生所论内容主要根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由此，八股文成为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在《时务报》和《国闻报》的带动下，1895年至百日维新前，上海、天津、湖南、浙江、福建等地及澳门地区，新式报刊广泛盛行，数额多达六十余家。具体而言，如上海的《强学报》《农学报》《集成报》《富强报》，天津的《国闻汇编》，湖南长沙的《湘学报》（《湘学新报》)，浙江杭州的《经世报》、温州的《利济学堂报》，江苏无锡的《无锡白话报》，福建福州的《福报》，广东广州的《岭学报》，广西桂林的《广仁报》，四川成都的《蜀学报》，重庆的《渝报》，澳门的《知新报》等。除此之外，日本、新加坡亦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分别设有《东亚报》《广时务报》《天南新报》。
国闻报
维新时期，新式报刊不仅种类多样，而且内容新颖。在种类上，主要分为综合性、专业性、文摘性报刊及政治团体的机关刊物；在宣传内容上，或议论时政、倡言变法，或介绍西方政治学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术知识。作为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传播媒介，新式报刊行销全国各地，占据了舆论界的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即使“一孔之士，山泽之农”“筐箧之吏，烟雾之儒”，也因新式报刊而“始知有神州”，“始知有时局”，进而推动了维新变法活动的迅速高涨。随着社会风气的逐渐开放，民间办报之风日益兴盛。
三、湖南时务学堂
同一时期，为培养维新人才，传播西学和变法思想，维新派人士又积极筹议和创办多个新式学堂，其中以湖南时务学堂的成效最为显著，对维新运动影响也最大。
时务学堂教习：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时务学堂由谭嗣同等人发起，并在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目标襄助下，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开办，由熊希龄担任学堂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在师资方面，熊希龄特意延请梁启超、利瓦伊格分别担任中、西学总教习，同时又聘请康门弟子欧寒甲、韩文举、叶觉迈等为中文分教习、许应垣为数学教习。在学堂章程方面，梁启超代为拟定《学约》十章，内容包活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改。具体而言，即试图“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完之意”，讲学过程中“以宗法孔子为主义”，择取六经义理制度及其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并“传孔子大平大同之教于万国”。在办学宗旨方面，时务学堂以保国、徊侮、创新相号召，提倡新学，鼓吹维新，致力于培养学通中西的新型人才。在招生方面，时务学堂首先通过统一初试和复试，选取中文内课生和外课生、西文留课生和附课生等各类学生，然后在学生入堂武习三个月(后改为一个月）后，由总教习会同绅董根据学生的日常功课分数和性情举动，严加甄别，最后确定出正式录取的学生名单。据统计，1897年9月至1898年4月间，时务学堂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招生考试，合计初选学生二百六十四人次，正式录取中文内课生八十一人，中文外课生二十四人，西文留课生(兼习西文者）六十七人，备取内课生、留习中文者、调送北洋学堂者等其他各类学生二十一人。
时务学堂旧址的一部分
依照章程规定，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前者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粗浅的格算诸学，后者则主要涉及西方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知识，具体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学生入学六个月以前，攻读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学生在普通学的基础上，可各自选择学习专门科目。在具体授课中，梁启超、欧榘甲、韩文举等教习屡屡引述《春秋公羊传》《孟子》两部典籍，并撰写《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读西学书法》等文，以此宣扬康有为的改制学说。他们一方面发挥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并宣称孔子为“改制教主”，将民权、平等、选举议院等西学内容与孔孟学说相互比附，揭示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一方面又勉励学生阅读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中文译本，并指导学生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孟子》等典籍中的微言大义和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进行比较参证，以便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学生按日做课业札记和答词，其中多论及民权、议院、废拜跪之礼、改朔易服等项。教习则添加大量批语，予以鼓动。
时务学堂碑坊
总体而言，时务学堂在传播维新思想、改革学堂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一，培养了一批新学士子，并促使新的价值观和西学知识在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进而推动了湖南知识界的思想解放。时务学堂“诸生入堂”，遂以此为中介，“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放言倡议民权、议院等维新学说。在视野不断开阔的同时，其变革的激情也日益炽烈。其二，推动了湖南省内书院制度的改革。时务学堂创办之后，虽然屡屡遭受省内守旧势力的诽谤和攻击，但依然获得了一部分开明士绅的赞誉。他们认为时务学堂“既宏答问之施”，则其他一些学院“当在附庸之列”，遂纷纷请求仿照其教学模式，逐步更改现行书院章程，调整相应课程。可见，时务学堂的设立对湖南学风的转变影响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