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佩佩·埃斯科巴】
作为一位能够亲身参与东西方两大文明互动的人，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比那些自诩为“专家”的、浅薄的西方学者们更加有资格谈论与中国有关的一些复杂问题。在美国政府、幕后势力（the Deep State）以及东海岸的建制派力量都起来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当下，我对马凯硕的上述评价尤其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
马凯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联合国安理会前轮值主席（2001-2002）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建者和院长（2004-2017），他是一位杰出的亚洲外交家。
巴西自由记者佩佩·埃斯科巴2020年4月23日在香港《亚洲时报》网站刊发评论文章：《中国的不能承受之轻》
马凯硕所表达的观点都是具有建设性的，他总是极具耐心地向美国人解释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言行背后的一些逻辑。在马凯硕最近出版的《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至高地位的挑战》（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一书中，他用优雅的文笔和难以辩驳的事实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这给我留下了一种印象：他仿佛已经掌握了中国文化中“道”的真义。
中国的道家人物老子曾指出，最接近“道”的是水这种物质，人应该像水一样让自己的生命流动起来。道家人物庄子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蝴蝶，而马凯硕就像一只奋力扇动翅膀的蝴蝶，他希望能够超越自己提出的那个看起来颇为自相矛盾的观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既是无法避免的，又是可以避免的”。在这种超越中，他希望能够走出一条通往“可以避免”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这与当下在美国十分流行的那个名为“修昔底德陷阱”的陈腐概念形成了巨大反差。马凯硕曾与“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来自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就中国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们二人在辩论中似乎都很敬佩对方，而那场辩论对我们来说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马凯硕在辩论中谈到信仰印度教的母亲曾带自己去过新加坡的印度教寺庙和佛教寺庙，他还提到在那个城市国家，大多数佛教徒都是华人。这为我们理解他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若要理解东方文化的“深层机理”，中印两国的文化和哲学联结是一个关键，理解了这个关键，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内在联系也便昭然若揭了。
美元问题
对于许多亚洲问题专家以及像我这样每天生活在新加坡的人来说，聆听马凯硕作为李光耀的忠实信徒发表的一些观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而且他从不高高在上地进行说教。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凯硕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研究中国，他希望能够从中国内部把这个国家搞清楚，而且他的研究涵盖了中国国内的各派思想。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马凯硕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中共的支持者。他曾在各种场合无数次强调过一个观点：在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时，要把“中国”放在“共产党”的前面。他指出：“与苏共不同，中共所着眼的并非意识形态，他们更加关注中华文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大、最具韧性的文明的复兴”。
马凯硕在书中列举了美中双方各自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挑战及各自的短板。他着重解释了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其全球声誉是如何遭到侵蚀的，此外他还阐述了“美元已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的观点。美元享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现实并非是从今天开始的，全世界都已深受美元的捆绑。由于美元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最近更是采取了把美元全面武器化的行动，这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的力量。如今许多“强大的力量”都在致力于终结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区块链技术就是一股这样的力量，而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出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替代性货币。马凯硕提到，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去年8月举办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透露：中国人民银行距离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已经“很近了”。在该论坛举办两个月之后，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高度重视”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中国将把区块链技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这一切正在变为现实，主权区块链平台上的数字人民币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美元一直在国际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马凯硕指出，一旦美元丧失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以美元为基础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就将走向崩塌，这个过程也许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会很快”。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把自己的支付宝和微信两大支付平台推向全球来加速这个过程。
亚洲世纪
马凯硕指出：“中国领导人希望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没有传教士心态，他们并不打算接管全世界，他们也没有让外国人在思想文化上都变成中国人的想法……不过美国还是认定中国对自己构成了生存威胁”。包括马凯硕在内的亚洲各国精英人士都很奇怪，美国的政治体系面对当前这一全新的历史进程，竟然完全无力在战略层面作出调整（total inability to make strategic adjustments to this new phase in history）。马凯硕特别花了一章的篇幅在这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一章的标题是《美国还能调头吗》（Can America make U-turns？）。
马凯硕2020年3月出版的《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至高地位的挑战》一书封面
马凯硕甚至把国际关系领域的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文章《美国例外论的迷思》（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作为附录放在了书的末尾。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美国例外论”已在美国引发严肃讨论。麦肯锡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就“新的全球标准是否将来自亚洲”进行了分析，最后的结论是：“未来世界历史的精彩内容将大部分发生在亚洲地区”。在20年后的2040年，“亚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占全球的52%，消费额占全球的40%”，而且实际情况可能将远远超出这些干瘪的数字给出的信息。这份报告还指出，“当人们在2040年回顾今天时，他们会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冠疫情是亚洲世纪真正开始的起点（the tipping point when the Asian Century truly began）”。
1997年，就在我在香港报道政权移交新闻的那一周，我的新书《21世纪：亚洲世纪》（21st: The Asian Century）在巴西出版了。当时我已经在亚洲地区生活了3年，而且我从马凯硕的祖国新加坡身上学到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当时的中国还是遥远地平线上的一个看不太清的奔跑者，如今的情况与那时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亚洲世纪（实际上称之为“亚欧世纪”更准确些）已经开始了，“一带一路”、“亚投行”、“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加速亚欧大陆的整合。马凯硕的这本新书对中国的那种难以描述的不能承受之轻（the elusiv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China）进行了很好的阐释，同时对无法阻挡的历史洪流写下了最新的注脚。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4月23日香港《亚洲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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