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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和翠西沸沸扬扬的所谓互怼辩论，一共持续了17分钟。但两位女主播之间的对话性质，实在要大于辩论性质，因此网上也就有评论声说，中国人其实没有什么辩论的传统。
即便对话比辩论多，但说国人自古不像西方有辩论传统，却也是不确的。事实上辩论的传统古已有之，虽然不太看重辩论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
比如说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孔子吧，《论语》里记载他的语录，大多是赞扬君子不善辞令的：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还有跟孔子齐名的孟子，虽然跟国君聊起来一套一套的，比孔子能说会道的多，但公都子问他：外人都说夫子你喜欢辩论，请问是为啥呀？孟子却回答：我哪里喜欢了？我是被逼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的大佬们都能辩而看不起辩论，道家的大神也差不多。比如庄子，在他的《齐物论》里就说：凡是辩论，一定都有没看到的地方。（“辩也者，有不见也。”）
然而也是庄子跟惠子，在濠梁之上有一番著名的鱼乐你我的辩论名扬后世，惹得从晋朝简文帝到清朝皇阿玛都心向往之，还进入了如今的语文课本。
不仅如此，春秋战国的时候有苏秦张仪，把战国七雄玩转于股掌之间，就靠一根能言善辩的舌头；西汉汉昭帝时，由大将军霍光主持，公卿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各自带领手下，从盐铁国营存废与否的主题出发，对汉武帝以来的根本国策进行了一次百科全书式的辩论，辩论记录被汇总成《盐铁论》一书；南宋时，在江西的鹅湖书院，理学宗师朱熹和心学高手陆九渊，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哲学大辩论，虽然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
辩论是如此的充满吸引力，所以罗贯中心痒难耐，一定要让诸葛亮替自己亮个相。在真实历史上，诸葛亮出使江东联吴抗曹时只是代表刘备的使者，真正吵翻了天的是当时东吴的主战派和主和派。然而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来了一段一个打十个的“舌战群儒”，舌灿莲花无人能敌。
这还不算完，后来在对阵魏国王朗时，又安排诸葛亮跟王朗单挑辩论，结果活活气死王朗同学，还成就了至今不衰的表情包。其实早在诸葛亮出征前，王朗就已经病死了。
所以虽然孔孟都在说不辩不辩，但辩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没有断过。即便连看破红尘的出家人，都前赴后继地生产着一堆一堆的禅宗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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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辩，西方人也一样。中国的传统是孔孟，而西方则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连把辩论放在次要地位的观点也一样。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一篇叫《申辩篇》，记录了他老师苏格拉底在接受审判时的辩词，辩驳对于他“腐化青年、不信仰众神的种种控诉”。但苏格拉底要陪审团对他下评价时，要求不要依据他的辩论技巧——而要基于他说出事实的勇气。苏格拉底说，要是单单看辩论技巧的话，那么他的控诉者远胜于他。
而这种在法庭上辩论的传统，在后世的西方一直被延续下来。从古罗马开始，司法就逐渐走向职业化，律师在法庭上必须要使尽浑身解数，想办法说服经过严格法律训练的职业法官。后来律师还要面对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基本是文盲的陪审团，没法通过提交书面文件的方式说服他们，只能费尽口舌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法治传统，西方人在演讲、辩论和逻辑的训练上，整体水准确实要高过东方。
这样的辩论创造了许多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1787年5月25日到9月17日，美国55名各州的代表齐聚费城，一开始只想修订《邦联条例》，但在经过四个月旷日持久的群辩之后，代表们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在这55人中，超过一半接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并曾担任律师和法官。当时的代表们其实普遍不怎么满意，因为这是妥协的产物，但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看，这几乎是一个最为满意的结果。
也有一些大名鼎鼎的辩论掩盖了真实的历史。例如过去常常提到，1840年4月7日，英国议会经过了三天的激烈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动武的议案。然而近年来档案解密：1840年4月议会辩论记录里，根本就没有对华开战的议案，271票对262票是拒绝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也就是说，在人们后来以为在辩论的时候，其实英国的军舰已经在前往中国的路上了。
尽管如此，美国总统大选的历史，却是一部辩论元素越来越重要的历史。1858年，曾是律师的亚伯拉罕·林肯与斯蒂芬·道格拉斯进行了一场竞选参议员的公开辩论，主题之一是奴隶制。当时的辩论动辄一整天，每人发言长达三四个小时是常事，而观众也有足够的耐心听完。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辩论决定了美国的命运，也成为后来政治辩论的标杆。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首次电视直播，发挥一般的尼克松完败于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肯尼迪。
同样凭借直播在辩论中大胜对手的还有1980年的里根，在辩论前他和竞争者卡特的支持率相差无几，而辩论后则出现了里根大获全胜的结果。
在亿万人众目睽睽之下辩论，有时辩才根本排不上用场。约翰·爱德华兹曾是知名律师，最杰出的成就就是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案中负责莱温斯基的证词，最终使得克林顿被判无罪。但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代表参选人公开辩论，爱德华兹一上台就出局了。
为什么？因为虽然形式上是群辩，但奥巴马和希拉里一来就唇枪舌剑争执不休，视爱德华兹为空气。他们联手给所有观众造就的印象就是：民主党代表不是奥巴马就是希拉里，压根与一边的爱德华兹无关。
于是爱德华兹就被尴尬地晾在一边，最终苦笑着看奥马巴和希拉里表演完。他再能辩，也根本无从开口。
3
而关于电视辩论，在中国更广为人知的是“国际大专辩论会” 的形式。1993年，一场辩论会让辩论一夜之间红遍全国。
1993年，在1993年，在之前三届亚洲大专辩论赛的基础上，新加坡广播局扩大了参赛范围，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专中文辩论赛，代表大陆参赛的是复旦大学辩论队：一辩姜丰、二辩严嘉、三辩季翔、四辩蒋昌建。
在最终“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决赛中，复旦大学以评审投票五比零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台湾大学队。当时为复旦作总结陈词的是蒋昌建，后来的《最强大脑》主持人；代表评审团作总结的，是以武侠小说誉满全球的金庸。
实际上，这种大专辩论会的形式，来自于英美法庭的辩论。而如今常见的大专辩论赛规则，是在新加坡赛制上进行不断更新的结果，例如加入了质询和盘问的环节。但总体而言，表演的成分仍然显得过多，虽然听起来比真正的法庭辩论精彩万分。
除了电视辩论之外，西方普通观众对辩论的了解和熟悉，还有相当程度来自于各种律政剧。比如美国的《傲骨贤妻》或是英国的《Silk》，就都是以唇枪舌剑来吸引观众的经典。还有像《十二怒汉》这样的电影，亨利·方达一个人要说服其他十一个人，辩论的精彩程度可谓全程无尿点。
国人本来对辩论的利弊，两千年前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资治通鉴》里记载，平原君要邹衍跟著名的辩士公孙龙子辩一辩“白马非马”，结果邹衍回答：
“辩论是分别事物的品类，使各不相扰；列序事物不同的情况，使各不相乱。发挥意义，疏通宗旨，使人明白所说的事实和道理，而不以专门从事迷惑人为目的。因此，辩胜的不失去他的立场，辩败的也能获得所求的真知。像这样，还可以去辩论。否则，彼此以虚文互相伪辩，饰浮词去取信对方，立巧譬以转移论旨，把人引到迂远的境地，无法明了其真意，这样就违背了辩论的正解。纠缠纷乱，争论不休，最后停的获胜，如此是非混淆，有损于君子的行径，所以我不去做。”
（“夫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
辩论是需要学习的，没有逻辑、修辞、反应和理性的训练，辩论起来轻则以吵架结束，重则陷入力强者胜的丛林法则之中。而人类运用语言解决争端的能力，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类文明的高度。虽然两位女主播的对话多于辩论，但希望从这一次的碰撞中，能让人看到辩论的价值，而不是以谁胜谁负来简单粗暴地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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