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本地区两个最主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关系是南亚地区安全局势走向的晴雨表和标杆。
自 1974 年起，两国进入了核军备竞赛的轨道。1998 年 5 月印巴相继核试，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受到了冲击，南亚地区局势更趋复杂。
然而自核试验至今，两国均在历次冲突如卡吉尔冲突（1999）、印度议会恐怖袭击事件（2001-2002）、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2008）中保持了克制，这一系列选题认为，除了核武器带来的实在威慑外，美国的介入与印巴形成了三边互动结构可以对印巴危机实施有效管理。
印巴均不愿事态升级，而在危机中缺乏沟通渠道的困境为美国的介入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美国在南亚的利益关切、美国干预资源的丰富及在 21 世纪初与印巴双方皆有密切关系的“轴心地位”则是美国干预的主观和物质动力。
根据第三方干预国际危机实施危机管理的分析思路，这一系列选题选取了 2001-2002年印巴对峙、2008 年孟买危机两个案例，两个案例中美国综合运用沟通磨合、劝谈促和、赏罚诱压等策略，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均旨在疏导印巴安全压力、沟通建立共识，使冲突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与预期从单纯的敌对心理向合作心理转变。
但美国的干预效果具体还受到美国的干预意愿、印巴双方的内政、国内舆论等因素的干扰。
未来在美国战略调整、中美亚太主导权竞逐日趋激烈的大语境下，印巴对美国干预的接受度、美国干预的意愿以及能力等都将面临不确定性。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将会就“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视角下美国干预印巴冲突研究”这一问题展开系列选题，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探讨。
一、 系列选题讨论目的和意义
南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本地区两个最主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关系是南亚地区安全局势走向的晴雨表和标杆。
自1947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取得独立国家地位以来，两国围绕宗教信仰、资源争夺、克什米尔等争议问题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对立，甚至局部冲突时有上升至地区战争的烈度。
1947 到 1971 年之间的三次印巴战争恶化了两国关系，也给南亚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危害。
自 1974 年起，两国进入了核军备竞赛的轨道。1998 年 5 月 11 日和 13 日，印度人民党政府在博克兰地区共进行了代号为莎克蒂的五次核试验。成为了事实上的核国家。
作为回应，同年 5 月 28 日和 30 日，巴基斯坦在西南部的俾路支省查盖地区先后共进行了六次核试验。印巴相继核试使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受到了冲击，使南亚地区局势更趋复杂。
然而自核试验至今，两国均在历次冲突包括卡吉尔冲突（1999）、印度议会恐怖袭击事件（2001-2002）、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2008）中保持了克制，有关印巴相互核威慑如何形成稳定结构、印巴核威慑稳定受哪些因素制约等问题的讨论也开始进入了学界视线。
学者们从构成威慑稳定性的诸多条件出发，借鉴不同的理论范式与角度，对印巴核威慑的稳定与否进行了分析，得出不同结论。
但就这一系列选题能搜集到的文献而言，大多数未能跳出美苏“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 ，或是借鉴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基本理论范式展开分析。
虽有提及体系层面来自美国、中国等域外国家对印巴冲突走向的影响 ，但对印巴核威慑稳定的形成动力缺乏较为细致的考察与理论化分析。
这一系列选题认为，除有核武器带来的实在威慑以外，域外大国美国的介入，与印巴形成的三边互动结构可以对印巴危机实施有效管理。印巴危机中的美、印、巴三边是如何互动的？
哪些因素影响到危机的处理进程，尤其是美国对这场危机的处理对当今国际危机管理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是这一系列选题探讨的重点。
这一系列选题的研究意义在于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
就学术意义而言，以往对印巴危机管理的研究侧重印巴双方的管理行为，且多将危机管理作为一个概念整体进行阐述，较少关注第三方对危机干预实施危机管理的行为。也较少关注具体的第三方危机管理的举措及生效机理的阐释。
而这一系列选题着重探讨的是，美国作为三边关系中的“轴心国家”是如何作为，改变了危机中印巴双方对彼此的态度，使得印巴对彼此的认知由紧张敌对关系向共处关系转变，从而为细与归纳第三方危机干预的行为、过程细节，解读生效机制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当然，勾画出足够的细节也是这一系列选题的撰写难点。
此外，本研究希望将三边互动与危机管理相结合，在彼此关照中丰富各自领域的研究内容。以往的危机管理研究多着重于危机当事方的互动，对域外第三方介入危机的行为以理论化视角解释三边危机下危机管理如何生效的尝试相对较少。
这一系列选题通过梳理并分析美国在印巴双方中的危机管理行为，尝试从三边互动对敌对国家彼此认知关系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探讨第三方国家或组织与冲突双方的冲突与合作关系。
这一系列选题认为，印巴间国家利益分歧、历史积怨、核威慑的存在等，使两国的安全关系脆弱，互信基础薄弱，但基于两国核力量上的势均力敌以及“理性人”考虑，双方又都不敢在冲突中走得太远，使得双边矛盾化解容易陷入僵局。
而 21 世纪初的美国作为同时与印巴均保持合作关系的“轴心”国家，承担了疏导印巴安全压力、沟通建立互信的角色，使冲突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与预期从单纯的敌对心理向合作心理转变。
这一视角既可为南亚危机管理的研究提供新的切入点，也可为其他地区安全危机案例中的外力分析问题，将三边互动危机管理与认知理论相结合，也可为实现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等学科间的对话做出尝试。
就现实意义而言，中国是南亚地区的最大邻国，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一带一路”等周边外交战略的开展离不开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作为同印巴两国同样有着密切联系的区域大国，中国能否借鉴美国经验，以“轴心国家”的位置在印巴面临冲突升级时发挥更大的处理能力和话语力？
第三方参与危机管理的实践经验，能否被移植入中国处理其他议题中，借以改善中国周边的外交环境？
这一系列选题通过对美、印、巴三边战略互动的介绍和研究，希望能够对中国外交和周边安全治理提供些许智力助益。
二、 国内外研究动态
第一， 第三方干预国际危机实施管理涉及三方互动。有关三边互动的研究，有关“三边互动”模式的理论与案例研究，这一部分国内外都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三者互动成组（Triad）是显著特征。
三边互动最早源自社会学概念，之后被博弈理论借鉴，发展至三者甚至多者互动，通过使用抽象的模型，使博弈中的互动机理程式化。
研究战略三角的代表性学者迪特默是较早从事明确相关定义、探讨三边战略互动的逻辑和形成倾向的学者。他认为，价值（Value）、权力比（the Power Ratio）、任何双边关系与第三方的关系这三者构成了三方互动的变量。
根据三方的实力对比与彼此的博弈关系，将三边互动分为“三方共处关系”（Menage a Trois）、“浪漫三角关系”（Romantic Triangle）以及“稳定婚姻”（Stable Marriage）类型。
其中“浪漫三角关系”是指“轴心一方”与另两方都保持了和睦关系，而后两方彼此却成敌对状态。 敌对双方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及对关键第三方的依赖可以用作这一系列选题中分析印巴关系的部分理论根据。
明尼苏达大学的西奥多·卡普罗（Theodore Caplow）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出发，提出了六种三边互动模型，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对这六种互动模型的分析，卡普罗发现，三边互动的态势往往有利于弱者而非强者。
通过对印巴案例的讨论可以发现，卡普罗六模型并未涵盖所有的三边互动情况，但卡普罗对弱者在三边互动中为受益方的判断还是给了这一系列选题写作很大的启发。
2001 年，美国学者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W. Crawford）提出了“关键威慑”的概念，克劳福德认为，关键国家需要在敌对双方间保持联盟政策的模糊性，进而使任何一方都忌惮于发动战争的可怕后果而在危机中保持克制。
这与这一系列选题需要探讨的三边战略互动模型以及对下文案例中美国行为方式的解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学者对三边关系的研究也有了较多成果。时殷弘在《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比较、概念辨析》中，从对国际关系史上“毋庸置疑的国家间三角关系”的考察出发，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有其国际体系或国家间交往层次上的三项。
前提条件，即：1、其中任何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里,既非纯粹合作 ,也非纯粹对立, 而是处于合作与对立彼此交织的状态；
2、上述基本关系同样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间内有重要的变动, 而非基本不变或甚至没有足以令人广泛注意的波动；
其中任何一国有关的对外政策的重大变更 , 都会对其他一国或两国有关的对外政策和整个三方关系造成巨大影响。连同在国家层次上关于所涉三国各自行为的两项前提条件即：
1、有关三国是否都具有基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2、三国是否都将纵横捭阖的典型多极均势(它并不需要各极权势完全甚至大体均等)及其权谋外交(diplomacy of manoeuvre)视为三国关系的一大特征。时殷弘对三角关系的界定为这一系列选题接下来界定美印巴三角关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夏立平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作为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三种基本内涵，作为客观存在的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客观规律、作为手段的三角关系——三角策略、作为目的的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理念。并从三角关系的状态、三角关系的互动等角度对三角关系进行了分类。
第二，关于国际冲突调停的研究，国际上对第三方干预双边冲突实施危机管理的研究多置于“调停”这一具体形式下。 这方面，国内外也已有了较多成果。
对调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调停的定义、调停的手段、 调停的条件与评价标准 等。调停行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美国学者雅各布·贝尔科维奇是较早对调停展开研究的学者之一。其对调停策略作出了“沟通磨合”、“劝谈促和”、“赏罚诱压”的分类，为学界广泛接受。
美国学者约翰·赫尔曼着重从冲突方的主观意愿与调解方的介入动机两个角度分析了调停（mediation）——作为第三方危机管理的一种具体形式——产生并被冲突方接受的条件。
凯尔·比尔兹利则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的调停方式与调停效果之间的关系及背后的机制，并认为积极的“议题设置”甚至“操控性”（manipulative）的调停策略比“沟通磨合策略”或没有调停策略更能平息冲突。
清华大学的漆海霞则在博士论文中以囚徒困境博弈为原型，并比较不同博弈情况下改变受益、改变程序和改变信息三种策略的效果。
李开盛认为在中美东亚博弈的背景下，东亚第三方的政策选择对于管控中美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并结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第三方国家的案例，认为第三方国家扮演制度推动者与观念沟通者的角色，有助于中美在东亚的和平共处，李开盛对第三方角色的分类仍为这一系列选题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可看到，针对调停等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但既有文献仍存在对第三方国际危机管理的不同具体情况的分析相对不足，对三边互动的具体过程与细节描画较为粗糙等不足，这也是本研究需要注意的。
1. 有关印巴关系及印巴核威慑稳定的文献，这一部分国内外都已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鉴于这一系列选题研究的重点，这里将集中梳理学者从外部或体系结构因素出发展开分析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注意梳理分析印巴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的文献。
2. 由 P.R. Chari、Sonika Gupta 等学者合著的文集《南亚的核稳定》是这一系列选题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搜索到的对印巴核威慑稳定介绍较为全面的专著，书中对印巴在南亚建立核互信机制、核威慑稳定与恐怖主义、南亚战略三角的特点等问题都作了针对叙述。
美国南亚事务专家艾兰·克朗斯塔特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及了冷战时期中国、美国等域外国家在印巴关系中的影响， 但文章并未从三边互动的角度出发分析。
国外学界在分析印巴核威慑稳定中的美国因素问题上也有了不少成果。
伦敦国王学院、班加罗尔国立高级研究所学者斯里纳特·拉加万在《强制型的三角关系：印度、巴基斯坦、美国与 2001-2002 年危机》一文中以 2001-2002 年印巴冲突为案例，分析了印度运用权力型强制策略（Coercive Strategy）与美国和巴基斯坦互动，最后缓解危机的过程。
文章作者认为，对强制策略普遍运用于解释印巴此次冲突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场危机的结局是印度撤回了边境上的部队，巴基斯坦只在限制恐怖团体行动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拒绝完全回应印度提出的所有要求。
文章认为，美国是理解此次危机演进过程与结局的关键角色。
英国赫尔大学南亚问题学者查克玛将美国“预阻印巴升级冲突乃至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高强度、集中的外交活动”界定为“威慑外交”（Deterrence Diplomacy）并认为美国在这两场尤其是卡吉尔冲突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Pivotal Role）。
文末，作者还指出，未来美国是否还能在针对地区的威慑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需要指出的是文章的分析路径仍是历史叙述，未对美国的“威慑外交”作理论化的操作。
前文提及的“关键威慑”理论也被学者借用来分析印巴冲突中的美国作用，如华盛顿和平研究所的莫伊德·尤瑟夫和依隆大学政治科学和政策研究系的杰森·柯克借用了克劳福德“关键威慑”理论的模型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修正以适应印巴关系的叙事。
并分析了美国在核试后的印巴历次冲突中的干预行为是否符合“关键威慑”的逻辑，他们发现美国的“关键威慑”干预确实增强了南亚的核稳定并且不同于核试前的南亚。
其他大国在此后对美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了支持，但同时他们也指出，有核国家间对峙的南亚会在未来给“关键威慑”的施展提出更大的挑战。
国内研究印巴关系也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大都集中于印巴双边视角，但也有相关文献对美国在卡吉尔冲突中的作用或者美国南亚政策作了较为完整的历史梳理：
如石婷婷在其完成于 2012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卡吉尔冲突及大国反应》便阐述了包括中国、美国等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在印巴两国间“劝和促谈”的具体行动。
张春燕对自布什政府初期至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南亚平衡战略的演变历程与延续作了回顾。 吉林大学的李菲仍然聚焦卡吉尔冲突，在《印巴卡吉尔冲突进程中的美国美国作用研究》中，李菲认为美国的调解对加快两国冲突平息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关注美国在印巴冲突间所扮演角色的成果同样多以历史叙述为主，对美国行为予以理论化的工作较少。
第四，记载具体史料等其他类别的文献，包括《人民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国内外媒体对印巴 2001-2002 年、2008 年冲突对峙的报道，美国国会研究局呈递给国会的有关美巴、美印关系的分析及政策建议简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