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敏
20年前，美国主流媒体塑造了反恐战争
911事件二十周年之际，全球各大媒体都充斥着关于这一改变世界的事件的各类报道。而《雅各宾》却在日前刊文指出，20年前911事件发生后，正是主流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和好战人士的专家评论导致了反恐战争。
正如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私下策划了整个“反恐战争”，新闻界也立刻设定了未来二十年的外交政策路线，主要是通过将话语权交给各种新保守派的声音。一群支持战争的鹰派在2001年9月12日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为的是在公众心目中巩固即将导致外交灾难的战略：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对该报表示：“我们必须停止把这想成是警匪追逐了，应该开始将其想成一场战争。”数月之后，Cohen将其称为“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场旨在击败“激进伊斯兰”的大规模永久意识形态战争，而阿富汗只是前线之一。亨利·基辛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声称这些袭击“堪比珍珠港”并敦促“做出相同回应”。前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官员拉里·约翰逊说，这些战争让人们意识到在阿富汗使用未曾被使用的武器（包括核武器）的必要性。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则表示：“对付这样的人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杀死他们中的一些人。”《洛杉矶时报》援引了一名分析师的建议：“防止同类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唯一方法，就是像恐怖分子做的那样示范后果。……我们需要一场包括资产大量损失和人员大量伤亡在内的大型巨大武力展示。”一天后，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新保守主义分析师鲁埃尔·格雷特（Reuel Gerecht）在《纽约时报》上强调，需要在战争中使用“集束炸弹乃至凝固汽油弹”而不是旨在限制附带伤害的“巡航导弹”。全美顶尖的自由派报纸发表了几乎不加掩饰的无差别屠杀平民的呼吁，这是一项战争罪。
无独有偶，《华盛顿日报》刊登了马克·哈柏林（Mark Halperin）题为“我们战胜了希特勒。我们也可以击败这个敌人”的专栏文章，指出“我们几十年来说要报复却总退缩、寄希望于只要不激怒敌人就可以蒙混过关的做法是绥靖政策，现在必须清楚看到哪怕永远去安抚，绥靖也是行不通的。”在时任总统小布什和其他新保守主义者对事件的“战争”定性基础上，该报敦促“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现代暴力世界的一些温和政治虔诚”和“使用战时规则”，即“在没有正当程序或世界法庭的许可的情况下杀死敌人”。《华盛顿邮报》则肯定地表示，美国“必须以决定性胜利战胜攻击了这个国家的挑衅者，而不是针对恐怖主义行为的一次性报复或刑事诉讼”。它呼吁“对优先事项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敦促让任何拒绝在这场“战争”中合作的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尽管指出“让政府为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负责”以一定必须意味着地面军事战争，但“美国不应该因为代价太大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而退缩。”
《洛杉矶时报》同样要求美国“不是以一次性的报复行为而是长期的反恐征伐”作为回应，使用的语言带有激越的种族灭绝色彩，小布什很快会因为这类语言受到应有的批评。基辛格在《洛杉矶时报》撰文向读者保证恐怖主义者的“动机是对他们视为文明冲突的西方价值观的仇恨”。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邮报上大量引用曾经和未来的以色列极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将其写成是“一场扭转西方胜利的战争”，将“伊斯兰激进主义”比作纳粹在欧洲扩张的目标，建议“不要在干草堆里找针，而是对干草堆发难——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样是邮报专栏作者的查尔斯·克劳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道：“这不是犯罪，而是战争”，指责美国之所以被攻击时因为用“发出传票”和“对沙漠里的空帐篷发几枚没用的巡航导弹”来回应宣战。克劳哈默表示，与其将恐怖分子个人绳之以法，美国“必须将战争带到任何窝藏和保护本·拉登及其同伙的国家，这一次就是阿富汗。类似地，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时报上嘲笑机场将不再进行路边值机的公告，他发问到，“我国真的理解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如果这次袭击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事件，它就意味着一场漫长战争的到来”，他认为美国必须证明“我们了解这些恐怖分子中的许多人仇恨我们的存在”，呼吁开展“第三次世界大战曼哈顿计划”来打击恐怖分子，“尽管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主要战役，却可能是最后一场仅使用常规武器而不是核武器的战役。”五年后，克劳哈默和弗里德曼被《金融时报》评选为美国精英中最具影响力的第一和第二评论家。
文章作者指出，这种用支持战争的“专家”填满专栏的做法是一种选择。有足够多的具有预见性的声音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灾难：菲利斯·贝奈斯（Phyllis Benes）警告说这不是一场能够通过军事手段取胜的“战争”；劳埃德·杜马斯（Loyed Dumas）指出“我们投入导弹防御、B-2轰炸机和F-22战斗机的钱无助于阻止或预防此类可怕的袭击”；斯蒂芬·祖内斯（Stephen Zunes）则警告说军事回应会制造“暴力报复的螺旋”，杀死“和在纽约被杀死的人们一样无辜的平民”，导致“幸存者执意复仇”。然而除非人们阅读独立媒体或检索全国性大报的犄角旮旯，他们不会看到这类观点。
这些早期报道会后来的阿富汗战争报道设定了模板。白宫消息成为了非官方社论，媒体在强调塔利班政府的残忍的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其治下妇女的从属地位上。当这是一场战争的观念深入人心之后，头条新闻很快体现出共识：“第一步：干掉塔利班”；“帮助阿富汗建立民族团结政府”；“追击塔利班，重建阿富汗。”而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则被媒体以充满同情的口吻报道。读者没有被告知，北方联盟的军阀们有着和塔利班一样的残暴、厌女和腐败记录。中情局分析师、克林顿前顾问肯尼斯·波拉克（Kenneth Pollack）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也许我们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为北方联盟提供大量武器、训练和其他支持。”其他重要步骤则是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和“尝试杀死（本·拉登）的人”。新闻经常宣扬塔利班拒绝交出本·拉登，而不给出具体情境：塔利班要求先见到他有罪的证据，而美国官员拒绝提供；美国官员在塔利班做出妥协的情况下对不出兵的条件一再加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及其领导人反对美国入侵，等等。
而右翼评论员如布鲁斯·赫申森（Bruce Herschensohn）坚持为小布什政府辩护，他解释称，这个国家并不是在与恐怖分子个人交战，而是在与整个恐怖主义战斗，因此证明本·拉登有罪是无关紧要的。少数强调这场战争将造成的平民伤亡、美国外交政策对恐怖主义的煽动以及军事解决方案的徒劳以及其他试图对抗支持战争叙事的例外报道则被隐藏在只有最热切的读者才能发现的版面之中。
与此同时，右翼为左翼和反战观点被边缘化而沾沾自喜，嘲笑关于人类平等、宽容和团结的“政治正确”虔诚已经被抛弃了。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华尔街日报》的一则专栏文章中写道：“在一次暴行中，本·拉登可能完成了一代保守派作家都没能做到的事情：让主流自由派看到强大的后现代左翼的不合逻辑与虚无缥缈。”他声称，“对于后现代、后殖民左翼而言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他们可能真的遇到了一个无法辩称在道德上优于西方的敌人”。当这篇文章在10月4日付梓时，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种族主义者袭击阿拉伯人、穆斯林和锡克教徒的报道。
沉醉于从上层渗透下来的复仇幻想和美国权力的宏大愿景之中，媒体表达了一种扭曲的想法，这种想法很快将美国从阿富汗带到了伊拉克的灾难之中。克劳哈默写道：“阿富汗只是第一阶段，合乎逻辑的第二阶段时叙利亚，第三阶段时伊拉克和伊朗，这显然是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在一则引用了内塔尼亚胡的建议的专栏中，布雷特·斯蒂文斯（Bret Stephens）列出的名单中包括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巴勒斯坦政府和阿尔及利亚。但这些名单都可以了遗漏了沙特阿拉伯，它几十年来一直用卖石油赚来的钱讨好美国精英（其中就包括布什家族）及其媒体。然而即使在记者和其他调查人员发现沙特政府是袭击的共谋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多危险信号：19名袭击者中15名是沙特人，沙特政府对传播恐怖分子信奉的极端保守版本的教义负有责任；尽管美国对其施压，沙特统治者仍拒绝了苏丹提出的接受被捕和被驱逐的本·拉登的提议。
不言而喻的是，这些推动了愚蠢的破坏性进程的人不但没有承受职业后果，反而平步青云。几个人除了杀戮和毁灭无法衡量国家之伟大的心理-政治情结最终给国家造成了数万亿美元和数千生命的代价，使得世界上一个本就动荡的地区变得更不稳定。让美国和世界陷入永无止境的动荡之后，这些人都仍然作为受人尊敬的声音在媒体阶梯上不断攀登。
所有关于“战争”的共识都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建立起来的。可以想象，华盛顿本可以采取执法手段来阻止恐怖主义，利用袭击发生后全世界对美国的同情和善意确保恐怖主义者被绳之以法，本可以重新思考被恐怖分子反复引用的促使他们决心攻击美国的破坏性的外交政策。但公众被告知这些只是胆怯的和平主义者的胡言乱语，更理智的是先推翻一些政府然后对整个星球宣战。
减少生育能否遏制气候危机
通过减少人口来帮助减缓气候变化的观点不乏吸引力，安娜·萨斯曼（Anna Louie Sussman）近日刊登在《纽约书评》上的“构想未来（conceiving the future，conceiving一词亦有孕育之意）”一文介绍了三种与人口问题相关的著作，指出这一主张掩盖了一些令人不快但却显而易见的真相。
1969年，在埃利希夫妇（Paul and Anne Ehrlich）在著作中预测“人口炸弹”将使人类走上普遍饥荒和政治动荡后的一年，20岁的斯蒂芬妮·米尔斯（Stephanie Mills）在米尔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未来是一场残酷骗局”的告别演说。米尔斯是一名将节育环当耳环佩戴的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她和同时代的很多女性都认为她们的角色可以而且应该远超母职的范畴。并且，她将自己放弃生育的决定呈现为为地球稳定所做出的牺牲，而不是一种个人自由的表达。她声称：“最为人性的事情就是不生孩子，这一事实让我难过。”
52年来，地球上新出生的人口约为四十亿，米尔斯和埃里希夫妇预言的灾难并未发生（至少不是以他们担心的方式），但我们面临着气候危机。今天的很多环保主义者仍然和米尔斯一样把个人生殖选择和我们能否持续在地球上生活联系起来。据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研究副教授Matthew Schneider-Mayerson估算，至少有1250万美国人放弃生育的决定与担忧未来孩子在燃烧的星球上的生存状况以及“生育的碳足迹”有部分关联，其中一些人自称为“生育罢工者（BirthStrikers）”和“为绿色不生育者”（GINKs，即Green inclination，no kids）。
《变暖：在世界的尽头成年》（Warmth: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Our world）一书的作者Daniel Sherrell是2018年帮助在纽约州通过一项关键性气候正义法案的一名组织者，这本书是他写给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书信体回忆录，写作的部分目的是为了为他想要将一个孩子带到这个受到气候变化困扰的世界的欲望正名。Sherell最终意识到自己要孩子的决定是先于和潜在于任何有意识的思考而形成的，和很多“生育罢工者”不同的是，他看到了做出选择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将其视为一项决定忽视了历史上众多从未选择生育的人们。生育自由被男性夺取的女性。需要孩子作为劳动力否则就会挨饿的家庭。”
在《在贫瘠的土地上：气候变化时代的人口控制与妇女权利》（On Infertile Ground： Population Control and Women’s Rights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一书中，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性与性别研究副教授Jade Sasser展示了环保活动家和科学家们如何利用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在全球南方呼吁以减少人口数量作为减缓全球变暖的一种努力。通过在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政府雇员、志愿者、活动家和捐赠者中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Sasser记录了一种复苏的马尔萨斯主义，她称之为用“赋权”、“人权”和“生殖正义”等带有进步色彩的词汇装点的“人口主义”（populationism）。她写道，人口主义者从来不会直白地表示为了拯救饱受蹂躏的地球而支持全面人口控制，而是暗示人们可以既坚持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关于地球容纳人类生命的能力存在自然限度的核心主张，同时又支持人权和将国际发展解决方案作为减缓人口增长的正确战略。
根据支持者包括环保主义者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和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这一观点，只要人口持续增长，可再生能源或地理工程学等技术性解决方法就不足以扭转灾难性的气候变化。Sasser注意到，三名生物伦理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认为人口工程是“一种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威胁的实用且符合道德的手段。”环保组织也把人口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作为培训年轻活动家的核心内容，年轻人被其中的简洁逻辑所吸引：为生育控制提供更多经费可确保女性获得避孕手段，而地球上更少的人口意味着更少的碳足迹和对环境的更少破坏。
Sasser指出，直到最近，以地球只能维持一定数量的特定物种为前提的人口控制都是被广泛接受的目标。现代人口科学诞生于猎物管理，尤其是自然保护主义者Aldo Leopold对亚利桑那州凯巴布鹿群数量的分析，该种群在1920年底急剧增长而后骤然崩溃。Leopold等人扩展了马尔萨斯人类数量将超过他们能够养活的能力这一主张，将其扩张为一种更复杂的生态相关性概念用以解释动物、植物和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人口思想的生态面向，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全球贸易的加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共同推动了这样一种理念的兴起：所有人类，无论国籍，共享着这个被农业生物学家Edward East称为“这个小小的水陆星球（this little terraqueous globe）”。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支持者出于不同的理由支持旨在控制人口规模和人口“库存”质量的措施。自由经济学家凯恩斯强调人口稳定是和平与繁荣的必要条件，Margaret Sanger为了让女性摆脱贫困而为节育而战，种族主义优生主义者Prescott F.Hall声称允许东欧和南欧的移民进入美国将“使所有经济和社会水平较高的阶层绝育”，反殖民优生主义者Radhakamal Mukerjee则担忧不做干预将使“低等社会阶层”成为印度新增人口的主力。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资金来源和新动机的支持下，人口控制措施有所增加。美国建立了人口学研究机构（如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办公室），并通过援助机构和政府贷款计划资助国外的避孕研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负责人在内的捐助机构向孟加拉政府施压，要求其加强绝育运动，采用的经济激励措施包括金钱、沙粒、头巾和食品救济卡。在收获季节前饥饿最为严重的时期，绝育率急剧上升。同一时期，数百项生育控制调查在世界各地展开，用以衡量（在历史学家Michelle Murphy的解读中则是创造）避孕需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Julian Simon将其描述为“必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市场调查工作”。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更多政府都拥抱了推崇小家庭的经济发展模式。
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来自全球南方的女权主义者们阐述了一种新的、以性与生殖权利和女性赋权为中心的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这一将生育选择作为人权的转变带来了支持生育控制的海外援助的显著减少，从1990年代中期高峰时的每年9.75亿美元下降到了6亿。当“人口过剩”危机的紧迫性在开罗大会后消散，注意力和资助方面的优先性转向了全球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从那时起，在人口部门工作的很多人一直致力于重新恢复人口议题在全球卫生领域的资助优先性。
然后就是总是被科学家和环保倡导者用紧迫、危机和末日等语汇讨论的气候变化。2017年，世界科学家联盟发布了该机构历史上第二份关于全球变暖的“人类警告”，重申了稳定人口的呼吁：“我们正在将我们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通过不把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作为很多生态乃至社会威胁的首要动因。”过去很长时间里被当作禁忌的人口控制正在摆脱禁忌，一些人主张，气候变化危机就像半个世纪前的饥荒威胁一样，要求人们这么做。随着政府从生育控制中退出，私人基金会和捐助者取而代之。Sasser对这些基金会支持的将人口数量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新的科学模型表示怀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基于实证的模型成功计算或预测了人类数量这一单独变量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但这并没能阻止一些活动家致力于寻求这种联系。
通过减少人口来遏制气候变化的主张掩盖了以下几个真相：一是人们的消费水平大相径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尤其是精英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使消费增加，然而在2017年，美国公民的人均碳足迹为16.16吨，而马达加斯加的普通公民为0.15吨；此外，世界上消费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生育率降至或是低于更替率的地方，然而政策制定者不仅没有为这种趋势欢欣鼓舞，反而出于对劳动力萎缩、养老金体系资金不足的担忧，有时候是呼应罗斯福一百年前提出的“种族自杀”警告的激烈民族主义，迫切希望扭转这一趋势。这些自相矛盾的顾虑表明了一种阴暗的观念：“有些人不该出生，这样的话未来的其他人可以活得更丰富。”
今天的生育干预措施不涉及武力和胁迫，而是根植于一套关于选择、自主权和责任感的思想之中。Sasser对这种“性管理（sexual stewardship）”的概念提出了批评，因为它创造出了一种刻板印象，即全球南方的女性作为其国家的性别歧视和自身生理的受害者，节育带来了“赋权”，让她们得以追求教育和工作。也就是说，阻止生态危机的责任完全在于女性及其子宫，男性则几乎不被列入。Sasser还观察到，在一些资源匮乏的社区，以提供生育控制为主要目的的环保组织有时无法满足当地的健康需求。而谈论女性赋权的理想主义者和他们声称要帮助的女性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对于很多海外的女性而言，孩子可能意味着快乐、文化延续、巩固女性在婚姻和社区中地位的资本乃至于未来的希望。
Sasser在书中对人口主义者对“生殖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一词的误用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个概念是由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她们将其定义为“维护个人身体自主、生育或不生育以及在安全可持续的社区中抚养孩子的人权”，有色人种女性的这项权利在历史上被剥夺了。用这一词汇描述和正当化阻止生活在某种风景地貌附近的女性生育，事实上是将焦点从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主要力量上转移到了个人身上。例如在马达加斯加西海岸，当地大家庭对环境造成的威胁显然及不上全球海鲜市场的需求。
即便全世界所有人都能享有充分的生殖自由权，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正在受到气候变化和有害化学品的威胁。在《倒计时：我们的现代世界如何威胁精子数量、改变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发育以及危及人类的未来》（Count Down：How Our Modern World is Threatening Sperm Counts, Altering Male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capacities）一书记录了人类和动物的生殖能力因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缩写作EDCs）而下降。该书主要作者Shanna Swan是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环境医学与公共卫生教授，对环境毒性与人类生殖的联系进行了长达30年的研究。她因为2017年的一项元研究上了新闻头条，这项研究显示，1973年至2011年之间，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精子数量下降了50%。Swan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使用化学品（如塑化、不粘、防火材料等），人类将变得几乎无法生育。有批评者者指出，男性不育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和社会现象，无法从精子数量这个单一指标来理解，警告称选择将“西方”男性和“其他”国家男性进行比较，是将“西方”的男性身体和环境标记为模范的、自然的以及正处于危险之中的。这种取向很可能被男权活动家用于推动将西方女权主义等同于去势的阴谋论，或被种族民族主义者用于推动声称西方国家的白人公民将被生育能力超强的有色人种移民替代的“大置换”理论。但Swan对精子数量的关注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即强调了男性在生殖这项通常被视为女性事务的工作中的角色。
正如有色人种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人群也更容易暴露在有毒化学品中而遭受不孕症。另外，尽管书中讨论了美国需要更严格的化学品监管法规并把欧盟作为模范，但本质上还是以一系列提高生育能力的健康技巧（不吸烟和避免二手烟，家中不使用合成地毯，避免肥胖等等）代理了有效集体行动的建议。然而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永远不可能仅仅通过个人行为的改变来解决，而是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将目标对准政府和大公司。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