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黄金周的前一天，曾将“一个亿”称为小目标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又大笔一挥签订了另一个“小目标”：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 Medical Center，UPMC）签订协议，在中国合办5家国际医院。
虽然此次万达和UPMC“出手阔绰”，但实际上，国外医疗机构在中国办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健康界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目前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医疗机构已达36家；不仅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欧美国家的顶级医院，还有来自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医疗机构；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国内的合作对象还有药企、公立医院、中介机构等；此外这些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姿势”也各不相同，包括开展远程诊疗、共建诊疗中心、共建医院等。
到目前为止，这些医疗机构在中国具体开展了什么业务？这些“外来者”的进入对中国本土医疗机构有何影响？
强大内需+政策支持=天时地利
“外来者”的“进入”，是从国人的“走出”开始的。
近年来，海外就医的热潮日益高涨。2011年蔡强创办盛诺一家开始做海外就医业务时，一年只接待了2名客户，2012年也只有7名客户。到2017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1000，其中绝大多数为疑难重症患者。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至2016年间，海外就医的中国重症患者从数十人增长到约5000人，年平均增长率达150%。
无论是中介机构还是海外医疗机构都意识到，中国患者对国外医疗机构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丹娜法伯肿瘤医院乳腺肿瘤中心主任Eric Winer接受《棱镜》采访时表示，中国患者在该院国际患者中增长最快，比例约占三分之一，几乎和中东患者等量。
然而，真正有能力赴海外就医的却只有少数富裕群体，费用和对海外医疗的不了解是主要原因。“北上广深至少有两处房产，几乎是出国治疗人群的标配。三甲医院资源少、消息相对闭塞的二三线城市的小企业主需求也在日益增加。”正如蔡强所说，赴海外就诊是一个细分市场，人群必然小众，客户量也不会多么庞大。
既然“走出去”的患者有限，何不把医疗服务“送进来”？于是就有了数十家海外医疗机构在中国建医院和诊疗中心的“盛况”。与此同时，国家政策也给海外医疗机构“走进来”提供了诸多支持。
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举办各类医疗机构；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优先考虑社会资本；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允许境外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对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进行试点，逐步放开”。
2014年7月25日，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北京、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等7个省（市）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
2016年8月26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再次提出并强调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中国医疗市场存巨大的潜力和一系列利好政策，进一步推动并吸引着海外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天时地利下，海外医疗机构开始加紧布局在华医疗市场，促成了上述国际医院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景象。
围绕患者诊疗服务的小心探索
虽然万达和UPMC一出手就是5家国际医院，但国外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胆”。最初，海外医疗机构与中国医疗市场的关系是依靠患者转诊建立起来的。
由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交流的增多，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更好的医疗资源。这也促使了医疗中介机构的诞生。据易观报告，2017年海外医疗市场预计达到10亿元，2018年将超过20亿元，并在未来数年内维持高速增长。
财经网2018年7月综合统计出规范、可靠并实力相对雄厚的医疗中介机构就有10家，虽然每家机构侧重点不同，但业务大致可分为两类：1. 癌症等疑难重症患者转诊，看重的是海外医疗机构的高端技术；2. 高端体检、医美、康养等，看重海外医疗机构的优质服务。这种合作只涉及海外医疗机构、医疗中介机构、患者三方，主要针对中高端人群。
由于国家层面缺乏对海外就医市场的监管与关注，以及利益的驱使，医疗中介中不乏黑中介，导致患者信任体系建立困难。在海外医疗机构与国内公立医院的合作（表1）中，并没有类似烦恼，而且合作范围更广。如表1所示，在双方合作开展的主要业务中，除患者转诊之外，还涉及远程会诊、联合诊治等。
此类合作多为以某一优势专科为主，例如德国柏林心脏中心与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下称浙医二院）合作并挂牌“德国国家心脏中心合作医院”。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是全球最著名的三大心脏中心之一，也是目前世界上完成心脏移植最多的医疗机构；而浙医二院心脏中心拥有浙江省唯一的心血管内科卫生部临床重点专科以及心脏外科省级重点学科。
相比于动辄需要上百万的海外就医，远程诊疗价格要低得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下称邵逸夫医院）副院长潘宏铭介绍，其国际医疗部与梅奥医学中心有远程诊疗业务，每次远程诊疗的费用在1万元左右。这种海外顶级机构的专家意见与国内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的结合，可满足大量中产患者的需求。
这类合作已经展现出了在华建医院的“雏形”——联合诊疗中心/国际医疗部。
表1 围绕患者诊疗服务进行合作的海外医疗机构
面向医疗系统的多元化输出
这些共建的联合中心是海外医疗机构真正进入中国医疗市场又一尝试，他们对中国医疗市场的输出不再局限于针对患者的诊疗服务，也借着中国医改深入的东风，输出自己在临床优势专科建设、医护培训、医院管理、服务理念等方面的经验。
为了更大范围地输出知识和管理经验，一些海外机构还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公司，负责将其内容形成本土化产品，其中最典型的是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下称梅奥）。
2013年，梅奥与好人生国际健康产业集团（VHS）签订长期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VHS需把梅奥服务整合到其现有的产品线上，同时将梅奥的内容和知识进行本土化翻译并整合到其产品和服务中，在中国进行市场推广、销售等。而梅奥则为VHS提供健康信息库、知识库以及慢病管理知识库等。至2018年为止，双方合作关系依然不变。2015年梅奥又与高瓴资本集团成立的惠每医疗集团，将为中国医院和医疗机构提供梅奥的服务理念和技术，渗透于诊前、诊中、临床、诊后健康管理及转诊服务，致力于将梅奥体系在中国本土化。同时梅奥还与药明康德集团旗下分公司合资成立新公司，旨在研发面向中国的临床诊断服务。
随着中国医改的深入，分级诊疗的逐步推进，中国医疗系统不仅需要培养一批批基层医生，同时大型医院的医学创新、医院现代化管理需要更多借鉴海外经验。2018年9月28日，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AP-HP）、AP-HP国际和健康界签订合作备忘录，以健康界为平台，将AP-HP在临床科研、医生培训、医院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带给中国医疗行业。AP-HP CEO马丁·伊士在与中国诸多三甲医院的交流中发现，这很多医院需要医学创新和创新成果转化上的支持，而拥有39家医院的AP-HP有完整的创新和成果转化系统。对于未来中法医院在医学创新方面的合作，马丁·伊士很有信心。
大刀阔斧建立国际医院
同样是输出管理和服务经验，和梅奥不同，一些顶级医疗机构开始在华建立公司、诊所和国际医院。
表2 在中国建立公司、诊所、国际医院的海外医疗机构
从表2可以看出，大部分海外医疗机构计划在中国建立新医疗机构是在近三年，即2015年-2018年，其中美国医疗机构最多，占7家；大多数新建医疗机构集中在北上广地区，上海最多。其中已建成的有恒大健康和布列根与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共建的博鳌恒大国际医院、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和上海嘉会医疗合作共建的上海嘉会国际医院。
相比于直接给医院输出知识，在这些诊所和医院的建设过程中，海外医疗机构从策划阶段就参与进来，对医院的选址、规划等提供咨询。绿叶医疗集团克利夫兰项目实施副总裁杨玲告诉健康界，在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合建医院的过程中，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专门成立了项目组，定期与绿叶医疗集团的项目组随时对接。根据双方协议，在医院建成后，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也将继续针对医院的运营、医生的培训、临床服务等提供指导。无论是在建的国际医院还是正在筹备中的国际医院，大都遵循此类模式。
在目标群体上，这些国际医院也有相同之处，定位于中高端客户，包括在华的外国人，面对的基本是私人医疗市场。杨玲介绍，与克利夫兰诊所共建医院的目标人群是中高端以上人群，特别是白领一族。相比于国内动辄上千张床位的医院，这些定位高端人群的国际医院床位数要少得多，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拥有核定床位500张，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医疗楼床位数只有233张。在传统的诊疗服务之外，这些医院还有专门针对这些中高端客户的配套设施。例如博鳌恒大国际医院除了医疗楼之外，还有康养楼，该康养楼配套190套高品质公寓，设康养床位424张。
随着国外顶级医疗机构轰轰烈烈进入中国，这些新建以及在建的国际医院如何克服“水土不服”？
国际医院立足中国医疗市场的正确“姿势”
当前环境下，无论是人民的需求，还是国家的政策，都是海外医疗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有利因素。但在打入中国市场时，也有一些事项需要注意：
首先，抓住优势，走中高端医疗路线。中国医疗市场缺乏高端医疗服务，而这也是海外医疗机构的强项。结合实际优势，走高端医疗路线也是目前海外医疗机构在中国建医院走的主要选择。
其次，保证医疗质量，维持市场需求，积攒知名度。进入一个新环境，需要一定的时间适应，在此期间内需要保证医疗质量，维持一定的市场需求，逐步建立起医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样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正轨，才能为后续取得更广阔的立足之地做好基础。
最后，多元化的商业保险。私人医疗市场的发展与商保的发展密切相关。要想扩大中端用户群体，就需要商保的发展让私人医疗对中端用户来说可支付。
他们对中国本土医院以及医疗中介机构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医院在此次浪潮中如何抓住机遇发展自身？
对国内医院以及医疗中介机构的影响
随着海外医疗机构轰轰烈烈进入中国，本土中介机构、医疗机构等是否会受到影响？在潘宏铭看来，这些海外医疗机构进入中国无论是对老百姓还是对国内医院来说都是好事。“他们可以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理念，医疗管理理念。”潘宏铭认为，“国内的医疗水平并不差，在很多手术的操作上，由于患者多，中国医生的技术比国外医生还熟练。但国内医疗机构欠缺的是系统的医疗管理制度，尤其是医疗质量与安全的管理。”他认为，海外医疗机构的进入是国内医院学习的好机会，也是寻求国际合作，互相促进和提高的机会。
对此，绿叶医疗集团克利夫兰项目实施副总裁杨玲也表示，和海外医疗机构共建的国际医院与国内医院不是竞争关系，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群体。杨玲解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国内医院由于患者人数众多，无法在服务上满足端人群的需求，这正是国际医疗机构要做的。国际医院针对的是私人医疗市场，是有不同需求的中高端人士。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国际医疗机构与三甲医院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竞争关系。
更多国际知名医院来到中国办医，是否会影响海外就医业务？对于这一点，盛诺一家总裁蔡强并不担心。在他看来，赴海外就医本就只针对一部分小众人群，和这些国际医院的目标受众并不是同一类人群。另一方面，这些合作共建的国际医院大都处于初期阶段，虽然有国外顶级医院的指导，但一家顶级医院的建设不仅需要医生、团队、管理理念等，还需要时间的沉淀。“这不是一个名字能解决的，只能靠时间慢慢积累。”蔡强说。
国内医院若要寻求国际合作，应该怎么做？
国内医院寻求国际合作的重点
第一，知己知彼。绿叶医疗集团杨玲表示，双方合作的前提是具有一致的价值观。“ 互相了解对方的市场，互相了解对方的客户群、就医习惯、行医习惯等，学习并形成自己的人才架构。有了人才才能将学到的新技术落地。”杨玲说，“选合作对象时，要知道能从这家医院或机构学到什么，能够为自身医院带来什么。”
第二，给足时间。杨玲和潘宏铭在采访中都提到，与海外医疗机构的合作的初期，不能仓促下决定，不能因为对方是排名第一就立马签合约，要给双方足够的时间。据悉，在确定加盟梅奥医疗联盟前，邵逸夫医院与梅奥进行了一年多的互相了解与考察，自2016年3月起，双方先后进行了6次代表团互访和17次视频会议，就管理理念、医疗服务、设施、人员素质、员工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细致考察和交流。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也花了8年时间进行筹建。
第三，平等、公平、透明、真诚的合作。潘宏铭强调，进行国际合作时，双方必须处于对等，态度真诚，互相尊重。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未来的合作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落实路径。“真正做到国际合作，提高医疗管理水平，而不仅仅是挂牌。”潘宏铭介绍，邵逸夫医院加盟梅奥医疗联盟时就将二者合作的具体数量明确下来：一年内梅奥为邵逸夫医院提供480个患者的疑难疾病远程会诊，600个小时的医院管理咨询，为全院医师们提供无限期的专家咨询系统“Ask Mayo Expert(AME)”和“病例大查房”平台，并每年为邵逸夫医院短期培训10名医生等。二者合约一年一签，每一年双方会对上年合作情况进行评估来确定来年的目标。
在大健康的趋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医疗机构进入中国，与中国企业、政府合作建立医疗机构也将成为他们在中国医疗市场开展业务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外来者的进入，无疑会推动中国医疗体系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全球医疗资源共享的大势下，健康界顺势而为，成立国际事务部，从医疗信息和医疗资源两方面入手搭建全球医疗平台，链接全球医疗资源。到目前为止，健康界已经与法国巴黎公立医院集团、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休斯顿卫理公会医院等多家国际顶级医院建立合作，将他们在临床、教育和科研上的经验带给中国医疗行业。与此同时，健康界还将组织多场国际研讨会，供中外医疗行业大咖深入交流，真正实现链接全球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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