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桂华 1988年-1991年任外交部发言人；1991年-1993年任驻马来西亚大使，期间兼任我国首任驻文莱大使；1994-1997年任驻泰国大使；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亚太安全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会长等职。
外交工作不好做。记得曾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说过这样的话：“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而在最不好做的外交工作中，任外交部发言人就是其中之一。
外交部发言人作为政府的喉舌和外交部的“门面”，被新闻媒体频繁曝光，易被视为所谓的“名人”。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殊不知，当一名外交部发言人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层面，这就是：最具挑战性。这是一项稍不注意就会犯错误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催人早生白发的工作。但只有挑战才有乐趣。
当一名外交部发言人需具备外交方面的综合能力，其中包括对形势的了解、政策的掌握、政治上的敏感、反应的敏锐、表达的流利等。需面对一个智商很高、经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中外记者群体，这对发言人构成挑战；需当场回应约30%的事前未能作准备的问题，尽管事前已准备就绪；不可能保证永远不会说错话，而一旦说漏了嘴，就必须赶紧设法补救。领导曾勉励我们说，你们可以放开了说，不要怕犯错误。然而，外交部发言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自1982年钱其琛开始，到21世纪初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的已有二十几人，每批三人，我属于第四批。粗算起来，在这三年半中，我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估计有数十次之多。
记得我首次披挂上阵前，曾做了超乎寻常的准备工作。我利用休息日，实际是举办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由我妻子何君霞扮演外国记者，频频向我发问，我则按口径一一作答，有回答不如意的，重新再来。
△ 作者任外交部发言人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图源：《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
我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于1988年7月7日在国际俱乐部举行，出席的中外记者不少，美国电视台和民主德国电视台记者架着摄像机准备拍摄。我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发布了几条新闻，包括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即将应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接着就是记者提问。第一个提问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他问：“‘一国两制’是否适用于西藏？”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幸好我事前已有准备。我答道：“‘一国两制’是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指导方针。西藏同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方针不适用于西藏。”
我还说，西藏在1951年实现和平解放。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三条规定，西藏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从1965年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
另一个西方记者问，听说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将于近期访问中国，不知中美双方将讨论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意料之中的。对此，我是这样回答的：“应外交部长钱其琛的邀请，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将于7月中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柬埔寨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重大问题，自然将是双方讨论的问题之一。”
记者们还问了几个比较一般的问题，我都一一作答。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了。由于我对西藏问题的回答比较重要，又是首次公诸于众，次日《人民日报》将其刊登在头版上。
△ 1988年8月28日，中国副外长田曾佩（右二）和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
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88年9月1日的那次新闻发布会。那天发布会的会场也是人头济济。原因很简单：记者们十分关注恰好在当日结束的中苏副外长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北京会晤。当时柬埔寨问题出现了新发展，有关各方都在调整各自的政策和策略，再加上日前在北京盛传“中苏关系正常化已提上日程”的说法，这些都促使记者们对此次新闻发布会满怀兴趣和期待。
会上记者们一共提了15个问题，其中12个即与这次中苏副外长会晤有关。对这些问题，我都分别作了回答。我说，此次中苏副外长的工作会晤共举行了4次为时较长的会议，主要讨论了柬埔寨问题，特别是越南尽早从柬埔寨全部撤军的问题。会晤中，双方都主张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并且都表示将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这次会晤表明中苏双方有共同点，也有分歧。
会晤是在认真、坦率、求实的气氛中进行的。会晤是有益的。它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希望这次会晤能有助于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至于中苏两国外长何时能举行会晤的问题，这需要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何时能实现两国外长互访，现在还不好说。此次新闻发布会，我的自我感觉是自如多了。
发布会结束后，在我步出国际俱乐部的大门时，记者又围了上来，直接用英语追问我一些问题，企图套出会谈的细节，我笑着用英语答道：“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记者们对此次新闻发布会比较满意，说这是“Good briefing”。
△ 弗兰克·查尔斯·卡卢奇
不久，我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因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的到访而变得复杂和引人注目。主要是两个问题引起了记者们的巨大兴趣。一个是因卡卢奇访华而突出的中国军品出口问题，另一个是邓小平在会见卡卢奇时说了希望共和党的布什当选总统的话。
记者接二连三地提问都集中在这两个问题上。对第一个问题，我是有准备的。其实我们正有意借机阐述我在出口军品问题上的立场，记者的提问正中下怀。对此，我作了这样的表态：近年来，我国的国防工业部门，根据我国的对外政策，同一些友好国家厂商开展了一些交流。这是国际上很正常的贸易活动。中国的军品出口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
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在军品出口问题上，我们一贯采取严肃、慎重、负责的态度。在这方面，我们严格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我们的军品出口要有助于增强有关国家的正当自卫能力；二是要有助于维护和促进有关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三是我们不以军品出口为手段，干涉别国内政。所以，对中国军品出口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
这第一个问题较易应付，难就难在第二个问题上。邓小平是当着众多中外记者的面说了希望共和党的布什当选总统那番话的。此话一出，随即成为当日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消息，各大媒体都纷纷作了报道。
此事我事先也曾有所耳闻，但对记者可能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及此事却疏于准备。那天记者在问毕中国出口军品问题后把话锋一转，追问邓小平先生此言是否是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是”说“非”均非良策。
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必须感谢以往新闻发布会上的“当场翻译”而非“同声翻译”的做法，给了我宝贵的十几秒钟的思考时间。当时我选择了模糊回答。我回避了直接回答“是否是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这个敏感问题，而是说此言只是“表示对布什先生的良好祝愿”，接着又添加了一句“美国大选是美国人民的事”。会后，联邦德国通讯社记者对新闻司的同事说，你们这位发言人回答问题很有信心。
△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向记者吹风。图源：《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
对外交部发言人而言，就我国家领导人同来访的国宾举行会谈的情况向记者们吹风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在我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我参与领导人会谈并事后向记者们吹风的来访国宾计有：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科摩罗总统阿卜杜拉、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布隆迪总统布约亚、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泰国总理差猜、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印度尼西亚外长阿拉塔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阿根廷总统梅内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等。
其中，1989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天，邓小平红光满面，身着深灰色中山装，在会见厅的门口迎候谢瓦尔德纳泽行。邓小平对谢说：“中苏已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苏关系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谢说：“苏联已出版了《邓小平文选》俄文版，第一版已售完，现已出版了第二版。”
会见结束后，谢瓦尔德纳泽等请邓小平在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签名留念。邓小平共签了四本，使用的是苏方译员白吉林提供的笔。邓小平签完字后，白吉林连忙拿回该笔，并说：“这支笔是无价之宝。”邓小平会见谢时，茶几前像往常一样置放着一个痰盂，他还抽烟。但三个月后，当他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痰盂不见了，也未见他再抽烟了。
三年后我出任驻马来西亚大使时恰逢邓小平的长女邓楠访马，我问起痰盂消失之事。她证实，他已把烟戒掉了。起因很简单，他的儿孙们建议他戒掉，他只说了三个字——“试试吧”，从此就不抽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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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
作者 | 金桂华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