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宁德安里由方耀及其兄弟经过数十年营建而成。 蔡海松 摄
方耀，1834年出生于普宁，后任潮州总兵，治潮期间以武力清乡，同时兴学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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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年），方耀倾注教育资源创建金山书院。肖燕菁 摄
10月26日，记者从潮州市古城区文物管理所获悉，潮州金山书院（浪西楼）氛围提升项目正在收尾阶段。有着百年历史金山书院将重现，向公众开放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时任潮州总兵方耀拨款创建金山书院，使其作为潮府九属生员读书修业之所。同期，潮属各地绝大部分书院都获得他的丰厚经费资助。
方耀行伍出身，因剿太平军发迹，后办理潮州积案，民间称为“方大人办清乡”。兴学重教让人们看到方耀治潮的另一面——并非只有铁腕手段，但在民间，“方大人办清乡”仍然让方耀饱受争议。由方耀治理潮州看晚清时期的潮州，中央与地方，豪强与士绅，种种势力纵横盘踞，时局复杂莫测，而潮州文化亦在此时进入成形的重要阶段。
策划：达海军 采写：肖燕菁
方耀为何清乡？
清朝分定全国州县为冲、繁、疲、难四类，以便选任官员。交通频繁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风俗不纯、犯罪事件多曰难。潮州府被评定为“冲繁难”。
《照轩公牍拾遗》中，方耀记录，“潮郡民俗强悍，土匪众多，由来久矣”，“其强横为一省之最”。治潮之难，难在案件陈年累积、地方势力错综复杂，乡村械斗深深扎根潮州社会，伴随着赌博、吸食鸦片等陋习和间歇的起义、动乱。
据《清代粤东地方动乱与治理》，道光时期的粤东乡村已初步形成了大乡与小乡、大姓与杂姓对立的，壁垒森严的格局。咸丰、同治年间，三点会在粤东兴起，很快与已有的乡村权势格局结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天灾等偶发因素的诱发下，掀起了波及粤东各县的大规模动乱。其间，在江南战败南下的太平军余部也进人粤东地区，官军随之进剿，动乱与战乱交叠，使粤东地方进入全面动乱时期，给地方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劫难。
彼时，动乱非粤东独有。1851年，由洪秀全等人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建太平天国，后攻下南京，定都于此，号称天京。之后，太平军不断壮大，稳定版图在富裕的江南地区，攻克600余座城市。因太平军将士多起自两广地区，故被清廷称为“粤匪”。1864年，天京被攻陷，宣告太平天国正式覆灭。
太平天国运动揭露了清朝晚期中央衰微背景下，蠢蠢欲动、野心勃勃的地方势力情况。在粤东，吴忠恕、陈娘康之流真刀真枪地与官府冲突，文武官员焦头烂额，在咸丰动乱中战死的粤东官员有11人之多。
晚清广东“赌风甲于天下”，官府引导的“闱姓”盛行。“闱姓”即利用科举考试进行的赌博，其赌博方式是以科考中士子的姓氏作为猜买对象，以猜中多寡为输赢。“闱姓”赌饷是晚清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自广东巡抚郭嵩焘“以罚代禁”后，历任官员都曾效仿。1885年，官方正式弛禁（放宽禁令）“闱姓”，闱商所交赌饷高达440万元，在其弛禁的数十年中，更是为广东筹集了数千万元的资金。
政府近乎荒诞的敛财手段暴露了财政问题的严峻。在潮州，与乡会械斗、赌博泛滥一同出现的问题是税收难题。粤东一知县记载抗粮情形：“窃查卑县钱粮自红黑旗会乡械斗以来，民间均以抗粮为积习。是以额地征地丁仅只五千八百余两，民米仅止一千五百余石、而非每年征收均不及七成。”许多豪强大户数十年未曾交税，家族自有兵勇，眼中则无朝廷。
道光二年（1822年），广东巡抚程含章写《论息斗论》，潮州械斗历百数十年不息，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民性凶悍好胜，世俗重财轻生。此外，宗族多积蓄，可以预先买定顶凶者，雇请专门替人斗杀的鸟枪手。大乡以人多势众欺凌小乡，小乡则联合会乡以图报复。豪强、光棍、讼师、劣绅、胥役都可以从械斗中得到好处，也乐于推波助澜。不过，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地方官由于怠惰或者贪黩，放纵械斗。
方耀凭何成功？
“臣等伏思潮州为岭东大郡，负山跨海，形势为扼要，而民情之犷悍，眼类之凶横，有出于寻常见闻之外者。溯自道光年间风气日坏，其始不过大族侵暴小姓，强宗凌虐弱房，驯至抗粮拒捕，戕官围城，无所不至。数十年来，积案之多，几于不可究诘。臣瑞麟访察再三，宜及时整顿，谨将一切情形于同治七年十二日据奏明，檄委署潮州镇总兵方耀等带兵查办。”
同治八年(1869年)，两广总督瑞麟派“记名提督署广东潮州镇总兵，寔(实)任南韶连镇总兵方耀督带兵勇澈（彻）底查办”。方耀治潮从这里开始。
方耀，又名方照轩，1834年出生于普宁，在动乱中成长。父亲方源建立的乡团被称为潮普勇团，方源的六子随军，部下亦多为亲属。方源去世后，方耀接手乡团，并接受了清军的营制改编，把潮普团变成方营，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屡立战功。方营虽然属于清军的正式编制，但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没有改变，士兵们只认将领，不知有朝廷，“方耀所部尽属潮勇，闻其肆意杀掠，无所不为”。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兼潮学研究院院长陈海忠表示，尽管方耀有瑞麟作为靠山，以潮州总兵的身份治潮，但办清乡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地缘和血缘连接而成的方营。
清代的正规军武装力量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编制，之后八旗废弃操练，绿营兵的军饷屡遭盘剥。至晚清，武装力量战斗力之弱，可以想象。太平天国之后，各省财力不同，绿营发饷开始出现严重程度不一的欠饷，到同治年间，各省绿营欠饷或三五年，或七八年，均达数百万两之巨。时人对绿营的评价为“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
团练制度随之兴起，地方设置团练乡勇，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地方自保，办团经费均来自民间。其中翘首如湘军，鼎盛时兵力达50多万人。
《照轩公牍拾遗》中，方耀记录自己的功绩：“收旧粮百万余两，起获炮械千余件，均经奏报有案内，如潮阳沙陇王郑锡彤会党抄杀盘踞抗官一案、澄海谢昆岗等劫掳焚杀一案、潮阳戕杀副将膺保巡检章坤一案、惠来戕杀知县汤廷英一案、揭阳戕杀知县王皆春一案、饶平殴辱黄冈文武一案，又揭阳田笼得等竖旗叛逆一案，皆地方官所不能为，抑亦地方官所不敢为者。”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文平认为，广东盗匪问题的严重性使得清乡行动从一开始便不是小规模的兵匪火拼，而是大规模的战争。与其他因军功踏身仕途的官员一样，方耀在治理地方事务方面有调集武力的自主权，他实行的清乡，实际上就是一场调集军队对付盗匪的战争。
所谓“清乡”一般是指在特殊时期统治者使用军队等武力形式快速肃清地方动乱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用非常态的手法清除一切动乱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方耀清乡的总体思路是“良者安之，暴者除之”，“其凶恶昭著者，杀无赦”。
方耀在潮州的清乡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各属积案抗不遵传，饬由营集讯断断结”;二为“各属钱粮抗欠日久，饬由营设法催收”。前者的“积案”主要指械斗成案、臭名盗匪及戕官杀将者，而后者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依靠武力抗官的大乡村。
咸丰六年(1856年)揭阳县霖田都莪萃乡吴阿顶、吴阿智与吴阿干等联合乡人纠党抗官，把前来镇压的知县王皆春和把总郑英杰杀死。虽然吴阿顶与吴阿智等被正法，但是吴阿干却逃到海外。事隔十几年后，吴阿干从海外回来，被正在清乡的方耀获知。于是，方耀派官军擒获了吴阿干，“剖其肝以祭王、郑二公”。
行伍出身的方耀拥有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拥有听任调遣的方营，在短短数年间讯结积案数千余起，惩办著匪3000余名，征收旧粮百万余两，起获炮械数千余件。
清乡之后
清乡后的近十年，潮州府“其安靖亦为一省之最”。揭阳县，“举百数十年来斗狠梗化之氛涤而荡之，土俗豁然一变，有司得以敷治宣猷”。潮阳县，“方照轩军门所办沙陇乡诸案，炯戒昭昭，耳目间唏。”
方耀在治潮时推行“县—总局—分局—乡约—族—房”模式的防控体系，把既有的宗族组织、乡约组织有效纳入其中，打破晚清时期官民隔阂的局面，对地方治理有一定的成效。“官民相亲，联为一气。耳目不致壅蔽，而办事亦有纪纲”。
一面是经年积案的清理，和社会秩序的平稳；另一面是滥杀枉杀，打破武官不能审案的规定。当时已有官员斥责方耀“办理积案，枉杀甚多，创立花红名色，勒捐潮属富户，不下数百万元，半归私囊，包庇命案，擅受呈词”。
清乡过程中，方耀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花红。据陆丰知县李钟珏(1853—1927)记载，方耀每次办乡，凡有畏罪逃逸者，就勒令其族人具缴花红，单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陆丰的清乡就缴获花红计银3.8万余两。
普宁洪阳镇的德安里分老寨、中寨、新寨三部分，占地面积6.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为潮汕规模最大的民居。德安里以祠堂为中心，左右对称，规模宏大，由方耀及其兄弟经过数十年营建而成。
方耀从兵勇首领变为地方长官，其所依靠的是对规则的打破与雷厉风行的手段，但他十分清楚软硬兼施的策略，试图教化百姓。方耀清乡所得财产，一部分成为德安里的豪宅大厝，一部分成为拨给书院的资金与田产。
陈海忠认为，当时潮汕地区财富累积的同时贫富差距悬殊，方耀调整了利益分配，完成了政府收税的任务，处理了地方豪强，同时又兴办教育和善堂，稳定地方秩序，为地方带来近十年的和平稳定。
英国人辛盛在《潮海关十年报(1882—1891)》中记录:“他（方耀）也预见到，为了保证这一新创立的安全和繁荣局面持久下去，必须对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极度无知与愚昧状况进行启蒙教育工作……他还发起为全地区建立几百所免费教育学校的计划。”
同治九年(1870年)，方耀在丰顺县清乡，驻扎在汤坑的文庙内，于是“乃酌拨款项，发交绅士生息，延聘山长，以设教其中”，倡建了蓝田书院。同治十年(1871年)，方耀就“拔罚锾三千两”给揭阳县榕江书院置办产业。海阳县金山学院的经费也是“方耀于办理潮属积案时将有所争执者拨充之”。兴学重教成为方耀主导潮州地方基层治理的另一重要方面，时人认为方耀是“以罚锾振兴九邑风教”。
据赖泽冰在《方耀与晚清潮汕教育（1868—1891）》一文中统计，方耀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有名的书院达16所、义学11所，除了正谊书院，其他均发生在方耀镇潮期间，而正谊书院则是他担任水师提督时，让郭廷集用修潮州城南堤余款在登隆都客仔寮前堤旁创建。
光绪三年（1877年），金山书院创建。这座依府署而建的书院成为方耀倾注教育资源的对象。据吴榕青《潮州的书院》一书介绍，来自当时广东文化学术中心广州学海堂的弟子陈维岳、廖廷相、吴道镕、温仲和相继担任该书院的掌教，方耀专门对生员进行培养，在新建的书院中给金山书院所拨最为丰厚,共有澄海、饶平9处，面积约4732亩；还有一批在汕头的行铺、鱼桁等产业，以供书院长远发展。
方耀创办的书院皆为旧式书院，但为当时的潮州保留了教育的种子。至清末新政，全国各地的旧式书院开始转变为各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金山书院改办为潮州中学堂，后几度易名，成为潮汕第一学府，培养一大批英才。
潮州的转型
“吾潮人民质朴，在昔有海滨邹鲁之称。自械斗之衅起，而风俗曰漓，弱肉强食，占田夺产有之，掳禁勒赎者有之，甚至负隅抗官，盗贼遍野。”这是方耀在《七邑清积案记》中的记录。生长于斗勇斗狠环境中的方耀也难免发出这样的感慨，潮州如何从海滨邹鲁成为械斗之乡？
自明代中叶，韩江流域经济区域开始形成，潮州经济繁荣发展。至清代乾隆，韩江流域经济区域真正形成，潮州成为闽粤赣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城市。乾隆时期有“粤东城之大者，除省会外，潮郡为大”的描述。同时，潮州人口开始迅速扩张，清初，潮州人口为65万上下，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潮州府人口数221万，接近清初的4倍。潮州从粮食出口地变为粮食输入地，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潮人一方面开始进口海外大米，一方面改进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亩产量。
据韩山师范学院教授黄挺统计，清代潮州进士人数中，康熙年间30人，雍正年间21人，乾隆年间62人、嘉庆年间12人，此后进士人数一路下跌，道光年间8人，咸丰年间仅有1人。
黄挺又特别点出乾隆二年（1757年）这一特殊年份的变化。1757年，朝廷撤销江、浙、闽三海贸易，粤海关独存，广东地方海上贸易得到更快发展。乾隆一朝进士考试，开科28次，1757年之前潮州登科进士52人，此后，潮州登科进士仅10人。以海洋经济传统深厚的澄海县为例，1757年以前，澄海登科16人，之后仅有5人。
潮汕地区的转型与后来的动乱，在此时皆已埋下预兆。18世纪，潮州宗族发展，接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士大夫不再成为掌控乡村宗族的主要力量，人丁兴旺、钱财富足的群体成为左右宗族运作的势力。之后，潮州商帮逐渐壮大，沿海商贸繁忙的城市出现潮州会馆。烟土业驰禁后，潮商垄断上海鸦片的分销与零售，鸦片、糖、烟成为上海潮商经营出色的三大行当。
潮商雇佣青壮年守卫商船，“包揽货物，重载扬帆过关”。黄挺在《在外拼杀的潮州人——论潮勇》一文中写道，因为战乱，商贾早已挟资远徙，原来受雇佣来到苏、松的负贩之徒，转而充营投勇。即为潮勇。潮勇一词在太平天国后被史料提及，以骁勇善战却又无纪律、桀骜难驯的面貌出现。潮勇只认利益，不忠主君，亦兵亦匪，与潮汕地区商业化发展有关。陈海忠认为，时局复杂，潮勇以及其他兵勇、团练立场不定，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所做出的权衡利弊。
财富的累积、悬殊的贫富差距、封建体制的腐化、紧张的人地矛盾，造就了潮州在晚清的动荡与社会的失序。方营的崛起与方耀的个人奋斗，其过程本身便包含着清廷这一帝国的中央权力向地方妥协的意味。之后方耀治潮并不能树立中央权威，也无法改变地方势力壮大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潮州，动乱与转机并存。让华丽壮美堪比皇宫的潮州厝起于此时，“猪仔劳工”也在这时候大量贩运往海外。咸丰时期的动乱结束后，官府大肆捕杀会匪余党部分人被迫出洋避难。其时，新加坡刚开港不久，急需大量劳工，逃亡新加坡、马来半岛一带的会党成员很快就组织了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海外会党，如著名的义安公司。潮州文化中关于海外的一章在这一时期迎来重要段落。
潮州文化中精致、儒雅的另一面是生猛、剽悍，这些特质同样来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时代背景。方耀好奇为何海滨邹鲁成为械斗之乡，背后的原因与人的求生本能有关。
参考资料
陈海忠 温建钦《清代粤东地方动乱与治理》；黄挺《潮汕史简编》；
陈彩玲《方耀、方营与晚清广东沿海地方社会》；蒋坤《“闱姓”赌博与晚清广东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