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感伤的行旅
郁达夫其人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从诗画江南走出的浪漫才子，名起于东洋日本的“颓废”作家，赴星洲宣传抗日的文化名流，南洋殒身殉国的革命烈士，郁达夫一生足迹、心路历程向来为人们津津乐道，是现代文学史乃至现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
郁达夫（图片来自网络）
浙江富阳是郁达夫的故乡，富春江从县城穿过。南朝文学家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描述富春江说：“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就是这样灵秀的山水孕育了童年郁达夫的诗情，使他九岁即能赋诗。然而辛亥前后，中国社会波谲云诡、动荡不安，郁达夫并不能寻到可以安静读书受教育的环境。
父亲早丧，长兄如父。郁曼陀受命去日本考察，携幼弟前往，郁达夫一生漂泊的域外行旅就此开启。
郁达夫、大哥郁曼陀、二哥郁养吾（图片来自网络）
下面我们将通过若干篇幅，主要追踪郁达夫的海外足迹，尽量还原他的多重身份，体验他的心路历程，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家。
去国离乡与初到日本
郁达夫的青春期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社会的动荡使郁达夫的求学之路颇为曲折。1910年全国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当时郁达夫在杭州府中学堂（现杭州高级中学）读书，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学校停学，加之郁达夫本就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感到绝望，遂决定回乡自学。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而此时的郁达夫幽居于故乡富阳这个古井样的小县城，他通过从上海寄来的报纸了解时事，敏感的热血青年感受到革命风潮的涌动，也早已按捺不住为国效力的热望，然而报国无门，最终只能怅然旁观，暗暗垂泪而已。
富春江畔郁达夫塑像（图片来自网络）
郁达夫一边自学古籍、科学，一边深感在新的时代风潮中英文的重要和自己英文水平的欠缺，所以，郁达夫在1912年9月，进入杭州一间教会学校（之江大学）攻读预科。然而这所学校让郁达夫大失所望，不仅学不到新知识，而且日常生活充满了宗教的繁文缛节，终至学校爆发学潮，郁达夫是其中“强硬者”之一，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校方开除。从入学到离开，前后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1913年2月，郁达夫再次赴杭州，进入另一家教会学校蕙兰中学（现杭州二中）。虽然美国校长夫妇对郁达夫的才华颇为赏识，然而教务长之流“典型的洋狗”让郁达夫忍无可忍，三个月之后，郁达夫退学回家，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做隐士的。
1913年9月，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长兄郁曼陀（名郁华，爱国法官，1939年被日伪特务暗杀，195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受命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行前回乡省亲，他认为“三弟居家，断非上策”。经与母亲商议，郁曼陀决定带幼弟赴日进学。这成了17岁的郁达夫走出去的一个契机。
郁曼陀与夫人陈碧岑（图片来自网络）
跟随长兄郁曼陀和长嫂陈碧岑离开富阳，取道杭州，从上海乘船出海。看着渐行渐远的祖国，郁达夫并没有太多离乡去国的悲感。大海中的落日，天幕上的秋星，都让这个孤独的少年迷醉。待到航船驶离黄海，进入明蓝到底的日本海，他彻底为海天一碧的壮景折服了。也许是因为在故乡蛰居得太久，他体验到了更多的自由。
船靠长崎港口，这是郁达夫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日本，日本的文化、习俗与民风给了他最初的印象。尤其是这个港口，对于郁达夫就像初恋的情人，在他心中永远保有着那种活泼天真、似处女般清丽的印象。
长崎只停留半天就起锚了，很快到达明媚到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让人恍如置身蓬莱仙岛。山光水色里的渔户农村又直如神仙窟宅，让多愁善感的17岁少年生出无限幻想。
郁达夫随兄嫂在神户上岸，坐火车经大阪、京都、名古屋而到东京，一路上且玩且行，所见无不新奇。
他们于10月底到达东京，先住在一家旅馆，然后租下东京小石川区中富坂町七番地。最初两三个月，环境的改变，生活起居方式的不同，尤其言语的不通，给郁达夫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让他感觉像是入了一所没有枷锁的牢狱，离家去国之悲常常袭上心头。
郁闷之下，郁达夫思索着出路:首先要早日谙熟日本语，其次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为了经济独立，郁达夫决心考取官费留学生。当时中日协定，凡考取国立五校——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和山口高等商业学校的留学生，均可享受国家官费留学，每月的衣食零用也可有所保证。由于这五所学校皆为日本文部省官立，教学质量高，加之待遇优厚，所以报考五校的留学生竞争非常激烈。
为了这两个目标，郁达夫从这一年的11月开始，进入了艰苦的学习阶段，早起晚睡，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衣着的单薄，饮食的粗劣，学习的刻苦，使郁达夫那时患上了呼吸道疾病，但郁达夫认为值得，半年的学习比在国内10年的进境还要大。
郁达夫在国内连“府中”也没有读完，到日本用几个月时间准备这样的考试，实属不易，也可见郁达夫在学习上确实天赋过人。1914年7月，郁达夫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录取榜单上找到了“郁文”这个名字，自是欢欣雀跃。临近开学之际，长兄郁曼陀一年的考察期满，将回国复命。经过再三考虑，曼陀决定和夫人先回国，留郁达夫一个人在日本求学。
8月底的一天，郁达夫去火车站为兄嫂送行，单薄瘦削的青年身穿旧和服，脚踏木屐，在月台上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前行、奔跑，含泪挥别亲人，“从此野马缰驰，风筝线断，一生中潦倒飘浮，变成了一只没有柁楫的孤舟”。（郁达夫《海上》1935）
弱国悲哀与性的苦闷
日本的高等学校当时有八个，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中，是大学的预科。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预科，里面又有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特别预科即预备班。特别预科期满后，中国学生被分到八个高等学校，和日本学生同班，三年学业修完后升入帝国大学。
郁达夫于1914年9月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学习，并从小石川区搬进了学校宿舍。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共分三部，第一部文哲、经济和政法，第二部理工，第三部医学。郁达夫最初选读第一部，后来将选科情况写信告诉长兄，郁曼陀认为医科更有前途，建议他改选第三部。当时第三部因人少，一开始就与第一部合并上课，改科对学业没有影响，所以郁达夫就听从了长兄的意见，在1915年预备班将结业时，申请转到了第三部。郁达夫与郭沫若的相识就始于预备班时期，郭沫若虽然一开始就在第三部，但由于都是在一起上课，等郁达夫也转到第三部时，两人已经相处一年了。
根据郁达夫的申请和选择医科的志愿，他被分配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第三部预科继续学习，郭沫若则去了冈山第六高等学校。郁达夫为什么选择名古屋八高，其小说名作《沉沦》中，主人公说这儿的学校最新，且出产美人，这可能也是当时郁达夫的真实想法吧。
八高在日本西部的商业都会名古屋市的东乡区，离市中心只有二三里路。郁达夫一开始住在学校附近御器所村的学生宿舍，但没有按学校规定住满一年，而是只住了一个学期，就在1916年初寒假时搬到梅林（晴雪园）去了，这个园子正月时热闹，而平时大门深锁。这里能俯瞰大海，风景亦不逊杭州孤山放鹤亭，郁达夫在家信中还说要学独居荒岛的鲁滨逊，不与世人来往，可见青年郁达夫的性情是着实有些孤僻的。
搬家前后，郁达夫正生着病，所以第一学期末的寒假考试也只考了七门中的三门，第二学期则完全休学了。在给兄嫂的家信中他说是“刺激性神经衰弱，一时昏厥如羊癫疯，但无痉挛状态耳，记忆力，忍耐力，理解力皆已去尽矣”，以达夫之聪慧，断不至于被学业拖累如此。那么这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因何来？郁达夫天性敏感，在其自传《雪夜》一文中就回忆过读东京一高预备班时的复杂情绪：
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4万5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
这里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两种情绪：弱国的悲哀和性的苦闷。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侵略势力已扩张至中国山东半岛，更在袁世凯任总统时缔结了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当时身在东洋的中国留学生普遍感受到日本国民的盛气凌人，而生性敏感的郁达夫感触尤深，再加上正值青春期，使他更加在意日本女性的反应。
无论在东京还是在名古屋，郁达夫与日本女性都有过交往，但本来浪漫的邂逅、愉快的交谈，一说到“支那”两字，妙龄少女立时改变了态度，这让郁达夫感到被侮辱、绝望、悲愤和隐痛。
在中国留学生较少的名古屋，郁达夫所受的日本国民的轻视虐待虽则减少，但“因为二十岁的青春，正在我的体内发育伸张，所以性的苦闷，也昂进到了不可抑止的地步”。郁达夫回顾了自己初次去妓馆的经历，将青春的寂寞与性的苦闷坦诚地表达出来，使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大量描写性心理的第一人。
当然，纯洁的爱情也见诸郁达夫的生活与笔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和房东后藤的女儿隆子的交往。虽年代久远，外加郁达夫文字中少有描述，这段感情的细节不可细考，但从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大致可还原二人交往的场景：阳春三月，两人邂逅，一见钟情，漫步樱花树下，愉快地交谈。隆儿十七八岁的年纪，身材丰满，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女孩子爱笑，性情爽朗，有时憨态可掬。1988年拍摄的传记片《郁达夫传奇》把这段情感经历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当然增加了许多艺术虚构的成分。但无论如何，郁达夫和隆儿的恋爱是真实存在的，有诗为证：
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得名。
人事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逢卿。
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箜篌夜半歌。
——《赠隆儿》
但是这纯洁的恋爱照例未能持续多久，两人分手的时候，他满怀抑郁之情写了一首《别隆儿》：
犹有三分情未忘，一分轻薄二分狂。
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
郁达夫在日本求学期间，有过多次恋爱经历，但每段都不长。恋爱的屡屡失败使郁达夫的性苦闷日益加重，除了埋头读书，也经常到酒馆里喝个酩酊大醉，进而跑到妓馆寻求肉体刺激。“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名古屋八高，诗才展露
名古屋八高（图片来自网络）
在名古屋期间，郁达夫开始广泛阅读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四年求学生涯，伴随着1000多部著作的阅读，用功之勤和阅读速度之快可见一斑。读书之外，郁达夫倾心于创作。这是他一生写诗最多的时期，4年作了200余首诗，其中有些诗以“春江钓徒”和“达夫”等笔名发表在第八高等学校的《校友会杂志》上，在名古屋短短4年，他写的旧体诗，居然占了一生诗作的五分之二之多！
郁达夫性喜山水，还是八高一年级的学生时，就常常出去游山玩水，游赏之余，也常赋诗抒怀。离名古屋30公里有个叫犬山的地方，被称为“日本莱茵河”的木曾川流经这里，河畔古城犬山城依山傍水，颇似中国蜀地的白帝城。郁达夫早闻其名，就在早春迫不及待地前来赏樱，可惜时令尚早，樱花尚未全开。但他兴致未减，做《犬山堤小步见樱花未开口占二绝》。
当他向名古屋地方报纸《新爱知新闻》（后改名为《中日新闻》）投稿（1916年5月3日）时，“版主”日本大诗人、汉学大家服部担风先生拍案称赏：“前者，小杜寻春，云英未嫁，一种销魂，艳羡艳羡。”郁达夫从此在当地汉诗界崭露头角。《新爱知新闻》的“汉诗栏”紧接着又发表了他的组诗。其中有“今日始知春气味，一宫四月祭桃花”句，一些日本诗人叫好，服部先生亦不吝赞词：“绝律数首，清隽明圆，格韵兼该，洪北江所谓如新月入帘名花照镜者即是。作者天分之高，才力之富，亦可以见矣。”（洪北江乃乾隆间文人，刘海粟之外祖父）被未曾谋面的日本汉诗大家这么左一夸右一夸的，年轻的留学生坐不住了。1916年5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郁达夫从名古屋乘火车来到爱知县海西郡弥富村，拜见服部担风。
当时，郁达夫20岁，担风先生50岁。见面之后，郁达夫用流畅的日语介绍自己、说明来意。担风先生很客气地把他迎进自己的书斋“蓝亭”，聊了近1个小时。交谈中，他听郁达夫说细读过《源氏物语》、《西厢记》等古典名著，感到很惊讶。待到郁达夫说自己是郁曼陀的弟弟，担风对他更有了好感。郁曼陀留学日本时，能诗会画，在日本诗界很有点名气。
两人相谈甚欢，因郁达夫急于赶回名古屋，就只好告辞了。担风先生叫郁达夫坐在人力车上，自己则手持一根竹手杖，在车旁曳杖相伴而行，仰着头，和高坐在人力车上的达夫热烈谈话，这样一直送至车站。事后，当郁达夫向同门诗友富长觉梦（笔名蝶如）讲起这段往事时，仍无比尴尬。但我们描述这段忘年诗人相交相惜的风流雅事时，却只觉温暖心怀，不禁心向往之。
此后，郁达夫多次拜访担风。他还参加了担风主持的“佩兰吟社”的定期集会，在名古屋一带的诗人中颇有声望。
佩兰吟社创立于1905年，在每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例会。“佩兰”取自于《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
1916年9月12日，郁达夫受邀出席了在爱宕楼举行的中秋赏月会。天公不作美，赏月不见月。诗人们雅兴不减，当场命题“中秋无月”，分韵赋诗。正当出席聚会的十五六名诗人冥思苦吟、潜心索句时，郁达夫提起笔，一首七律一挥而就。他拿起诗笺，一声不响地走到担风面前。担风接过来，刚读完就“啊”地发出一声赞叹。众人立即围了上来，同来欣赏这首七律：
丙辰中秋桑名阿谁儿楼雅集分韵得寒
依栏日暮斗牛寒，千里江山望眼宽。
未与嫦娥通醉语，敢呼屈宋作衙官。
斩云苦乏青龙剑，斗韵甘降白社坛。
剪烛且排长夜烛，商量痛饮到更残。
这首诗想象奇特，意象丰富，将中秋的寂寥与游子的离愁巧妙地结合起来，情景交融，清新俊逸。众人读罢，交口称赞。
才华初露的郁达夫在名古屋余下的日子里，踏遍日本风景名胜，留下了诸多好诗。比如他寻访过京都岚山、汤山温泉、伊势湾日和山，即景抒情：
偕某某登岚山
不怨开迟怨落迟，看花人正病相思。
可怜逼近中年作，都是伤心小杜诗。
烟景又当三月暮，多情虚负五年知。
岚山倘有闲田地，愿向丛林借一枝。
宿汤山温泉
峰峦都似绿云鬟，一道清溪曲又弯。
日暮欲寻孤店宿，斜风细雨入汤山。
登日和山口占一绝
伊势湾头水拍天，日和山下女如泉。
嬉春我学扬州杜，题尽西川十万笺。
也有《晓发东京》（载1918年7月9日《新爱知新闻》）抒写重游东京的无限感慨：
茅店鸡声梦不安，轻车又犯晓风寒。
一肩行李尘中老，半世琵琶马上弹。
白雪几能惊俗耳，青衫自古累儒冠。
升沉莫问君平卜，襟上浪浪泪未干。
年纪不大，却充满半世沧桑的流离之感。
八高毕业，临别之际，郁达夫赋诗作别名古屋的山水、故人，当然最不舍最感恩的是服部担风先生：
将去名古屋别担风先生
到处逢人说项斯，马卿才调感君知。
瓣香倘学涪翁拜，不惜千金买绣丝。
而担风先生“次韵诗”（跟对方的诗韵脚字完全一致的和诗）：
送郁达夫文次其留别诗韵
君去何之某在斯，青衿白首两相知。
春风不解系离绪，吹乱城中万柳丝。
“青衿”和“白首”，中日两代诗人，以诗词唱和，谱写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和谐篇章，更以诗心和人格的真诚交流，感动了百年之后身处商业社会的浮躁的我们。
郁达夫留日时期，一个辉煌的时代（明治时代1868-1912）刚刚逝去，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上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郁达夫《雪夜》1936）对背负着封建沉疴的己国文化，郁达夫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卑，然而，明治新文化新思潮的冲击和洗礼，近代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让他意识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坚定了他与中国封建文化决裂的勇气。
但说到旧体诗，郁达夫却把它当作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的。郁达夫有很高的古典文学休养，写得一手漂亮的旧体诗，并通过旧体诗与崇尚中国古典文化的日本诗人交流，这也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而与异域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关于郁达夫的诗才和文学素养，郭沫若后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回忆道：“在预科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名古屋大学丰田讲堂旁的郁达夫文学碑（图片来自网络）
东京帝大与创造社的发起
1919年6月，郁达夫从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8月，长兄郁曼陀来信让他回国参加将在北京举行的外交官与高等文官考试，便于9月4日从横滨坐船回国。郁达夫在1917年夏天曾回国一次，那次应母命与孙兰坡（郁达夫为其改名“孙荃”）订婚。郁达夫对包办婚姻固然不满，但因为孙荃性格温婉且颇有诗才，所以订婚后两地书信往来相当频繁，诗词唱和，倒也显得情浓意厚。
这次回国，郁达夫先回故乡富阳探望祖母、母亲，然后北上应试。他自觉作文议论精辟，外语更不在话下，但两次考试都名落孙山。后来一打听，才知许多考生用钱买通了考官。他激愤难平，署名“江南一布衣”，在某王府花园题壁诗曰：“江上芙蓉惨遭霜，有人兰佩祝东皇。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燕雀岂知鸿鹄志，凤凰终惜羽毛伤。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中原事渺茫。”
事既不成，郁达夫遂于11月离开北京从上海返回日本，随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继续深造。临行前，他将刻有名字“郁文”的砚池送给友人富长蝶如，“考场上用的东西，奉送君吧！”心灰意冷到了极点。
1920年暑假郁达夫再次回国，主要任务是与孙荃完婚。
郁达夫与孙荃（图片来自网络）
郁达夫东京帝大读书期间，与日本文学界的交往更加深入和频繁。1920年，经田汉介绍，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并结交，之后多次往访。1921年郁达夫发表的小说《沉沦》写中国青年在日本的孤独、忧郁和性苦闷，其个人性、隐私性都显然受到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尤其和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有几分神似。两人的友谊维持到30年代，但后来佐藤春夫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持歌颂态度，郁达夫于是痛骂“日本文士，却真的比中国娼妇都不如。”由此可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郁达夫没有将个人私谊与国家荣誉混为一谈，保持了爱国作家应有的民族气节。
读书和写作的同时，郁达夫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这一时期在日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发起成立创造社。
1919年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化革命运动。郁达夫受到五四精神的感召，加上他在国外几年亲身感受到的弱国国民受歧视和凌辱的痛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之情十分强烈。他和当时留日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决心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一种新文学杂志，以唤醒民众，进而拯救中国。
1920年春，郁达夫和东京帝大爱好文学的留日同学张资平（地质科）、成仿吾（造兵科）商议新文学团体和新文学杂志的创办事宜，之后在寄宿的不忍池畔“池之端”二楼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也算是创造社最早的一次会议。
1921年3月，成仿吾和郭沫若一同乘船回国，任职于泰东书局，他们关于出版纯文艺杂志的想法获得经理赵南公的支持。但郭沫若觉得事情要办成，还需要回日本与同人商量，把杂志名称、稿件来源、出版周期等事项定下来。
郭沫若到东京才得知郁达夫因胃病和发热住院了，便去医院探望。两人自东京一高预科毕业后五年来还是第一次见面，自然十分欢欣。相谈一天，对刊物的事大致商量出了眉目:郭沫若提出的两个供选刊名“创造”和“辛夷”，郁达夫赞成“创造”；月刊还是季刊的问题，郁达夫认为都可以；稿件的来源方面，他说可以保证每期提供一两万字的文章。
6月8日下午在郁达夫寓所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办刊事宜。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何畏以及从京都来的徐祖正等参加了会议，会上一致同意用“创造”作为杂志的名称，暂定为季刊，创刊号的稿件由大家分担，暑期完成。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创造社的成立大会。
1926年郁达夫（左三）与郭沫若（左二）、成仿吾（左四）、王独清（左一）
郭沫若回国之后，限于种种条件，除了以“创造社丛书”的名义，编出自己的新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的第一本集子外，办刊事宜并没有取得其他成果。于是郭沫若写信给郁达夫，请他回国主持季刊的出版工作。郁达夫接信后，于9月初回到上海，郭沫若则返日继续医科学业。郁达夫办事雷厉风行，当月29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刊出了《创造》季刊的《出版预告》。全文如下：
《创造》第一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社址：上海马霍路德福里三百廿号。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创造社同人：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穆木天、成仿吾、郭沫若、郑伯奇。
郁达夫在泰东书局的待遇和郭沫若一样：包膳宿，不定职位、不发聘书、不给薪水，迫于生计，郁达夫只好接受了赵南公原本推荐郭沫若去任职的安庆法政专门学校的教职，同时不废书局的编辑工作。
10月5日，继郭沫若《女神》、朱谦之《革命哲学》之后，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三个集子的《沉沦》出版，这是郁达夫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五四之后出版的第一本白话小说集，集子收录了郁达夫在日本写的3个短篇《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沉沦》大胆的取材和率真的自剖，致出版之后洛阳纸贵，可谓在当时的文坛掀起了一场风暴，当然也直接扩大了创造社的影响力。
在安庆任教的几个月，郁达夫经历了许多勾心斗角的人事，身心俱疲。1922年1月辞职返回上海，继续为创造社季刊的创刊号写稿、奔忙，5月1日创刊号正式面世，刊发了郁达夫创作的中篇小说《茫茫夜》，郭沫若说“单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经是扣案惊奇的大文字了”。创刊号的成功使创造社在社会上进一步产生巨大反响，其中郁达夫的努力功不可没。
1922年3月1日自上海启程，去日本参加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考试，取得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的学士学位。因为国内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放弃了进一步学习的打算，于7月正式离开生活学习了十年的日本，回到动荡的祖国。
郁达夫虽持有留洋学位，通多国语言，学识渊博，但回国任事并不顺利。1923年冬，迫于生计，郁达夫暂别创造社同仁，离沪赴京，前往北大教授统计学，也开始与鲁迅的交往。在北京他见多了腐败黑暗，只想逃离。1925年2月动身去了武昌师范大学，但那里派系纷争严重，郁达夫仗义执言，又写文揭露内幕，结果武昌也无法容身。离开武昌后，郁达夫回沪在家病卧休养了半年。1926年3月，应郭沫若之邀，他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广东大学（同年10月改为国立中山大学）英文系任职文科教授。然而广州也不是净土，“谁知鬼域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郁达夫《鸡肋集题辞》1927）他对这个革命策源地深感失望，在《病闲日记》中愤然道：“这一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
1927年1月，回到上海不久，郁达夫在自己编辑的《洪水》上发表一篇《广州事情》，揭露了革命军内部“畸形的现象”，郭沫若认为此文发表不合时宜，两人因此发生矛盾，郁达夫随后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昔日好友由此断绝往来近十年。
星洲驰笔，为抗战鼓与呼
郁达夫与王映霞（图片来自网络）
30年代，郁达夫的浪漫性情和颓废气质使他与国内经历的人、事显得格格不入：成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又被左联开除；与闽浙官员如福建省政府主席靠近却不被重用；受邀担任郭沫若回国组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长，却又阴差阳错地只当了个设计委员；与王映霞举家迁居杭州，短暂的平静幸福之后却又是一地鸡毛。郁达夫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处施展，明明爱得热烈却偏偏猜疑心重。所有这些使郁达夫对世事绝望，他想换换环境，一方面意图施展抱负，另一方面修复与王映霞的紧张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大批爱国文艺工作者流亡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当时总人口约80万，其中四分之三是华侨，他们对祖国抗日工作的支援，态度十分坚决。对于郁达夫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来讲，赴新加坡从事对华侨的抗日宣传工作，是最合适的选择。遂于1938年12月，郁达夫接受了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偕夫人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一同乘船前往。邮船驶经南海，郁达夫遥望与祖国相连的最后一块陆地上的灯火，“我的脚向船舱外的甲扳踏了几脚，……这是对故国大地的最后一个亲爱诚挚的表示。”（致戴望舒）一面是万死投荒的悲凉，另一面又顾念祖国的时局，遂奋笔写下报告文学《岁朝新语》，后改为《必胜的信念》在《星洲日报》副刊《繁星》发表，表达“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的信念。
新加坡又名星洲或星岛，别称狮城，地处马六甲海峡南口，面积虽然不大，地位却极为重要，故而历史上长期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属地，彼时的新加坡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管辖之下。
郁达夫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为抗战在海外建立起一座文化中继站。正如他在《〈星洲文艺〉发刊的旨趋》中说的：“是希望与祖国取得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的。”
郁达夫到达新加坡的第5天是1939年的元旦，那一天在马来亚的槟榔屿胡氏家族又创办了一份《星槟日报》，它与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吉隆坡的《星中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仰光的《星缅日报》，以及曼谷的《星暹日报》等，同为当时胡氏家族所办“星”字系的兄弟报。郁达夫应邀参加了开张盛典，并在岛上游历了三天。在槟城文友宴请郁达夫的宴会上，郁达夫报告了国内文艺界的抗日动态，文友们也向郁达夫提了一些关于南洋文艺的问题。两周后，郁达夫结合到新加坡以来的见闻，在《星槟日报》和《星洲日报》同时刊载了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1939年元旦《星洲日报》刊发了郁达夫的政论《估敌》，文中不仅揭露了日军的强暴行径和侵略野心，更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分折抗战形势，表达自己对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要求广大侨胞支持抗日救亡的决策。
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底，郁达夫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11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有人回忆，他当时精力过人，而且读书看资料过目不忘。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每天笔耕四、五千字。期间成绩最著者，莫过于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大量不署名的宣传抗日、激励抗日和坚定抗战必胜信念的政论，在东南亚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据新加坡学者统计，郁达夫寓新期间，总共发表458篇文章，包括政论、社论、随笔、文艺评论、旧体诗词等，只是没有小说作品，这大概和全力投入抗战宣传有关。
郁达夫还经常利用他的副刊园地，沟通国内和新马的文化联系，通过“五四”新文学和抗战文艺的介绍来开拓马华文艺，通过征文活动繁荣和活跃马华文艺创作，通过发掘和培育青年作家，为马华文艺储备人才。
除写作和编务外，郁达夫还参加诸如侨领侨胞集会、文艺新闻界集会、政治宗教宴会、教育及学术界演讲、画展和演出开幕等社会活动，号召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还身体力行，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创建新加坡南洋学会，担任“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担任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马危殆，日军兵临狮城。1942年2月4日，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一起离开新加坡，对日斗争进入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
新加坡时期的郁达夫，已不是早期那个感伤、消极乃至颓废的才子，而是积极投身社会、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以笔做枪的文化斗士，被誉为“一枝彩笔耀南天”，为祖国抗战做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一切。在个人生活方面，与妻子王映霞龃龉日深，终于1940年3月，协议离婚各奔东西。
国内文艺界同仁念他的不幸遭际和海外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他寄去四人联句诗，对其海外工作表示支持：“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郭沫若）。举杯祝远道（王昆仑），万里四行书（孙师毅）。”
南洋遇难，埋骨何方
英国在新加坡设有亚洲东部最大的海空军基地，日军早就将它列为首要进攻目标。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日本海军即从马来亚北部登陆，并出动空军轰炸新加坡。
1942年2月4日清晨，郁达夫与胡愈之、邵宗汉、王任叔夫妇、陈仲达夫妇等28人乘坐一条破旧的机动船，冲出封锁圈，撤离新加坡。
一行人来到荷属加里曼岛，因没有合法入境手续而被扣留。新加坡的沦陷使荷印当局仓皇撤离，苏门答腊东海岸诸岛随时面临日军渡海登陆的危险，而所有交通工具全被当局征用，郁达夫一行根本无法离开。好在当地华侨陈仲培热情收留了他们。从此时起，郁达夫开始学习印尼语，为长期隐蔽做准备。
3月9日，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郁达夫等6人考虑自身有暴露的危险，同时也担心连累陈仲培一家，遂决定分批向附近疏散。郁达夫与王纪元一组，在海边小村彭古令隐蔽下来，并在当地华侨帮助下开了一个杂货铺，郁达夫化名赵德清做店主，王纪元化名汪国才当伙计，其他4人在仅一水之隔的巴唐岛安顿下来。
新加坡沦陷后，日军经常派汉奸登岛抓人。郁达夫他们都是新加坡文化界抗日领袖，很容易成为搜捕目标，所以他们决定分批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郁达夫和王纪元先走打探情况，其余4人等候消息。临出发前，郁达夫再次易名，称赵廉。途中王纪元病倒，只好留下养病，郁达夫则独自继续前行。
三昼夜的水上航行之后，郁达夫到达帕干巴鲁，但他发现，此地位于交通要道，不宜久留，于是打扮成苦力模样，乘上了去苏门答腊西部小市镇巴爷公务的长途汽车。
车行途中，迎面遇上一辆日本军车，几个军官拦住汽车，用日语询问去帕干巴鲁的路线。满车的人都听不懂日语，有的人惊慌失措，有的甚至下车逃命。眼见日本兵拉开枪栓瞄准，此时郁达夫无法继续沉默了，就用日语回答了问话。日本人没想到这穷乡僻壤竟有人能说如此流利的日语，显得十分高兴，临走还向郁达夫行了军礼。危险解除了，可是郁达夫遭到了全车人的怀疑，都把他当成了日本间谍。
到达巴爷公务以后，郁达夫是日本间谍的传闻不胫而走，当地华侨对郁达夫敬而远之。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也知道了有个叫赵廉的精通日语的中国商人，队长就亲自来到巴爷公务，把郁达夫带去当通译。郁达夫把自己乔装成不懂政治的华侨富商，花钱慷慨，竟骗过了日本人，使他们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假身份：父亲在日本神户开古董店，从小住在日本，所以精通日语。
郁达夫常利用语言的便利条件，不着痕迹地为华侨和印尼人开脱。在他当通译的几个月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偶尔有被拘禁的，经郁达夫暗中营救，很快也被释放了。所以不仅间谍传闻平息下来，反倒在华侨中取得了极高的威望，在促进华侨团结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富商而单身，难免引起日本人的疑虑。郁达夫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当地姑娘陈莲有，1942年7月两人订婚，1943年9月结婚，结婚证上陈莲有被郁达夫改名为何丽有。1944年7月他们生下一个男孩，名大雅。何丽有温柔本分，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家人生活平静安宁。直到郁达夫遇难后，何丽有才知道枕边人赵廉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文学家郁达夫。
郁达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巴爷公务成为相对安全的地方，从新加坡逃出来的文化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聚集到这里。为了解决难友们的生活问题，郁达夫和大家商议，决定开办一家酒厂。郁达夫自领老板，酒厂以赵姓命名，叫“赵豫记”。
1943年初，日军决定在苏门答腊建立军政监部，准备从新加坡调来南方军第七方面军第二十五军的司令部，并设置宪兵队总部。郁达夫得知这个消息后下定决心脱离魔窟，1943年2月买通了一名日本军医给他出具肺病证明，以此向宪兵分队长提出辞职申请。至此，郁达夫在武吉丁宜日本宪兵分队充当了8个月的通译，终于摆脱了这个危险的处境。
郁达夫回到巴爷公务，和难友们共同经营酒厂。期间遇到有华侨或印尼人被宪兵队逮捕的情况，郁达夫总是积极奔走营救，遇到生活困难的，也总是极力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爱戴。
1943年5月，日本军政监部果然在武吉丁宜建立，司令部和宪兵总部随即进驻，这样，武吉丁宜这个小城，俨然成了苏门答腊岛的政治军事中心。随宪兵总部来到武吉丁宜的，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汉奸，对原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很快确认了赵廉的真实身份，并向日本宪兵队告发。宪兵队开始对郁达夫进行暗中调查和监视，建立档案，但并没有立即逮捕。
郁达夫得到自己被告密的消息后，要求难友们迅速隐蔽。大家走后，情知已无法安全撤退的郁达夫坦然无惧，继续与日本宪兵周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立即给棉兰等地的难友发信报告，并让他们准备出来工作，为战后祖国的重建贡献力量。
8月19日晚8时许，郁达夫在家中约两位华侨前来商量结束华侨农场事宜，正谈话间，从外面突然进来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此人操印尼语，把郁达夫叫到门口说了几句话，郁达夫即返回客厅，向客人说要出去一下，暂告失陪，衣服也没换，就穿着睡衣和木屐，和青年一起出了门。三位华侨直等到夜里11点，依然不见郁达夫回来。于是几个人分头去找，未果，即将临盆的何丽有也托人寻找，都无法获知郁达夫下落。
郁达夫在印尼的最后居所（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经过多方查证，最终确认郁达夫于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丹戎革岱，并就地掩埋。研究者推测郁达夫被害原因时，普遍认为郁达夫深知日本宪兵队内情，日本人恐怕在日后审判战犯时，郁达夫成为极其有力的证人，更怕他回国撰文揭露真相，所以在日本已然战败、盟国已经胜利但尚未接管苏门答腊的间隙，丧心病狂地将其秘密杀害。
郁达夫，一个浪漫才子，一个爱国志士，一生漂泊，一世求索，生前身后之名，都存在着巨大争议。但无论如何，郁达夫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生命体验的真人，一个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的热血男儿，最终横死绝域，尸骨无存，留给祖国人民和亲人的是永远的遗憾和怀念。
郁达夫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课题编号：14ND19
课题名称：异域行旅——浙籍作家的海外人生
负责人：何淑英
工作单位：中国计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