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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三门湾开发失败的原因及对当前开发的重要启示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三门湾在中国的历史上几度浮沉,几度兴衰。宋朝时,三门湾是浙江重要的国际港口,“三门湾航帮”名震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在中外经济贸易以及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明清“海禁”后,三门湾的航运业几至停顿乃至冷落,人皆不知三门湾也曾经“阔过”,昔日繁华的港口渐被废弃。直到清末,意大利人觊觎三门湾,欲租借三门湾作为军港被拒,该湾才再度进入世人的视线,引起高度关注。这种昭然若揭的侵略行径,被国人以及清廷坚拒,但同时,也敲醒了国人的昏睡之梦,意识到三门湾开发的重要性了。于是,清臣张嘉禄奏请开埠三门湾,然因种种原因,张嘉禄的奏请没被采纳,三门湾自然也无从开发。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亲自到三门湾作了实地考察,将三门湾开发列入其《建国方略》中,并在《实业计划》部分,三门湾被定为实业之要港——东方第九渔业港。之后,先后有华侨建设三门湾模范自治农垦区域;旅沪浙商欲把三门湾打造成第二个上海;省市当局与学者勘察筹议开发三门湾等等,这几次开发三门湾的规划均非常详尽,建设三门湾的规模也相当庞大,宏伟蓝图十分壮观,可惜因时局动荡以及诸种人为因素,皆未能成功。这些在当时看来,无不带着蓝色梦想的宏图,一开始描绘就宣告破灭了。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去研究三门湾历史与文化的渊源,也很少有人去总结三门湾屡次开发失败的原因。近年来,三门湾开发的号角再一次吹响,国家乃至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准设立三门湾经济开发区,也就是说,三门湾开发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时,我们再来回顾近代三门湾开发的历程,总结三门湾开发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得到重要启示,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人在政存,人亡政息

  意大利觊觎三门湾未果,张嘉禄开埠三门湾的奏请虽没被清廷采纳,然却引起了世人对三门湾的高度关注。早在1914年,宁海士绅胡佩珍等建议开辟三门湾,设置为县治。民国1916年8月26日,孙中山在胡汉民、朱执信等人的陪同下,考察了三门湾,称之为实业之要港,列为东方第九渔业港。同年,上海交涉使杨小川暨沪商徐春荣等又提出辟埠三门湾的设想。一时间,开发三门湾的呼声此起彼伏,甚为高涨。当时的历史条件比较有利于发展近代工业:一是客观条件比较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的资本与商品输出大为减少,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条件;二是国内的社会政治条件比较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政策出台后,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积极性,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纷纷涌现,包括海外华侨均打算回国投资,掀起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热潮;三是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直接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的签订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影响与作用都非常大,当时,“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实业救国”等口号,已经落实到了行动上,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的爱国准则;四是思想基础比较一致,民主共和与实业救国是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这里面有爱国心之驱使,又有商业利润之刺激,使那些民族资产阶级与有识之士投资于新式工业,尤其是那些饱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华侨们,更是愿意结束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国创业,报效国家。

  落后挨打的教训非常惨痛,如果不想挨打,只有兴办实业,倡导国货,自己动手,奋发图强。1919年2月8日,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徐世昌)令,“切实劝导各商集资回国兴办实业”,内曰:“实业为立国要计,迭经明令提倡,尤必赖商民集合资力奋励进行,乃收实效。吾国侨民转输海外,聚积致富,颇为少人。近年挟资归里,经营各项事业者,成绩昭彰,在人耳目。方今世界重视和平,亟谋康济,精神所注,势将趋重于经济一途,及兹保惠侨民,宜有劳来之政绩。内务、农商两部,通行各省军民长官,于隶籍该省之侨商,均应设法招来,随时附喻并晓谕国外各中华商会,切实劝导各商集资回国兴办实业……”

  此令一出,应者云集。当时华侨前来开发三门湾第一人当属南洋华侨邹辉清,其原籍福建厦门,数代侨居印尼之万隆。他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能制图造船。不谙华文,但擅长印尼文、德文及英文。1918年,邹辉清受海外侨团之重托,回国调查实业近况时,把目光定在了三门湾——这方差点成了意大利租界的海域。邹辉清到北京后,经教育部次长董鸿讳的介绍,晋见了大总统徐世昌。徐派员陪同他到浙江,并嘱浙江巡按屈映光特加保护。历8个月之久,邹辉清对浙江沿海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觉得沿海可兴事业非常之多,尤其是三门湾,更是天然良港,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堪作华侨回国居住之地。他回到南洋后,把自己调查的情况向郭春阳、林荣正等侨团领导作了详细汇报。郭春阳等听了汇报,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准备携资回国开发,并公推邹辉清先回国办理好开发三门湾的相关事宜,关照他带上家眷同行,以便安心办事。临行前,邹辉清放心不下老父,谁知他的父亲深明大义,说:“儿能报效祖国,就是报了亲恩,去吧!”当时的情形,颇有一种“临行喝罢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之悲壮,又有些“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气概。于是,邹辉清携带了汽车、轮船以及家眷等,在国内住了下来。

  第二次回国,满以为志在必得。孰料,此时的浙江巡按屈映光已调任到山东省去当省长了,浙中官员均非熟人,邹辉清一时无从着手,只得在上海暂居,请中华国货维持会鼎力相助。绍兴籍新加坡侨商徐春荣觉得华侨携资归国,兴办实业,是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就据情报告会长杨筱川、王文典等,深得中华国货维持会之支持,帮助其草拟报告文件。1920年,由徐春荣等草拟的《发起(南洋华侨)开辟三门湾报告书》正式出笼。这份报告共分两大部分:开辟三门湾计划与三门湾农垦进行步骤。在前一部分里,列入农业计划的有种棉、桐子、茶子、畜牧、茶叶、果子、森林;列入工业计划的有造船厂、砖瓦厂、石灰厂、纸板厂、草席厂、织布厂、罐头工厂等17个项目,其中以造船厂为最紧要。为了实行这些项目,另定了7条入手办法,第一条就是“请大总统颁布一命令,宣布三门湾筹办模范自治农垦实业区域”;三门湾农垦进行步骤共有12条,如设立农垦局、修筑海塘、建造兵舰与货船、训练警察、建筑临时办公用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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