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成都高新区改革创新的机制屡获推广，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多，改革开放的影响力持续加大。
100多年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 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这样的“代替”，“敲”开了各国的国门，也让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关键抉择。通过各个领域的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开放，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始了广泛的经贸交流，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从做出这一重大决策开始，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就结伴同行、相互促进，更广范围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更宽领域的改革。
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试验田”，一个个国家级高新科技园区也随着改革开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以各种先行先试改革举措，持续不断集聚创新资源与要素，大量涌现科技企业和创新成果，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为主要的战略力量，更成为中国与全球高新科技园区和企业对话的开放新舞台。
事实上，如果将成都高新区30年的发展历程置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宏图之中考量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地处西部内陆的国家级高新区，成都高新区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创造了多项影响全国的改革举措，并在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赛道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和“加速跑”。如今，在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四川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核心区的多重利好下，成都高新区正在以开放促改革的道路上“换挡加速”，以改革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高新技术发展试验田
以开放思维拓展区域改革路径
时光回溯到30年前，当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数年实践，给全国改革以巨大影响和推动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逐步推进。
上世纪80年代，当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向外看”时，惊讶地发现，美国硅谷汇集了生物、空间、通讯等新兴技术的研究机构，已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法国正迎来科技园区大发展的时期，如索菲亚科技园区已成为欧洲高科技产值最高的地方之一……
而回望国内，诸如像中关村等地，汇聚了中国最顶尖的一批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却让高墙内导弹、卫星、计算机等日新月异的高技术，与高墙外牛耕马拉的田园风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直到1987年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认为中关村“十分类似美国硅谷的初创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10年的节点上，诞生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的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成都高新区因改革开放而生，也将以开放促改革的基因深深植入了发展进程中。扛起“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大旗，成都高新区成为高新技术萌芽、培育、发展的“试验田”——“田”意味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了空间和载体，“试验”则表明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这里可以大胆进行容错试错，走出一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路。
“什么是高新区？高新区干什么？当时很多人并不熟悉这一全新区域开放和发展产业的模式，国内也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借鉴，大家都在各自探索。”回忆建区之初，时任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周东兵相当感慨。
而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为全国改革开放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给当时的成都高新区决策层提供了全新思路——以开放促改革，谋划区域发展。
如何以开放思维推进改革进程？成都高新区开始向外“取经”，组织考察团到美国加州等地学习考察，并带回了当时最新的科技研发资讯和产业发展案例，与园区管理者和建设者分享。
固定思维一旦被打破，层出不穷的改革创新举措开始实施起来。
为解决建设之初的资金难题，成都高新区“摸着石头过河”，创新探索成立了国家级高新区首家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股份制企业——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开启了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与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机构合署办公的实践。
为打破国营企业的僵化、激活民营企业的活力，成都高新区选择园区内的成都电缆厂、成都皮克公司等6家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开始了注重资本市场运行逻辑、扶持企业上市的“试水”之举。1994年，成都电缆厂更名为成都（普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四川省早期赴港上市企业之一。此后，这些企业均成为区内重点骨干企业，为成都高新区在全区探索实践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树立了改革样本。
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推动发展。当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袭来时，成都高新区开始尝试打破传统行政职能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以“小机构、大服务、高效率”的理念，参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的管理体制，将职能相近的部门整合在一起，实行“大部门”，通过“一站式”服务简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这些改革举措此后被国内很多高新区学习借鉴，并为此后迎接外资西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外资的涌入成为衡量这一决断是否正确的最好佐证。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1年，成都高新区共引进外资项目206个，聚集了摩托罗拉、阿尔卡特、富士、香港怡和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及国际知名企业。
西部大开发大开放参与者
探索“以开放促改革”新路径
相比沿海地区，在内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客观上存在着地域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当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时，由于国内外环境、科技水平、人才资源等都与当年东部沿海地区开发时有所不同，加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社会网络信息化已成为时代的主要发展潮流，成都高新区等内陆国家级高新区，有了探索“以开放促改革”新路径的机会。
事实上，正是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成都高新区被推到了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迎来 “黄金十年”。同时，经过近10年发展，成都高新区以其局部优化的投资环境、聚集的大批优秀人才等优势，成为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桥头堡”，吸引了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关注。
2001年，英特尔开始与成都高新区“接触”，并在两年后落户成都高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成都市大规模投资的首家跨国公司。在引进英特尔的过程中，四川省、成都市、成都高新区以及其他各级部门对传统招商引资模式进行了创新性地探索。这种为一个大的项目而设立一个甚至多个专门机构的模式，被称之为“英特尔模式”，其最大的好处在于既可以为政府最迅速、最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又可以针对全球企业机构的不同需求，提供最高效、最亟需的服务，保证“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英特尔入川来蓉，其背后是全球产业转移的时代背景，这一黄金节点的开启，让有备而为的成都找到了产业体系迅速融入全球化的窗口，让成都电子信息产业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跟随英特尔的步伐，戴尔、德州仪器、达尔科技、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联想、EMC、奇宏、冠捷等国内外企业接踵而至，推动成都高新区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
找准服务“痛点”，消除流程“梗阻”，成都高新区带来了先行先试的开放式创新，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启动部门公章作为行政审批专用，打破全国的行政审批专用章无实际审批权格局，将审批权限完全授予窗口；第一个建立“企业设立”和“项目报建”并联审批通道，原来需要5-8个工作日完成的企业设立审批压缩为最快50分钟办结，项目报建审批从原来68个工作日压缩到17个工作日，创造了全国审批效率领先优势……
园区企业的需求和市场导向在哪里，成都高新区的改革和服务举措就迅速触达哪里。在成都高新综保区，通过推进通关一体化、“单一窗口”等系列通关便利化改革，以“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突破口，推进“7×24小时”通关和“互联网+企业注册”服务，通关时效名列全国前茅，让企业感受到了通关环境的巨大变化。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浪潮下，成都高新区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正在613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实现华丽“蝶变”。
新时期的领航者
依托自贸试验区
深度融入世界版图
改革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加大力度从内部推动，也迫切需要通过更大力度、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开放，帮助啃掉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使改革更加顺利、坚实地推进。
2017年4月1日，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作为其核心区，更是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试”出了改革开放发展新空间。
在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29.8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既有成都对外开放窗口“中国－欧洲中心”、中新合作共建的新川创新科技园，又有号称“金融梦工场”的金融城，孵化创新创业项目的天府软件园和菁蓉国际广场，成为聚焦改革创新开放、充满希望与活力的“试验田”。
“刚开始大家对于自贸试验区的工作很陌生，所以我们首先想到要向有成熟经验的地区学习。”曾在自贸试验区筹备小组任职、现任成都高新区改革创新局自贸处副处长的周星说，“首先在全区范围内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全国推广的经验，尽可能地让每个经验和案例都在成都高新区落地。”
在提升政务服务方面，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在全国率先探索形成“首证通”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开展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申报登记制改革试点，打造“自贸地图”……每一次改革都带来了转变职能、优化服务、再造流程的自我革新。
在整合全球资源方面，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立足成都、连接全球，不断创新合作方式：启动了“全球顶级科技园区合伙人计划”，探索成立“成都-硅谷科技金融中心”；依托成都高新区与以色列海法生命科技园，探索建立“成都-以色列科技创新中心”；与硅谷互设高科技产业与金融创新全球化发展平台，吸引“卡耐基梅隆-成都研究院” “成都-以色列科技创新中心”等落户……“今年将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技术、资本、产业方面的合作，提高对欧、对美开放层次水平。”周星说。
在金融创新方面，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联合发起设立四川首支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成都高新自贸区股权投资基金，搭建盈创动力“一站式投融资信息服务”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探索“自贸通”综合金融服务模式解决方案，以金融杠杆撬动区域发展。
肩负“国家试验”的使命，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和创新举措，“试”出了成效。去年9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推广13项具备复制条件的创新改革试验举措中，“盈创动力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就来自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首证通”行政审批改革被中央改革办《改革情况交流》刊发，向全国推广，并连续被央视进行专题报道。
从改革起，因开放兴，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的一项项制度创新和改革举措，激发了这片土地的活力。截至今年7月31日，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新登记各类型企业26737户，新增注册资本（金）2612.24亿元。
在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教授看来，身居内陆的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有其独特的意义，“西部内陆地区如何扩大开放、如何深化改革，这些问题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都可以给出很好的答案，对其他城市很有借鉴意义。”
从建区之初的2.5平方公里起步，成都高新区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并探索了一条全面深化改革、融入世界版图的奋进之路。随着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成都高新区正以新一轮改革创新，迈向“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