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四行”是指旧中国以北方金融财团为主的联合体，在中国的金融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四家银行分别是中南银行（China & South Sea Trading Co.）、大陆银行（Continental Bank）、金城银行（Kincheng Banking Corporation）和盐业银行（YienyiehCommercialBank）。
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
这四家银行虽然属于北方财团组建的银行，除中南银行的总行设在上海，其余三家的总行均设在天津，上海为分行，但实际上，上海分行的资金及业务量均大于天津总行。“北四行”联合的标志是“四行储蓄会”的建立，而“北四行”的中坚是中南银行。
“中南银行”的英文名为China & South. Sea Trading Co，“.South Sea”通常译作“南洋”，在地域上有两指，其一指中国海以南的南洋群岛诸国，如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岛国，由于中南银行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黄奕住是南洋华侨巨商，于是有的人以为中南银行中的South Sea是诸海外的“南洋”。中国习惯上以长江入海口为分割线，长江以北的洋面称之“北洋”，以南的洋面称之“南洋”，如清朝的海军有“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之分，官职中有“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等，此“南洋”则指长江口以南的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如清“北洋公学”因设“北洋”的天津而得名，“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以设在属于“南洋”的上海而得名，黄奕住出生福建泉州，约20岁赴南洋谋生，发迹后又定居泉州，他只是希望用积攒的钱投资生息，所以，更多的人认为South Sea是指中国近海的“南洋”，也就是讲所谓的China & South Sea Trading Co.是一家国内或华资银行，而不是主营中国与南洋岛国的贸易银行。
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
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重大币制改革，即发行“法币”为中国法定货币之前，中国长期实行“银本位制”，即以白银作为货币的“本位”，当白银用作货币时称重计价，以“两”为单位，称之“银两”，同时流通银元，实际上也是以重量计价，一银元实重七钱二分（早期为七钱三分），即一枚银元含白银七钱二分，通常，大额贸易以银两结算，小额贸易以银元结算，所以，当时中国的货币单位有时称“两”，有时称“元”。
银两
通常，一元等于七钱二分，而实际上银两与银元的比价是浮动的，随行就市，就是一枚银元的实际兑换价大多大于七钱二分。银子和银元的价贵，日常使用不方便，于是又以铜钱为辅币，清末，一枚银元大致可以兑换铜钱2 000文左右。铜元只当辅币，只是生活中使用的小钱，一般不作为贸易的结算货币。 不论是银两、银元、铜钱都是金属货币，分量重，携带不方便，不安全，近代以后，部分在华的外资银行开始发行纸钞，清末，中国的银行也仿外资银行发行纸钞，这种纸钞不是流通货币，而只是一种“兑换券”，如某人须携带1 000元银元从上海赴
北京，这1 000元银元的实重约22.5公斤，随身携带不方便，也不安全，他可以将这些钱在上海的银行里换成这家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到北京后，再将“兑换券”在指定的银行兑换成1 000元银元，这不是方便和安全多了吗？
汇丰银行发行的纸币
由于这些“兑换券”都是委托英国或美国的印钞厂印制的，难以伪造，不会有“假钞”的出现，当然，大多数信用好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被商家广为接受而成了流通货币。发行纸钞必须获得政府的特许，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银行特许获准发行纸钞的银行共12家，其中有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即后来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而中南银行也是获准发行纸钞的12家银行之一。
黄奕住是福建泉州人，约20岁时赴南洋谋生，后发迹为巨商，约1920年回国，定居厦门鼓浪屿，开设日兴银号，投资浔厦铁路以及厦门的自来水、电话、房地产业，他希望到上海创办银行，但他对国内的情况不甚熟悉，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相识，又通过史量才的关系结识了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胡笔江，三人一拍即合，决心合资募股成立银行。
精于金融业务的胡笔江认为，发行纸钞是敛财的捷径，于是他立即赴北京。不过，当时财政部认为，政府批准发行纸钞的银行已有多家，对商业银行发行纸钞应该严格控制，实际上是被驳回了。于是，他们只得由黄奕住以南洋华侨的身份再次申请，并通过多种手段打通环节，想不到这次顺利过关，北京政府财政部1921年6月批准中南银行准许成立，7月又批准该行可以发行纸钞。
中南银行发行的纸币
中南银行在筹建的过程中就已购进了汉口路的地块，建造自己的银行大楼，1921年7月5日，中南银行就在刚建成的中南银行大楼挂牌开业。大楼由英商马海洋行（Moorhead，Halse & Robinson）设计，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 148平方米，坐北朝南，两侧对称，新古典主义风格。大楼立面构图严谨，横向以檐口划分为三个层面，一层为基层，中轴线两侧略向内凹，两端略外凸，入口设在中轴线上，入口处设凸出的三开间塔斯干式双柱廊，柱上设三陇板和挑檐。
中南银行大楼
塔斯干柱式（Tuscan order）是古典柱式的一种，一般认为，这种柱式最初并不是用来支撑笨重的石结构建筑的，而多用于支撑木屋顶的建筑，柱高通常为底径的7倍，柱身上无雕琢，柱础和柱头通常为柱身口径的1.5倍。也许由于它的朴实无华，无雕琢的痕迹，因而才显得形态健壮。
塔斯干柱式
塔斯干柱式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和新古典主义建筑中多用于建筑的底层的内廊支撑，用建筑语言表达质朴和阳刚之美。 大楼的二层至四层为一个层面，中间以通三层的四根多立克柱作为中南银行支撑，内开方形窗。多立克（Doric）今多译作“多里安人”，是古希腊的民族，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来到爱琴海南部地区，定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和东部。
多立克柱式
在希腊神话中，波赛顿和宙斯是克洛诺斯生的两个儿子，他俩联合起来推翻了父亲的霸业后又平分了宇宙，波赛顿统治海洋而成为海神，宙斯操控大地和天空而成了宇宙之神。波赛顿的宫殿建在爱琴海底，是一水晶宫。他力大无穷，只要将手持的三叉戟稍作晃动，大海立即掀起惊涛骇浪，冲击和淹没大地。波赛顿不甘心长期生活在海底的水晶宫里，于是他又联合侄子阿波罗向宙斯发动进攻，最后败在宙斯统领的雷电之神手下，并被幽禁在特洛亚。
波塞冬神庙
生活在爱琴海附近的多里安人尊敬和崇拜海神波赛顿，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在爱琴海附近的巴斯顿姆兴石崖上兴建了纪念海神波赛顿的海神庙，该庙至今还在。和古希腊的许多神庙一样，海神庙为石结构建筑的柱廊样式，正面和背面各使用6根，两侧各使用14根多立克柱式作支撑。在柱廊形式的建筑中，柱子在整幢建筑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而从建筑外观而言，柱子在立面上又占十分显眼的位置，于是，建筑师必须注重柱子的设计，通过柱子表达建筑的主题和思想。
海神庙的多立克柱式中柱子中部的直径与高度比例为1∶6，据说，这个比例近似于古希腊强壮男子胳膊的粗与长的比例，柱身的中部略向外鼓起，用来表示波赛顿粗壮而力大无穷的胳膊，柱身每隔18度刻一凹槽，总共有20条凹槽，后人以为设计师用于表示男子胳膊上发达肌肉的纹路。
多立克柱式成为经典后被建筑师广为使用，一般用于市政建筑或纪念性建筑上，用建筑的语言表达刚毅、执法、奋斗等，如美国建于1815年的巴尔的摩华盛顿纪念堂就是多立克柱式的典范。 四层与五层之间有明显外挑的檐口，五楼建筑的设计比较简洁。毫无疑问，中南大楼是中规中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
汉口路110号中南大楼 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召开创立会，黄奕柱为该行董事长，胡笔江为总经
解放后，中南银行并入公私合营银行，实际上即结束了。1958年以后，中南大楼长期为上海市化工局使用。1997至1998年将第五层拆除，重新加建三层，使之成为七层建筑，尽管设计者尽可能使建筑加层后仍保留建筑的历史原貌，使新加部分与原建筑保持一致，但是，新加三层后，原建筑的整体比例、式样就无法再保持原貌了。
加盖楼层后的中南银行大楼
金城银行由北洋政府要员，原安徽都督倪嗣冲，段祺瑞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等集资创办于1917年5月，总行设在天津。倪嗣冲派亲信王郅隆任董事长，原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周作民任总经理。据说“金城”之名是由王郅隆确定的。在冷兵器时代，城墙和城濠是城市的军事防御体，人们常用“金城汤池”，就是用金属垒的城墙和像沸水般的护城河来比喻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于是人们认为“金城银行”的名称取义于此。
但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王郅隆对“金城”的名称作了解释——说：“我在天津经商时，有朋友送给我一副对联——‘财连银汉三千丈，利贯金城百万家’，这也是北方城乡常见的联句，但是我自挂了这对联后，财运亨通，平步青云，所以我取该对联中的‘金城’作为银行名，借以表示银行的利益涉及千家万户，想不到那些读书人会对‘金城’作出许多种不同的解释。”当时大多数人仍以为这是王郅隆的玩笑话，当金城银行的股票正式上市后，人们确实注意到，该银行的股票是以“利”、“贯”、“金”、“城”等字编号的，如“利字××号”、“贯字××号”、“金字××号”、“城字××号”。至此人们才深信，“金城银行”之名确实取自民间联句中的“利贯金城百万家”。
金城银行大楼
金城银行创办后即在上海设分行。1923年，金城与大陆、中南、盐业四家北方财阀为主的银行联手成立“四行储蓄会”，这四个银行合称“北四行”，在商业银行中占重要的地位。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中央政府从北京南迁南京，北方财团也追随南移。金城银行考虑将总行从天津迁到上海，因此，他们必须在上海租用或自建一幢大楼作为行址。 1934年金城银行购进了江西路泰康里的全部产业，将旧的里弄房子拆除后兴建自己的银行楼。大楼由庄俊设计，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占地1 775平方米，建筑面积9 783平方米。
加盖楼层后的金城大楼
这幢楼的南面紧挨着沙逊财团的都城饭店，北侧是巡捕房的一幢旧房，可以施工的范围很小，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开挖土层后打桩做基础，会破坏都城饭店的基础，使都城饭店和巡捕房旧建筑墙体开裂，甚至倒塌，这将面临巨额的赔偿，于是庄俊决定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深桩技术，将深桩从地面直接打入地下，所以金城银行大楼也被公认为上海采用深桩技术建造的第一幢大楼，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金城银行大楼
大楼的主立面朝西临江西路，立面带有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的痕迹，以中间的大门为中轴线，两侧对称，与通常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较多地使用古典柱式追求古典效果不一样，整个立面只是在大门使用了两根塔司干柱式及两根半壁柱作为装饰，门楣使用变形的巴洛克涡旋图案，外立面使用斩平的苏州产花岗石，显得比较简洁，没有太多的非功能性装饰。
金城银行大楼
金城银行大楼坐落在并不算宽敞的江西路上，马路的对面是已经建成的工部局大楼，大楼底层的采光就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建筑师有意将底层安排为工作人员用房，把银行的营业大厅设计在二层，当进入底层的大门后，即由宽畅的大理石扶梯引你走上二层，而内部全部用意大利大理石作为装修，强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入室内，确实有一种进入豪华的宫殿之感。当时就有人对金城银行的大厅装修作这样的评价：“彩玉铺地，粉饰其墙；方格乃顶（即天花被割为方格形状），钢架其窗，视之有古气，材料反新装，开古典派之别面，驾新式派而远上；别具匠心，可为标榜，技术之母，建筑之光。”此文高度评价建筑师较好地理解“古典”与“摩登”之概念，并把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以至于有“开古典派之别面，驾新式派而远上”的效果。
金城银行大楼
如这一评价不错的话，金城银行的大厅装修也成了折中主义的典范。 金城大楼的设计的另一特点是，较好地处理银行大厅与非营业用房之间的分割，大楼的正大门主要是为出入银行大厅而设计的，当客人进入大门，再踏上通往大厅的扶梯时，因与银行之外的其他空间分隔，油然产生一种安全的感觉；而工作人员进入的扶梯和电梯全部设计在大楼的背面。这种分隔不仅有利于客户的安全，同样也有利于银行的安全。 金城银行大楼原为四层，抗战时期增建两层，解放后又升高一层，仍被誉为中国人建造的银行建筑中最讲究的一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