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一家六口在疫情暴发和阻断措施实施后，陷入手停口停的困境。（海峡时报）
作者 李国豪
几包泡面、少许食油、半包白米和一瓶几乎快要用完的辣椒酱。
这是4月10日当天，住在两房式租赁租屋的山姆（37岁，化名）一家在厨房内所剩下的全部家当。
他们手上还有200新元，但山姆和他太太，以及四个孩子必须依靠这些仅剩的食物和现金撑过接下来的三个星期。
病毒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展开前，作为家中唯一收入来源的山姆，原本靠着在他母亲的学校食堂摊位帮忙获取微薄且不稳定的日薪收入。但随着全国各级学校在阻断措施期间关闭，山姆不幸陷入收入无以为继的困境。
和山姆一样，亚当（54岁，化名）也有三个孩子，而他也是包含妻子和三名孩子在内一家六口的唯一经济支柱。
亚当在疫情暴发前原本是一名清洁工人，每月赚取大约1600新元的微薄收入，还必须加上政府的社区关怀计划援助，以及偶尔向亲戚借钱，才能勉强应付一家六口的开销。
不料，亚当的雇主上个月决定结束营业，导致亚当一家瞬间陷入手停口停的困境，4月7日开始实施的阻断措施更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疫情暴发前就得常常为家人温饱而烦恼的亚当在失去工作收入后，更是对未来感到茫然。
“现在我比之前还要担心。家里有五张口等著吃饭，没有工作让我真的不敢想像4月以后该怎么办。”
这些都只是众多新加坡低收入家庭的冰山一角。
《海峡时报》报道，本地有多达30万名国人的月收入在2000新元以下，当中许多人在这波疫情中更面临收入无以为继的窘境。本波疫情更让这些平时就已经在贫穷边缘苦苦挣扎的人们捉襟见肘。
虽然政府先后推出多项援助配套以协助国人度过经济难关，包括近日发出的600新元同舟共济现金补贴，但对于家庭人口众多且经济支柱只有一人的低收入家庭而言，相关的补贴解得了燃眉之急，却未必足以接济他们在疫情当下乃至疫情结束之后的生活。
根据去年7月公布的官方数据，我国收入最底层20%的家庭每月必须支出2570新元，但他们的收入即使加上各项政府补助仍只有2235新元。
换句话说，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国收入最低的20%家庭每个月平均透支335新元，而这不幸的情形已持续超过十年。
如今，在疫情的双重打击下，这些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更进一步恶化。
官委议员王丽婷以亚当一家为例指出，亚当一家在政府相关补助下，一年可以获得7632新元的补贴，但他们一家一年的家庭支出却高达1万3000新元。
由于亚当一家已在社区关怀计划下获得援助，这意味着最近刚失业的他没有资格领取一次性500新元的临时援助金。
已在社区关怀计划下受惠的个人不符合申请临时援助金的资格。（联合早报）
新加坡儿童会义顺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妮莎（Nisa Nurdini）表示，现有的援助配套对于收入锐减的弱势家庭来说不一定足够，而且像社区关怀计划这些援助计划的受益者，往往必须亲自前往社会服务中心接受评估，他们受援助的金额才有可能获得调整。
“在疫情当下去大排长龙，以及家里因为学校停课的关系而有小孩需要照顾的情况下，重新审查援助金额对这些家庭而言是非常令人困扰的一件事。”
回到山姆一家，手中只剩下200新元的他们同样也在政府的社区关怀计划下获得补助，但他们必须等到5月4日才能领到总数1200新元，供一家度过三个月的现金补贴。 政府日前发放600新元“同舟共济现金补贴”，山姆和其妻子各领了600新元，暂时缓解了一家六口的断炊危机。 不过摆在眼前的另一个危机是，山姆找不到另一份工作。
“我面试了三分工作，但他们都没有回复我。如果（阻断措施）继续实施，而我持续没有收入，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疫情当下，山姆和他的妻子以及四名孩子必须为三餐温饱而烦恼。（海峡时报）
《海峡时报》也报道，尽管政府早前因应疫情推出多项现金补贴和必需品补助券，但本地慈善团体收到的经济援助和食物资助申请需求依然节节攀升，可见许多弱势家庭都面临金钱和食物短缺的问题。
小孩因学校停课而被迫留在家中也是一个造成弱势家庭负担增加的因素。即使教育部早前宣布继续为经济援助计划下的学生提供餐食津贴，但校外的食物费用明显要高于学校。
另一方面，低收入家庭的孩童在居家学习方面也面临软硬件条件缺乏的问题。 以山姆一家为例，他的四名小孩不得不共用一台由志工捐助的电脑进行远程学习。虽然教育部允许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阻断措施期间前往学校学习，但山姆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让他的孩子去学校，以免他们曝露在感染风险中。
对于教育部提供租借电脑，山姆则担忧如果电脑出现任何损坏，自己没有能力赔偿而作罢。
除了上文提到的山姆和亚当的一家六口，飞跃家庭服务中心副主任Joyz Tan也提到一些家庭甚至有7名小孩。 “你可以想像他们在小孩居家学习和饮食方面的开销有多大。”
弱势家庭未必有能力为孩童提供学习的设备和空间。（联合早报示意图）
更令人担忧的是，住在一房或二房式租赁租屋的家庭通常都必须挤在45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
社会企业6th Sense的Abhishek Bajaj警告说，这些家庭的经济支柱往往都从事清洁工人、司机和送货员等曝露在病毒之下的高风险工作。
“客工宿舍的情况有可能会在这些租赁租屋重演。” 2019冠状病毒疾病给生命带来威胁的同时，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带来了浩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4月15日的报告直言，全球经济恐怕将因为本次疫情而陷入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危机之下，生活品质原本摇摇欲坠的弱势群体更是不堪一击。
我国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情形的基尼系数在去年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意味着贫富不均的现象获得改善，但一场冠病疫情，还是让我们看见了在冷冰冰的数字之外，社会上仍有太多需要我们雪中送炭的弱势群体。
经此一役，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使政府的政策和民间的力量更有温度，让弱势群体在生存权、居住权、受教权等都能达到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