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与沙的故事，要从上亿年前开始说起。
那些史前海洋生物并不会想到，自己腐朽的皮肤和骨骼最终将会摇身一变，成为价格高昂的“黑金”。那时的岩石也不会知道，当风和水将它震个粉身碎骨，生成的沙子将会成为亿万年后全球消费量仅次于水的商品。
自去年年底遭受重挫以来，国际油价在OPEC勠力减产的提振之下一路走高，美油、布油年内涨幅均超过30%，分别站上60美元和70美元的相对高位。
相比于每吨接近500美元的石油，沙子的价格可说是微不足道——在美国市场，每吨价格不到9美元，在其他地方则更为廉价。
就体量来看，联合国环境署此前数据指出，全球每年至少要用掉500亿吨沙子，而石油用量仅有40亿吨。如此看来，石油和沙子一贵一贱一稀一多，可谓存在天壤之别。
不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东政治学教授Laleh Khalili在文学杂志《Lapham's Quarterly》最新一期春季刊中撰文指出，油与沙仍有一些共通之处：中国同时是这两种商品的全球最大消费国，而且它们的商品化与贸易能够反映出全球不平等与生态掠夺两大现象。
油与沙从自然资源变身大宗商品之路，离不开海上贸易的大规模扩张。
先看石油，起初扮演的角色是船舶燃料——煤炭的替身，后来则是随着 “开放登记（允许外国船舶在本国登记注册）”和“方便旗（一国商船不在本国而在它国注册，不悬挂本国旗而悬挂注册国国旗）”的出现，成了企业牟取暴利的工具。
当时，许多欧美公司都选择挂上一些监管松懈、课税较低的国家国旗，以便“为所欲为”提高利润。但与此同时，油轮上的种族分工日益明显，劳工阶层分化也进一步加剧。
已故希腊船王、前世界首富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曾试图游说沙特政府来获得运输沙特石油的独家特许权，以此颠覆沙特阿美对石油运输的垄断。
纳西斯与前妻、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图源：独立报
但最终，拥有沙特产油特许权的沙特阿美选择提起诉讼，裁决结果则是，产油特许权赋予了沙特阿美一定程度的主权，免受沙特对本国石油行使管辖权、控制本国贸易的运营和管理的影响。
由此，西方石油公司的霸主地位一度有所恢复。与此同时，沙子也渐渐被人类开发出了全新的用途。
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原本作为海运船舶压舱物的沙子开始被用于填海造陆、建造混凝土建筑以及提取硅土制造电子产品。
目前来看，建筑业仍是沙子消费量最为巨大的行业。尽管价格比不上石油，但因为需求巨大，工业、填海用沙仍有相当可观的利润空间。
2016年底，《金边邮报》记者曾注意到， 柬埔寨与新加坡的贸易数据存在矛盾：新加坡海关记录显示，从柬埔寨进口的沙子价值7.5亿美元，但柬埔寨官方公布的出口额仅有500万美元。
寨暴利/暴力采沙，图源：hakai magazine
显然，廉价的沙子已经被资本巧妙的金手指“点石成金”，追逐利益的商人正在通过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掠夺柬埔寨、缅甸等拥有丰富河流地形的国家。
如此不顾一切的开采之下，这些国家的海岸线被侵蚀，海岸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失去了海滩和农业的繁殖力。
再从另一个方面看，油与沙的命运也在相互交缠——开采页岩油所用的水力压裂法需要大量特定用沙，即压裂砂。这种沙子的最佳储层就在北美五大湖地区，而美国既是压裂砂最大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消费国。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此前数据显示，在页岩油产量的推动下，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2018年的产量接近1100万桶，打破了1970年创下的年度纪录。
但是，随着整个页岩油行业爆炸性增长，输油管道也在不断建设增加，活动人士和当地土著却对其颇有微词。有环保团体认为水力压裂开采原油会造成地下水污染，并增加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的地震次数。
在Khalili看来，油与沙本身是当地和全球共同拥有的社会商品，在贸易的推动下遭到进一步分配。这一场争夺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而人类和生态环境都成了受害者——前者饱受不平等问题困扰，后者惨遭掠夺和破坏。
以下为Laleh Khalili文章《A World Built on Sand and Oil——When natural resources become essential commodities》全文，华尔街见闻编译：
聊起全球贸易，油与沙通常并不会被相提而论。石油是工业与交通的引擎，是取暖和照明的燃料，也是推动全球政治的烈酒。在笔者撰文时（华尔街见闻注：应为今年年初），尽管国际油价徘徊在每桶50美元左右（或略低于每吨400美元），石油仍被认为是宝贵之物。
相比之下，毫不起眼、普通平凡、经常遭到忽视的沙子则是全球消费量仅次于水的商品。没有沙子就不会有混凝土、玻璃和电子器件。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全球沙子每年的用量（通常与砂砾一起计量）至少达到500亿吨，而石油用量仅有40亿吨。但人们通常并不认为沙子存在价值：其贸易范围通常在国内而非全球；每吨沙子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不到9美元，在其他地方则更为廉价。
但是，油与沙也有相似之处。中国是这两种商品的全球最大消费国，紧随其后的美国则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世界第三大沙土消费国。由于市场价格波动，原油通常会是全球出口额最高或是第二高的商品。当前相对较低的价格就让原油出口排在汽车出口之后，位列第二。
2015年末，美国政府解除了长达40年的国内原油出口禁令。自那以后，美国积极重返国际油市，并成为仅次于沙特和俄罗斯的全球第三大石油及其精炼产品出口国。（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但因为大部分都用于自给自足，因此它并非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
而绝大多数沙子贸易都在各国国内进行，中美两国都从自己的领土上开采建筑和工业所需用沙。但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是全球最大沙子进口国——这个国家在填海造陆项目中使用了巨量的沙土。
在另一方面，油与沙也具有一定一致性。它们的商品化与贸易反映出的是全球不平等与生态掠夺两大现象。
油与沙的形成都经过了成千上亿年，一种是史前动植物变作化石的产物，另一种的诞生则是因为岩石撞上风与水留下了碎片。焦油和尘土都是劣质材料的象征，但在它们成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键角色之时，岩石被炸开、油井被钻进地表深处、河流遭疏浚、海滩被推平，自然资源也就随之转换成了商品。
油与沙在全球贸易循环之中无情扩散的现象让我们了解到了生产方式的转型、以殖民为名义的剥削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公地的肆意破坏。本文意在指出寻常事物的商品化究竟会对身处此时此地以及半个地球之外的人类产生怎样的影响。
环视四周，人们总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含有沙子的物体、地方和其他东西。人类将沙子从某一处的河床或海底挖出来，又倒在另一处的滩涂上，就像凭空从海中变出了陆地。沙子和砂砾被用于制造混凝土，而混凝土正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建筑材料。
沙子、砂砾再加上焦油，沥青就诞生了。从沙子当中提取的硅土被用于制作各种级别的玻璃，还有用于电子产品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开采页岩气时采用的水力压裂法也需要用到沙子。
世界的城市化、电子产品产量的飞速增长以及窗户、玻璃纤维、手机屏幕等一系列玻璃制品的广泛使用都增加了市场对沙子的需求。不过，沙子消费量最为巨大的行业仍属建筑业。
纵观人类历史，沙子和砂砾被用来建房、铺路、制造玻璃器皿。古代的不朽建筑——中国长城、古罗马的沟渠与竞技场、美索不达米亚和美洲的金字塔——要么是使用了早期版本的混凝土（沙子、砂砾再混上一些粘合剂），要么就是用了由沙子和黏土的混合物制成的烧制泥砖。
用于建造埃及金字塔的巨石被拖上沙床。萨桑王朝（即波斯第三帝国）使用了玻璃切割技术。而在近两千年前，由石英砂和火山灰制成的窗玻璃尽管不够透明、又小又厚，但已经在罗马时代的亚历山大港为人所熟知。
直到近代早期，玻璃窗格都和其他许多技术一样，都是为隶属上层的神圣和世俗机构所保留的，如大教堂、清真寺和宏伟壮丽的行政建筑。金碧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公元六世纪，其圆顶的巨大玻璃窗格为其增色不少。
圣索菲亚大教堂，图源：istanbultourstudio
近代早期的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及各大干道（能使城市内部及各城之间的循环流通有利发展）扩张的必需品——沙子和砂砾的使用。但直到近期，这些沙子和砂砾几乎都是在当地开采和运输。无论是借由人的力量还是动物的力量，运输如此沉重的货物都要花费高昂的金钱代价，并且运输速度缓慢。
直到15世纪之后，建材海运才初初起步，殖民主义致使全球海洋贸易的大规模扩张。沙子和砂砾并未被立即被认为是可以跨海交易的商品。人们之所以会在海上运输大量沙子，其实是海运本身的一个副作用。未曾装载货物的船舶被称为“空放船”：不载货时，它们浮在距离海面过近的地方，船身容易倾斜。因此，船舶必须装载压舱物才能远航。
在以煤炭作为燃料（煤炭同时起到压舱物的作用）的蒸汽船发明出来之前，人们使用的压舱物普遍是沙子、砂砾和鹅卵石，航程结束后就将其倾倒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码头边上。失去压舱作用的砂砾和鹅卵石惨遭抛弃，随后被用于铺路、建造大楼和铁路，并在19世纪的美洲、欧洲及其殖民地经历了遍及整块大陆的扩张。
时间来到20世纪，沙子与砂砾终于开始作为真正的商品来进行贸易。带有大型窗户的现代主义混凝土建筑蓬勃发展。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包层玻璃也越来越流行。这一切都需要沙子贸易协调一致、组织有序，而非仅是偶然取用压舱物。20世纪末，随着电子产品的发明与应用呈螺旋式上升，市场对工业用沙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并非所有的沙都是生而平等。沙漠中绵延数千英里的细沙，已在干旱的气候条件下被风所侵蚀，过于均匀的形状无法让它们被制成好的混凝土。混凝土由水泥和沙子混合而成，其中沙子所占比重更大，大小和形状不均匀的沙粒更有利于水泥进行粘合。水蚀沙粒形状不规则且大小不一，因而成为了制作混凝土的理想材料。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随着市场对混凝土的需求激增和制造技术的进步，全球都对沙子如饥似渴。住宅、商业建筑、摩天大楼以及不断扩张的远郊都在吞噬混凝土。为了开垦土地，人们将河流疏浚的副产品、沙子和混凝土块倒进海中，无中生有创造房产。巴林、新加坡等岛国就是这样将其陆土进一步延展至大海之上。
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巴林王室旗下的一家秘密投资机构曾被授予海底土地的地契。填海造地之后，这些地方成了豪华酒店和商业建筑的开发地，也是引人无比垂涎的高价沃土。
有统计显示，中国在2011年至2013年期间的水泥用量比美国在整个二十世纪所用的数量还要多。如果制造混凝土所需的沙粒至少是水泥的两倍，那么，如今生产数十亿吨混凝土所需的沙粒数量之大就更让人难以想象了。
千百年来，从地下渗出的石油被用作灯具和加热器的燃料，也是对付皮肤病的润肤剂。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钻油井之前的十几年，俄罗斯阿塞拜疆地区就已经开始通过手工挖井来工业开采石油了。石油作为能源取代煤炭地位的过程花费了近一个世纪。
这种转变不是线性的，也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也不是完全彻底的。这是与早期石油公司称霸全球的野心密切相关的一场转型。在美国大规模开采石油的同时，这个国家也逐渐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一大力量，并在美洲大陆、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进行殖民扩张。
大洋彼岸，英国利用巨大的煤炭储量推动了工业化，还加速了其在亚非两大地区的广泛殖民。尽管英国一开始并未试图控制石油产量，但这个国家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船队，可以跨海运输其他国家的石油。随着珍贵的煤炭产量逐渐减少，英国最终通过控制中东国家产油巩固了在当地的实力。在一段时间内，使用石油作为船舶燃料也确保了英国长期以来的海上霸主地位。
英国石油（BP）前身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海上运输部门British Tanker Company的第一艘油轮，British Emperor，1916年下水
在美国之外，石油储量最为丰富的地区已经被大国宣布了主权：美国借由门罗主义（美国政府认为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墨等美洲国家主权相关事宜）与大英帝国相争的南加勒比海、“大博弈（the Great Game，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产生战略冲突）”最终向欧美列强反布尔什维克浪潮让步的里海盆地，还有英美两国先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波斯湾与东南亚。
在所有这些地方，石油开采都与殖民主义的劳动剥削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息息相关。
已故沙特作家Abdul Rahman Munif的著作《盐之城（Cities of Salt）》就是一部充分描写了上述全球阶级制度的关于石油的小说。Munif融合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讽刺文学和民间故事的比喻手法，塑造了数百名阿拉伯人、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形象，借此挖掘出毁灭的绿洲、遭到暗杀的异见人士、被破坏的罢工以及遭石油公司收买的当权者和技术官僚等等一系列看不见的、已被遗忘的故事。
这个世界由受剥削的工人和工程师组成，他们被困在由种族和地理因素塑成的等级秩序当中。在Munif笔下，美国人甚至成为了当地埃米尔（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和高官顶礼膜拜的主人。紧随其后（受到尊敬的）是欧洲人，再其次是来自其他大陆的会说熟练英语的阿拉伯人。负责做苦力活的是原先从事渔业牧业的阿拉伯人，这些人的自主权已经被上班的工资绑架了。
《盐之城（Cities of Salt）》
事到如今，在负责石油贸易的大型油轮上，这样的种族分工仍在有效执行。普通海员来自地球南部（大多来自菲律宾），而高级船员通常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是东欧人。根据原籍国的不同，高级船员和普通海员的工资有着天壤之别。
随着“开放登记（允许外国船舶在本国登记注册）”的出现，或说是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所称的“方便旗（一国商船不在本国而在它国注册，不悬挂本国旗而悬挂注册国国旗）”的出现，劳工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剧。
进行开放登记的油轮比集装箱船数量多很多，部分原因在于没有石油贸易就没有方便旗，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油轮贸易的市场细分问题更容易被用来牟取暴利。
一只商船若是悬挂某一国家的国旗，它就必须遵守该国的规章制度。开放登记制度允许欧洲或美国公司拥有或运营的船舶挂上巴拿马、利比里亚（或是包括内陆国家在内的其他数十个国家）等地的国旗，而这些国家的环境法和劳动法执法都相对松懈，课税较低，几乎不存在监管和问责制度。
一战过后，美国首先建立起了开放登记制度，主要是为了让运营香蕉运输船和油轮的美国公司获益，其中最重要的两家公司是联合果品公司（垄断香蕉贸易，现改名为金吉达品牌国际公司）和标准石油加州子公司。为了提高利润，这些公司向船员支付的工资远低于原籍国标准，船只状况不佳，还对昂贵的安全规则弃之不顾。
B. Traven于1926年出版的小说《The Death Ship》就描写了这些船只的故事，这本令人痛苦的小说几乎没有虚构成分。在20世纪初期的某一阶段，绝大多数美国油轮都转向了巴拿马、利比里亚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忠实依赖强国的附属国去进行开放登记。
《The Death Ship》
方便旗为油轮大开方便之门，石油贸易也因此被认为是利益的沃土。于是，二战过后，当希腊航运业巨头垄断了海运市场，其中最聪明（或说是最无耻）的一位大佬——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已故希腊船王，曾为世界首富，前妻为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就将自己的所有一切都押在了油轮上。
那时，奥纳西斯的希腊竞争对手都在争相收购适合运输矿石和粮食的散货船，而他则以极低的价格从战时的美国运输司令部购入了退役的油轮，还用了新颖却又有些鬼祟的融资手法购买现役新船。而后，奥纳西斯将所有船只都用于向急需燃料推动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国家运输石油。
作为奥纳西斯的众多传记作家之一，Doris Lilly曾暗示过奥纳西斯买油轮且“买到就是赚到”的另一个原因。即使是在最初的几十年里，油轮装卸的自动化程度也远高于干货船。首先需要管道把石油运到船只的储油罐上，之后需要阀门和传感器来测量储油罐有多满，但只要少数工人就可以完成这些过程。
装货入袋上货盘需要码头上很多工人帮手，而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工会，要求公平的工资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奥纳西斯认为，减少码头工人的数量或将减少工人反抗的可能性，并且提高装卸货物的效率。
奥纳西斯在全球富豪阶层的惊人崛起给了他信心，认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石油公司当中，仅有一家可以挫他的锐气。
19世纪50年代，加州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沙特阿美从沙特政府手中获得了产油特许权，但协议中并未具体规定出口条款。奥纳西斯试图通过游说沙特政府来获得运输沙特石油的独家特许权，以此颠覆沙特阿美对石油运输的垄断。此举为标准石油公司和中东石油巨头带来了过大的压力。
有一段时间，人们普遍担心沙特将步伊朗后尘进行石油国有化——否则它为什么想要一家独立的油轮公司呢？
当时，从美国中情局（CIA）和杜勒斯兄弟（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与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到英国政府和另一位航运业巨头Stavros Niarchos全都联起手来保卫沙特阿美，反对上述无礼行为。奥纳西斯的船只遭到包括沙特阿美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石油公司的抵制。外交官与间谍齐齐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游说国王收回下放给奥纳西斯的特许权。
艾伦·杜勒斯（左）与约翰·杜勒斯两兄弟，1948，图源：《纽约时报》
作为最后的手段，沙特阿美向欧洲一家商业仲裁法庭提起了针对沙特（和奥纳西斯）的诉讼。最终，一个由欧洲和北美法学家组成的强大团体作出了不利沙特的裁决，并宣布其产油特许权赋予了沙特阿美一定程度的主权。这一决定捍卫了强大的西方企业的权利，使它们免于受全球南方国家（亚非拉和加勒比地区的中低收入国家）对本国石油行使管辖权、控制本国贸易的运营和管理的影响。由此，西方石油公司的霸主地位一度有所恢复。
如此这般的强硬手段并非新鲜事。贸易抵制、商业仲裁叠加暴力干预的手法已经被用来迫使支持石油国有化的顽固分子就范。
1920年，苏联将位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石油公司国有化（包括瑞典诺贝尔家族在那里的全部财产）。此举导致阿塞拜疆在全球石油市场的份额急剧下降。1938年，墨西哥将石油国有化的行为促成了西方石油公司的一项规定：未来所有的特许经营权合同——不仅是在墨西哥，而是包括世界各国——都应在国际法庭上进行仲裁（20年后，这一规定帮了沙特阿美一把）。1951年，伊朗将英伊石油公司（即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BP）收归国有掀起了各国对伊朗石油的航运抵制，还引发了一场由英美策划推翻时任伊朗总理Mohammad Mosaddeq的暴力政变。
19世纪70年代，阿拉伯地区各产油国的石油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国有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向之前的所有者支付过高费用的同时，还给了这些外国公司政治和财务的双重保证，使它们在新石油工业中继续保持主要投资者的地位。
当中东石油被收归国有，媒体和政界都开始将OPEC描绘成勒索全世界的恶棍。西方石油公司大肆掠夺破坏的老旧故事已被逐渐遗忘，但当然也有例外：在某些地方，随石油巨头而来的暴力已经不可磨灭重塑了当地的政治和日常生活。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近八十年前在其有关标准石油公司的诗中所写的那样，石油贸易将原住民的土地变成了“占地百万英亩的抵押贷款”，并在“国家、人民、海洋/警察、郡议会/偏远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贸易。事实证明，这些变化相当持久。
2016年底，《金边邮报》记者注意到柬埔寨与新加坡的贸易数据存在矛盾：新加坡海关记录显示，从柬埔寨进口的沙子价值7.5亿美元，但柬埔寨官方公布的出口额仅有500万美元。2009年，柬埔寨曾明文禁止沙子在不受监管的状况下出口。由此，上述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异表明，自柬埔寨快速枯竭的河流中非法开采沙子的情况存在漏报。
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沙滩与河流上走私、非法开采沙子的行为有点像海盗。那些生计被剥削和债务毁于一旦的人，为了一份微薄的收入，只能把沙子从聚居地运走。而付给这些人工资的企业和商人则都待在远离掠夺地的空调办公室里。当廉价的沙子被“点石成金”，变成全球贸易之路上的理想商品，利润空间也就随之达到顶点。
拥有漫长海岸线与丰富河流地形的国家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和本国逐利商人的猎物，沙子遭到疯狂掠夺。无论合法或是非法，矿工们已经将柬埔寨和缅甸的河流剥夺得只剩下沙质河床和沙滩，严重改变了河流的流动模式。这些河流中沉积物的质量和体积发生了变化，尽管之前的生态系统类型丰富，但现在已经不适合农业和渔业。
河流沙质贫乏，湍流侵蚀河岸，破坏包括堤坝和桥梁在内的基础设施，然后淹没沿河村庄。在推土车将沙子运向其他海岸后，位于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摩洛哥的沙滩一夜之间消失无踪。作为一个由17500至18500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实际数量尚有争议），印度尼西亚的环礁已因非法开采沙子而消失。
环境科学家Orrin H. Pilkey和J. Andrew G. Cooper曾在两人合著的《最后的海滩（The Last Beach）》当中列举了如此采沙的影响：海岸线惨遭侵蚀、海岸动物栖息地饱受破坏、沙丘及长在上面的植物群集体消失。海岸线更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海啸、飓风和海洋在风暴中产生的激流的影响。在世界的一角打造资本主义的梦幻宫殿，会让另一个地方失去海滩和农业繁殖力。
非法采沙还造成了其他伤亡——受害的不仅是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生物，还有试图叫停这一行为的活动人士。在亚洲和非洲，摇身一变成为了草根活动家的农民与渔民受到恐吓、殴打和枪击。
2017年5月，Yadav家族的三名成员——Niranjan、Uday和Vimlesh就被在村子附近（印度东部贾坎德邦Jatpura村）附近河岸非法运沙的暴徒杀死了。2018年6月，冈比亚警方曾向采沙抗议者开枪，造成两人死亡。还有许多其他遭到暗杀的活动人士仍是无名之辈。无论是被走私者或是警察杀死，死去的活动人士都是生态战争的先驱。
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蚕食地球，生态战争只会愈演愈烈。在这一场针对全球环境公地的袭击中，石油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产油的部分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沙子。
水力压裂法（fracking）是从页岩中开采石油的一种方法。在此过程中，高压水被压入岩层，岩石随之破裂；水带着成千上万吨沙子涌入支离破碎的岩石，支撑当中的裂缝。然后，页岩油经由多孔砂流入萃取管道。
与混凝土用沙不同，压裂砂的大小和形状十分均匀，且只能从因重大地质事件而产生均质硬化颗粒的特定地点开采。美国既是压裂砂最大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消费国。压裂砂最佳储层就在北美五大湖地区。被提取出来以后，压裂砂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清洗、干燥和化学处理，才能跟页岩进行亲密接触。
水力压裂法图解，图源：netivist
沙子又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应用领域，这也标志着全球贸易的另一重大转变：作为石油市场的一员，页岩油的重要性日渐上升。
2017年，美国产油量显著增加（增幅69万桶/日），弥补了沙特原油产量的大幅下降（降幅45万桶/日）。由于页岩油产量不断增长，美国年均产油量已经超过了沙特与俄罗斯。目前，借由水力压裂法产出的石油占美国原油总产量的一半。这种开采石油的新方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还改变了劳动制度，但也危及了当地的生态系统。
一旦Keystone XL输油管道完工，加拿大的油砂和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就将连接在一起，沿途运输从美国中西部的页岩油田中开采出来的石油。管道在美国的部分避开了城市，却将苏族部落保护区一分为二。建设管道的每一步都饱受活动人士和当地社区的挑战。加拿大政府对管道发源地以及通往美国边境的沿路大部分地区均宣示了主权，但当地原住民的一个种族分支——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无视了当局对未割让领土的主权要求。
无独有偶，美国立岩地区印第安原住民保护区的水之保护者（Water Protectors，立志保护地球水资源、支持本土青年和女战士的活动人士）以及来自整片北美大陆的环境和政治活动家也对建设横跨美国中西部的输油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颇有微词。
水之保护者，图源：Earth Island Journal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世界不被这条管道所带来的生态灾难所影响，这些人发起运动进行抗议，目前甚至吸引来了不少公开的敌军，比如试图从内部渗透、威胁和分裂这些运动的卧底警察、企业佣兵还有商业间谍。
这场斗争针对的不仅是输油管道，还是整个页岩油行业的爆炸性增长。对于肆无忌惮的现代矿工而言，页岩油是一笔丰厚的财富；但对于生活和环境惨遭破坏、流离失所的土著社区而言，则是一场灾难。
在建管道若是经过国内的风景区，便会涉及财产所有权转让的问题，有时甚至需要征用私人或公共土地。跨越国界的路线受制于国际冲突，路线本身甚至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冲突。
比如沙特阿美的跨阿拉伯输油管道（TAPLine），由美国建筑公司比奇特尔于19世纪40年代晚期建造，位于沙特东部的油田和黎巴嫩西顿之间，建成时是世界上最大的输油管道。
当时，叙利亚政府反对管道通过该国领土，美国中央情报局借机为叙利亚时任陆军参谋长胡斯尼•扎伊姆（Husni al-Zaim）发动政变提供了便利。政变过后，叙利亚经历了长达15年的动荡，期间更穿插有多次政变与反政变，但管道也随之得以穿越叙利亚领土。掌权仅仅四个月，扎伊姆就惨遭废黜与处决。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方称“六日战争”）过后，过境费引发冲突叠加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TAPLine在约旦以外地区的石油运输被叫停，管道在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的部分均无法运作。
1990年，当约旦选择支持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沙特完全切断了通过TAPLine所进行的石油运输。在那时，沙特已经修建了一条从波斯湾沿岸油田通向红海码头的输油管道，选择路线时绕过了主权问题颇有争议的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饱受暴力困扰的，不仅是海上石油贸易，还有输油管道的无阻畅通。
石油和沙子的贸易如此相似，其原因在于，在世界的一角被生产出来的这两种商品，任何一种都左右着全球各国的政治走向。国际贸易对每个国家影响不同，但确实具有全球性的后果。
针对国际贸易，特朗普祭出了民族主义条款，这或许已经暴露了美国的全球经济实力框架——永远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无论是保护主义条款还是自由贸易条款，永远都至高无上。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只有那些经济规模足够大、实力足够强大、能够在竞争中先人一步、取得重大领先优势的国家，才能真正实现贸易自由化。
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也体现在各国内部。随着页岩油渗入地下水、水力压裂法引发地震，还有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泥沙和砂砾被用于制造更多电子产品、建造更多摩天大楼，贸易促进了当地和全球共同拥有的社会商品被进一步分配。
掠夺公地商品的争议究竟有多大，其中一个衡量标尺为保护地球水源、河床、所剩无几的海滩的广度、深度和暴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