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张秋林社长执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三十年，如其所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就像是“宁馨儿”，他曾为之倾注了如许的心血和感情，见证了她从呱呱诞生到丰润长成。其情亦真，其爱亦深。十里长亭，终有一别。张秋林社长于“告别”之际，做二万言书，一方面坦然回顾，真情道白，另一方面亦为同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秘笈。编发此稿时，十分感谢张秋林社长的信任，全文托付百道网首发。行业皆知，出版业亦是关涉于人的志业，张秋林社长在过去三十年的苦心经营中，慧眼识人，诚以待人，信以用人，故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吸引一流英才，为其作者；延揽良将新秀，铸其团队；使版代云集，使渠道随行，使媒体声气相和。慢出版与快出手之间，无一不以塑造长命书、打造佳作为出版之追求与实践之极致，且多“以人成，以事成”之经典案例。十七段故事，只是吉光片羽，但足资同行学习与借鉴。我们也衷心祝愿，无论是张秋林社长，还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都将在新时代，再创新的奇迹与辉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 张秋林
告别感言
张秋林
终于，到说“告别”的时候了。
古人有词曰：“多情自古伤离别”。此时此刻，告别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对我来说，虽不至于怅然感伤，但总难免有些依依不舍。
1985年6月18日，江西少儿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前身）初创，年将“而立”的我出任社长。从那一天起，我和她就有一种命定的不解之缘。此后的三十余年，我与她朝夕相守，相濡以沫；栉风沐雨，甘苦共尝；相携奋行，砥砺登攀……可以说，我和她是血脉相连、情根相系。
也许如亲似“骨肉”的“宁馨儿”吧，我见证了她从呱呱诞生，到丰润长成，曾为之倾注了如许的心血和感情。或者也似令人魂牵梦绕的“恋人”，就像我在一首小诗里所写的：“无尽的爱／弥漫在我的胸臆／……时光的雕刻刀／已把一切深深的刻在心底”。
如今，我要和她告别了，虽然没有像古代那位多情的词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记得十多年前，我社出版过一部被称为“北美《围城》”的小说，就是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的《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我一直记得这本书的书名，此刻想起它，别有一番滋味。人生的这个“之间”，更能触发思绪和情感，回想、回味过往的种种经历和故事，尤其是那刻骨铭心的一切。
我初当社长时，亲任责编做的第一本书，是一个十七岁加拿大少年写的书，书名是《奇迹终于发生》。有意思的是，这“奇迹终于发生”似乎成了一个幸运的妙谶，在之后的日子里每每应验，不仅见诸一次次“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创奇业绩中，甚至在身陷逆境低谷时，竟也得以化险为夷，峰回路转。
当然，三十余年来，我与二十一世纪社紧紧相携，书写成功和精彩的篇章，尤其是近十多年实现跨越式发展，登上世界童书出版社之巅，毕竟不是靠神秘的“幸运”得来。可以说，所有的这一切是靠我们的坚持和坚守，不忘初心的努力；靠睿智的理念，前瞻的目光，奇妙的创意，进取的勇气，赢在终端的诚信；靠团队的精神，坚强的执行力，不竭的创造力……“奇迹”的大树就是在这一片沃壤上拔地而起的。
我有幸荣膺2016年中国十大出版人物，入选理由说：“他对少儿出版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宁肯舍弃升职机会也要坚守少儿社社长的职位。”确是这样，因此我又被人们戏称为“钉子户社长”。“择一事，终一生。”我的人生韶华时光都献给了我所钟爱的少儿出版事业，献给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我无怨无悔。只因为是爱我所爱。
当我被称为“少儿出版的传奇”时，我没有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我深知任何人要真正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传奇式的大事业，都必以“天、地、人”为凭藉和支撑，所谓“天”即时势，“地”是施展的舞台，“人”指多方面的人以及人脉。倘若缺失了这一切，则将一事无成，更不必谈什么“传奇”了。
在这里，我想对于“人”多说些感言。
首先要说我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团队。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而我们的团队要比“三个”多得很多很多呢。他们是各个岗位上的高手干将，独当一面，各显神通；他们孜孜敬业，精益求精，具有工匠精神；他们脑洞频开，创意迭出，锦上更添奇葩；他们不辞辛劳，敢打敢拼，有似“拼命三郎”；他们敢于直谏，建言献策，助推风帆远征……正是有如此竭尽心力、不吝才智的精诚团队，二十一世纪社的图书因此而广获青睐和声誉，品牌就这样练成了，“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传奇”就这样写成了。对我们优秀的团队同仁，我深怀着感激之情。
来自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鼓励，犹使我感念不已。中央领导曾亲临视察，指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不仅要引领市场，更要引领方向，引领未来。省市领导以及总署和集团的领导，对我社亦时时予以热切关怀和具体指导。所有这些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我有幸结识的一些益友良师，也使我受益匪浅。对这些领导以及师友，我心怀敬意和感恩。
我们的作家朋友，对于出版社攸关生存和发展，那就更不消说了。早在我社成立之初，我们在庐山召开“新潮儿童文学丛书编委会”，就集结了一批优秀的新锐作家，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我社也是童书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我和他们亦成不离不弃的“莫逆之交”。我们还以“学习等待”的理念，经营一些有潜力的作家和作品，祛除浮躁，从容等待，终使一些作家脱颖而出，美丽绽放，其作品蜚声书界且屡获荣冠，有作家甚至激情告白：“我嫁给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而我则要满怀感激之情，对作家们由衷慨言：“正是有了你们，才有我们的今天！”
还有研究深湛、笔下生花的童书评论家，热情报道而使我们声名远扬的记者、编辑，以及作为出版社和读者之间“桥梁”的图书经销商……他们的了不起的工作，对于二十一世纪社多有嘉惠，功不可没，令我每每感铭不已；而在交往中的推诚相见，亦使我和他们中有些人成为知己朋友。
噢，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千百万的读者朋友们（其中很多是小朋友哦）！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从未见过一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然而，正是有他们对我们的默默关注，对我们的倾心支持，对我们图书的青睐，对我们品牌的信任……才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有了最广阔最深厚的立根之基，同时也是我们作为出版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对亲爱的读者朋友们，特别是热爱阅读的可爱的孩子们，我们当然也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谢！
今天，我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告别，跟我坚守、服务了三十余年的岗位告别，但对于我这个“矢志不移”的出版人来说，这告别并不是中止，更不意味着终结。
我的初心犹在，我的情怀犹在，我钟情的志业犹在，所以，我跟上面所说的作家及各界朋友们，跟我眷念牵挂在心的小读者和大读者们，彼此的既有情缘也仍将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之间不会渐行渐远，肯定不会。我们还会相遇重逢，还会携手合作，还会敞怀欢聚。
我还将奉上新的礼物，和你们一起尽情地分享喜悦。
我相信会的，一定会的！
正式卸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的日子即将来临，我在国企的职业生涯也将随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岳飞《满江红》词叹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虽不像岳将军那般满怀苍凉，内心却也有如许的感慨和不舍。
主动辞去社长职务是我内心的呼唤，亦是明智的选择。事实上，两年多前我就已经“到点”了，承蒙领导信任、厚爱，我又得以留任履职，继续和大家在一起，共度难忘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又带上了新的高度——据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全国少儿出版社之首；2016年、2017年少儿图书市场综合占有率，在全国排名第一；在2015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摘取“世界最佳童书出版社”桂冠。我本人则入选2016年度“中国十大出版人物”，在“ 2017书业年度评选”中，又获得“年度出版人”大奖；就像我在获奖感言中说的，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荣光。当然，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我在工作中也曾有过一些缺点和失误，敬请组织和同仁们谅鉴。
有时候，转身离去的背影也是美丽的，如徐志摩诗所言：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留下了一些东西，在后面的叙述里你们可以看到。但最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种精神，永远打不垮、越战越勇的精神——设立不可思议的目标，付出不可思议的努力，一定会有不可思议的结果；不变的努力是永远的机会，敬业的诚意是最佳的创意。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在行将告别的日子里，更触发我的思绪和情感，回想、回味过往的种种经历和故事；我把它们一段一段写了下来，里面讲到的那些事、那些人，都是我刻骨铭心的。这里把它们发布出来，作为我告别时刻的真情告白吧。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名的由来
1985年6月18日，江西少儿出版社初创，年将而立的我出任社长。当时的少儿社以10万元起家，全社只有13个人，这是一个偏居内地一隅的蕞尔小社。
到1988年，刚满三岁的江西少儿出版社，已经在业界崭露头角、小有名气。1986年，我们在庐山召开“新潮儿童文学丛书编委会”，由此集结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并启动由曹文轩主编的“新潮儿童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创办了郑渊洁主编的低幼画刊《大灰狼》，这个刊名曾因其惊世骇俗而引发争议；相继出版了一批有突破意义且有影响力的图书，如第一套反映国外中学生校园生活的幽默小说《布鲁诺与布茨》，第一本儿童性教育图书《和父母亲谈谈儿童的性教育》（由吴阶平作序），还有《巴金和寻找理想的孩子》、《儿童百科全书》、“中学生秘友丛书”，等等。
那时候，三十出头的我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于是就有个念头在我脑际盘旋：能否改个更大气一点的社名，以打破地域限制，为出书范围的拓展预留空间。当时我找江西青年报的朱一强、王玲群一起来商议，议了好几个名字都觉得不理想，朱一强突然冒出一句：干脆就叫“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吧。我顿时眼睛一亮，一拍大腿，说：“好哇！”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而我们是“三人言，则有嘉名焉”。一个跨世纪的大气的社名，就这样在灵光一闪中给定了。
然而更改社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批准。当时我想了几条更改社名的理由：一是少儿出版培养的读者都是二十一世纪的接班人，所以必须面向未来；二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没有地域的限制，更易打造品牌；三是没有“少年儿童”的字样，可以拓宽出书范围。报告送到署里三个月没有动静。看来还是要找找关系疏通一下。我想到我的大舅舅刘忠德，他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化教育出版。于是我去北京大舅的家里，当面向他汇报我社里的成绩以及更改社名的理由，他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立马打电话给署里分管的副署长刘杲同志，说江西少儿社是一家很不错的出版社，他们想改个社名叫“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我认为不错。刘杲当即爽快地说：让这位社长第二天来署里找我吧。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署里，到综合司时已看到刘杲署长在我们上报的文件上的批文：“国务院刘忠德同志给我打了电话，我看还是批给他们吧。”不久署里就下发了同意更名的文件。
1989年5月我们就开始在出版物上署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但工商登记的更名很麻烦，由于新社名没有明显的地域性，还必须经过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所以当时我们出书用的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牌子，但开户行、收款、开发票还是“江西少儿社”。一直到1997年才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全部统一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有了新的社名，底气更足了。我常对员工们说：与新世纪同名是我们的骄傲，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却是我们的历史宿命。我们现在做出的每一分努力，到新世纪后都会有加倍的回报。为了激发全社员工的斗志，1999年1月1日，我们在南昌市火车站广场竖立“世纪钟”，为新世纪的到来“倒计时”。千禧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我带领全社员工举起右手，紧握拳头，面对“世纪钟”宣誓：“团结奋斗、坚韧不拔，牢记新世纪的理想和使命，誓将少儿出版事业进行到底！”宣誓和庆典活动由时任江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汪玉奇主持。当时全社员工只有四十几号人，全年生产码洋还不到1个亿。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社名改得好，大气、响亮又没有地域色彩。至今还有不少读者以为这家出版社是在北京呢。2000年我们花10万元请著名设计家王序为社名设计LOGO，阿拉伯数字“21”右脚下面看似不经意的一道弧线，犹如马踏飞燕造型，透出刚健、豪迈、昂扬、前瞻的气象和品格。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有今天的成就，更改社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常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是好运与成功的时代标志。历史像风，吹走了一些东西，留下了吹不走的东西。让我们在新世纪的大风中干几件大事！
初访日本：出版的第一堂课
1986年11月4日至18日，我随中国少儿出版代表团访问日本。当时我还是出版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担任社长也就一年多时间。承蒙新闻出版署分管少儿的王音同志关心，让我也忝列其中。代表团团长是湖南少儿社社长骆之恬，团员有希望出版社社社长梁骏、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社长赵德民、担任江西少儿社社长的我，翻译是从吉林教育出版社借来的张岩峰。这是中国少儿社第一次组团访问日本，日方非常重视，中日友好协会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在日其间，主人安排我们拜访了讲谈社、小学馆、福音馆、岩波书店、协成社、平凡社、雄鸡社、妇女之友社、东贩、日贩、大日本印刷厂等企业，还为我们举办了儿童图书出版座谈会和欢迎酒会，让我们与日本出版界人士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访问所到之处感受到日本出版界对中国客人的热情友好。他们将自己的经验和做法几乎是倾囊相授，也使我看到了中日两国在少儿出版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当时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对什么都新鲜、好奇。访问中的所见所闻，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启示，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我们代表团成员空闲下来彼此交流。湖南少儿社的骆社长和希望出版社的梁社长，都做社长多年，我不懂就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不厌其烦地带我这个新兵。从日本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日本出版面面观》，发表在《编辑之友》1987年第二期上。
参访日本各家少儿出版社，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点。一是以出版长命书作为出书的基本方针，就如福音馆书店老板松居直所说，如果儿童书不是三代人读的话，就不是好的儿童书。二是儿童出版要以为儿童带来快乐和想象力为宗旨。当你把快乐和想象力带给孩子的同时，就把一种无可估量的东西带给了孩子成长中的精神世界。三是图画书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书，给孩子读图画书能围绕双亲与儿女建立起温暖的人际关系，而且借助读图画书把说话的亲人亲切优美的话语传给孩子，这两方面形成孩子接受幼儿园和学校教育的基础。四是要把理想和利润平衡起来，要为追求社会进步出版好书，出版好书是一个出版社的理想。五是要立体做出版，开发衍生产品。可以说这些理念和出版实践影响了我的整个出版生涯。就像一个小学生一下子就读到了研究生的课程，真让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虽然此后我又多次访问日本，但这第一次的经历是最难忘的，把它形容为“我出版的第一课”毫不为过。我对于出版的国际视野亦由此打开。
放眼世界，开启国际合作的大门
做出版，格局非常重要。眼光决定格局，格局决定未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就把出版的眼光投向国际，邀请西德（当时东德和西德尚未统一）老牌少儿社（有150年历史）蒂莱曼总裁威特·布莱希特夫妇访华，我们经过友好会谈，在南昌签署了结为兄弟出版社的联合声明，由此发出了国际合作的先声。次年我社代表团回访，加深了合作和了解。但与蒂莱曼真正大规模的合作是1998年再次邀请威特·布莱希特访华，在上海举办了中德幻想文学作家出版家联谊会。此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取得了对蒂莱曼出版社作品的首选权，把德国最著名的幻想文学大师米切尔·恩德、普鲁斯勒的作品尽收囊中。这些书现在还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拳头产品，最近还推出米切尔·恩德绘本的二十年典藏版。
鉴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德语青少年文学出版方面所作出的贡献，2000年法兰克福书展委员会特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参展，免费提供展台和往返机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最大的书展，真是大开眼界。也正是借参展之机，开辟了与日本小学馆的战略合作。出版了一批《神奇宝贝比卡丘》《哆啦A梦》的畅销产品，市场图书做得风生水起。接着又和日本的白杨社建立合作，我和他们的社长坂井先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拿到很多好的版权。国际合作的大门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了。又开始进军韩国的童书市场，几经周折签下了“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的版权。该系列迄今已发行4000多万册。每年博洛尼亚、法兰克福书展我基本都会参加，每次都收获颇丰。
由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国际合作的影响力，便进入了麦克米伦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的视野。从2009年起经过三年艰苦谈判，终于与麦克米伦在北京成立了合资公司，真正实现了与国际出版的高端对接。我是董事长，美国麦克米伦的总裁乔纳森后来担任副董事长，我们取得了麦克米伦全球童书的首选权。合资公司成立5年来，已出版了400多种精品图书，其中凯迪克金奖、银奖作品18种，英国凯特·格林纳威奖3部，《时代广场的蟋蟀》发行了300多万册；享誉世界的童书名家，如尤里·舒利瓦茨、威廉·史塔克、埃米莉·格雷维特、斯蒂德夫妇、劳拉等，他们的作品几乎都由合资公司引进；创立了“不老泉文库”“零时差·YA书系”“8/12世界儿童文学精选”等品牌书系，如今又着手在做中文原创YA文学。麦克米伦世纪童书已成为中国高品质童书的代名词。
2016年合资公司实现全面赢利，去年11月乔纳森践诺来华访问，看到合资公司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还出席了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举办的“原创YA文学奖启动仪式暨YA出版成果展示会”，并在会上做了极为精彩的演讲。
前不久，当乔纳森得知我即将卸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时，向我表达了依依不舍的心情。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用传统蜡封的形式封好，还精心选购了一个通红镶金边的陶瓷杯从美国快递给我。信中除了感谢我对合资公司做出的贡献外，还动情地说：“希望你在用这个杯子的时候，会温柔地想起和麦克米伦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这种极富人情味的告别方式让我感动不已。
“彩乌鸦”飞来又飞去
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琳琅满目的品牌图书中，不能不提到“彩乌鸦”系列。它由引进和原创两个部分组成，从2002年出版第一本《人鸦》，到各20册的完成历时10年。这套书开创了中国童书出版，从引进、借鉴到原创、再走出去的理想模式。
为何要将这套引进版的德语国家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命名为“彩乌鸦”呢？这要从我社与德国著名儿童出版社蒂莱曼的合作说起。1999年5月我与时任《大灰狼》画报副主编熊炽和翻译家陈俊应蒂莱曼总栽威特·布莱希特先生的邀请访问德国，其中一项重要的讨论议题就商量两社之间在幻想文学方面的合作。蒂莱曼出版社在德国是幻想文学的出版重镇，两位世界级的幻想文学大家米切尔·恩德、奥得弗里德·普鲁斯勒的主要作品均出自该社。而其时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正在国内倡导“大幻想文学”，出版了一系列原创和引进的幻想文学作品。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先从引进恩德和普鲁斯勒的作品入手打响这张名牌。
在讨论选题时，一套名为“彩色的乌鸦”的系列图画书，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立马拍板引进。“彩乌鸦”这个名字多好呀，寓意着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给人极大的想象力。在中国乌鸦是不吉利的象征，但在德国乌鸦的出镜率却颇高，德国人通过丰富的想象，赋予乌鸦以全新的形象。当时我就跟熊炽说，今后我们办一份幻想文学杂志，就用“彩乌鸦”命名。2001年《彩色的乌鸦》图画书出版，虽然在当时图画书仍鲜为人知的境况下叫好不叫座，但让中国读者第一次认识到“彩乌鸦”。
2002年翻译家陈俊翻译了一些德语国家当代的优秀的少儿中篇小说，他取名为“德国当代优秀儿童文学精选集”，责任编辑魏钢强认为应该拆开来一本一本做。我们一致认为，用“彩乌鸦”命名这套书最合适。他还为这套书设计了Logo，并提出了这套书的定位：“要与‘鸡皮疙瘩’‘冒险小虎队’拉开距离，向格林童话看齐，让孩子们一口气读完，一辈子不忘。”为了出好“彩乌鸦系列”，2004年9月我又率责任编辑魏钢强、彭学军专程访问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拜访当时研究院的院长弗朗茨先生，和他们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此后凡入选“彩乌鸦”系列的品种由他们负责甄选，确保了这套书的品质。慢工出细活，这套书引进版20本出齐整整用了8年时间。从慢销到热销，目前累计印数已达1430万册，卖得最多的是《小姐姐克拉拉》逾200多万册。“彩乌鸦”系列成为引进版童书的标杆。
经过数年不懈的品牌建设，中文原创“彩乌鸦”亦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诞生了。它和引进的“彩乌鸦”系列一样，反映的都是生命、爱、成长、人与自然和谐等主题。单本呈现、集优组合，几乎把中国一流儿童文学作家一网打尽。该套书不仅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部分作品的版权，如《你是我的妹》《烟囱下的孩子》《俄罗斯娃娃的秘密》《我是白痴》等还输出到了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由此成功地开启了一种从引进、借鉴到原创、再走出去的良性模式。
为营销好这套书，曾先后共召开了五次较大型的会议，2005年分别在京沪两地召开“彩乌鸦系列”出版座谈会和研讨会，还特邀当时的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院长弗朗茨访华参会。2007年8月31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德国展区举办了“七人谈:‘彩乌鸦’与经典阅读”活动；2009年10月16日在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中国展区，与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对话：‘彩乌鸦’与中德当代儿童文学”；2010年4月10日又在南昌举行“彩乌鸦与新文化时代”主题研讨会。“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出齐后，2013年4月29日在北京举行“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作品研讨会”，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儿委会主任高洪波主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做会议总结发言，他围绕“品牌的意义”“原创的意义”“经典的意义”展开，充分肯定了“彩乌鸦”的品牌意义和原创价值，并表示，“‘彩乌鸦’让我们对中国文学保有希望”。
不间断的、不同角度的持续营销活动，让“彩乌鸦”的品牌声誉日隆，成为二十一世纪一张闪亮的名片，也成为“慢出版打造精品”的典范。责任编辑魏钢强在总结这套书的成功的经验时，说：“它见证了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出版的三大变化：第一是以编辑为本位向以读者本位的转变；第二是从品种推销向品牌营销的转变；第三是从国外引进向国内原创的转变。”现在“彩乌鸦”系列又出了“十周年版”，正以全新的译文和设计呈现于读者面前，使这套书永葆青春的活力。
“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长成记
我社从韩国引进“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至今已有十六个年头了。该品牌家族现已发展到九大系列，120多个品种，涵盖小学阶段各年龄层读者和不同学科，在国内少儿科普百科市场连续九年占有率居第一，形成了该领域“无与争锋”的出版格局，累计销量达4000万册。在引进借鉴的基础上，我社出版的原创知识漫画“大中华寻宝系列”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引进这套书是有故事的。在2001年5月上海国际书展上，经我社总编室主任方敏介绍，我认识了韩国胡萝卜版权代理公司的白银英小姐。她刚开公司不久，希望将好的韩国少儿书推介到中国来。她对少儿文化的流行趋势十分敏感，是一个有文化底蕴和追求的版权经理人。在2002年5月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在大韩教科书的展台上发现一套科学漫画书“绝境生存系列”，顿时眼睛一亮，为之心动，以至于一天七次到那展位翻阅这套漫画书，希望能购买版权。一个社长对好书如此痴迷，着实感动了大韩版权部的郑钟源先生和白小姐。后来买到了版权，书也出版了，在此且略之不表。
话说到了2005年，白小姐将台湾三彩出版社做的这套书的繁体字版推荐给我。三彩社将该系列定名为“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且每本书都有独立的书名，并照原书的16开本制作。我觉得“我的第一本”系列名很吸引人，不妨“拿来”；每本书的书名也应该完整呈现，漫画书开本大些，画面更加开阔舒展，能予人以更多的视觉愉悦感，图片的冲击力会更强。于是我决定在市场上冒险一试国际流行的16开本漫画书，每册定价25元，全彩11个印张一本。易名改版后的“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甫一面世便大受青睐，销售成倍增长。这样一来，韩国授权方看到了我们在科学漫画书出版方面的努力和实绩，于是把后面的版权都签给了我社。就这样，“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的销售打开了局面，16开本亦成为此后科学漫画书的流行开本。
我社科学漫画书出版的成功使大韩出版社信心大增，2007年10月30日，大韩教科书出版社社长金昌植专程来南昌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签定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我们一举获得大韩教科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图书的首选权。2008年我社开始出版大韩教科书出版社的“寻宝记系列”，接着是《科学实验王》《科学发明王》《科学升级王》……由此而一发不可收。后来又买下了韩国小葡萄出版社的《爆笑知识漫画书》，在国内出版我将其更名为《儿童百问百答》，也成为畅销书。立足一个点，拉长一条线，形成一个面，在科学漫画书出版领域构建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这套科学漫画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口碑传播。有一次，我遇到掌阅科技的老板张凌云，他就告诉我，他儿子是我社科学漫画书的忠实粉丝，几乎每一本都看过，而且还把这科学漫画书作为礼物送给其他孩子。受赠的同学也喜欢得不得了，又推荐其他同学去书店购买……一套科学漫画书就这样在口口相传中，不经意间声名远播，成为更多少年读者倾心喜爱的读物。
“寻宝”之花慢慢地美丽绽放
再谈谈台湾著名漫画家孙家裕，他目前是台湾在大陆发展的最好的漫画家。他所拥有的上海京鼎动漫公司估值已达5个亿了。他目前最成功的作品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大中华寻宝系列”。这套书的规模有34册，已出版23册，累计销量达800万册，破千万册已指日可待。目前新书首印就30万册，这样的成绩是当时我们俩谁也没想到的。
我是在2000年经台湾朋友蔡浪涯认识家裕的，我很欣赏他的才华和为人。他做了一套四格幽默漫画《芝麻狐配汉包》在杂志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我帮他出了单行本，他很开心，要感谢我。我说最好的感谢就是把作品交给我出版吧。后来他果然将作品交给二十一世纪社。我们陆续出版了他的“漫画中国”（10卷）、“三国演义”（20卷），可惜销路平平。
到了2012年我到上海跟孙家裕商议合作事宜，他说有个创意，想画每个省市的知识漫画，丛书名叫“淘宝任务”。我想了想，建议改名为“大中华寻宝系列”，如写上海就叫《上海寻宝记》，依此类推。家裕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如何扎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既集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又让老师家长不排斥孩子看此类漫画，成为这套书能否成功畅销的难点。好在我和家裕都喜欢做“难题”。我们决定“大中华寻宝系列”所有的人物设定和故事元素，都必须进校园调研之后确定，必须有基础接地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访谈，最后确定寻宝队队员名字分别为：卡卡、米克、月半、果果，他们就是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名字和性格都很接孩子气。至于“大中华寻宝系列”故事构架，不仅采用寻宝、冒险、幽默等元素，还融入玄幻、武打和悬疑的手法……情节环环相扣，跌宕曲折。”书中神兽的属性和超能力，依据中国五行八卦排列以及相生相克的原理确定；对各省份的介绍着重突出民族特色；在画面色调上也更多地使用红、黄、蓝等较纯的中国民间色。
在他们主创团队精心编创以及我们编辑团队的密切配合下，2012年9月第一本《上海寻宝记》面世，当时签约是首印3万册，但发行只敢印2万册。当出到第六册之后，该系列印数就如芝麻开花节节高。5年后成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最强势的产品之一。
成功当然是有原因的。“大中华寻宝记”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畅销书界，除了书名、品质以及我们多年运营韩国《寻宝记》成功的市场环境外，还和我与家裕看似“无为”的慢出版息息相关。慢出版的真谛在于拒绝平庸，对书稿内容的要求近乎苛刻。家裕的作品获得过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奖、国家动漫精品工程创意奖等多个奖项。在创作这一系列的书稿时，他更是对每一本都要反复推敲和打磨，书稿画好以后全部推倒重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所以该系列图书出版进度比较慢，平均每年才3本。而我也从没有因为追求市场效益，催促家裕和编辑加快创作与编辑加工的速度。因为我深知做出版最忌急功近利，“无为”恰恰意味着“有为”，“比慢”的出版正是积累、修炼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爆发力和竞争力。好作品只有耐得住寂寞，最终才能美丽绽放。
拓宽领域，展翅人文天地
我社虽然是一家少儿专业出版社，然而近几年来，我们在坚守本业、以少儿出版安身立命的同时，不断拓宽出版领域，力争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有所作为，正可谓“出版当为时而作。”
2013年，我们出版了《价值观的力量》，以学术立场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宏大时代命题，著作出版后荣获中宣部第四届通俗理论读物奖。
中国正在崛起，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于是，我们策划、出版了著名作家胡平的大型报告文学《瓷上中国——China与两个china》，以“瓷都”景德镇为个案，探索古老中国融会传统、结合时代精神进行文化创新的道路。著作出版后，荣获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在三年后推出修订新版。在今天，《瓷上中国》已经成了解读景德镇现象的典范性读物。
2016年，是东西方的文化巨擘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加强东西文化交流，成为国家领导人交流的话题。我们力邀著名学者李建军撰写鸿篇巨制《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被誉为汤莎比较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值得顺便一说的是，基于对我们的认可与信任，一年后，已经出任《文学评论》副主编的李建军又将其费力十余年之久的力作《重估俄苏文学》书稿交付给二十一世纪编辑出版。该选题前不久拿到国家出版基金。一家少儿专业出版社，以厚重的人文选题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十分难得。
为了助推江西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加大对人杰地灵的江西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我们邀请著名文化学者朱虹和历史学家方志远合著《人文江西读本》，将江西数千年人文史事简明扼要娓娓道来，让读者一册在手，尽览江西千年历史文化。对江西文化情有独钟的朱虹先生，还主编了“人文江西丛书·历史名人文化传记系列”。该系列已出版六种，还有其他六种将陆续出版。传记既尊重历史的史实，又有细节的想象与虚构描写，真正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既立足于扎实专业的学术基础，又呈现为灵动雅致的文学话语；既还原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又体现传主的性格特征和历史贡献，文化性与可读性兼具，专业圈叫好且读书界叫座。开卷读人，可以看到每一位历史名人的鲜活面孔与精气神。特别是朱虹先生的《情里梦里汤显祖》，以情为主线，多方位呈现汤显祖的正直刚强及其浪漫主义精神，叙写出这位艺术大师悲欣交集的人生，把他的至情至性写到了极致。
我社在社科人文出版领域屡有斩获，亦得益于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国功的鼎力相助，他不仅学术功底深厚，又谙熟出版（他过去曾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任职），对书稿质量要求甚严。凡经他审读把关的稿子，我都可以大胆放行。在此对国功先生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由古墓发掘催生出来的现象级热销书
南昌的汉代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是世界性的历史发现，由此催生出一本风行书界的书——《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
说起来，这本书的“出世”，却是缘于“偶遇”——有一天我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黎隆武在飞机上偶然相遇，听他讲海昏侯墓发现和刘贺其人的故事，我顿时为之着迷，向他提议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两天后我又在飞机上和黎部长巧遇，在万米高空又大谈海昏侯，又重提写书的事。后来他在书的后记里说我当时“激情四射，热情高涨”，“领教了这个出版狂”，“我被秋林‘赶上了架’”。就这样，黎部长应承下来，我立马跟他签了合同；并且派出“梦之队”编辑组，全力协助他撰写这部书。
与此同时，我还将此事汇报给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的朱虹，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不仅利用2016年春节假期审阅全部书稿，还约谈作者和我，在充分肯定书稿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并欣然为本书作序。他还确定了一个很贴切而生动的书名：《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
2016年3月2日，国家文物局联合江西省人民政府在首都博物馆隆重举办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暨海昏侯墓文物展，在北京引起轰动。朱虹建议我们同步举办新书发布会。这段时间可忙坏了作者和出版社，全部打破常规运作，比如编创同步进行，提前铺货但与经销商签订保密协议，所幸一切都非常顺利。3月3日，该书终于揭开神秘的面纱，在全国上市。一本书从创意到面世，仅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曾提过“慢出版”的理念，为何此书却快得急如星火呢？其实，快和慢是辩证的，须视实际情况而定。打个比方，下围棋须从容不迫，而百米短跑就非快不可。因此，有些书可以慢，慢工出细物，慢工出精品；但有些书就得抢先机，要趁热打铁，当然，求快也得保证书的品质。
这本海昏侯的原创第一书，以其具有的原创性、文学性与时效性而备受瞩目，发行量节节攀升，很快突破17万册。初战告捷后，随着海昏侯墓考古成果的新突破，以及对西汉那段历史的深入研究，作者对其书的第一版又不太满意，他觉得海昏侯刘贺从皇帝尊位上贬下来，在山东昌邑（巨野县）待了十年。这十年是刘贺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十年，应该把这段补充进去。于是，我们的“梦之队”又随作者远赴山东巨野考察，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迅速补写了一章《十年隐忍――庶民刘贺》，使全书内容更加充实丰满。为了将该书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作者应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邀请做过多场电视节目，还举办了150多场讲座，俨然成为海昏侯文化的代言人。
2016年6月，该书的繁体字版在香港中和出版社出版。香港在做新书发布会的同时，还举办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图片展，同时作者还联合江西考古队队长杨军在香港大学举办讲座，咪咕传媒在线直播，有20多万人收看。海昏侯刘贺一时成了香港的热门话题。现在这本书已经改编成网络大电影上映，电视剧也在改编之中，产业链正在形成。至今，海昏侯题材图书已经达到数十种。而只有先机而动的《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为在全社会助推海昏侯热，功不可没。
作者不满足已有的成功，又欲罢不能地撰写“天子三部曲”，现已出版《隐形天子――霍光的前世今生》，第三部《布衣天子――刘询的前世今生》也即将出版。黎部长感叹，说是我给他的人生打开了扇窗。我说是你抓住了机遇，命运总是垂青有准备又有积累的头脑。
做市场图书的秘笈何在
图书是特殊商品，有着与其他商品不同的特殊属性。首先它要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虽然有时为确保社会效益，会牺牲一些经济效益，但这是特殊情况，总体而言不该是这样；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对于出版人来说，既是其职责所在，也是对其智慧的一种考验。其次它是非常个性化的产品，讲求规模效应，市场看似是有限的，但个性化的产品是无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产品即市场。第三必须以打造强势产品线和品牌作为第一要义，因此它需要长线经营，需要坚持和坚守，切忌急功近利；编辑当以再版和长销的企望来经营好自己的产品，允许试错，但不允许频频出错。第四是要倾力打造畅畅书，尤其是超极畅畅书，永远是20%的品种，创造80%的利润，“二八法则”无处不在；有好产品才能整合市场，为客户创造价值。
做市场图书要在三种业务中寻找平衡：一是能迅速带来现金流的业务，要占70%；二是处在成长期的业务，短期内会亏损，占20%；三是带有试验性的种子业务，占10%。
现在做市场图书越来越难，由于受网店打折和纸张成本上涨的双重挤压，出版社的纯利润只有3%～5%。所以拉长产品的价值链，实现融媒体发展，是出版社突围的不二选择。如何把好产品变成好IP，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变得尤其重要。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道路，大力推进品牌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如今已从行业品牌转变为读者心目中的品牌，朝着“品牌有影响、行业有地位、读者有口碑、产业有规模、发展有后劲、员工有归宿”的“六有企业”迈出了一大步。
2005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市场图书发货码洋只有7000多万，到2017年已飚升到9.33亿，年均复合增长率24%；2005年回款2000多万，到2017年增长到4.13亿，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8%，退货率控制在12%以内。可以说随着市场图书规模越做越大，库存和应收账款会不断增长，同时风险也会越来越高。但只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就能保证现金流不断，扩大再生产能正常进行，并真实反映企业效益——一是当年的回款要达到当年发货实洋的75%以上；二是退货率不能高于12%；三是足额提取存货跌价准备金和坏账准备金。这几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都做到了。
做市场图书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一是零售市场图书从来不是一个大规模赢利的领域，二是退货和账期是必须考虑的系统风险。尽管如此，市场图书永远是出版社的立身之本，是源头活水，是对一个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真正考验。能市场化的产品才能证明产品的价值，有能力将有价值的产品市场化的企业才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做市场图书主要做影响力，影响力永远比利润重要，但影响力终究会转化为更为持久的经济效益。
如何做到“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出版社想要引领潮流，成为业界的标杆，必须做出影响力，要有市场占有率，也少不了媒体曝光率。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就首次提出大出版的概念，强调立体出版，从更高的文化层次来观照出版行为；我们荟聚了曹文轩、高洪波为首的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吹响了儿童文学的集结号，让儿童文学回归艺术的正道；九十年后期我们在三清山召开跨世纪中国少儿文学研讨会，高扬幻想文学旗帜，策动儿童文学新潮。……这一切就是为出版社做影响力。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深深感到肩上的压力更大了，因为与新世纪同名呀。必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行进在新世纪的征途上。
在市场占有率方面，我们特别重视民营渠道的开辟和建设。我社先是在京丰宾馆摆摊设点，尔后每年召开民营经销商策略联盟研讨会，为他们提供专业培训，还特意请来八旬高龄的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为他们讲授如何营销好图画书。与民营经销商合作的更高形式，是组织民营经销商博洛尼亚研修之旅，至今已连续办了六届，被誉为培养民营经销商的“黄埔军校”。许多民营经销商成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铁杆粉丝和中坚力量。在电商销售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于2015年又在杭州组织天猫特训班，率领他们在互联网时代转型突围。许多经销商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共同成长。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也是最早重视网络销售的出版社。2007年9月在合肥全国少儿订货会上，我们与当当网签署全国首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到2012年我社在当当的销售已达1.2亿，居全国出版社第一。2013年率先实行全网战略，全面放开网络销售，当年电商销售就达到1.6亿。我们抓住天猫崛起的机会，在天猫开了旗舰店、专营店，近几年双十一销售都居全国第一。接下来做社群店商，也做得风生水起，充分享受到社群电商的红利。2017年电商销售已达5.16亿，占了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市场图书销售的半壁江山。正可谓一步领先，步步领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早在2008年就提出要“建立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现在从0到18岁，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书目中找到他们最适合也最喜欢阅读的图书。
而在媒体曝光率方面，我们跟新闻媒介一直保持着良性而密切的关系。在媒体界我有两位“红粉知己”，一位是《中华读书报》记者红娟，一位是《出版人》记者雷茜。她们俩都是美女+才女，很敬业也很善良。她们不仅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写过很多宣传文章，而且还多次主持我社的新书发布会，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增色不少。红娟写我的专访很多，最让我满意的有三篇：《书生剑气，纸品商机——激情张秋林》，发表在2009年6月24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一纸清白，万种心痕》，刊载于2015年8月24日《文汇报》，当时我社刚荣获第三届博洛尼亚书展年度世界童书出版社大奖；第三篇是写我即将退休，作个总结，题名为《静笃与观复，张秋林和朋友们三十年》。这三篇文章当时都深深感染了我，让我不由得从心底赞叹：知我者，红娟也！雷茜写我的专访虽然不多，但最具有总结性的文章是她写的。2018年年初我荣获出版人年度大奖，因身体原因我没能去领奖，获奖感言也是别人代念的。她发了一篇专访《择一事，终一生》，全面概括我的职业生涯，此专访影响极大。她们俩多次随博洛尼亚研修之旅团出访，每次回国都有非常精彩的报道。在我卸任之际对她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们成功，因为有这样的团队
在这临别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们这支精诚、优秀的团队，他们中很多人跟随我已有二十来年。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倾心付出和不懈努力，也就没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今天。
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团队真是人才济济，身手不凡：彭学军不仅是案头功夫了得的好编辑，而且又是才华横溢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作品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和出版政府奖；拼命三郎徐四清，他任发行公司总经理五年间回款从1.71亿到4.13亿，翻了一番多，还带出了一支过硬的发行队伍；胡水华身兼数职，是发行公司的好管家；宋艳杰负责发行北京分公司的工作，自建团队，大力开发社群电商，2017年回款达1.67亿；杨定安正如其名，气定神安，处事不慌不乱，总是把国际版权事宜管理得有条不紊；李树的灵秀令人称羡，比如，我的平平之语“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她诗意点化为“摇舶来之橹，渡原创之船”；排版设计高手章丽娜，解决疑难问题非她莫属；创利大户黄震，“不一样的卡梅拉”交到他手上，一年的销售码洋超过过去7年，还编辑出版了《不一样的卡梅拉动漫绘本》热销近3000万册；财务管家赖琳娜不忌犯颜直谏，经常提出不同意见，协助领导筹划决策：麦克米伦世纪创始人之一的唐明霞，殚思竭虑，倾力打造“麦书”品牌，如今已成相当气候；印制总管廖重武自己设计软件管理系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陈菁负责“大中华寻宝记”的编辑统筹，坚持质量品质第一，使此“寻宝”系列图书成为社里的闪亮品牌；闵蓉接手“墨多多谜境冒险彩色漫画”，克服种种困难，终使这套漫画书顺利面世并畅销风行；李一意、谈玮萍带领“梦之队”攻克种种难题，经常把难点变成亮点，变不可能为可能；资深编辑凌云，处事低调，不计得失，将全部的热情倾注童书事业，追求创意和完美；负责市场推广的黄帆善于整合营销资源，颇受媒体好评；资深编辑方敏负责“剑桥彩虹少儿英语分级阅读”项目，为社里开辟新的图书板块，前途未可限量；设计制作中心的彭蕾带领团队出色完成了大多数社里重点图书的设计；张海虹、徐泓为《悦读》44卷的顺利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华在林云同志调走后，实现了北京天下童书有限公司业务的平稳过渡：吴镝主管新媒体业务，完成了我国首个专业儿童阅读服务平台的搭建和运营，还出品了海昏侯题材的第一部网络大电影《海昏侯传奇之猎天》；陈红负责教材、教辅的统筹，协调有方；董晓辉在社里ERP系统的建设方面全心投入，成效显著：廖洪元、关丹大力推动薪酬制度改革，让全社员充分享受发展的红利；邓伟负责后勤保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小星星》杂志的王岚办出了杂志的特色，小兵立大功；还有调任中国和平出版社任社长、总编辑的林云，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好作风带到和平社，相信她必有大作为，让童书界为之瞩目。刘力、徐志刚在我生病期间始终陪伴，给我莫大的精神慰籍；社领导刘凯军、王军、熊炽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常务副社长刘凯军主持社里日常经营工作，让管理迈上新台阶；王军总编辑分编辑工作，善谋划，勤思考，带团队，创造了显著效益；熊炽副总编辑抓重大出版工程和畅销书出版举措得力，捷报频传。……这里我还要讲讲魏钢强。老魏在2009年从副总编任上退下来，我为什么一直留他在社里，聘他当顾问，让他享受社领导的待遇？我知道这个人个性很强，但他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社里唯一的三部荣获国家出版政府奖正式奖的图书都出于他之手，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好书奖也各拿了一次；他打造的“彩乌鸦”系列、“不老泉文库”都是社里著名的品牌图书；他为麦克米伦世纪童书的品牌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版是创意，他从不重复自己，相信创新只要一点点。创意出版和工匠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较完美的体现。出版是需要时间来积淀的，正如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原董事长文宏武所说，出版是随着年龄增长个人职业价值也不断增长的职业。
社里优秀的同志很多很多，恕我不一一列述。在此谨向我们曾经同袍枕戈的团队，曾经风雨同舟的同仁们，表达我对你们由衷的感激之情！
人文关怀的环境是如何营造的
闻知我提交了辞呈，就将离开二十一世纪社的讯息，不少员工通过微信、打电话或交谈等方式，向我表达他们的依依不舍之情，使我满怀感动和欣慰，不禁想起一首老歌的歌名：情深谊长。
是的，我们之间可以说是“情深谊长”。在我们二十一世纪社，不只是那种“朝九晚五”的搵食之地，这里更是他们各显身手的舞台，有令他们舒心倾心的人文关怀的环境。这样的人文关怀的环境，要靠全体员工共同营造，而作为一社之长，我当然更是责无旁贷，须倾力而为。我在少年时代读《简爱》等世界名著，就深受人文气息的熏染，认为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社里的员工们都认为我从不端社长的架子，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任何品行好、有能力的人，我都会为他（她）提供施展的平台。1998年社里搞竞聘上岗要考试，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行业务员徐四清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显示出平时认真学习钻研的功底，我当场宣布这位同志可以免考，直接上岗。2012年他又成功竞聘，出任出版社的发行公司总经理，做出了相当出色的业绩。还有一事让我记忆犹新。我社有个老编辑高蕴生，资历深而眼界高，我对他很倚重，一些重大选题都交给他去做，比如《巴金和寻找理想的孩子》《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他做得认真而精心，它们都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1990年我离开社长岗位后，他遭到冷落，抑郁成疾，罹患癌症而去世。当时按政策可以安排他一个孩子来社里工作，却被拒绝，人走茶凉，家属为之伤心。1997年我再次主持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政策，把他儿子高青调入出版社。我觉得这就是为人的情义。
人文关怀还体现于不与部下争功，出现问题时勇于担责。2003年年末社里为追求畅销书，以摆脱负债经营的困境，出版了一本格调低下的书——木子美的《遗情书》，为此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书被勒令下架销毁。因为选题是我批的，书稿也是我终审的，我主动承担主要责任，做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当时以为社长肯定当不成了。但组织上给了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只是就地降职，社长降为副社长，仍主持工作。我痛定思痛，决心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很快就组织出版了一批双效俱佳的出版物，如40本的《少年红色经典》等，受到了总署领导的表扬。此后我经常用《遗情书》作为反面教材告诫全社员工，出版无小事，出了事就是大事，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永远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在此后的出版实践中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由于我勇于改正错误，在组织的关怀下，特别是经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上洋的过问和督导，一年后便恢复了我的社长职务。
做领导的一定要有胸怀。1994年我回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领导岗位的时候，个别对我有意见的同志贴出大字报，标题是“胡汉三又回来了”，意思是说我会对过去有意见的同志“打击报复”。虽然这种文革式的做法不妥当，但我并没有深究，而是一笑了之。对写大字报的同志也没有给穿小鞋，该怎么用还是怎么用，而且一直到她办了退休手续，还继续予以留用。
我非常注重编辑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写文章是做一个合格编辑的基本功。社里的一些重要新闻稿，大部分我亲自动笔写（报告、讲话也是如此），而且还手把手地教编辑如何写。有时策划一个宣传文案的选题，我会把有关编辑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她）应该如何架构文章，主要写哪些内容。待他（她）回去写好后，然后又一遍遍地帮他（她）改，直到改得满意为止。在对比中他们就会知道哪里写得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渐渐地写作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在建社三十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信托责任铭于心”。内容主要是说，作为一个国企的掌门人，必须要有“信托责任”，你既然选择了做国企负责人，就要做好，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是你没本事。你不能计较你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很少。你必须富有牺牲精神。三十年来我都以“信托责任”激励自己。“新经典”的老总陈明俊曾对我说：“在我眼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不像一家国有企业”。若按照某种观念来看，这话似乎不大对，但我却认为这是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一种褒扬。2006年当我的年收入还不到10万元时，我可以给我属下的员工一次性发20多万的奖金，当时我没有丝毫的心理不平衡，相反倒是感到欣慰。员工收入多了，反映了他们可观的工作实绩，当然也反映出我们整个社出版事业的兴旺发达。我当以此为莫大满足。
做一社之长，掌管上亿资产，权力相当大，能做到公私分明，不以权谋私，似乎不容易，而我做到了。因私的宴请都是自己掏腰包，绝不开发票报销。收到的烟酒退不回去的，也从不往家里拿，都用在公务接待上。2000年社里盖大楼，承建商得知我即将出国，硬塞给我5000美金。我回来后，借请承建商吃饭的场合，按当时汇率折合的人民币，给还了回去。为自证清白还请了社里另一位同志到场。后来这位承建商对人说，盖了这么多楼，还没有碰见一个像张秋林这样的共产党干部。经我手不知调了多少人进来，只要是送钱和贵重物品的一律退回。一般的烟酒则不忘还礼。我对送礼的干部说，你对我最大的报答就是把工作干好，而不是送礼。一把手的行为最能感召人，领导的人格魅力就是在这些小事中体现出来；上行下效，风清气正的企业环境和人文氛围也是这样形成的。
唐代诗人王昌龄有诗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我不敢以此自况，但确实是我心向往之的。我说以上这些，并不是为了自诩；而是认为：律求自己，方能问心无愧，无愧于我奉献了三十余年的二十一世纪社，无愧于我的“情深谊长”的团队和同仁们。
春风夏雨，尽披滋润
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三位中央领导曾先后亲临视察，指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不仅要引领市场，更要引领方向、引领未来，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原省委常委、秘书长朱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姚亚平、陈俊卿等，都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发展给予具体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上洋部长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支持没齿难忘，他当部长的十年也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克服困难和挑战高速发展的十年。董事长赵东亮强力推进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成立国内首家法人实体的少儿出版集团，并对集团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原江西出版集团总经理曾光辉对我厚爱有加；股份公司总经理傅伟中高度评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取得的成绩，概括为“不能不服，不敢不服，不怕不服，不得不服”，并总结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营销经验：小题大作，无题创作，有题必作，大题运作。股份公司党委委员、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总经理涂华是我的至交好友，他领导的发行集团撑起了中文传媒的半壁河山，一直被我尊为学习的楷模；老董事长周文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他爱才惜才，为人才的施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有着非同一般的文化情怀。他去年写了一篇《少儿出版的“钉子户”张秋林》，以整版篇幅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让我感动不已，深受激励。
中宣部出版局郭义强局长、张拥军副局长，总署老领导柳斌杰、于友先、桂晓风、邬书林、阎晓宏、吴尚之等，总局周慧琳副局长，总局有关部门领导于慈珂司长、许正明副司长、李一昕副司长、孔德龙副司长等，都关心支持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发展。中国版协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多次出席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举办的各种活动，每次都发表独特精彩的讲话，让我们受益良多。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和我有三十多年的友情，他两次为《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作序，并热情赋诗赞曰：三十年间百梦恬，岁月静好人不眠。掀髯再奋耕耘志，两部奇书众口传。
还有少儿出版界的前辈海飞，他曾任中少总社社长，后来推动建立了中国少工委这个平台，把全国的少儿出版社集合到一起，形成一个联盟体，彼此合作共享，协调发展，使有些原先相对落后的出版社迅速成长为品牌响亮的出版社，比如我们二十一世纪社，还有安少社、明天社等。海飞对我这个同行亦多有勖勉，我在事业上的进步常受其嘉惠。在我看来，海飞就是童书出版界的老大哥。现任中少总社社长、少读工委主任李学谦，利用博洛尼亚书展平台，把中国少儿出版真正推上国际舞台。
利奥集团董事会主席梁镇华，使我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觉。他以纸品印刷为主业，我以童书出版为志业，我们曾有业务上的合作。事实上，利奥集团是帮了二十一世纪社很多忙的。但我本人受惠于他，主要还不在这方面。他是个很大气、有大格局的人，他的不少睿智理念，如“为客户创造价值”“价值链管理”“主动创新才有未来”以及“学习等待”等等，都使我受益匪浅，我视他为益友良师。因此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结识梁镇华主席，是我平生一大幸事。
所有的这一切，对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乃至我本人，犹如春风夏雨，尽披滋润，令人怎能不深深感念在怀！
以“诚”与作家携手合作、同进共赢
作家攸关于出版社的生存发展，这是自不待言的。早在我社成立之初，我们在庐山召开“新潮儿童文学丛书编委会”，就集结了一批优秀的新锐作家。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我社也是童书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特别是曹文轩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真正走向了世界。我和他们亦成不离不弃的“莫逆之交”。
当年由曹文轩主编的“新潮儿童文学丛书”，其中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是唯一一部原创儿童文学作品。记得初识董宏猷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我发现在他的粗犷外表下，有着一颗率真的童心。他向我透露，他正着手创作一本“梦”之书，是写孩子们的“梦”，真实地反映中国孩子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现实。当时我兴奋地说：好啊，你写好了，我们来出！就这样，《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问世了，“惊艳”书界，好评如潮，被誉为开创了儿童文学梦幻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这本“梦”之书摘取中国作协全国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等奖项。三十年后，我又突发奇想，让董宏猷再续“梦缘”，写一本《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与前一本“梦”书交相辉映。董宏猷欣然应允，但觉得难度较大，要我全力支持。于是我们派出“梦之队”编辑组，陪同他深入生活，协助他构思和创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甫出即引起热烈反响，而且又获双奖——中国作协全国儿童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这在我职业生涯中是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三十年两部“梦”之书，它们见证了出版社和作家的成长，见证了我们和作家的友谊。
说到曹文轩，我觉得和他打交道是最舒服的，听他讲构思中的故事也是最享受的。他博学多才，为人谦逊。早在1986年的烟台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我跟他就相识了，彼此一见如故，我为他的才华所倾倒。为了振兴中国儿童文学，我们相约当年9月底在庐山召开一次“新潮儿童文学丛书编委会”。此次会议非常成功。记得曹文轩在会议小结中说，江西是出根据地的地方，也将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复兴的根据地。会后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九卷本“新潮儿童文学丛书”，被誉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编年史。会上提出的口号“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让儿童文学回归艺术的正道”，在当时的情景下，让人感觉振聋发聩。三十年后，2016年10月我们又在井冈山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聚焦“儿童文学的潮流”，计划出版由高洪波、曹文轩主编的“儿童文学新潮丛书”，以走向世界为宗旨。
我社和曹文轩原创作品的合作一直等到2009年才开始，他的第一套儿童成长小说《我的儿子皮卡》，发行了260多万册，后来又出版了“曹文轩小说馆”“曹文轩绘本馆”，绘本《夏天》《烟》输出到美国、法国。曹文轩曾经很动情地说：“当初，我是它的作者，30年过去了，我依然还是它的作者。30年间它将我当成它的一分子，一个家人，我们互相不离不弃，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二十一世纪，所以有它的今天，有它的天下，就是它知道与作者的关系就应是这样一种相濡以沫的关系”。
我认为和作家打好交道，是编辑第一等的功夫。首先要有服务意识，诚心诚意地为作家服务；做好作品的雕刻师，协助作家把作品修改好；根据读者的需求把作品设计好、营销好，达至作家和出版社双赢的效果。
我们还在业界率先建立长线编辑与长线作家的长效合作机制，提出从经营作品向经营作家的转变。我常对编辑说，你必须陪初出茅庐的作者，走上十年或二十年，当这位作家名满天下的时候，你才算大功告成。我社经营的著名作家以及后起之秀，有曹文轩、董宏猷、梅子涵、彭学军、晓铃叮当、孙家裕、曹文芳、朱自强、彭懿、杨鹏、黄宇、章鱼、郑育巧等。郑渊洁的“皮皮鲁总动员”也经营了十年，发行量突破3000万册。同时我们还经营国外的作家，国际著名绘本作家麦克·格雷涅茨三次来我们这里驻社创作，已出版他十几本绘本，其中《月亮的味道》就销售了80万册。他在中国创作的作品我社享有全球版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经营国外作家的一小步，可以说是中国少儿出版迈向国际化的一大步。
梅子涵：儿童阅读推广中坚分子
周文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梅子涵教授，儿童阅读推广中坚分子，中国文化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物。”这一评语很确切。当然，梅子涵也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在我认识的上海作家里面我最欣赏梅子涵。他既有上海人的精明，又不失豁达率真的性情。有话直说，有要求直接提，从不藏着掖着。比如，有一次他对我说，我给你们写米切尔·恩德的导读，你们只付一次稿费是不对的，应该每加印一次都付一次，卖得好有我推荐的功劳。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爽快地采纳了。
我是在1986年烟台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跟梅子涵认识的。他在大会上的发言，犀利而有见地，且充满激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会议结束后一起坐火车到上海，一路聊他的儿童文学观，使我这个刚履任的少儿社长受益非浅。他的处女作《三毛悄悄对你说》是我帮他出的。1988年上少社的金逸铭帮我策划了一套“中学生密友丛书”，请梅子涵写三毛。当时他还不知道三毛是何许人，接下选题任务后，他找来三毛的书来仔细研读，随后开始撰写样篇。金逸铭给我看他的样稿，我一看觉得不行，理论色彩太重，不是我需要的那种。我希望从三毛的作品解读出她的心路历程，让三毛的形象从书中活起来，使没读过三毛作品的人看了这本书，也能喜欢上三毛和她的作品。他听取我的意见，马上推倒重来，以散文的笔调将三毛的作品和人生经历结合起来写。全稿出来后，我一口气读完，颇受感染，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密友丛书”出版后影响很大。写得最好的当属梅子涵的这本。据悉三毛当时也很喜欢这本书，觉得作者真正理解她。三毛在1991年去世，台湾的出版家林郁先生出了此书的繁体字本，排版设计非常漂亮，也让梅子涵拿到了美元版税。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梅子涵合作多年，虽然他最好的作品没给我出版，稍有点遗憾，但我不怪他。我社和王林共同发起“二十一世纪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梅子涵每届都参与设计并亲自主持，当之无愧为“儿童阅读推广中坚分子，儿童阅读的点灯人”。每届论坛最后的高潮是他宣读“论坛宣言”，每每使与会者为之热泪盈眶。于是我们有了南昌宣言、成都宣言、深圳宣言、宁波宣言……他在宣言中有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道出了我们少儿出版的使命和追求:“我们关注的是一代代生命的人格模样，我们在乎一个国家的集体目光，我们响应的是民族复兴的伟大渴望！”他写过关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三篇文章，都很有分量、很有想法，在我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他写了《浪漫英雄》，参加博洛尼亚研修之旅他写了《在红台灯的光下》，我快退休时他写了《披星戴月的人》。他的散文语言十分独特，有一种梅式的隽永和幽默。
美妙双赢：结缘“卡梅拉之母”
还年轻的郑迪蔚，为何会被人称为“卡梅拉之母”？在这里让我从头说来。
记得是2006年9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在法国纳唐出版社的展台前，有位女士向我推荐一套书，这位女士就是郑迪蔚，她推荐的书便是“不一样的卡梅拉”。当时我看到这32开1.5印张薄薄的六本小书，心里在打鼓：这书能让孩子们都喜欢吗？……郑迪蔚非常执着，她详细地向我讲解这套书故事和绘画特点，极力说服我买下此书的版权。当时我考虑到这套书还有后续产品，可以形成产品线，于是就拍板成交了。
这套“不一样的卡梅拉”第一版印了2万套，当时广东新华书店要包销1万。但没多久就退货，称店销很难卖。于是我们找当当网的王悦，让她帮忙推“不一样的卡梅拉”。她也超喜欢这套书，发动很多朋友购卖并评论，郑迪蔚和社里发行也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卡梅拉就这样在当当网上渐渐火了起来，成为当当童书销售排名第一的产品，并评为终身五星级童书。在销售到200万册时我们还搞了个庆典，当当的老板俞渝也出席了，还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
随着“卡梅拉”的名气越来越大，当当的独家销售反而限制了卡梅拉的销量。虽然2012年我社在当当的销售已达1.2亿，居全国出版社第一，但考虑到二十一世纪社丰富的产品线，当当已无法满足我社增长的需求，2013年5月我们冒着风险毅然放开了网络销售，京东、亚马逊、天猫都开始卖二十一世纪社的产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当时我艰难地做出放开网络销售的决定，郑迪蔚起了关键作用。为此我还专程去当当网向李国庆表示歉意。放开的那一年，“不一样的卡梅拉”的销量增加了一倍。
“不一样的卡梅拉”如今累计印数已达7500万册，这中间动漫绘本功不可没。2010我支持郑迪蔚引进动画片，做成DVD，当当一下子包销了5万套。由于动画片里有32个新故事，我建议郑迪蔚做成动漫绘本，向卡梅拉原作看齐。2012年12月第一批六册动漫绘本问世，当当一天就卖了1万套。于是信心大增，分批次推出。做动漫绘本很难，再创作的成分很大。在郑迪蔚精心指导和创作下，还有利奥集团的大力支持，卡梅拉动漫版取得了巨大成功，迄今已销售近3000万册，壮大了卡梅拉产品的规摸。现在还出版了卡梅拉英文版、注音版、珍藏版、纪念典藏版、卡梅拉前传，延伸产品也在陆续开发中。称郑迪蔚为“卡梅拉之母”，甚至说她是“卡梅拉帝国的缔造者”也不为过。可以说，这是作者（译者）和出版社合作双赢的成功典范。
让我深深怀念的两个人
有两位逝者让我铭心难忘，一男一女，一老一少。
一位是褚钰泉。我和钰泉相识于1986年，那时我刚出任江西少儿社社长不久，他主编的《文汇读书周报》正办得风生水起，是出版社新书宣传的最佳窗口。我们社里每有重点新书，《文汇读书周报》都会率先报道。钰泉还亲自执笔，在他的“阿昌逛书市”里，为我社推出的“中学生密友丛书”倾情鼓吹，称其把握了中学生流行文化的趋势；在“每周一书”栏目，又重点推介了我社的《巴金和寻找理想的孩子》《布鲁诺与布茨系列小说》等……由于《文汇读书周报》的鼎力宣传，成立不久的江西少儿出版社于是声名鹊起，赢得业界的瞩目和读者的青睐。
后来我一度漂在上海时，得到钰泉悉心的关照和支持。我主编的《绘画本二十五史故事精华》出版后，他用《文汇读书周报》的版面大张旗鼓地宣传，此后又编发我《关于大出版的若干思考》等文章……使我在世态炎凉中感受到真正的友谊和温暖。
钰泉离职后不甘寂寞，编了一本MOOK《悦读》。2006年，《悦读》正式落户二十一世纪社。每当《悦读》发稿时，钰泉都乘高铁来南昌，待上一周，等稿子排定校改后再返沪。他每次都会来我办公室，给我看新一卷的目录，告诉我有哪几篇分量重的特稿，又有哪几篇饶有意味的文章，让我和他一起分享妙文佳作的欣悦……十年的时光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过。这十年正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高速发展的十年，我们站上了世界童书出版之巅；而《悦读》历经十年修为，在书界和学界也立起了令人瞩目的丰碑。可以说，我们共同经历了“黄金时代”。孰料他在编完《悦读》第四十四卷后不久，就猝然离世，使我痛惜不已。
还有一位是鬼马星，她的本名马雨默。与她结识似乎纯属偶然。2009年3月的一天，我出差杭州，无意中在《钱江晚报》上读到署名鬼马星《迷宫蛛》的连载。小说情节的铺陈缜密，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罪与法的较量，情与欲的纠缠，道尽了人心的复杂与人性的阴暗面。于是我萌生了要出版这位作家作品的愿望。可后来当我在上海衡山宾馆的咖啡厅里，第一次见到鬼马星时，发现竟是一个女作家，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本以为，笔名“鬼马”，而又写出逻辑如此缜密的悬疑小说的作家，必定是个男生哩。初次与雨默聊天是畅快的。她坦率地告诉我，她曾患尿毒症，做过肾移植，正因为如此，她才会辞掉工作安心地待在家里写作。言谈中感受到她对创作的痴迷，对自己作品的自信，特别是她与病魔抗争的不屈和乐观，更让我坚定了要出版她作品的决心。至今我们已陆续出版了鬼马星的25部作品，其中还有两部是再版的，加起来有27部。
可惜的是，雨默的纸质书销得不尽如人意。于是我们就尽力在数字版上做文章，好在她的作品电子书下载率很高，一度在亚马逊kindle排名第二。这几年盛行文学IP资源开发，我们便努力推动雨默作品影视化的进程，最近正好有很大的进展，我们已和一家知名的影视投资公司达成合作的意向……令人遗憾的是，雨默没有等到她的作品影视化成功的那一天。唯愿随着雨默作品的影视化开发，将雨默的作品带到更多的读者面前，让他们喜欢上雨默的作品，从而不辜负雨默的心血和遗愿。
思绪连绵，意犹未尽，好像还有些话要讲，有些故事可说，但已经写得够长的了，就此打住吧。谢谢能耐心看完这篇冗长告白的同仁和朋友。“十里长亭，终有一别。”今天，我要向情系三十余年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告别了！向曾经彼此守望相助、同甘共苦的同事们道别了！无论是提到名字的，还是未提到名字的；是陪伴我几十年的，还是相处时间不太长的，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在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创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辉煌业绩的征程中，你们一直是我前行的动力和强大的支撑。再一次对你们致以深深的谢意！衷心祝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更辉煌的未来！
（本文编辑：令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