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杂技70年：不断走向“杂技大国”和世界的中国杂技
董迎春 覃才
中国杂技源远流长，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表现出融合诗、词、歌、赋、舞的历史传统，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融合音乐、舞蹈、戏剧和声、光、电、气等现代舞台技术的时代发展特征，这种既传统又现代的融合、跨界发展规律既让其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经久不衰且老少皆宜的“奇葩”，也生成了当代杂技从传统的艺术“奇葩”到现代的艺术“奇观”的转型与发展。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当代杂技一方面在杂技节目综合创意、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新杂艺及杂技的魔术、滑稽、马戏、理论等门类层面，整体上建构了当代杂技的转型、发展及繁荣。同时，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和杂技外交层面上，当代杂技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中发挥着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时代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说新中国7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当代杂技不断走向“杂技大国”和世界的70年。
一、当代杂技开端 与初步繁荣的27年
（1949—1976）
中国杂技古称角抵、百戏、杂戏、把戏等，在2000多年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汉唐时期属于宫廷高雅艺术之外，其大部分历史时期是处于乡村野佬之戏、勾栏瓦舍、行香走会的民间的自我创新与衍化状态当中。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当代杂技作为在舞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一方面结束了其民间的艺术发展状态，另一方面也让中国杂技以崭新的面貌融入中国的现代进程当中。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27年当中，中国当代杂技实现了初步繁荣，整体上建构了一种舞台杂技发展格局。
中国当代杂技的进步，勃发于195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一“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政策对当代杂技的影响是全方面的。首先，“改人”使无数的民间杂技艺人，经由思想教育和学习，逐渐成为文艺工作者；其次，“改戏”让中国杂技当中原有的展现封建落后思想的杂技节目，经过改造和推陈出新，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目；再次，“改制”诞生了中国杂技团、延安杂技团、上海杂技团等国营性质的杂技院团，改变了中国杂技原先的民间班社格局。应该看到，经由改人、改戏及改制的探索与尝试，中国杂技从原来的“音乐有个响儿、灯光有个亮儿、鞠躬就下场”的单一表演模式，慢慢变成了注重造型、情节、音乐及舞美等剧场和舞台技术运用的综合性表演艺术。
随着当代杂技改造的完成，或者说一种剧场和舞台杂技演出格局的建立，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当代杂技也以献礼的形式展现了十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在这场浩大的、从1959年初就开始的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杂技预选和会演过程中，全国各省区市杂技院团展现了当代杂技的形体、耍弄、平衡、足技、口技、高空、马戏、魔术、滑稽等11个大类在推陈出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诞生了《排椅造型》《钻圈》《跳板》《飞天造型》《顶碗》《平衡造型》《转碟》《三人空竹》等经典节目。同时，随着夏菊花、金淑勤、金莲娣、潘素梅、姚金妹、梁凤岐、傅腾龙等一批承前启后的年轻杂技艺人的成长，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剧场、舞台上高超的表演能力及丰富的世界赛场经验，助推着中国当代杂技走向初步繁荣。
1981年，广州杂技团节目《顶碗》参加第5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在“十七年”时期的发展历程当中，当代杂技肩负“新中国文化使者”的时代使命，发挥着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促进中国文化传播及杂技外交的积极作用。在国内，中国杂技艺术一直有“国礼”的历史渊源，“十七年”时期，当代杂技一直作为国庆献礼和招待外国国家元首、领导人的高规格“杂技晚会”（即“国礼”）。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与文化交流方面，1950年应苏联、波兰政府邀请，中国杂技团一行72人远赴苏联、波兰的友好演出也是中国国家层面上较早的文化交流与杂技外交事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十七年”期间，中国的20多个杂技团体出访60多个国家，在海外掀起一次又一次的中国杂技热。
1956年，夏菊花随中国杂技代表团赴欧洲访问演出，与时任比利时共产党总书记握手
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里，当代杂技以“加上政治内容的情节化杂技”的艺术形式（夏菊花在《当代中国杂技》一书中称为“革命杂技”）寻求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在这一时期当中，虽然一部分杂技节目被迫进行偏离自身创作规律的改编，如《爬竿》节目被改编成《玉米长天》，《走钢丝》被改编成《走总路线》，《火流星》被改编成《星火燎原》，但这一时期内当代杂技普遍将节目进行情节化、情景化演绎，为新时期的当代杂技节目的综合创意、杂技主题晚会及杂技剧的转型与发展，积累了经验。
二、走向多层面、多领域繁荣的40年
（1978—2019）
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当代杂技走向多层面、多领域繁荣的40年。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杂技家协会的成立、专门的杂技期刊《杂技与魔术》的创办、全国性的杂技赛事的相继举办及杂技的国际赛事和交流的增多，当代杂技不仅在杂技节目的综合审美、杂技主题晚会（1985-2004）、杂技剧（2004-2015）、新杂艺（2015—）及其相应的魔术、滑稽、马戏等门类和杂技的教育、理论建设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与转型，克服了传统杂技编创与演出不适应市场发展和观众审美需求的问题，而且摆脱了原有的“炫技”而不“显艺”问题，以强烈的戏剧化、综合性舞台效果抵达了杂技的艺术审美境界，从而实现了当代杂技多场面、多领域的繁荣。
天津杂技团魔术《鱼韵流芳》
首先体现在从杂技节目到杂技主题晚会及杂技剧的时代创新与转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外杂技交流的增多，也随着观念审美追求的多元化发展，杂技节目单纯的高、险、惊、难、奇、谐的高维度技术展示和单一演绎既不能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期待，也不能适应国际赛场上杂技（马戏）节目越来越注重歌、舞、技和声、光、电综合发展的趋势。
中国杂技团杂技《九级浪——杆技》
在市场、时代及审美的多种需求与影响之下，当代杂技自身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转型。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代杂技结合现代的音乐、舞蹈、戏剧元素和声、光、电、气等现代舞台技术，走上单个杂技节目的综合审美演绎之路；及至1985年，广西杂技团编排的大型主题晚会《仿古杂技》，以主题总揽各个杂技节目，创造了当代杂技艺术新的舞台表演形式，开创了新时期杂技主题晚会探索的先河。战士杂技团、战旗杂技团、中国杂技团、沈阳杂技团等紧随其后，创编了一批经典的杂技主题晚会；2004年，为了探索杂技与戏剧、歌舞等艺术的融合，战士杂技团编排、上演了中国首部杂技剧《天鹅湖》，广受好评、享誉海内外，再加上最近几年“新杂艺”（也称“新杂技”）的兴起、近百部杂技剧的实践成果，标志着当代杂技迎来了“剧”的发展时代。
2000年，魔术师李宁获第16届蒙特卡洛国际魔术大赛“金魔棒”奖
其次是魔术、滑稽、马戏等子门类的发展与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魔术、滑稽、马戏的发展，中国杂协、全国各省区市杂技院团及相关机构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与努力。在魔术方面，多个省区市杂协、魔术联盟、魔术师俱乐部通过组织不同类型、形式的魔术交流或活动并借助全国杂技比赛、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魔术比赛、中国西湖国际魔术交流大会、中国北京国际魔术大会、上海国际魔术节、中国宝丰魔术文化节（宝丰魔术发展座谈会）、保加利亚国际魔术节、世界魔术大会等国内外专业的魔术赛场的促进，不断推动中国魔术的发展，创造魔术的市场价值，基本上形成了当代魔术老中青的发展格局；在滑稽方面，中国杂协通过举办东北地区滑稽研讨会（1987年）、全国杂技丑角研讨会（1988年）、中国天津国际滑稽艺术节（2011年）、国际滑稽展演及中国滑稽研讨会（2002年）、美式滑稽培训班（2008-2009）、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滑稽表演人才创新能力培养”培训班（2017年）、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等与滑稽艺术相关的活动、比赛，不断推动滑稽艺术的发展；在马戏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原来有马戏表演的院团减少和取消了部分驯兽类节目的表演，但部分院团却充分发挥自身特殊的区位优势将马戏表演打造成了主要的演出产业，或是将马戏表演与相应地域内的文旅产业相结合，寻求相应的市场发展空间，如现今内蒙古杂技团结合自身区位特色将马戏表演与杂技剧相结合，创造出中国唯一一部马戏杂技剧《千古马颂》。上海马戏城、珠海长隆欢乐谷的马戏表演是每年创收颇丰的产业，开拓了马戏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可能。
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杂技《东方天鹅——芭蕾对手顶》
再次是杂技理论建设的后来居上与成熟。改革开放之初，杂技的理论研究整体上不能与杂技的时代发展步调一致。为了解决杂技理论研究滞后的问题，一批原先身具杂技表演与创作经历的老艺术家以个人从业经验为基础，先后编写了《中国杂技发展简史》（1987年）、《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82）·杂技集》（1988年）、《中国古代杂技》（1997年）、《中国杂技史》（1998年）、《杂技艺术论》（2003年）、《杂技概论》（2007年）、《中华杂技艺术通史》（2012年）、《中国杂技史》（2014年）等著作，对中国杂技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特征进行相应的总结与归纳。中国杂协先后开展了全国杂技理论研讨会、东北三省杂技理论研讨会、中国杂技金菊奖理论奖等杂技理论人才培训工作，培养了尹力、董迎春等一批年轻的、专业的杂技理论研究人才。特别是广西民族大学教授董迎春申报的《中国当代杂技的创作研究》项目获得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成为中国杂技的首个国家课题，推动了国内对杂技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进行杂技理论研究。
上海杂技团杂技剧《战上海》
最后是竞逐国际赛场与突显“杂技大国”的世界影响。当代杂技在追求自身创新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向世界杂技（马戏）学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杂技团和全国各省区市杂技团通过参加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未来”世界马戏节以及在中国举办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中国（珠海长隆）国际马戏节等国际性杂技赛事，不断提升当代杂技的创作、编排水平，扩大了中国当代杂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杂技与魔术》主编高伟曾对此指出：“中国杂技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在国际重大杂技赛场上屡获殊荣，在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俄罗斯世界马戏艺术节等众多国际重要赛场上共摘取250余枚奖牌，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世界杂技大国’的赞誉。”
三、杂技的创作发展展望
（2019—）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文艺在新时代的使命与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杂技作为没有语言障碍、老少皆宜的艺术类型之一，面临创新与发展的新挑战，如何建构与发挥当代杂技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的新时代文艺使命显得极为重要。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杂技的发展情况、特征，今后杂技的创作与发展可探寻如下几个方面的可能。
第一，提升当代杂技的叙事能力。
作为身体的艺术，技术难度的提升与突破是当代杂技发展的主要动力，但目前的情况是：技术维度的提升不仅空间有限，而且单纯的炫技表演市场和观众也并不买账。改革开放以来，杂技节目的综合创意、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及新杂艺成为不同时期当代杂技发展的潮流、趋势。就当代杂技发展而言，其重点不是技术难度的提升和突破，而是杂技叙事能力的提升与创意。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杂技与歌舞、戏剧的情节、情境创意、跨界及主题晚会、杂技剧和新杂艺的戏剧性探索与转型，本质上是在探求身体动作的叙事表达空间。当代杂技现今发展到了“剧”时代，如何结合现有的杂技演员艺术素养和舞台表现技术提升杂技剧和新杂艺的时代叙事和中国叙事能力，将成为当代杂技在新时代创作与发展的关键之一。
第二，拓展当代杂技的经济和社会转化空间。
随着近年来各省区市及地方杂技院团转企改制的推进，实现杂技节目、杂技剧的经济和社会转化也成为杂技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杂技作为老少宜皆且没有审美障碍的表演艺术，它在新时代的创作与发展，不应只停留在艺术创新的层面，而是应该将其推向市场和社会，以达成当代杂技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就经济和社会转化而言，珠海长隆国际马戏城和上海马戏城结合地方文化、旅游产业而打造的马戏和杂技剧驻场演出，既解决了杂技院团的营收问题，又实现了杂技与旅游的社会融合与转化。在当今杂技院团转企改制的时代背景之下，珠海长隆国际马戏城和上海马戏城无疑成为当代杂技探索经济和社会转化可能的典型案例，颇具借鉴与参考的价值。
第三，深化当代杂技的跨国编创与世界输出的水平。
美国太阳马戏团是世界马戏和杂技领域的领航者，其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演员、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的跨国编创、营销模式，创造着当代马戏和杂技编创与输出的“神话”。受太阳马戏团这一跨国编创模式影响，新世纪以来，中国杂技业界也积极尝试当代杂技的跨国编创可能。如上海杂技团超级多媒体梦幻剧《时空之旅》（2005）聘请加拿大艾瑞克·威伦纽为编导，武汉杂技团大型情景杂技剧《海盗》（2007）几乎完全交由欧洲团队编创，中国杂技团“新杂艺”实验剧《Touch——奇遇之旅》（2018）聘请英国导演、加拿大艺术总监、新加坡视觉总设计、意大利作曲/音乐总监等世界一流艺术家进行联合创编等等。这种跨国编创的探索既创造了上海杂技团超级多媒体梦幻剧《时空之旅》驻场演出5000余场、演出营收6亿多元的杂技剧奇观，也为当代杂技呈现了杂技与新马戏的新杂艺探索可能。此外，正如杂技理论家田润民所说，“中国杂技以它高超的技巧、独特的风格在国际上独领风骚，备受青睐，成为我们对外商演创汇的大户”。在新时代，深化当代杂技的跨国编创水平，创造符合世界市场和世界观众审美需求的杂技节目、主题晚会及杂技剧，以拓展杂技的世界输出水平，应成为当代杂技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
阿迪力·吾休尔表演“达瓦孜（高空走索）”
总而言之，中国当代杂技经过70年的探索与尝试，既在杂技节目的创意、杂技主题晚会、杂技剧及新杂艺的时代转型方面实现了杂技创作的繁荣，也在杂技的魔术、滑稽、马戏、理论等门类和领域实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在新时代，提升当代杂技的叙事能力、拓展当代杂技的经济和社会转化空间及深化当代杂技跨国编创与世界输出的水平，也将给不断走向“杂技大国”和世界的中国杂技，带来新的发展可能与契机。
董迎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覃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