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片人的职业身份中，黄澜一直是很特别的那一个——与那些更在意进度和预算的制片人不同，她希望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表达——《虎妈猫爸》承载着她作为母亲的反思；《我的前半生》则令她进行了关于婚姻与女性价值的思考；《如懿传》中，如懿退出了宫斗，黄澜认可这样的呈现——「男权至上」规则下，比起成功，她更在意身为女性的自由——这些作品一部部地热播，也帮助她在临近不惑之际，最终完成了自我修复。
文｜闫坤沐
编辑｜张跃
摄影｜黎晓亮
化妆｜俞钗钗
服装提供｜Max Mara;YE'Sby YESIR
如懿六年
黄澜女士坐在化妆镜前，没有对妆发提出任何意见，唯一对化妆师说的注意事项是，她的左眼受过伤，手术造成两边眼睛的形状不对称，需要用不同宽度的双眼皮贴调整一下。
这道伤痕与电视剧《如懿传》有关——这部87集电视剧的诞生过程，已经无法用一波三折之类的词来形容，而作为这部剧的制片人，黄澜也跟着它经历了整个跌宕的6年。
《如懿传》从筹拍到播出，耗时6年。它的原著小说是《甄嬛传》的姊妹篇，从2012年开始，光剧本就写了4年，这期间原本有机会提前开拍，但为了请到很久不演古装戏的周迅担当女一号，又等了两年。《甄嬛传》和周迅令《如懿传》还未开拍就已经攒足了公众的期待，这也使得整个拍摄过程一直争议不断，还没杀青，就已经因为演员片酬问题而上了好几次头条。
在原本的计划中，2018年年初，《如懿传》应该在卫视和视频网站同步播出，团队也为此做了详细的策划，版权早就卖出去了，连电视台的2018年招商会她都出席了好几轮，广告也一直卖得不错。但是日期慢慢靠近，坏消息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因为审查过程缓慢，再加上广电总局对电视台每年黄金时段播出古装剧集数的限制等因素，《如懿传》在最后关头被撤档，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一年是否还有机会播出。
压力最大的时候，黄澜去滑雪排解，没想到摔到眼眶骨折。做了修复手术之后的很长时间，她的眼睛里还是布满了血丝，眼睑下方开刀的痕迹不见消退，早起照镜子时，她会被自己的样子吓到，出席公开活动和录节目的时候只能戴着墨镜。
尽管已经足够「否极」，但「泰」仍然迟迟未到，情况甚至变得更糟糕了——2018年暑假伊始，几乎同题材的清宫剧《延禧攻略》突然开播，这是一个讲述普通宫女一路进阶登上后宫权力顶峰的故事。打怪升级的剧情很符合当代观众对于「爽」的高度需求，很快便成了市面上最大的爆款。
情况紧急，与《如懿传》签订了播出合同的视频网站也很焦虑，几经权衡之后，《如懿传》最终决定在视频网站抢先上线。
2018年8月20日，《如懿传》开播当晚，黄澜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飞机上，她以为熬过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可以迎来解脱，没想到，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地面上等着她。
一落地，还没来得及打开视频，吐槽就通过微博、微信涌进黄澜的手机。差评涉及方方面面：周迅装嫩、剧情玛丽苏、演员配饰像米老鼠、色彩难看……她没有时间去感叹多年心血几乎被全盘否定，因为剧组的各个部门都在铺天盖地的非议中等着她安抚，她只能迅速行动起来。
有些问题容易解决。比如色彩、特效，只要盯着后期公司增加人手重新补救就可以。但面对为什么要让40多岁的周迅从十几岁的小姑娘开始演起的质疑，那是一个解释起来可能会超出公众耐心的故事，黄澜一时有口难辩。
《如懿传》的原著小说从雍正驾崩写起，那时，乾隆已经娶了青梅竹马的如懿，后宫也已经基本成型，但如果电视剧也从这里开始，乾隆与如懿的少年情深会缺少铺垫，观众会难以入戏。编剧设计了很多方案，最后由导演汪俊拍板，决定这个故事从乾隆和如懿年少时彼此倾心私定终身讲起。
这时，剧组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周迅用9个月演完了如懿的一生，期间只休息了3天，又掉转头拍青春年少的戏份，从身体到精神都已经疲惫，才有了被观众吐槽的「脸肿」。
为了不让演员承担压力，黄澜只能和导演汪俊一轮又一轮地接受采访，从细节讲起，一遍遍地为周迅发声。
开播两周后，《如懿传》终于渐入佳境，豆瓣评分慢慢回升到7分以上，此时的黄澜刚刚在鸡飞狗跳中度过了自己39岁的生日，几乎没有什么庆祝，但似乎真的找到了接近不惑的感觉——她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眼睛的伤不知不觉已经好了大半，即便留了疤，但她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这个缺憾。
特别的
作为一部影视作品总的统筹者，制片人听起来是个很有权力感的名头，但事实上，黄澜的日常工作琐碎到足以让普通人崩溃。
在筹备过程中，她陪导演汪俊在大约半年内面试了2000多个女演员，每确定一个人选都要去敲定合同细节，为了争取像陈冲这样许久不演电视剧、经纪团队又是海外背景的演员，沟通成本要翻一倍还不止。剧组成立后，她还负责协调演员组、美术组、服装组，请清史学者和礼仪专家进剧组授课……
《如懿传》上线前，黄澜还需要用10天时间协调剧组上千个工作人员的署名，每个名字应该放在片头还是片尾、演员排序究竟是根据名字首字母、出场顺序还是片酬高低，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要考量，「里面有非常多微妙的东西」。遇到无法协调的情况只能打电话去道歉，千头万绪。
除了这些事务性工作，黄澜还会和编剧流潋紫、导演汪俊讨论剧情，确定《如懿传》究竟要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早在看小说的时候，她就在想《如懿传》要表达什么：「我们的文化倾向于期待男性事业有成、女性家庭美满，乾隆和如懿最符合这种期待——最成功的男人和被最成功的男人爱慕着的女人，可最终却成了一出悲剧。」最终，这部87集的电视剧讲述了深宫之中的爱与失意——一个权力顶峰的男人如何在无法自我选择的人生中，经历挣扎，最后情感孤独；而一个为爱而生的女人又如何从死守爱情到对爱绝望，用死亡宣告解脱。
这显然与这个需要「甜」、「爽」、「人生巅峰」的时代相悖，《如懿传》也因此被评为「高级女孩的失败史」，收获的质疑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条是——如懿为什么不宫斗？
这其中有黄澜自己的态度。《如懿传》之前，她看了很多剧本：「大概的套路都是女主角一路成长升级打怪，赢得所谓的爱情，赢得友谊，最后赢得尊重。」作为一位中年女性，黄澜经历了结婚、生育一双儿女，又离婚并开始重新审视婚姻与女性价值，对于这种简单粗暴的「成功」，她心存疑惑：「我们乐意看到一个女主角在过去如何获得成功，其实暗含的意义是——我认可那个时代。我觉得那个时代是有它的规则，但我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那个规则体系之下获得我想要的人生。」
这并不是黄澜第一次以制片人的身份在作品创作中传递自己的态度。在这个职业身份中，她一直是很特别的那一个——与那些更在意进度和预算的制片人不同，黄澜会全程参与创作，并在其中提供自己的视角。
她从小是个学霸，大学学俄语，在做翻译的时候，黄澜跟着客户出去谈事，总觉得沟通双方都表达不清楚他们真正想说的话，着急到要替客户谈判：「我觉得这个老板怎么说得稀里糊涂的，就会特别着急。然后就变成我在主导，有些时候我主导也不一定对啊，因为我这20出头，人家40多岁，也许是胸有城府故意装傻，我没听出来嘛。」
后来她去俄罗斯留学，学经济，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做节目发行以及版权购买，负责把公司已有版权的节目和从海外引进的节目卖给国内的各个电视台。黄澜在这个岗位上做得很努力，但也常常觉得很无力——销售人员是被动的，拿到什么卖什么，如果有客户看到她推销的片子不满意，黄澜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知道差在哪儿，但却无法改变，每当客户在看样片时摇头或者玩手机，黄澜都极度不自在。因此，当新丽传媒的老板曹华益邀请她去做制片人的时候，黄澜完全没有犹豫，果断从国企辞职。
刚做制片人时，她接手的是几个成型的项目，合作伙伴们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人身上的独特气质。
以往在创作阶段的剧本讨论会上，都是编剧和编审在谈论人物、情节，追求故事好看，制片人不必次次出席，有时只派一个策划前去传达督促。而黄澜不同，她不仅每次会议都参加，还总是从社会学和市场的角度发出追问，问编剧这样写是为了表达什么，如何激起观众的共鸣，观点往往还带着女权色彩。
资深剧本编审李小明至今还记得他最初与黄澜合作时的不适应：「因为我们这个行当的制片人往往是搞发行，或者是搞财务，或者替老板来花钱的，或者他本身就是老板，她你就感觉是从哪个大学来的一个老师。」
但合作时间长了，大家都慢慢习惯了被黄澜带领，「因为这个会逼着我们想更多，我会觉得一个团队有她这样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我们就叫搅局，好处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李小明说。
对创作的重视和尊重后来成为黄澜身上最鲜明的标签。
和黄澜合作过《辣妈正传》和《我的前半生》两部戏的编剧秦雯说，常常有人问她，这两部戏最终拍出来的成片和剧本相差多少？每当这时，她都会回答，「都是按照当初的剧本拍的。」
作为编剧，秦雯之所以会被问到这种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强势演员干预创作已经是当下影视圈的常态。《我的前半生》谈演员的时候，就有大牌要求把角色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大多数剧组遇到同类情况会迁就演员，甚至有不少演员会带着编剧进剧组。博弈中，秦雯气得拉黑了那些乱提要求的演员，黄澜则坚定地维护剧本的完整性，为此不惜放弃了一些更能吸引流量的演员。
后来卖版权的时候，视频网站并不看好马伊琍加靳东的组合，认为他们的受众群年龄偏大，网络平台卖的价格并不高。但最终的结果是，《我的前半生》不仅取得了好的收视，也给其中的不少演员带来了加持。
《我的前半生》剧照
虎妈和猫妈
在一个现成的项目中注入自己的想法，这对黄澜来说还不够，她还会以自己的经历、思考为蓝本，去开发故事模型，赵薇和佟大为主演的电视剧《虎妈猫爸》就是黄澜先行策划的。
剧中，赵薇扮演的毕胜男和佟大为扮演的丈夫原本过着轻松惬意的小资生活，女儿5岁时，她突然发现别的家长早已经在为孩子升学奔忙，方才如梦初醒，变身虎妈，折腾全家换学区房，对孩子更是展开魔鬼特训，不仅要学习传统的小学课程，还要学绘画、音乐、每天长跑3000米，就为了把她送进重点小学。
现实中，黄澜刚刚用几乎同样的模式解决了儿子升小学的问题。同样作为「虎妈」，她对孩子也是异常严格，学校一有试卷发下来，就要对孩子的成绩咆哮一番。黄澜自己也是这样长大的。她出生在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黄亚洲是著名的主旋律剧作家，也是个虎爸，黄澜每天写日记，连划等号都要用尺子。
当时，她的每一天都在高度紧张中度过，「就怕你弱小的时候父母不接纳，因为父母就会说，你看学习这么差，你看人家怎么样，你会觉得我要学习不好，他们就不会爱我。」但传统的中式教育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童年的痛苦并没有令黄澜反思其中的问题，直到有一天，在出差去新加坡的飞机上，她看到了新加坡当地媒体对美国华裔虎妈蔡美儿教育方式的讨论。
蔡美儿对孩子的所有要求，包括每天练习钢琴、不准留宿同学家，在华人世界里都再正常不过，但却在西方引发了大讨论，即便是在将中文纳入官方语言的新加坡，也有媒体用四个版面报道这种教育方式引发的冲突和思考。看着报纸上的探讨，黄澜想，难道自己做的并不对吗？
后来，有一天，她发现儿子说话时总是耸鼻子，这可能是抽动症的表现，而抽动症则是因为精神紧张导致的。她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对孩子太严厉了。
思考过后，黄澜萌生了一个想法——想做一部探讨儿童教育的电视剧。她开始在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参加儿子的家长会时，她发现来的大部分是妈妈，各个都认真听课记笔记。少数出席的爸爸心不在焉地看手机，剩下零星几个姥姥奶奶都是一脸严肃的表情。根据这些，她和编剧一起设计了虎妈、猫爸、羊姑、狐狸婆婆、狮子姥爷等几个主要角色。其中，狮子姥爷就有黄澜的父亲的影子，造型师给演员做造型时，还去网上找了黄澜父亲的照片作为参考。
剧本创作过程中，她还和编剧一起去做了社会采访，对象包括她儿子的班主任、儿子班上同学的家长、儿子学校推荐的西方教育专家等等。
电视剧的最后，毕胜男的极端教育方式，以及她和丈夫的感情危机，让女儿深受伤害，患上了抑郁症。在国外专家的建议下，她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决心要花时间陪伴女儿成长，而不是逼迫她必须成才——这也是黄澜从这部剧构思到播出的5年里，完成的反思。
如今，那个动不动就咆哮的完美主义虎妈已经变成了猫妈。
主持人孟非第一次见到黄澜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黄澜想和海清一起做一个关于「逼婚大作战」的剧，她们俩一起去找孟非采访，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案例。席间，大家闲谈，面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黄澜谈起孩子，说儿子在班上是倒数第二：「她说她告诉她儿子，你可一定要和倒数第一搞好关系，别让他转学。」
后来，那部剧没有进行下去，但黄澜却给孟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黄菡离开《非诚勿扰》时，孟非决定邀请黄澜来接替。
在为《人物》拍摄封面的化妆间中，黄澜也笑着讲了女儿身上发生的类似状况。她去开家长会时，女儿的同学对她说，你女儿学习不好。她女儿见状立刻上前对那位同学说：「你知道吗，我学习不好可以提高，你人缘不好就没办法了！」说完，黄澜一扬眉，和屋里的人一起哈哈大笑。
走出婚姻
借助《虎妈猫爸》，黄澜完成了作为母亲的反思，而《我的前半生》则令她进行了一次关于婚姻与女性价值的反思。
黄澜结婚很早，在俄罗斯读研期间已经生了儿子，毕业回国后又生了女儿。孩子们的父亲是个律师，常年全国各地飞。
曾经，黄澜把「相夫教子」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希望自己未来的墓碑上用花体字刻上：贤妻良母。那时的她，全心支持丈夫的事业，倾力操持好内务，有什么不愉快尽量隐忍不发。每天下班路上都用跑的，回到家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孩子身上，陪写作业，陪上奥数班。但如此坚持十几年再回头看，换来的是「心力交瘁，积怨满腹」。
2012年，黄澜刚开始转型做制片人，每天平均开4个会，常常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天，她又开了一天会，午饭都没来得及吃，下班路上还堵车，终于在八点赶到了家，发现儿子没做作业一直在玩，女儿眼巴巴地等着她回来，而丈夫又在出差。她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打电话给丈夫，说出了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
之后丈夫回家，跟她打趣说：「你别总嫌我忙，不顾家，咱俩都三十出头，你已经生育两个孩子，如果离婚，谁在婚恋市场比较受欢迎呀？」
她想想也有道理，在微博上写下一段话聊作自我安慰：「我想通了，我对婚姻所有的不满意只因为我永远当自己是莫斯科大学当年一枝花，当王律师是深闺无人识的懵懂男。十年，足够改变任何供求关系。现假设我是拖着两个孩儿的离异女人，遇到一个对我一心一意、对娃视同己出的王律师，我该做梦都能笑醒。把首婚当二婚，把二婚当三婚，婚婚皆美。」
同样的日子又过了3年，丈夫当时的那句话已经无法再让黄澜恐慌，在确定了这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后，她再次提出了离婚。
当时，《我的前半生》刚开始剧本创作，在和导演沈严、剧本编审李小明、编剧秦雯一起开剧本会的时候，聊着聊着，黄澜总会带入离婚女人的处境，拿自己举例子，频繁地提起自己婚姻观念的改变。这不仅令她完成了一次关于离婚的脱敏治疗，也为剧本创作提供了很多有切身体会的细节，后来播出的电视剧中，女主角罗子君经历离婚时的情节，很多处都有黄澜的影子。
罗子君和陈俊生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对簿公堂，没有稳定工作的罗子君处于劣势，令她最终打赢这场官司的转折点，是她拿出陈俊生的考勤表，说，「你一年出差二百多天，不可能照顾得好孩子。」这个细节就是黄澜分享的，当年她说服前夫两个孩子都由她抚养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理由。
离婚后，黄澜觉得，婚姻教会她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用婚姻去衡量一个女人的价值。
《我的前半生》播出后，关于剧情的争议就没有停过。一开始，观众们无法接受第三者凌玲成功上位，后来，女主角罗子君与闺蜜唐晶的男友贺涵互生情愫，观众们彻底怒了，编剧秦雯甚至被骂到关闭了微博评论。作为制片人，黄澜也受到了波及，但她选择的是和网友理论。
她认为，观众把凌玲定义为成功者，把唐晶定义为失败者，依然是在延续婚本位的思想，用有没有伴侣来衡量一个女人的价值，「事实上，凌玲死守着不爱她的男人并不一定会获得幸福，唐晶如果能学会治愈自己的不安全感，未必不会在分手后海阔天空。」
她发了一条微博，写道：「子君出场非常作，被大家唾骂，说喜欢唐晶独立果断，后来唐晶在爱情里没有安全感，又被大家骂太作，转而觉得子君逆境重生很勇敢，陈俊生婚内出轨被骂渣男，现在又变成新男神，而贺涵一情变，立马被从神坛拉下马。观众情绪随着剧情起伏，我们很理解，但是批评我们三观崩塌我们不认。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环境里：人性会变，感情会变，很正常；如何在变化中保持自省，自我成长，是可以探讨的话题。」
自由
在与网友的对峙中，黄澜想到，或许可以再拍一部关于离婚男女如何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中学会完善自己的故事，讲一讲唐晶的自我修复——这是《我的前半生》里受限于篇幅没能完成的部分，也是黄澜最想表达的部分。
《我的前半生》中，虽然黄澜为离婚前后的罗子君提供了很多心理细节，但真正让她有代入感的却是唐晶——这位表面上看起来雷厉风行的职场女强人，事实上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却一直在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不敢对另一半示弱。
这种不安和纠结，黄澜非常熟悉，因为它不仅曾经出现在自己身上，也贯穿了家人的一生。
在她的印象中，外婆似乎永远在为「上厕所」焦虑，「她无论到任何场合都要先找到厕所在哪儿，排斥出远门，因为怕在火车上上厕所不方便。上厕所也不敢关门，总怕有什么事。」后来，外婆的葬礼上，黄澜的妈妈在致悼词时讲述了外婆的童年：八岁丧父，开始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做工，不能自由活动，上厕所是需要报告的，这种童年积累的恐惧也成了她一辈子都无法摆脱的心理危机。「自卑产生恐惧，恐惧只好过度防御，因此会显得特别好强，」这种性格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黄澜。
好在，生活和创作中的反思最终教会了黄澜为自己松绑。
她在《非诚勿扰》担任嘉宾的过程并不顺利，第一次去接替黄菡的时候，因为没有太多出镜经验，观众和赞助商对她的表现并不满意，栏目改版时就没有再邀请她。过了一年，节目组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女性视角的点评嘉宾，又找到了黄澜，她很爽快地答应了。秦雯因此而佩服黄澜：「一般我们痛了就躲掉了。但她没有躲，她又开始往前走了，又开始往前做。」
经历了《我的前半生》和《如懿传》，再加上重回《非诚勿扰》，此时此刻，黄澜觉得自己终于走到了那个「觉得人生从此就开阔了」的时间点，「快40岁了，我终于学会了在我想上厕所的时候就果断去上厕所。」
《如懿传》的导演汪俊至今都很感激黄澜的镇定，无论在拍摄中还是被骂得最狠的时候，黄澜始终没有在他面前流露出一丝负面情绪，「我觉得黄澜身上的劲儿就像老猫叼小猫，我叼着这个小猫又没有把它咬死，我还能游刃有余，这个劲儿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很少有人能拿捏这么好，四两拨千斤。」
《如懿传》的结尾，月光下，如懿和她的仆人坐在空旷的宫殿之下，回想着那些在后宫困兽之斗中被牺牲的故人，淡淡地说：「这宫里无休无止的争斗和算计，让人厌烦。」一个曾经享受天子宠爱、又登上皇后之位的女人，不仅主动断发放弃了这一切，而且明知身体有恙却拒绝服药，用舒缓却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个悲剧的结尾，但在黄澜看来，如懿在那个压抑逼仄的环境里，奋力为自己挣来了一丝可贵的自由——这也是黄澜一直在追求的。
2018年春天，有微博网友开脑洞，建议集合陈数、袁泉、俞飞鸿、曾黎拍一部真正的大女主作品——《淑女的品格》，这四位40岁左右的70后女星出现在了同一张电影海报上，被分配到的角色性格、职业各异，但都「40岁，美丽，有钱，自由，想爱谁爱谁」。
因为擅长女性题材，又和俞飞鸿、袁泉都有过合作，不少人@黄澜，希望她能把这个构想落地。
黄澜知道这个想法实践起来很难，但她很喜欢海报上的那句slogan——「女人至死都是少年」。「对，不是少女，是少年。在保持对生命好奇和热情的问题上，没有性别差异，我们都是人，不分男女。」黄澜说。
如今的她，也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松弛生活。
孩子们的爸爸还是像以前一样，周一到周五全国各地到处飞，周末回来和一双儿女吃饭。黄澜发现，当她对对方的要求从伴侣退回到朋友，一切都变得可以接受了：「我以前老想去改变他，现在我觉得不需要改变，求同存异嘛。以前他抽烟多我老想阻拦，现在我能理解了，还给他买烟呢。」
这次采访，《人物》记者问了黄澜的儿子一个问题：「妈妈有什么缺点？」这个完整经历了妈妈转变过程的男孩想了想，说：「希望妈妈能对妹妹严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