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外资正更加深入地参与中国公募市场。
近日，摩根大通（JPMorgan）旗下摩根富林明资产管理（英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资管”）成功竞拍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投摩根基金”）2%股权。虽然交易还需要证监会审批等程序后才算最终完成，但该交易已经引爆了行业对外资绝对控股公募基金公司的关注。
外资机构对公募基金公司的兴趣不仅于此。在外商设立独资公募基金提前至2020年的背景下，富达国际、贝莱德、瑞银资管等多家海外资管巨头对内地公募基金牌照觊望已久。全球最大的公募基金公司先锋领航直言，公司之所以没有申报私募备案，也没有寻求境内合作伙伴，很大原因在于等待全资公募牌照的到来。
不过，在兴奋不已、整装待发的同时，外资机构亦有不少隐忧，比如如何适应中国监管环境和开拓本土市场等问题，那些促使它们成长为国际资本“大鳄”的策略、经验、机制是否能够适应中国市场？
交易待监管审批
虽然业内早已传闻摩根大通要增持上投摩根股份，但在近期，这一事件有了更新进展，记者也从摩根资管处得到了肯定的回应。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布的产权转让信息显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上投摩根基金2%的股权，信息披露期为7月1日-7月26日。
其还公布了上述股权的评估价格以及转让底价。资产评估情况显示，上投摩根基金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7.29亿元，上述转让标的对应的评估值1.8亿元，转让底价约2.41亿元，溢价幅度为33.88%。“这次股权转让溢价较高，但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量身定做’的2%的股权，也意味着千亿资产规模的上投摩根基金控制权的转让。”华南一家基金公司高管表示。
如果本次转让成功，上海信托对上投摩根基金的持股比例将由51%降为49%，摩根资管对上投摩根基金的持股比例升至51%，上投摩根基金将成为中国公募基金行业首家外资绝对控股的基金公司。不过，该交易仍然需要获得美国和中国相关监管的审批。“监管层正在加大基金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关手续的完成大概率只是时间问题。”上述高管称。
事实上，摩根大通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野心由来已久，该机构早在1987年就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及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此后陆续在中国布局银行、券商、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担保公司等。
2003年，摩根大通旗下的基金公司摩根富林明与上海信托签署协议，合资成立上投摩根基金。第一任总经理王鸿嫔，在三年时间内带领上投摩根进入行业第一梯队，此后继任总经理章硕麟、王大智亦为摩根大通一系。也就是说，如若此次股权受让成功，中短期内，上投摩根的发展并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对市场的刺激程度亦十分有限。
更多外资在行动
随着资产管理行业对外资开放的进程加速，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机构将加快在中国公募行业的布局。
6月份，证监会核准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股权，转让给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同时核准深圳市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新增注册资本。转让及认购完成后，其股权结构变更为：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持股44%，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6%，深圳市基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深圳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这意味着摩根士丹利晋升成为大摩华鑫第一大股东，这是业内第一家外资相对控股的公募基金。
同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143家公募基金公司中，中外合资企业达41家。其中，外资机构持股49%的达14家，包括景顺长城、汇丰晋信、鹏华基金等。这意味着，在政策的带动下，外资绝对控股公募机构或越来越多。
外资机构对公募基金公司的兴趣不仅于此。在外商可设立独资公募基金的时间提前至2020年的背景下，富达国际、贝莱德、瑞银资管等多家海外资管巨头对内地公募基金牌照觊望已久。
瑞银资管亚太区主管兼中国在岸业务主管殷雷表示，瑞银高度关注中国监管政策，正在研究谋求公募牌照，希望能饮得头啖汤；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亦告诉记者，公司已经在积极准备申请公募牌照的相关事宜，预计2020年或者2021年拿到公募基金牌照。“只要国内外资产管理机构能够保持大家在同一个监管的起跑线，不搞超国民待遇，且都能严格遵守中国本地的法律法规，那么这样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来促改革，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汪灵罡表示。
中国市场的挑战
事实上，历经过去长达13年之久的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从监管到市场都逐步认清了一个基本局面——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内金融体系内部的竞争已经相对足够激烈。而外资的竞争实力，不论是在银行、证券、基金、还是保险领域，都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外资的市场份额在过去10年均历经了大幅度倒退。
如此看来，金融领域有足够的底气，亦不惧开放。不过，中国市场的合资金融机构大多命运多舛，包括中外股东意见相左、高管层内斗不断等。不少外资机构将其归咎于其话语权不高、无法谋求控股股东地位。如今，外资股比限制将全面放开，话语权也将随之得到质的提升，但这些并非外资机构的万能药。
“先不说要想取得绝对控股权，如果没有特别的利益安排，合资金融机构的中方股东不会轻易放弃控制权，而且审批节奏也不会太快。另外，适应内地的穿透式监管、运行外资机构的中国策略也是一个难题。”前述华南公募基金高管表示。
其他积极进军中国市场的外资机构也不得不面临两难之境：那些促使它们成长为国际资本“大鳄”的策略、经验、机制，是否适合中国市场，又该如何适应中国监管环境和开拓本土市场等难题待解。
总部在新加坡的毕盛（上海）投资首席执行官谢生告诉记者，很多外资机构在进入中国后向外界推广自身的资产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投资策略，但不少机构并未意识到他们成长为资本“大鳄”的土壤与中国市场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一味依赖这些经验和机制，是很难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
安永的一份报告指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压力之一即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外资机构作为中国市场的新参与者，如何扬长避短充分体现自身优势，将是它们首要面对的课题。
以合规和风控为例，中国市场的法律条件与合规风控要求与国外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资管新规中对于合格投资者标准认定、资管产品的嵌套与委外投资、资产管理产品分类、净值化管理、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等要求均涉及海外投资机构已在中国开展的相关业务，这使得外资金融机构在境内业务拓展过程中将面临合规与风控方面的挑战。
同时，在现阶段立体式的开放之下，监管体制是否健全、配套机制能否跟上，如何以国际规则促进中国市场的完善、如何防止金融开放后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考验着监管层的智慧。安永预计，未来监管部门还会不断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基于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严格监管。
优秀人才储备不足是外资金融机构来华的另一大难题，如何搭建符合在华业务发展和企业自身文化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亦是不小的挑战。“当前金融市场上最顶尖的一批人才差不多都已经被中资金融机构网罗殆尽，外资金融机构在人才储备上明显表现出日益力不从心的疲态。”汪灵罡指出。
他认为，第一批外资金融机构的高管已近知天命，守成有余进取不足；中坚力量不少已出走创业，或加盟互联网金融或流向中资机构；不同于十年前，如今年轻一代优秀大学毕业生有足够职业选择，且外资金融机构的薪酬优势已渐行渐远、吸引力不再。
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富达国际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法：自行培养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我们在国内的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全部都是内部培养，富达国际很早就开始培养从北大清华等高校招收应届毕业生。在富达国际里，培养一个基金经理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其间，他们需要经历三次轮岗，并对多个行业进行深入研究。”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李少杰说。
而在拿到公募牌照后，富达国际也大概率会按照这种模式来发展。“这种培养方式虽然耗时较长，但更稳妥。”李少杰说。
另外，目前，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系统设施设置及对接，而海外投资机构在境外使用的系统设施基本无法与境内系统实现直接匹配。如何将境外的系统设施迁移配置到中国境内并适应境内业务在交易体量和速度方面与境外业务的差异，将会是对境外投资者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