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堡镇这个地方原来叫留宝垛、留宝头、刘坝头等，素以沿河堤岸遍布大柳树盛名。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位状元南下赴任，因大运河上匪夷为患，改走东乡湖荡，船行至此地突遭风雨，便在岸边插下宝剑系船，雨后开船把宝剑遗留在岸上了，故而留宝。1943年冬，新四军驻扎当地开展抗日游击战，随军作家胡石言根据真人真事，打破了当时的禁区，创作了军旅纪实情感小说《柳堡的故事》，他认为小说的风格与标题应该既是战争的，又是抒情的。便将“刘”改为“柳”，“柳”字多情，又考虑到“坝”没有兵味，便将“坝”改为“堡”，所以便成了“柳堡”。1956年，小说《柳堡的故事》又被拍成了同名经典电影，随着电影主题曲“九九艳阳天”的旋律唱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随着“二妹子”的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陶玉玲的精彩表演，使柳堡镇因《柳堡的故事》而蜚声海内外，并正式成为永久性的地名。
另据史料记载，柳堡镇的前身是小尹庄，其地域大致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区原属高邮，清末属武宁乡，民国时期属第五区，抗战期间划入宝应；北部地区隶属宝应，明代属三阿乡，清末属白垛庄，民国时期先属东三乡，后属第六区。民国32年（1943年），宝应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又分别归属夏集区、陶林区。1958年9月，建立柳堡人民公社。1983年，因区划调整，撤销柳堡人民公社，分别建立小尹庄乡、柳堡乡。2000年，再次区划调整，撤销小尹庄乡、柳堡乡、芦村乡，建立柳堡镇。
一九六三是农历癸卯年，属相卯兔，是年六月十三日戌时，我出生在苏北里下河地区宝应县柳堡公社任庄大队严家（gè）舍两间破败的祖屋里。那时候一家生三四个孩子是普遍现象，父母生了我们弟兄三个，还有个小妹，她在三四岁时出天花，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夭折了，那一年庄上死了好几个同龄段的小孩，有些大人们还愚昧地认为，他们都是来讨债的“讨债鬼”。那时候患上发烧、咳嗽、疟疾、拉肚子等常见病，缺医少药听天由命，只能躺在家里捱日子，烧点纸钱祈求先祖亡灵保佑。
我至今都没弄明白，虽说诞生地叫“严家舍”，可周围却没有一户人家是姓“严”的，为什么取地名为“严家舍”，始终感觉是一个谜团。而邻近不远的“苗家（gè）舍”却名不虚传，庄墩子上集中居住着许多苗氏家族各种辈份的苗姓人家。从“严家舍”自然村庄向四周辐射，往东邻刁家（gè）舍~郑（gè）渡，往南接大尹庄~赵河~郭氏桥，往西通杨小河~王通河，往北连常家（gè）庄~仁里荡，当时的交通及运输均是以水路为主，旱路为辅，河流湖荡纵横蜿蜒，大小船只来来往往。
可能是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生育高峰期吧，当年只有近二百人口的村庄，癸卯年竟诞生了9个同龄婴儿，而且仅农历六月上半月就接连呱呱坠地了4个，分别是六月初六、初七、初九、十三，还都是清一色的男婴。
小时候的记忆里，一条南北向的河流穿村庄而过，似乎将自然村庄劈一为二，加上村西头庄墩上居住的人家，故有了“河东”、“河西”和“西头”的代指。“河东”集中了张氏、袁氏等姓氏十几户人家，“河西”集中了胥氏等姓氏十几户人家，而“西头”则集中了徐氏、陈氏等姓氏近十户人家。“河东”与“河西”的来往互动，全靠一座用树木桩打入河床，树木料刨削成形后，以铁爬钉固定的“三沓桥”，不仅供行人或挑担通过，也是耕作老牛的必经之路，每当这个时候桥体都会全身摇晃并吱吱作响。那时候的寒冬季节，每逢大雪纷飞再连刮两三天西北风，河面就会全部封盖，冰结得很厚实，能在冰面上直接行走。
严家舍的“福田庵”值得一提。据地方史志记载，严家舍福田庵，始建于清代初期康熙年间，至今已有二百九十多年的历史。后经历代僧人、官府多次复建修缮，至民国时期已形成了两进两厢16间殿堂的格局，佛教设施相对比较齐全。东、南两面临河，西、北两面设圆沟吊桥，终年香客不断香火旺盛。民国16年，现代著名的佛学大师演培在福田庵为僧，演培曾先后多次在海内外弘法、布道、著书、立说，1963年定居在新加坡。1995年5月，随新加坡佛教界代表团访华，受到了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的热情接待。“福田庵”在宝应东乡一直流传有“一数福田，二数宝元”的美誉，是宝应东乡第一大佛教场所，不幸被毁于日寇铁蹄及文革浩劫。
我还清楚地记得，公社先是在“福田庵”原址上修建了几间“物资站”，经销一些生产资料、建房材料和农用物资等，后又先后作为乡办柳编厂、预制厂的生产场地，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波动，这些企业先后倒闭，原址也逐渐洐变成了一片废墟。
近年来，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放开和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当地广大佛教信众，希望能重建一个“敬香拜佛祈太平、颂经祭祀做道场”佛教场所的愿望日益强烈，承乡邻、乡贤们自发地集资捐助，2018年在老福田庵的原址上，又重新复建起了新“福田庵”。
严家（gè）舍，我生命的衣胞之地。
2020年1月5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