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的引擎。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的决策者都在想方设法地推动和激励创新，并给予创新者一定奖励。
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推动和激励高质量创新?毕竟为创新而创新不一定有价值，甚至未必会带来显著的效益。
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同样平等地被创造出来的。那么，政府的激励措施能否把目标指向那些具有实际意义的高品质创新呢?
教授简介
Kenneth HUANG | 黄光立
新加坡国立大学
工业系统工程与管理系副教授
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管理与政策博士
教研领域：创新与科技管理、创业和知识产权战略、全球战略、科技政策、开放式创新/科学、中国和东盟等新兴经济体的制度变迁等
自2006年起，中国在国内开展了一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运动，旨在将中国经济从制造业大国推向价值创造阶段。
研发支出的增加、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都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政府相关部门推出了一项激励政策奖励本国企业——尤其是在自主创新方面有所作为的国有企业，评价的依据主要为新申请的专利数量。
结果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激增。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显示，至2011年，中国国内申请的专利总数已超过美国。
那么，这些创新到底是有多新颖呢?
在我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贾楠(Nan Jia)、新加坡管理大学助理教授张曼(Cyndi Man Zhang)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由政策激励的创新专利数量在激增的同时，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伴随着其新颖程度(或质量)的降低。这篇研究发现于2019年发表在《管理学会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这一发现对由政府或者国家通过激励机制来推动的创新效果划上问号。
在研究中，我们分析了2000年至2012年间所有中国国内专利和国有上市企业治理信息的数据，涵盖了创新激励政策出台前6年和出台后6年的完整阶段。
尤其是，我们还关注了不同企业为响应政府的激励政策而采取的公司治理对其专利申请的影响。
研究发现，虽然企业的专利总数在2006年政策变化后大幅增加，但不同企业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差异。
通过进一步对比研究政策出台前后的变化，我们发现，受管理团队个人利益影响最大的企业拥有最大的专利数量，但质量高的专利数量较少。
换句话说，这类企业的管理者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往往选择牺牲专利的质量，只关注专利的绝对数量。
原因也不难理解，对于管理者来说，开拓真正能提升企业价值的创新专利，往往既费力又耗时。
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激励政策的诱惑，那些更关心自身利益而非企业价值的管理者们找到了“钻空子”的方法：包括不断地发展增量技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去快速增加其专利总数。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尽管专利数量激增，却无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推动其长期发展。
由此可知，创新绝非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单纯关注创新数量的政策(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可能会产生我们所谓的不正当激励，对预期目的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降低创新的质量。
虽然研究目标为中国企业，但我们相信，对于政府在推动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这些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和决策者仍然有借鉴意义。
对于政府来说，要警惕通过专利数量来激励创新的做法。因为管理者的自身利益可能诱使他们以数量取代质量。
为了推动有价值的创新，决策者应该制定更加细致的激励机制，关注企业治理及创新的实际影响，并据此给予奖励。
文章英文版首发于ThinkChina(思想中国)
原题为An innovative China has overtaken the US in patent numbers?
作者：黄光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副教授
翻译：陈思敏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观点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