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约翰·格雷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时是《新政治家》杂志的首席书评人。在这篇评论性文章中，约翰·格雷认为，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结束，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将成为全球格局的持久特征。同时，他认为国际合作能解决疫情危机的信念是异想天开，民族国家才是推动大规模抗疫行动的最强大力量。他以英国为例，指出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人民需要被政府保护免受危险的优先级超越了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据此，他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的弱点，认为自由主义系统性否定了人类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追求。约翰·格雷同时强调了科学和技术对抵御这场瘟疫的作用。他提醒我们，如果想在未来变得不那么脆弱，就必须在生活方式上做出永久性的改变。（本文有删减）
在不久的将来，目前空无一人的街道将再次熙熙攘攘，我们还将长舒一口气，离开不断闪烁着屏幕的洞穴。眼前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在正常时期以为的那个世界了。这并非一种固有的平衡稳定状态的暂时断裂：我们所经历的危机恐怕将促成历史的转折。
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一个依赖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的经济体系正在演变为一个相互联系更少的经济体系。一种由不断流动驱动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停摆。我们的生活将会比过去更受限制、也更虚拟化。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正在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更具弹性。
英国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改头换面。凭借议会授权的紧急权力，政府已将正统经济理论抛诸脑后。由于多年愚蠢的紧缩政策，NHS（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已经陷入绝境。但多亏了医务人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崇高奉献，病毒将被遏制在海湾。我们的政治制度将完好无损地继续存在。没有多少国家会如此幸运。各国政府都在艰难地抑制病毒和摧毁经济的夹缝中挣扎。而他们中的许多将会失败。
在相信进步的人士眼中，未来会比过去要好。毫无疑问这有助于维持他们表面的理智。但是它也破坏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属性：适应和改变生活方式的能力。我们未来的任务是建立更持久、更适合人类居住的经济和社会，而不是屈从于全球市场的无序和无政府状态。
现在的情况也不意味着未来会向地方主义转变。人口数量太大，地方的自给自足不可行，而且大多数人不愿回到遥远的过去那种封闭的小社区。但过去几十年的超级全球化也不会重现。这一病毒暴露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修补起来的经济体系的致命弱点。自由资本主义已经破产。
尽管自由主义大谈自由和选择，但在实践中，自由主义是一场实验，它的目的是消解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的传统来源，代之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承诺。这个实验现在寿终正寝了。因为抑制这种病毒必然会导致经济的暂时停摆，但当经济重启时，世界各国政府将对全球性市场进行扼制。
3月20日，在英国伦敦，人们在一家超市采购。 新华社 图
世界上如此多的基本医疗用品来自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这些类型的生产将重新在本国进行。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逐步淘汰农业，依靠进口食品的想法也将被视为无稽之谈。随着人们出行减少，航空业将会萎缩。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将成为全球格局的一个持久特征。仅仅以经济效率为目标，对政府来说将显得狭隘和不可行。
就像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可以对抗病毒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可以强制终止增长。与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最近反复宣扬的进步口号相反，全球性问题并不总是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地缘政治的分化排除了任何类似世界政府的东西。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存在，恐怕现有的国家都会竞相去控制它。那些认为这场危机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被解决的信念，纯粹是异想天开。
当然，经济扩张不会无限期持续。一方面，它只会加剧气候变化，把地球变成一个垃圾场。但由于生活水平的高度不均衡、仍在上升的人口数量、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对抗，经济发展也不会一直是零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的最低线最终被公民们接受，那将是因为政府把保护公民作为了最重要的执政目标。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政府，不符合这一霍布斯检验（Hobbesian test）的民族国家都将失败。
新冠引发的全球性流行病突然加速了地缘政治的变化。再加上油价暴跌，病毒在伊朗的肆意蔓延可能会动摇其神权政体。随着收入锐减，沙特阿拉伯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许多人会希望它们都能摆脱困境，但这恐怕很难保证，海湾地区的灾难或许只会带来长期的混乱。尽管多年来一直在谈论多元化，但这些政权实际上仍被石油控制着，即使油价未来有所回升，全球性的封锁和停摆对其经济的打击也将是毁灭性的。
相反，东亚的进步必将继续。迄今为止，对这一流行病最成功的应对是发生在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很难相信他们的文化传统没有在此成功中发挥作用，这种文化传统更注重集体福祉而不是个人自治。如果未来他们比许多西方国家能更好地适应去全球化的过程，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盟应对危机的过程则暴露了它的本质弱点。欧盟高层蔑视主权的观念。而在实践中，主权则意味着有能力执行英国等国家那种全面、协调和灵活的应急计划。这些措施已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大了，同时也背道而驰，因为当时英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且失业率大幅下降。而今天，除了那些基本服务行业的职员，英国的工人们已经被遣散。如果这种情况持续许多个月，停工可能会要求更大范围的经济的社会主义化。
欧盟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能否做到这一点值得怀疑。迄今为止，欧洲央行（ECB）的债券购买计划和放宽政府对工业援助的限制，已经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但对德国和荷兰等北部欧洲国家分担财政负担的抵制，可能会阻碍对意大利的救援——意大利规模太大，不可能像希腊那样被压垮，但拯救它的成本可能也太高。正如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今年3月所言：“如果欧洲不能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整个欧洲结构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则更为直率和现实：“欧洲不存在团结……这是一个童话。”“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余的人，没什么可感谢的。”
欧盟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履行国家的保护职能。人们对欧盟解体的预测太频繁了，以至于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他们今天面临的压力下，欧洲机构的解体并非不现实。自由流动已经被关闭。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近威胁欧盟，他们要允许移民通过其边境，再加上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的残局，这可能导致数十万、甚至数百万难民逃往欧洲。（在拥挤、卫生状况不佳的大型难民营里，很难看出社交隔离有什么意义）。再一次的难民危机，再加上欧元功能失调的压力共同作用，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如果欧盟幸存下来了，它可能会像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那样，成为一个幽灵，世代存在，但是其权力却是在其他地方行使。各民族国家已经作出了极其必要的决定。由于政治中间派不再是主导力量，而许多左派是与失败的欧洲一体化计划结合在一起，许多政府将由极右翼控制。
在美国，特朗普显然认为重振经济比遏制病毒更重要。1929年式的股市下跌和比上世纪30年代更严重的失业率水平，可能对他的总统任期构成根本威胁。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曾暗示，美国失业率可能达到30%，高于大萧条时期。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权力分散;一个极其昂贵的医疗体系，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庞大的监狱人口，其中有许多年老体弱;城市里有大量无家可归的人，成瘾性药物已经泛滥成灾; 缩短停工停产时间可能意味着病毒会不可控制地传播，并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个冒这个险的人。截至目前，瑞典也没有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的封锁措施。）
无论特朗普能否继续掌权，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迅速瓦解的不仅是近几十年的超全球化，还有二战结束时确立的全球秩序。病毒破坏了一个假想的平衡，加速了一个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解体过程。
芝加哥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在他的著作《瘟疫与人民》中写道：某些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寄生生物，有可能从它惯有的生态位逃逸，使人类暴露在一些崭新的、也许是毁灭性的死亡面前。
目前还不清楚Covid-19是如何逃脱它原本的生态位的。1976年，当麦克尼尔的书第一次出版时，人类对外来物种栖息地的破坏远没有今天这样严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传染病传播的风险也在扩大。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在一个没有大规模航空运输的世界里已然成为了全球性流行病。麦克尼尔是这样评论历史学家眼中的瘟疫的：“对他们来说，就像对其他人一样，偶尔爆发的灾难性的传染病仍然是突然的、不可预测的，打破了常规，基本上超出了历史学可以解释的范围。”
有种观点认为流行疾病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背后的信念是，人类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可以创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分离。然而Covid-19告诉他们这种想法是错的。只有利用科学，我们才能抵御这场瘟疫。大规模抗体测试和疫苗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在未来变得不那么脆弱，我们就必须在生活方式上做出永久性的改变。
日常生活的结构已经改变了。脆弱的感觉弥漫着。感到不稳定的不仅是社会。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如此。如今那些网络热搜图片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人类此刻的缺席。野猪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里游荡，而在泰国的洛普布里，一群没有游客喂食的猴子在街上打斗。在因为病毒而变得空荡荡的城市里，没有人类在场的美和对存活的强烈渴望同时显现。
J.G.巴拉德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种后世界末日的未来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现实。但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个“大灾难”揭示了什么。对巴拉德来说，人类社会是随时都可能被推倒的舞台道具。当你离开剧院时，那些似乎已写进人类天性的规范和准则就会消失不见。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集中营里，机智和爱冒险的童年巴拉德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因为那里的许多犯人对待彼此都很和善和坚定。直到战争接近尾声时，他亲眼目睹了人类残酷自私和冷酷无情的极端表现，这也是他最痛苦的经历。
巴拉德得到的教训是，灾难并不是世界末日。通常所说的大灾难实际上是正常的历史进程。许多人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但是，人类太强大，适应性太强了，不可能被这些剧变击败。生活还在继续，只是和以前不一样了。而那些把这称为“巴拉德时刻”的人其实没注意到，在他所描绘的极端情况中，人们是如何调整、甚至找到满足的。
技术将帮助我们适应我们目前的困境。通过将我们的许多活动转移到网络空间，可以减少身体的流动性。办公室、学校、大学、全科医生诊所和其他工作中心可能会被永久改变。流行病期间建立的虚拟社区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彼此。
随着大流行的消退，人们将举行庆祝活动，但可能没有明确的时间点表明感染的威胁何时结束。许多人可能会迁移到像“第二人生”那样的在线环境中，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挑选的身体和世界中见面、交易和互动。还有些改变可能会让一些卫道士们感到不舒服。比如网络色情很可能会蓬勃发展，许多网络约会可能包括色情交流。强化虚拟现实技术可能被用来模拟肉体接触，虚拟性爱可能很快就会被正常化。此时，最有用的问题可能不是这是否意味着迈向美好生活的一步。因为网络空间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很可能被战争或自然灾害破坏或摧毁。网络让我们避免了过去瘟疫发生时会带来的孤立。但是它不能使人类逃脱他们必死的肉体，也不能避免进步本身的讽刺感。
新冠病毒告诉我们进步不仅是可逆的，而且它还可以自我破坏。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全球化本身带来了一些重大的好处——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而这一成就现在正受到威胁。正是全球化招致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去全球化。
随着生活水平持续不断提高的可能性的消退，其他权威和合法性来源正在重新出现。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进步主义者都对民族身份深恶痛绝。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民族主义是如何被滥用的。但民族国家正日益成为推动大规模行动的最强大力量。对付这种病毒需要集体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无法被全球性（只能被民族主义）所动员。
利他和发展本身一样有它的局限性。在危机最糟糕的时期结束之前，将会有一些非常无私的例子。在英国，超过50万的志愿者已经报名要去支援NHS。但是，仅仅依靠人类的同情心来度过难关是不明智的。对陌生人的仁慈是如此珍贵，必须定量配给。
这也是一个政权的保护性发挥作用的地方。本质上，英国一直是一个霍布斯式的国家。和平和强有力的政府一直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级。与此同时，这个霍布斯式的国家大多依赖于共识，尤其是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此时，被政府保护免受危险的优先级超越了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
当瘟疫的大传播达到顶峰时，人们还想要回多少自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团结毫无兴趣，但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健康，他们可能乐于接受生物监测制度。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不是更少，并且需要一种高度创新的干预方式。政府将不得不在资助科研和技术创新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尽管国家本身并不一定变得更大，但国家的影响力将会更加无处不在，侵入性更强。在可预见的未来，后自由主义政府将成为常态和范式。
只有承认自由主义社会的弱点，它们最精华的价值观才能得以保留。这些价值观包括公平，还包括个人自由。但是，那些认为个人自治是人类内心最深处需要的人，暴露了他们对心理学的无知，以及他们自己的无知。对几乎所有人来说，安全感和归属感同样重要，而且往往更重要。而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对这一事实的系统性否定。
自我隔离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重新思考。清理头脑中的混乱，思考如何在一个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中生活是眼下的任务。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人来说，思考这些应该足够了。
原文：https：//www.newstatesman.com/2020/04/why-crisis-turning-point-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