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于1908年从北京返回巴黎后，于1909年春接受了斯坦因的邀请，负责对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塔里木盆地、敦煌等地出土汉文简牍进行整理、考释、刊布。金绍城环球旅行期间，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亲眼目睹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金绍城设法从沙畹处索要斯坦因简牍的照片，目的无非是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
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是20世纪初的欧洲东方学泰斗，被尊为西域学、敦煌学、简牍学、甲骨学、南海学等汉学分支的奠基人。中国近代画家金绍城 （1878—1926）， 又名金城，字巩伯、拱北等，号北楼、藕湖等，虽一生混迹官场，但终身以绘画为副业，赢得“南顾（顾逸鹤）北金”、“南画正宗”等美誉，同时还是中国博物馆学、美术学的奠基人。沙畹、金绍城两人本无深交的基础条件，但金绍城曾于1910年在法国巴黎与沙畹多次会晤，获悉沙畹正在考释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所获中国西北出土汉文简牍等情况，并将此信息带回国内，从而为中国学术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法国汉学家沙畹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笔者于1989年、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整理、研究斯坦因考古档案，其间发现百余封沙畹与斯坦因之间的往来通信，从中追踪到有关金绍城在巴黎拜会沙畹的一些蛛丝马迹。再加上金氏所著《十八国游历日记》中的零星记载（金绍城著、谭苦盦整理《十八国游历日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藕庐诗草》，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5月），大致可揭示沙畹与金绍城在巴黎会晤的前因后果。今年恰逢沙畹逝世100周年，也是金绍城诞辰140周年，谨作此小文，以示纪念。
中国画家金绍城，为中国博物馆学、美术学的奠基人
沙畹于1865年10月5日出生于法国里昂，1885—1888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文学院，毕业后于1889年春来到北京，任法国驻华公使馆随员。沙畹在华期间，于1890年发表第一篇汉学论著 《司马迁 〈史记·封禅书〉法译本》，开始了他的汉学生涯。1893年，28岁的沙畹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第四任 “中国及满洲语言学、文学讲座教授”，返回巴黎就职。
沙畹是最早研究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肃敦煌等地出土汉文文献的法国人。1895年，英属印度军官斯图亚特·格德福雷 （Stuart Godfrey）在克什米尔获得几片出自新疆库车的汉文写本残片，英国人无力辨认，交由沙畹释读。1899年，法国探险家夏尔-厄德·保宁（Charles-Eudes Bonin） 在 敦煌莫高窟等地获取10通汉文碑铭拓片，也交由沙畹考释。1900—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简牍文书全部交由沙畹整理、刊布。在这一系列辉煌业绩的支撑下，沙畹于1903年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的院士，这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领袖地位的标志。
当沙畹已功成名就之时，年仅13岁的金绍城正处于求学阶段。金绍城籍贯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1878年10月21日出生于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金家在晚清因经营“湖丝”而发家，又在上海开办金嘉记丝行和当铺，经营房地产，成一方巨富。金绍城自小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课余尤爱绘画，无师自通。1896年，金绍城应童子试不第，此后无意科举，将主要精力放在绘画方面。1902年，金绍城带领三妹金章以及二弟、三弟，远赴英国伦敦留学。金绍城主修法律之外，还与金章一起学习美术。1905年，金氏兄妹结束在伦敦的学习，取道美国返回中国。金绍城留英期间，曾漫游欧洲大陆，走访了包括法国在内的10个国家。
金绍城回国后，在上海专理 “中外商民诉讼之所”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担任襄谳委员。其间，金绍城处理过英国巡捕的 “黎黄氏拐卖人口案”等大案要案，因审案公正而受到中外报纸宣传，名扬海内。1907年，清廷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将金绍城从上海招往北京，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从此，金绍城的生活、社交圈子以北京为中心。
1906—1908年，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 先后在新疆 、甘肃进行了考古学考察。其间，斯坦因于1907年3—6月在敦煌考古，伯希和于1908年3—5月在敦煌考古，分别成为第一、第二个大规模劫掠敦煌文物的欧洲人。在这段时间里，沙畹也于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间在辽宁、北京、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访古。伯希和敦煌考古后，随身携带数十个敦煌写卷，于1909年7月10日至10月11日在北京逗留，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图书。伯希和逗留北京期间，刑部主事董康和学部谘议官王式通打听到伯希和随身带有敦煌写卷的消息，于是设法拜见了伯希和。董、王确认伯希和搜集品系唐代写本后，便邀请罗振玉、金绍城等同好者结社集资，设法为伯希和搜集品拍摄照片，最终由董康诵芬室印行。10月4日，北京一批愿意结社集资、影印刊布敦煌文献的积极分子，在六国饭店公宴伯希和，与伯希和商定合作之事。当日参加公宴者，包括伯希和、马克密、董康、王式通、金绍城、恽毓鼎、刘廷琛、柯劭忞、徐坊、江瀚、蒋黼、王国维、王仁俊等24人。罗振玉因小恙缺席，但席间散发了他为伯希和所携敦煌卷子编写的目录《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0月5日上午，金绍城还前往伯希和在八宝胡同的租屋，参观了敦煌写卷。金绍城参与北京学界1909年公宴伯希和的活动，成为最早参观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的中国人之一，见证了中国敦煌学的起源。
1909年内，金绍城在北京还与留法归国生王继曾相识为友。王继曾于1902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后赴法国巴黎留学7年，先后就学于法国高等商业学校和巴黎私立政治学学院。王继曾于1909年初回国后，被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聘为秘书。王继曾于1909年9月来北京时，刚丧妻不久。于是金绍城作伐，将三妹金章许配给王继曾作继室。张之洞于1909年10月4日去世后，王继曾被学部派为留法学生监督。王继曾于1909年11月23日左右离开北京，先到湖州与金章完婚，然后于年底偕金章赴巴黎，就任留法学生监督。
中国外交家王继曾
沙畹于1908年从北京返回巴黎后，于1909年春接受了斯坦因的邀请，负责对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塔里木盆地、敦煌等地出土汉文简牍进行整理、考释、刊布。从1909年夏季开始，大英博物院通过法国驻英国大使馆，分批将斯坦因简牍实物从伦敦寄给在巴黎的沙畹。沙畹在考释斯坦因简牍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留法学生吴勤训、魏怀的帮助，并定期向斯坦因写信汇报考释结果。
沙畹在巴黎考释斯坦因简牍期间，中国出版家张元济于1910年3月开始环球旅行，成为第一个赴欧洲调查敦煌文物的中国人。张元济于3月17日从上海起航，于5月4日抵达英国伦敦。张元济到达伦敦后，很快拜访了清驻英公使李经方和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随后周游欧洲大陆，于10月下旬抵达巴黎。张元济在巴黎期间，于10月26日参观了伯希和搜集品。伯希和当时正着手为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编目，向张元济透露了斯坦因敦煌考古事。张元济遂于10月30日再从巴黎返回伦敦，设法与斯坦因取得联系，两人约定于11月7日或11月8日在大英博物院见面。
中国出版家张元济
就在张元济漫游欧洲之际，金绍城于1910年8月开始环球旅行，成为第二个赴欧洲调查敦煌文物的中国人。金绍城率随员李方、王树荣，于8月20日从上海起航，途经日本，于9月19日抵达美国旧金山，于10月3—9日代表清朝政府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第8届国际监狱大会。随后，金绍城一行于11月1日从纽约起航，于11月7日在英国普利茅斯上岸，同日到达伦敦，直接赶往清朝驻英公使馆。金绍城11月7日日记中记录说： “晨六句钟 （6时），至泼来麦次口岸 （普利茅斯港）。晴。乘专车至伦敦。与楠芳 （李方）、仁山 （王树荣）同至使馆，见李伯寅（李经方）钦使及陈安生 （陈贻范）。”
1910年11月8日，陈贻范在伦敦的广东餐馆探花楼宴请金绍城一行，并邀张元济等作陪，实际上也是为张元济饯行。金绍城得知张元济定于次日离开伦敦的消息后，又于散席后到张元济下榻的旅馆送行。金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夜，陈安生约饮于探花楼。徐子璋、张菊生 （张元济）同在座。出至照相会，听演说 ‘照相与美术之关系’。与旧友罢脱雷脱谈至十句钟。又到菊生处送行。十二钟，回寓。”张元济已于当日或前日在大英博物院见过斯坦因，参观过敦煌文献，但他在和金绍城交往过程中，竟未透露半点消息。11月9日，张元济离开伦敦，金绍城于当日又“致张菊生一函”。张元济离开伦敦后，从南安普顿起航，经美国、日本，于1911年1月18日返回上海，结束了他的环球旅行。
张元济离开英国后，金绍城一行继续在英国四处游览、考察。1910年12月1日，金绍城一行离开英国，当日乘船、车到达法国巴黎，金章和王继曾到火车站迎接。金绍城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六句钟，抵巴黎。述勤 （王继曾）、三妹在车站相候。夜，在三妹处谈至十二钟始归。”此时王继曾一家住在巴黎第七大区的瑞卡米尔大道4号 （4 rue Récamier），金章已有半年身孕。
金绍城三妹金章是位女画家，后许配给王继曾作继室。
1910年12月3日，金绍城分别给法国汉学家阿诺尔德·雅克·安东·微希叶 （Arnold Jaques Antoine Vissière） 和 伯希和写了信，商量拜见事。据金绍城当日日记说： “致微希叶、伯希和二君函，皆法国东方学名家也。伯君得燉煌秘籍，故函商请往一观。”伯希和与金绍城已于1909年10月在北京相识，金绍城给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法藏敦煌写本。但不知何故，金绍城写给伯希和的信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在这种情况下，金绍城先在王继曾的帮助下，设法寻访沙畹。
沙畹于1910年11月基本完成了对斯坦因简牍的考释工作，于11月28日托法国驻英国大使将最后两箱子汉文简牍和考释成果带回伦敦，交还大英博物院。沙畹既已给斯坦因交稿，也交还了汉文简牍的原件，手头只能保留一些考释成果的底稿和汉文简牍的照片。金绍城于此时拜访沙畹，已看不到斯坦因简牍的原件。
根据金绍城1910年12月10日日记，他于当日第一次“往访西友沙畹，乃法之东方学博士也。以所著书见赠。长于考古之学，于中学研究颇深。”金绍城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下，直接去拜访沙畹，并称其为 “西友”，可见他们此前早已相识。至于金绍城和沙畹相识的具体时间，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无非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金绍城于1902—1905年留学英国期间曾游历欧洲，其间有可能在巴黎与沙畹相识。第二个是沙畹于1907—1908年在华北考古期间，两次逗留北京，有可能与金绍城相识。
金绍城在拜访沙畹的过程中，了解到沙畹已考释斯坦因简牍之事，请求沙畹设法为他拍摄斯坦因简牍的照片。1910年12月13日，金绍城前往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参观馆藏中国文物。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至歌规味博物院 （即吉美博物馆）。……此博物院为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世所开，中藏我国内府图器珍物无算。玉器尤夥，皆庚申 （1860年）、庚子（1900年）两役之祸流落海外者也。请于主人，出而遍观之。……诸印为法国一老人所藏。观毕，赠以古龟卜遗骨一匣，乃河南汤阴县开铁路掘出者。文有干支字可辨，断为占卜之用。或疑为古龟币者，非也。王君仁山作考证一篇赠之，并贻以印色一盒，老人意颇欣然。”这段日记中的 “赠以古龟卜遗骨一匣”一句，应指金绍城向吉美博物馆的印玺藏品主人赠送了一盒甲骨文。金绍城带着一批河南汤阴出土的甲骨文周游世界，在其日记的其他地方没有记录。而他只赠送给吉美博物馆，其背景令人颇难理解。
1910年12月13日晚，沙畹到王继曾寓所回访金绍城。王继曾是清政府的留法学生监督，管理所有在法中国留学生，两人此前理应相识。金绍城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傍晚，回至述勤处。见法国东方学博士沙畹，赠以石印画数册。谈及杀人之制，似颇不以密行主义为然，以为恐易启暗杀之弊，盖法国犹仍刑人于市之制。安于旧习而不变，法之博学者且然，于中国之老旧学家又奚怪焉。”金绍城只记录说他和沙畹讨论了死刑问题，实际上还应谈及斯坦因简牍、河南出土甲骨文等考古学方面的事情。金绍城此时有求于沙畹，可能也给沙畹赠送了一部分甲骨文残片。沙畹回家后，给金绍城写了一封信，并附赠了自撰的著作，作为回礼。金绍城于12月15日收到沙畹的来信和赠书，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夜，至述勤处。集议下次欧洲开赛会时拟创振华公司事。得沙畹函，以所著书见赠，乃考求东方学问之籍也。”
1907年，沙畹深入中国部分地区考察，并雇佣摄影师拍摄石窟照片。回到法国后，刊布了《北中国考古图录》。图为图录中保存的早期龙门石窟景象。
金绍城向沙畹提出要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在中国刊布的请求，沙畹在搜集甲骨文方面需要金绍城的帮助，因此非常愿意帮助金绍城。但他知道此事必须要事先征得斯坦因的同意，遂于1910年12月15日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代表金绍城提出为简牍拍摄照片的请求。沙畹在该信中首先介绍金绍城如下： “我现在要离开话题，谈另一件事情。我认识一个中国人，名叫金绍城（Kin Chao-Sch’eng）。 他 奉派前往美国研究监狱制度，回国途中来到了巴黎。他对考古学极感兴趣，委托我为一些汉代简牍拍摄照片。他特别想要获得您的准许，将这些汉简在中国影印。我让他复制了十几支汉简，以满足他的愿望。”
接下来，沙畹提到金绍城收藏殷墟甲骨的情况：“金先生得到了一些1900年发现于河南省北部的龟甲残片。……用于占卜的龟甲残片，都是公元前约1500年的殷朝遗留下来的。参见查尔方特（Chalfant）的 《早期中国文字》，发表于 《卡耐基博物馆馆刊》第4卷第1期第30—35页。”沙畹在信中提到的查尔方特，即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弗朗克·赫灵·查尔方特（方法敛，Frank Herring Chalfant），他于1887年来华，在山东潍县传教19年，其间研究中国考古学，从河南收购了大量甲骨文。查尔方特返回美国后，于1906年在《卡耐基博物馆馆刊》第4卷（1906—1911年卷）第1期上发表 《早期中国文字》一文。沙畹向斯坦因介绍金绍城所获甲骨文的情况，是想说明他与金绍城保持联系的价值。
最后，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斯坦因： “金先生的通信地址是：巴黎第七大区（Paris VII）， 瑞卡米尔大道 4号 （4 rue Récamier），王继曾 （Wang Ki-tseng）转，金拱北先生（Mr.Kung-pah T.King）收。”沙畹之所以将金绍城通信地址告诉斯坦因，显然是希望斯坦因能于近期给金绍城写信，直接商谈金绍城在中国刊布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
金绍城与沙畹晤谈后，于1910年12月18日离开巴黎，先后在西欧、北欧、中欧、东欧、南欧各国考察。斯坦因收到沙畹的12月15日来信后，于12月20日给沙畹写了回信。但我们尚未找到斯坦因致沙畹的回信的原件或抄件，不知他在信中表达了怎样的意见。虽然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了斯坦因，但根据金绍城的日记，斯坦因没有直接给他写过信。
沙畹和斯坦因之间于1910年12月15日、12月20日进行一轮往来通信后，两人又多次在往来通信中讨论金绍城拍摄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沙畹和斯坦因之间的这些谈及金绍城的往来通信中，现在只能看到沙畹写给斯坦因的明信片，无法用于深入研究。只有找到更详尽的斯坦因致沙畹信，才有可能澄清这一问题。斯坦因致沙畹信的原件，原存于沙畹手中，沙畹身后没有毁失的理由和机会，现肯定还隐藏在巴黎的某个角落里。笔者十余年来竭力调查法藏斯坦因致沙畹信的下落，但至今还没有找到收藏地点。
金绍城一行周游欧洲大陆后，于1911年3月14日返回法国巴黎，陪伴待产的三妹。3月28日，金章在巴黎生下她和王继曾的长子王世荣。金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三妹分娩，临盆甚难，腹痛至一昼夜之久。幸延西医，产科甚精。十一钟时，举一雄。大小均平安无恙，甚可喜也。”王世荣后被弟弟王世襄传染上猩红热而夭折。1911年4月18日，金绍城一行离开巴黎，在法国南海岸登船，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再经新加坡、香港，于5月21日返回上海。
金章、王继曾的儿子王世荣（左）、王世襄（右）兄弟
金绍城与沙畹交往的过程中，目睹了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回国后将信息传达给了好友罗振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亡命日本京都，在此从事学术研究，并与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等人 “移书论学”。由沙畹整理、考释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新疆、甘肃所获汉晋简牍，最后形成《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以下简称《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出版过程中，罗振玉获悉消息，遂致函沙畹，商请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事。沙畹为满足罗振玉的请求，于1913年底将已付印的《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校样寄给罗振玉。罗振玉收到校样后，看到沙畹在对斯坦因简牍的分类、释读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遂邀王国维一起分工合作，根据校样图版对简牍重加分类、整理和考释，撰成 《流沙坠简》一书，1914年2月在日本京都出版，标志着中国简牍学的起源。
关于《流沙坠简》的缘起，罗振玉在该书序言中首先说： “光绪戊申 （1908—1909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 （1910—1911年），乡人有自欧洲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版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罗振玉所谓 “乡人 （浙江同乡）有自欧洲归者”，指金绍城。金绍城与罗振玉关系良好，同属最早关注西北文物的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金绍城环球旅行期间，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亲眼目睹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更符合罗振玉所记“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的条件。金绍城设法从沙畹处索要斯坦因简牍的照片，目的无非是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这正是罗振玉等人当时孜孜以求的事业。
金绍城回国后，一直居住在北京，先后担任大理院统计科长、集议处长、民政部咨议官等职。进入民国后，金绍城历任北京大学商科大学学长、江南查办史、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但业余仍以绘画为主事。金绍城还于1914年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 “古物陈列所”，于1920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研究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
1911年以后金绍城是否仍与沙畹有过通信联系，我们尚无资料加以说明。沙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时物资匮乏而饱受摧残，在大战末期于1918年1月29日病逝，年仅53岁。8年之后，金绍城竟也和沙畹一样，遭遇英年早逝的厄运。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金绍城与日本画界商定，合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隔年在两国轮流举办一次。1926年，金绍城率团赴日本东京、大阪参加第4届联展会后，归途染病，于9月6日在上海去世，年仅49岁。
学林（2018.8.24）| 沙畹、金绍城巴黎会晤的前因后果——纪念沙畹逝世一百周年（之一）
王冀青作者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
本文根据2018年5月上海师范大学 “‘东学西渐与法国汉学’——暨纪念沙畹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改写
本文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