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作为数字时代货币数字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虽启于民间，或兴于国定。尤其是近年来，社会无现金支付加速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法定（央行）数字货币竞相推进。据国际清算银行2019年的调查显示，在全球66家央行中，80%的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较2018年增长10%。其中，专注于批发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开发的占15%，专注于零售型CBDC开发的占32%。另外，被调查的中央银行近半数则在同时着手批发型和零售型CBDC的开发和研究。数字货币丰富和发展了现行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强化金融与科技有机融合，促进金融在更广范围和限度内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数字货币发展也有望打破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现有格局，推动国际货币跨境交易的通信和支付更加安全、高效和公平、公正。
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现状与趋势
当前，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为代表的国际跨境支付清算体系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还存在支撑技术架构僵化、中心化安全隐患问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欧利用他们对SWIFT系统的控制权作为制裁工具，动辄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对冲突对手实施金融和经济制裁。例如，随着当前俄乌冲突的不断加剧，美欧等国决定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进行制裁，势必对俄罗斯的国际贸易和融资带来严重冲击。相较于传统的跨境支付模式，基于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模式拥有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权利更平等的优势。
私人和民间层面
瑞波实验室（Ripple Labs）在2013年推出的瑞波币(XRP)则是利用机器和程序保证成员间共识执行和实现。瑞波币系统旨在提供一个优于SWIFT的全球金融结算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瑞波币并非是实现货币职能的数字化货币。目前，瑞波币平台只面向机构提供公开服务，已基本覆盖全球主要主权货币兑换交易。在瑞波币网络中，主要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流动性供应商、转账发起人和转账收款人。与其他数字货币交易不同，瑞波币的转账发起人和转账收款人之间并不是直接完成点对点的交易，而是通过将所在国家的金融机构作为交易代理方，资金通过流动性供应商实现境内流通，金融机构依托瑞波币网络完成转账信息的收发与记录。由于网络参与方均为机构主体，瑞波币网络采取更为简化的共识机制，从而实现较比特币网络快得多的交易速度。
2019年6月，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1.0版），计划通过将Libra币（2020年12月，Libra正式更名为Diem）打造成覆盖全球的数字化支付体系和工具，实现私人数字货币与主权（法定）货币竞争共融。根据Libra白皮书（1.0版），Libra旨在“建立一套简单的全球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为数十亿人服务”，这也意味着Libra旨在集货币属性和金融基础设施属性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稳定币（Global Stable Coins，GSC）。在Libra(1.0版)初始设计中，Libra锚定于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超主权货币”的特征，这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货币和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对Libra可能侵蚀各国货币主权的普遍担忧。为减缓各国政府对Libra侵蚀货币主权的担忧和不满，2020年4月发布的Libra(2.0版)白皮书淡化了Libra锚定一篮子货币的初始目标，转而将重点放在发行锚定一系列单一主权货币Libra币上。
国家和法定层面
批发型和零售型CBDC都可以实现跨境支付功能，但目的和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单从技术角度看，零售型CBDC天然就具有跨境支付功能，易于“穿越”国界，可以不依赖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实现跨境点对点支付，钱包也没有境内、境外和离岸、在岸之分，但可能会侵蚀他国货币主权。为此，发行国货币当局需要完善零售型CBDC钱包和限额管理，加强与相关国家货币当局（中央银行）的沟通和联系，以充分尊重他国货币主权。相较而言，批发型CBDC则旨在不改变现行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保留支付和结算中的金融中介功能，以便在技术和手段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当前跨境支付代理银行机制。
CPMI在2019年从理论高度充分论证和分析了批发型代币（Token）在跨境支付和结算中的应用场景和未来发展。目前，英国的RScoin项目、日本和欧洲央行合作的Stella项目、加拿大的Jasper项目以及新加坡的Ubin项目等具有代表性的批发型CBDC研发和实验也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有代表性的批发型CBDC研发和实验表明，当前的技术和设计方案能够在效率上支持实时全额结算（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RTGS），也可以在功能上实现流动性节约（Liquidity Saving Mechanism，LSM）。Ubin项目第二阶段实验实现了实时全额结算和流动性机制的关键功能，实验结果表明，Ubin在可扩展性、性能和可靠性等方面都可以满足金融基础设施要求。Stella项目基于Hyper ledger Fabric平台的实验项目验证了RTGS的功能要求，结果显示，在DLT环境中，Stella项目每秒可以处理的交易请求量，基本与欧元区和日本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处理的交易请求量相当。
批发型CBDC实验结果显示，当前的设计思路和数字技术体系能够支持以批发型CBDC方式实现同步跨境转账功能。例如，Ubin项目第四阶段与Jasper项目合作开展了三种方案同步跨境转账试验，实验表明，批发型CBDC无论是采取中间人方案，还是直接交易模式，抑或采用分布式账本（DLT）支持技术，都能够较好地实现同步跨境转账功能。Stella项目第三阶段也对同步跨境转账进行了试验，在参与各方采用的账本类型没有具体限制的情况下，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批发型CBDC进行跨境转账交易，在风险、信任和效率方面都能够做到安全可控。此外，香港金管局的LionRock项目和泰国中央银行的Inthanon项目采用“走廊网络”（Corridor Network）进行的同步跨境转账试验，同样也取得了较好结果。
当前的实验结果表明，批发型CBDC应用于跨境转账，跨链是一个核心问题。哈希时间锁合约（Hash Time Lock Contracts，HTLC）可能是不同批发型CBDC实现跨链操作的核心技术。鉴于此，基于HTLC实现跨链交易，在当下的环境中，需要在技术、机制和准入门槛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数字人民币进展及其对国际支付体系的促进作用
我国是最早对法定数字货币进行研究与试验的银行之一，在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中一直处于“第一梯队”。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明确提出“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至此，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已成为当今新发展格局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局面的战略着眼点。基于现状，着眼未来，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在技术和运营模式上呈现如下特征。
在总体架构上。数字人民币采取动态演进的双层架构模式，合理平衡技术先进和安全可靠，促进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首先，充分利用处于第二层的机构和平台的人才、技术和市场优势，整合资源，促进创新，平衡、分散和化解技术、资金、经验和市场等方面的风险和困难。其次，尤为重要的是，双层架构在物理和技术上对第一层和第二层在风险与安全上有效隔离，中国人民银行等货币政策和监管部门可在第一层网络中与财政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的数据和信息系统（平台）进行安全对接和融合，共同促进政府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设和发展。双层结构也有利于处于第一层的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对处于第二层的机构和平台更好地实施业务和数据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最后，数字人民币集中式和分布式融合发展的混合技术架构，有助于数字人民币第一层网络和平台在软件和硬件方面实现与现行财政、发改委、网信、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等公共管理和服务信息（数据）平台平滑兼容和无缝对接，保证数字人民币系统在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设中承担其应有的核心和基础性功能角色。
在机制设计上。数字人民币遵循“小额匿名、大额依法可溯”原则，钱包与账户在技术上可实现松耦合，这在理念和逻辑上可保证个人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有效平衡，从而为数字人民币应用于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和机制保障支持。数字钱包作为数字人民币的载体和媒介，对客户身份进行分类管理，可满足不同用户主体在层次、类别和功能上的差异化需求。
在技术实现上。数字人民币兼顾实物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优势，兼有账户与价值属性，具有支付即结算、可控匿名、安全和风险可控、智能化和可编程等显著特征。数字人民币兼有账户与价值特征，既是数字人民币充分利用双层技术与运营架构、依托和兼容现有金融基础设施与银行账户体系实现信息流和资金流有机统一的充分体现，也是数字人民币匿名可控的基础条件，为诸如资金追踪、资金自动化归集等更高级应用提供技术支持。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为政府和公共部门根据自身的业务流程和规范，自动化和智能化管理公共资金，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和业务流“三流合一”提供了手段和支持。
数字人民币在发展次序和进度安排方面采取的是先零售后批发、先国内再国外的发展策略。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底，数字人民币场景测试和零售试点已经超过808万个，个人钱包申请量为2.6亿个，交易金额达到875亿元。从目前的测试和试点应用结果来看，数字人民币体现出良好的支付手段职能，具有促进金融普惠发展的强大潜力。目前，数字人民币在零售领域技术和运营模式上已趋近成熟，正式落地已近在眼前。今后，工作重点应该是如何更好实现数字人民币从国内应用向国际支付延伸，从零售型向批发型拓展。事实上，这方面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在数字人民币（零售型）跨境居民使用和支付方面，中国内地和香港已成功进行了第一阶段技术测试，实现香港本地银行和指定的香港商户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进行充值、转账和消费的基本功能。当前，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研发工作，探索数字人民币系统在充分遵循跨境“无损”“合规”和“互通”三项原则下，如何提升支付效率和居民使用的体验感。在数字人民币（批发型）跨境支付多边合作方面，2021年2月，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合作框架下，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共同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m-CBDC Bridge）”，探索CBDC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当前，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已初步完成货币桥测试体系和平台搭建，检验货币桥在国际贸易结算场景下进行跨境支付交易的可行性，证明货币桥可有效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和提高透明度。
政策启示
支付清算系统是核心金融基础设施，支付体系的平稳有序运行，对于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密切各金融市场有机联系、畅通货币传导机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跨境支付清算主要通过银行发送SWIFT报文进行。2021年，SWIFT汇款讯息传递量达22亿笔，年增长率达8.46%。尽管SWIFT根据跨境支付技术和市场发展要求，会定期升级和改善数据传输和报文格式标准，但跨境支付的清算模式仍然过高地依赖人工处理。目前跨境支付的大部分清算数据仍由人工录入，然后经由清算银行和代理银行交互传递，最终完成清算工作。由于基于SWIFT的跨境支付的清算环节涉及很多人工处理事务，跨境清算时间通常需要2～3天甚至一周，支付效率已经远不能满足国际金融和贸易发展要求。此外，基于SWIFT系统的跨境支付牵涉环节过多，包括SWIFT系统在内的各清算机构、代理行、往来银行都会逐笔收取佣金（或手续费），交易成本很高。此外，当下SWIFT系统时有遭受黑客攻击事件也让人对SWIFT跨境支付的安全性提出质疑。例如，SWIFT数据库允许修改或删除技术机制，致使清算数据极易被不法分子篡改，导致监管机制形同虚设。
更重要的，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SWIFT系统时常被实质上处于控制地位的美欧国家当作实施金融制裁的战略工具。例如，当下的俄乌冲突中，SWIFT正式中止俄国七个金融单位的汇款指令通讯，切断俄国对外金融流通管道；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曾对俄罗斯发出关闭SWIFT系统的威胁，以切断俄罗斯的美元交易和使用渠道。
鉴于此，无论从提高支付清算效率，还是维护国家和金融安全角度，利用现代数字技术重构和再造跨境支付和国际清算基础设施，建立技术赋能和我国自主研发和制定标准的跨境支付体系，不仅能够提升国际间信息流转和资金流转的效率，还能够提升国家金融安全，确保我国企业在跨境合作和国际交流过程中免受侵害，确保国家战略施行不受掣肘。2015年已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当前，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由“CIPS + CNAPS + SWIFT”构成，其中SWIFT主要用于非会员机构对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民币跨境支付对于SWIFT系统的依赖。截至2022年2月，CIPS已有1287家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参与，涵盖国家及地区已达103个，基本实现了全球各主要时区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但该系统仍以间接参与者为主，且体量远小于SWIFT系统。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适用性仍处于探索阶段，所涉及的技术和问题较为复杂，难以在短期内进入实用阶段。现阶段的可行办法是，利用数字人民币的技术、功能和平台，优化完善以CIPS为核心的跨境支付结算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新鲜血液；同时，积极加大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探索和试验，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广泛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投资研究中心
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2年第4期「特别关注」栏目
责任编辑：孙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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