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我和中央音乐学院四十三年的情缘》节选，
原文载杂文集《我·音乐·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
1992年我就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科研。两年后，刘霖院长因身体情况病休，文化部党组决定由我主持学校行政工作，履行院长职责。1996年，领导班子换届，我被任命为副院长、副书记，主持学校党政工作，院长、书记均空缺。1998年，我又被任命为院长和党委书记。2001年，我辞去党委书记一职，任院长直至2015年11月。在历时23年漫长的党政领导工作中，我经历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要事件。这里选择了几件大事，写下来发表，以便让关心中央音乐学院建设和发展的同志们了解其中的真实情况。
中央音乐学院五任院长：
（从右至左）赵沨、吴祖强、于润洋、刘霖、王次炤
艰难的“211工程”之路
1992年，中央音乐学院新领导班子共五人，分别是党委书记徐士家、院长刘霖、副书记副院长左因、教学副院长王次炤和后勤副院长孔庆先。受刘霖院长委托我分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新班子刚上任，面临的第一项重大工作是“211工程”的立项。所谓“211工程”指的是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这意味着进入“211工程”建设的学校，不仅学科地位明显提高，而且国家将重点投入进行建设。学校新领导班子十分重视这个项目的立项。学校党委和刘霖院长委托我负责联系教育部“211工程”办公室，了解该工程的进展情况及申报程序。我很快从教育部索取全部关于“211工程”的材料，并和“211工程”办公室的郭新立处长建立联系。其实，1992年教育部还未正式启动这个项目，中央音乐学院着手“211工程”项目的申报，应该是比较超前的。
我从“211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首批启动该工程的学校是当时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作为单学科的大学于1960年步入44所全国重点大学行列1。因此，我院进入“211工程”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但“211工程”建设项目必须要教育部、财政部和主管部委同时立项才能实施。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隶属文化部，所以，文化部首先要立项，之后才能向教育部提出申报。无论如何，中央音乐学院必须搭乘上“211工程”的列车。
1993年初，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关于申报“211工程”建设项目的全院动员大会。刘霖院长作动员报告，我作为主管副院长将近期了解到的关于“211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内容和申报条件作了补充说明。这次大会是中央音乐学院教职员工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关系到21世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刘霖院长作了工作部署，宣布成立“中央音乐学院‘211工程’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刘院长任领导小组组长，我任副组长兼工作组组长。这次动员大会预示着我院的申报工作正式启动。
1994年初学校的领导班子发生变故。工作了两年的领导班子，由于内部不团结而严重影响学校各项工作的进程。任职以来一直尽心尽意为学校工作的刘霖院长已心力憔悴，身体不支。6月16日，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和教科司司长陶纯孝来学校宣布：刘霖院长因身体情况暂时病休，病休期间由副院长王次炤主持全院行政工作。原以为几个月后刘院长可以恢复工作，没想到他的病休一直延续到1996年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班子换届。
1994年至1996年，学校的中心工作依然是“211工程”建设项目的立项，这也是刘霖院长委托我的重任。这项工作是学校第五届领导班子任期目标的重中之重。刘院长虽然病休，依然惦记着这件事。我作为当时学校行政工作的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刘院长病休后，院领导班子只剩四人，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我向徐士家书记提议是否可以增设几位院长助理。一方面可以缓解目前学校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考察干部的方式，为今后的领导班子物色人选。我建议将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务处处长余逊明和作曲系主任刘康华作为院长助理补充到原领导班子中来。这个建议得到徐士家书记的支持，也经党委会讨论通过。此时，教育部“211工程”已经正式启动，申报工作也陆续开始。为了能使申报准备工作顺利进行，学校成立了申报材料编写小组，由院长助理戴嘉枋任组长并执笔起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申办材料顺利完成，戴嘉枋为申报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申报材料经我修改后提交党政联席会和党委会审议通过后，中央音乐学院正式向教育部和文化部递交“211工程”立项报告书。
中央音乐学院当时隶属文化部，从申报程序来说，“211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首先在文化部立项，然后再报送教育部会同财政部会签后再报国务院审定。但文化部迟迟不立项，我们数次到部里催促，也都无济于事。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中央音乐学院应该是计划中首批纳入“211工程”建设的学校，但最终是否立项取决于文化部。1996年初，学校面临领导班子换届，我希望能在换届前完成“211工程”立项工作，以完成刘霖院长交给我的任务。我数次去部里请求部长支持此事，但都是扫兴而归。后来从知情人那里知道，部长当年在国家教委任副主任时不赞同“211工程”，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当头一棒。当时我比较年轻，容易冲动，心想部长不应该因为个人不赞同这个项目而放弃中央音乐学院进入“211工程”。于是，我单抢匹马、未经预约，直闯部长办公室。幸好部长秘书和我比较熟，没有给逐客令，让我在外屋耐心等待。秘书几次进出部长办公室，看来是在帮我约时间。但每次出来都对我说你先回去吧，部长今天很忙。后来我才知道，部长听说我找他是因为“211工程”的事，就避而不见。我不知哪来的拗劲，执意不离开，一直等到午饭时刻，眼看着秘书把饭送进部长办公室。秘书善意地和我说，你回去吧，要不你和我一去吃饭。我说谢谢，我再等等。大约到中午1点钟，部长办公室的门终于打开。部长见到我很吃惊，非常严历地对我说：“你怎么还在？！”我说：“部长，中央音乐学院‘211工程’的事请您无论如何得推进一下。”部长听到我说这事，火不打一处来，对着我直喊：“你别再和我提这事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重重地怼了他一句：“部长，你不要以自己的好恶，贻误艺术教育事业！”听到我这样对他说，部长二话没讲就转身走回办公室，呯地一声狠狠地撞上了门。我心想，这下完了，不但“211工程”要泡汤，还严重得罪了部长。果不然，六月份学校领导班子换届，宣布我任副书记、副院长，主持党政工作，另外只安排三位院级领导，一位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另外还有两位副院长，分别主管教学和行政。这是中央音乐学院历史上最“精炼”的领导班子，而且是从未有过的院长、书记均为空缺。
郭淑兰
既然由我主持党政工作，就要对学校的发展担起责任来。这个责任，就当时教育界的形势来说，依然是争取“211工程”立项。领导班子四人意见一致，都同意把“211工程”立项作为本届班子的中心工作。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郭淑兰，原为文化部教科司规划处处长，她和部长比较熟，而且都是吉林老乡。当她知道中央音乐学院未立项的缘由后，主动提出和我一起去部长家里做说服工作。我带着几分忐忑和郭淑兰一起走进部长家，没想到部长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是以汇报任期目标为原由约见他的，所以一开始都谈的很愉快。但是，当我说到本届领导班子的中心工作是“211工程”立项时，部长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问题你们不要考虑”。他似乎又回忆起一个多月前在他办公室外屋发生的事情。就“211工程”来说，这次会晤依然不了了之。之后，我们多次走访教育部领导、国务院领导和中央领导，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并帮助中央音乐学院进入“211工程”建设，都得到他们极大的同情。1997年10月底，我接到教育部“211工程”办公室负责人郭新立的电话，他告诉我要抓紧做好文化部的工作，“211工程”立项年底即将关门。我和郭淑兰鼓起勇气再次来到部长家里，无论我们如何用心说服，部长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定，真让我们体验到什么是铁石心肠。我们带着悲伤的心情跨过了1997年，苦苦地遥望着远处“211工程”大军的红旗在飘扬……。
1998年3月，正当新学年开学之际，我向文化部党组递交了辞职书。潘震宙副部长找我谈话，告知我部党组没有批准我的辞职请求，希望我以大局为重，继续主持学校的党政工作。我带着几分情绪住进了北大医院耳鼻喉科的病房，在那里做了鼻中隔和鼻息肉的手术。住院期间，部里领导来看我，并告知文化部已换届，孙家正同志任部长。没想到出院不久，家正部长就约我谈话。谈话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阵阵温暖。孙部长问我任副职主持工作4年是否有困难，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个人没有任何困难和要求，但学校有困难，也有要求。于是就滔滔不绝地向他讲述“211工程”的申报过程和最终结果。孙部长听得很认真，问我此事是否还有转机。我说中央领导已签批关闭“211工程”大门，恐怕比较难了。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孙部长提出请求，希望文化部能立即立项，以此挽救似乎已成大局的局面。孙部长一口答应，并要求我尽快把有关材料再次报到文化部办公厅。回到学校，我立即把当时申报的材料再仔细审阅了一遍，马不停蹄，当天下午就把材料送到文化部。一周以后，文化部人事司来学校宣布任命，任命我为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继续负责学校全面工作。
尽管孙家正部长答应文化部立项，但此事涉及到国务院的工作部署和教育部、财政部的工作计划。所以，要促成中央音乐学院进入“211工程”建设学校依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我鼓起勇气向有关中央领导和教育部领导写信，反映中央音乐学院进入“211工程”建设项目的理由和迫切性；另一方面孙家正部长从文化人才培养的角度和艺术教育的大局出发，提请中央领导和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央音乐学院的“211工程”立项。在此期间，孙部长数次约我商谈这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并告知中央音乐学院补充立项虽然艰难，但不是没有转机的可能性。部长的态度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我深深地感谢孙部长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关心和帮助，也把“坚韧不拔”四个字更深地印在我的心底里。
1999年5月18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我突然接到文化部办公厅的电话，要我立即去部里，说是家正部长有事找我。当我上车的那一刻，看到两只喜鹊迎面飞来，似乎已经预感到喜事临门。果然，一见到孙部长，他就直入主题：中央音乐学院“211工程”的立项已经批下来了。我紧紧握住孙部长的手，热泪盈眶……。孙部长很平静，要我尽快和教育部“211工程”办公室联系，并告知这边部里已经安排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希望学校密切配合。
立项手续比较复杂，因为要涉及三个部委之间的协调，最终还要报国务院审批。所以，中央音乐学院“211工程”的立项一直延续到11月初才尘埃落定。11月6日，我接到部办公厅的通知，要我携学校图书馆长一同到广州，参加在暨南大学举行的香港汉荣书局石汉基先生向全国“211工程”建设学校捐赠图书仪式。11月8日，我和时任图书馆长周海宏一同来到广州暨南大学。走进大学校门，一路挂满红色横幅标语，只见所有的标语上都把100改成了101，横幅上明显存留着曾经粘粘过0字的痕迹。当我们走进会议大厅的时候，赠书仪式已经开始。场面很热闹，摆满了圆桌，大家正在举杯感谢石汉基先生。我们直奔主桌，主要是想和主持会议的韦钰副部长打个招呼。韦部长一见到我马上握住我的手，转身面向大家，提高两个八度大声说道：“这就是第101所211学校中央音乐学院的王院长，让我们大家向中央音乐学院表示祝贺！”顿时一阵热情的掌声包围了我们，还有无数祝福的目光……。历经8年努力，中央音乐学院终于进入“211工程”建设行列，成为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一所“211工程”建设学校2。
王次炤
艺术学学科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
2002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聘请我为主任委员、戴嘉枋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秘书处随主任委员设在中央音乐学院。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聘请我为常务副主任（主任由文化部副部长兼任），秘书处随常务副主任也设在中央音乐学院，丁凡为秘书长。这两个秘书处的设定，无疑表明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整个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中所应担负的重任。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中，我担任两个教指委两届主任委员，在这期间，充分利用教指委和中央音乐学院两个重要平台，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做了几件重大的事情。
2003年，正当国务院学位办在筹建高校专业学位管理机构的时候，时任艺术学学科评议组秘书的丁凡老师提出艺术学学科（当时是隶属文学门类之下的一级学科）也应该建立专业学位，该建议得到时任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于润洋教授的支持，并建议把中央音乐学院作为试点单位，向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申请。考虑到专业学位是以一级学科为单位设定的，而当时艺术学作为一级学科，下属音乐、舞蹈、美术、设计、戏剧、戏曲、影视等二级学科；因此，我建议联合原文化部九所直属艺术院校，以及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包括艺术学下属所有二级学科的12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院校，共同向教育部提交申请。2004年6月，中央音乐学院邀请这12所艺术院校的负责人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设立艺术学专业学位事宜。经过充分讨论后取得共识，决定由中央音乐学院学位办起草申请报告，12所学校联名向国务院学位办递交申请。之后，我和丁凡老师在学位办和各院校之间穿针引线，学位办也几度来学校调研。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国务院学位办正式批准设立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并把当时独立建制的36所艺术院校全部作为试点单位，于2006年开始正式招生。为了保证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单独考试的质量，秘书处组织编写，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单独考试复习大纲《艺术学基础知识》。我任主编，8所艺术院校的专家撰写8各领域的知识内容，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同时，教育部考试中心成立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统一考试命题小组，我和北师大周星老师任组长，负责一年一度的命题工作。此项命题工作持续了十年，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得到考试中心的充分肯定。
随着我国学位制度和高校科研体制的不断完善，博士后流动站也在各大院校纷纷建起。艺术院校虽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设立博士学位，但始终没有博士后流动站的概念。固然，博士后流动站不是学历教育，也不是博士学位后的再教育，但作为取得博士学位后的课题研究，无疑在准就业和深入研究方面是两全其美的事。对整个艺术教育来说，缺少博士后流动站，必然在学科的学术规格上低人一筹。在这个问题上，中央音乐学院依然走在艺术院校的前列。我们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率先向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我和学位办主任丁凡老师，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上级部门游说，说明艺术高校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必要性。几经周折，教育部不但批准中央音乐学院建立博士后流动站，而且还同时允许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艺术院校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后流动站设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说起这个研究所的建立，也有一段故事。
1999年，为了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校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得知这个消息，我召集科研处和研究所的负责人，商讨中央音乐学院申报建立基地事宜，并委托院长助理周海宏具体负责申报工作。1999年底中央音乐学院向教育部递交了申请书，同时，我和周海宏走访了当时的教育部社科司科研处。没想到，科研处的负责人对中央音乐学院申请建立基地一事，完全抱着漠视的态度。任凭我们怎么说服，他都一概否定。到2000年底，教育部已批准近50所大学建立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无奈之下，我给陈至立部长写信，请求她给与帮助。陈部长很快回复我，表示非常理解我们的请求，并认为艺术教育领域的人文社科研究同样需要向高深发展。陈部长告知，她已把信和批示转给社科司，让我们放心。尽管有部长的批示，我们还是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基地建设的要求，对研究所作了全面的体制改革，并及时向教育部社科司汇报。但数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定论。我们几次去教育部找那位主管处长，让我们不解的是，他依然态度强硬。时间已跨越到2001年6月，在一次教育部的会议上，我遇见陈至立部长，告诉她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无意向部长告状，但那位处长实在是太固执、太骄横。为了学校的利益，我只能实话实说。没想到，陈部长就在那次大会上公开批评了那位处长，并直截了当地说：教育部现在怎么变成处长专政了？！三个月后，2001年9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终于得到批准，成为全国艺术学学科唯一的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至此，教育部在全国66所高等学校设立了151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
长期以来，艺术作为一级学科依附于文学门类。这种归属和学科分类，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合理的。从文化学的角度讲，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听觉艺术音乐、视觉艺术绘画、肢体艺术舞蹈和舞台艺术戏剧是平等的艺术形式，它们都依附于艺术门下。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艺术与科学是并行的两个领域，它们共同创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李政道先生曾把艺术与科学比作一个钱币的两面，不可分割。目前的这种学科分类显然是不科学的，但要改变它却难上难。艺术教育界的许多专家曾多次呼吁，但都无济于事。
真正启动增设艺术学为学科门类工作，是2002年。当时，担任艺术学一级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的于润洋教授，起草了一份关于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报告，递交给国务院学位办，请学位办提交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研究。当时，我正好在中央党校学习，学科评议组秘书丁凡老师联系我，问我是否熟悉学位委员会成员，请他们支持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申请。我任校长多年，和许多大学校长及院士们都比较熟悉，我分别联系了王大中、许智宏、吴启迪、杨芙清等十几名委员，他们都表示支持。但由于学位委员会的负责人，考虑到与其他学科的平衡，最终没有将这一申请提交到全体会议讨论。2003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第一次就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提案；之后，在第十届和十一届全国政协历次会议上有多名艺术教育界的委员数次联名提案。2010年初，在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我和数十名政协委员就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再次联名提案，得到政协领导和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支持，并组织有关专家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座谈会，也邀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刘延东参加。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学科门类增设工作，为国务院学位办提供更为有力的辅助材料，我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艺术学科门类增设研究》的立项，丁凡、曹意强、周星、戴嘉枋、宋慧文、王新华等作为课题组成员，以日以继夜的精神撰写材料。该课题通过结项后，荣获北京市第13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底，受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托，我起草了一份关于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论证报告，经教科文卫体文员会审核定稿后提交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4月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专题讨论艺术学上升学科门类的问题，经投票，以绝对优势通过。同年6月，国务院学位办组织专家研究一级学科的修订工作，我作为文科组唯一的一位艺术学领域的代表发表了艺术学作为新增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的设定意见。原定艺术学只能下设4个一级学科，考虑到“艺术学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必须保留。余下三个学科如何分配？我的意见是：美术与设计相互关联，戏剧（戏剧）与影视互相关联，音乐与舞蹈也两者联姻。大家都认为这样分类比较合理，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赞同。后来，因设计领域涉及到工业设计，个别中科院院士坚持要独立于美术。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张尧学找我商量，希望我能组织艺术学领域的专家论证此事。论证会议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张尧学主任也到会说明情况。专家们的意见也很统一，同时也希望艺术学各领域都能设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艺术学升为学科门类已经十年，目前依然为五个一级学科。
校园规划和基本建设
中央音乐学院坐落在北京西城区鲍家街43号醇清王府院内。1958年从天津搬至鲍家街43号的时候，该院子里除了一座古建外，还有五栋筒子楼。1975年，经周恩来总理审批的中央音乐学院新校舍开始修建，十年后，建成一栋16层高的琴房楼和一栋7层高的综合楼（兼顾教学、图书馆和党政办公），于1986年启用。此后近20年，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规模随着国家扩大高等教育的战略部署随之增加，从最初每年招收100名左右学生，逐渐扩大到300名左右；但教学环境没有得到改变，教学用房十分拥挤。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划归教育部管辖，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从学校未来发展考虑，中央音乐学院必须扩建校舍。为此，学校聘请了有关专家，制订了21世纪校园建设规划。我带着规划约见当时的规划司长纪宝成。司长很重视中央音乐学院的未来发展，他认为学校地处二环以内，土地面积难以扩大，建议迁移到北京近郊发展。高校迁移扩建是当时的一个趋势，但我考虑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学性质和教学环境的需要，不宜到郊区办学，坚持在原地改造扩建。我给司长说了四个理由：第一，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学需要有较好的文化环境，目前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的文化设施十分有利于学校办学。第二，中央音乐学院地处西长安街沿线，是全国高校离中南海和教育部最近的学校。第三，中央音乐学院地处金融街的前沿，高耸的琴房楼地标突出金融街沿线，远远望去像是金融街的龙头。第四，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高校唯一拥有王府的学校，醇清王府给学校增添历史文化感。纪司长听了哈哈大笑，无可奈何地说：“那你们拿出规划来吧。”此话正中下怀，我顺手拿出准备好的规划图和规划文本递给司长，他看了看说：“等我们研究研究吧”。这一研究一晃就过去了一年，教育部似乎还坚持要学校迁移，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学校党委和全院教职员工的意见。2001年底，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筹备庆贺顾毓秀诞辰100周年《顾毓秀作品音乐会》，了解到顾先生曾是几位中央领导的老师，我写信邀请他们参加音乐会。没想到此事惊动了中央办公厅，在中办的安排下，音乐会的地点改为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中办秘书局局长给我电话，告知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将出席这次音乐会，希望学校积极配合有关事项。得知此消息，我和吴祖强老师商量，是否能在音乐会上给江泽民同志一封信，请求中央领导帮助解决中央音乐学院的校舍建设。吴老师觉得可行，我随即起草了一封信，以名誉院长吴祖强和院长王次炤署名给江泽民同志报告中央音乐学院校舍的困难情况和我们的校园规划，希望中央领导能够帮助我们推进新教学楼的建造。音乐会开始之前，我给到会的领导同志们介绍音乐会的构想和作品内容。在这过程中吴祖强老师把这封信递交给江泽民同志。
时隔两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接到李岚清同志秘书廖晓琪的电话，告知岚清同志正在召集有关部委的负责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建造问题，并问询了有关情况。晚上我又接到教育部办公厅的电话，告知陈至立部长明天要来学校调研。第二天正好是周六，我召集了全体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待陈部长一行。陈部长办事雷厉风行，一到学校就要我带她到现场看看学校的校舍情况。我把学校最困难的情况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向她回报，并且带她看了破旧的筒子楼和古建周边的临建。陈部长当即表示：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应该解决。
两周后，在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主持下，教育部、国家计委（现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有关领导和我院主要领导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建造》立项协调会议。会议确定了教学楼的建造规模、投资数额等重要事项。从此，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建造项目正式启动。根据校院规划，新教学楼的建造地址应该是原教工宿舍新3楼。这栋楼被称作“红眼楼”，是学校历史上建造的第一栋单元宿舍，当时的教职工都期盼着从筒子楼搬到单元楼。看到新楼建成，各个都红了眼了。拆除“红眼楼”的计划是校园规划的一部分，为了能使拆除计划顺利，我们征用了与学校毗邻的3401军工厂宿舍占地。为了征用这块土地，我和郭淑兰书记、李续副院长以及有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可是费尽了心机。
3401工厂宿舍地处北京市电讯局和中央音乐学院之间。电讯局早有征用这块土地的想法，并提前花费5000万资金完成了居民的搬迁工作。照理说这块土地应该归属电讯局了。但我院早在两年前就想征用这块土地建造一栋教职工宿舍，并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信希望以此缓解教职工住房严重困难的局面。2000年前后，从国务院、教育部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教师住房问题。这是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的信得到岚清同志的重视，并委托时任分管城建的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帮助协调此事。人家电讯局已经花巨资把住户搬走了，我们却分文不给要征用这块土地，这看起来的确不讲理；但我们的理是在国家重视改善教师住房的政策。也正因为如此，才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我和郭书记、李院长数次和汪光涛副市长商谈，最终谈到中央音乐学院必须补偿电讯局500万，才可以征用这块土地。在当时教育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要学校拿出这些钱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希望人称电老虎的电讯局能够支持艺术教育，免去这笔付款，也准备再在给中央领导写信汇报此事。正在这双方僵持的日子里，一天晚上，汪副市长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市政府见他，我约李院长一同前往。一进市长办公室，他就直言相告：你们不要再给中央领导写信了，500万已经可以了，可以从文化部那里想办法解决。他告诉我们，电讯局也有他们的路子，也准备找中央领导反映情况。这样的话，不是在制造中央领导之间的矛盾吗？我们觉得这话有道理，但500万依然是个问题。汪副市长是个很有智慧的领导干部，他说他帮我们和文化部协调。
3401工厂的土地终于征用过来了，教师公寓也很快建成了。按理说，一栋新楼迎接一栋旧楼的住户搬迁过来，没有周转而且以旧换新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但不可理解的是，“红眼楼”的住户坚决反对搬迁，包括一些知名教授。他们甚至集体跑到我家来“说理”，要我表态取消“红眼楼”拆迁的决定。这怎们可以呢？新教学楼的立项已经审批下来，设计和招投标工作也在进行着；难道就这样任凭部分教职工住户的阻拦，就放弃这个计划了吗？这简直太荒唐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我真有点哭笑不得。心想，学校这么为大家考虑，怎么连这点大局都不顾呢？这可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传统啊！果然，中央音乐学院还是中央音乐学院。这时候，有一位老干部站了出来，她就是离休干部肖兵老师。那是一个令我永远忘不了的早晨，还不到8点，我去上班时看到肖兵老师站在办公室门口等我，还未等我开口她就握住我的手说：“王院长，你放心，我帮你做工作，保证大家如期搬迁！”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多少个不眠之夜在为搬迁事宜担忧啊！肖兵老师接着说：“昨晚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一致表态要支持学校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离休干部，我有责任帮助学校解忧排难。我和老伴会一起做好大家的工作，保证新教学楼的建造如期开工”。
肖兵老师说到做到，带头和学校签订搬迁协议，在她的带领下，“红眼楼”的中央音乐学院教职工全部和学校签订了搬迁协议。不久，他们都顺利地搬入了新建的18层高楼（新6楼）。我由衷地感谢肖兵老师和她的家人，要不是她站出来，搬迁工作不知要拖到何时。正当搬迁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又遇到了另一件棘手的事情：“红眼楼”还住着一位中国音乐学院的职工，他的已故父亲是我院职工，这房子是当年学校分给他父亲的。他竟然成为这次搬迁的“钉子户”。李续副院长作为主管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和这位“钉子户”交涉，包括经济赔偿在内，但都被拒绝。无奈之下，只能走法律程序。法院需要中国音乐学院出具证明配合中央音乐学院对该职工的起诉。郭淑兰书记找了时任中国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张雪，张书记是一位很正直且敢于担责的领导，她了解到真实情况以后，很快就开具了该职工已在中国音乐学院分配住房的证明。根据当时的住房政策，一户只能拥有一套住房；因此，法院很快就判定该住户应无条件把房子退还给中央音乐学院。虽然有判决书，但执行起来还是很困难。李续副院长联系了法院、公安局、医院、搬家公司和工程队，在同一个时间内警车、搬家车、急救车、挖掘机同时到达现场，由法院当场宣布判决结果并立即执行，李院长现场指挥，终于搬走了“钉子户”。那天，我正好在上海开会，李院长给我拨通电话，我在电话里听到一声巨响，推土机推倒了“红眼楼”的一角。历时近一年的拆迁工作终于尘埃落定，建造新教学楼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建楼过程中还有许多故事，暂且不在这里说，但无论如何，我永远会记住在关键的时候帮助过我的肖兵老师和张雪书记。新教学楼于2009年正式启用，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尤其是高质量的装修博得国内外音乐学院同行的高度赞赏，也得到发改委和教育部领导的表扬。
2003年，当新教学楼的建造工作启动的同时，学校又在策划另一件重大的基本建设工作，这就是学生公寓的建造。根据学校当时校园的土地面积，要在院内建造一栋学生公寓是十分困难的，想在学校周边物色土地更是难上难。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把学校东门对面的铁路运输学校兼并过来，这样就能扩展校园并建造学生公寓了。我打听到铁运的办学正在萎缩，且近期要从铁道部划转到北京市。于是就写信把这个想法告诉刚刚退下来的李岚清副总理。李副总理一直以来对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十分关心，他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依然把我的这个想法转告国务院有关领导，并托付他的原秘书时任商务部副部长廖晓琪进一步了解情况。几天后，廖部长一大早来学校找我，他刚去铁运看了现场，也了解到一些确切的情况。他很有信心地对我说：“这事有可能办成。”大约一周以后，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告知高强副秘书长要来学校召开协调会，内容是铁运划归中央音乐学院事宜。这次协调会的规格很高，来了六位部长级的领导。除了高强副秘书长和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外，还有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发改委副主任、财长部副部长等。会议开得很顺利，最后达成协议：铁路运输学校划归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负责安置全部在职人员和接受全部离退休人员；铁路运输学校校舍全部拆除，原地修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公寓和其他设施，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负责协调筹措建设资金。
根据国务院协调会议的精神，2004年6月，我们和铁路运输学校签订了接收协议，并通过教育部和北京市及相关部委制订了有关工作议程。4同时，根据铁运用地面积的实际情况，重新规划学生公寓和其他设施。我们考虑到位于古建的音乐厅已经十分破旧，学校十分需要有一个拥有现代化设备的音乐厅。铁运的地理位置也比较适合对外开放，在这里建造一座音乐厅既有利于学校教学实践，也有利于首都音乐活动的开展。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我们对部分土地进行置换后，确定了新的规划方案，拟建近5万平方米的学生公寓、学生食堂和配套设施，以及一座近5千平方米的歌剧音乐厅。这项关系到学校整体发展的基本建设，于2015年全部完成。学生公寓提前竣工，2014年开始启用，成为全国高校最好的学生公寓之一。歌剧音乐厅于2016年正式启用。
2009年，新教学楼落成之际，学校就把建设花园式校园的规划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也是中央音乐学院十二五规划的一项工作。北京市园林设计院为校园作了全面的绿化设计并很快投入建设。不到一年，绿化布满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还征用了新7楼以南的闲置地修建了玫瑰园，征用了演奏厅以北的闲置地修建了欧洲园林式的斯坦威花园（斯坦威公司赞助）。2013年中央音乐学院荣获北京市花园式校园奖。花园式校园建设工作延续到2015年，在我卸任之前全部完成。
人才队伍建设和国际化视野
1994年我受命主持学校行政工作。行政工作中对学校发展影响最大也最难把握的是人事工作。我到人事处了解到，当时学校党政机关和后勤事务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缺乏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同时，又有一批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职工子女，纷纷向学校求职。假如放开这个口子的话，就意味着学校未来三、四十年，管理队伍的非职业化现象将会十分严重。这将严重影响学校管理水平的提高。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党委书记徐士家老师汇报，希望学校能作出行政人员人事冻结的决定。我的想法得到徐书记的支持，并很快在党委会上通过。1996年领导班子换届后，我提出了管理队伍专业化的人事规划，陆续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吸收教务管理、财务管理、行政党务管理的专业人员，也从本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中物色优秀的学生干部，充实到学生管理和教学管理的队伍中。另一方面，又建立起现职行政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成人教育的途径，为他们创造学习机会。1999年，学校成立继续教育部（后更名为继续教育学院），任命安平为首任院长。这个机构的职能除了服务社会以外，还担负起本院职工继续教育的重任；它与后来成立的远程教育学院一起，经过数年的努力，使原先无学历的行政人员，大都取得了成人教育的本科文聘。从某种程度上说，学校的管理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教师队伍建设，无疑是学校人事工作的重中之重。1996年，领导班子换届后，我了解到学校各个专业的骨干教师，大部分都处在50-60岁之间，还有少部分已超过60岁。这意味着数年后，学校的专业教师将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余年的教育，必然带来人才队伍断层的结果。弥补这种局面带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延长教师的退休年龄。我到文化部找了人事司长，司长说他解决不了。我又找到分管人事的艾青春副部长，艾部长很理解我的意图；但他认为，从部里的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他告诉我，目前中央音乐学院延长退休的教师，已经是文化部直属高校中最多的了。我一连找了艾部长三次，给他分析了学校的教师现状，并且很坚定地说：“假如把60岁以上的教师全部退休的话，中央音乐学院就不成中央音乐学院了”。艾部长似乎被感动了，他对我说：“我还不曾见过一位校长能像你那样看问题，那样尊重和爱惜有成就的老教师。”艾部长给了我一个自主决定的权利，他说：“你自己根据学校需要来决定吧。”我理解艾部长的难处，也领会了他的话语。面对教师青黄不接的局面，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我毅然留下了一批老教授。用上海音乐学院已故老院长桑桐教授的话来说：“中央音乐学院之所以走在兄弟院校的前列，是因为他们保持了学术的连续性。”
我同时也向艾部长保证过，给我十年时间，一定调整好教师的年龄结构，尽快从国内外物色有成就的音乐家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以保证学校的师资后继有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学校先后引进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和英国皇家歌剧院的第一主角张立萍、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签约主角张建一、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朱一兵、著名小提琴家薛伟和柴亮、英国伦敦爱乐乐团中提琴副首席苏贞、旅美单簧管演奏家范磊、旅奥低音提琴演奏家陈子平、旅美长笛演奏家韩国良、旅美男中音歌唱家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金奖获得者袁晨野、日本藤原歌剧团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旅奥男高音歌唱家黑海涛等等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音乐家，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另一方面，积极培养青年教师，鼓励他们继续深造，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学校通过国家留学生基金委、文化部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梅塔音乐基金等国内外教育、文化和艺术基金派送大量青年教师出国留学，俞峰、秦文琛、贾国平、童卫东、马雯、居觐、谭小棠、王绍武、陈光、刘洋等等，均取得硕士以上的学位后再回国任教。我制定了一个反常规且强制性的规定。其他学校规定公派留学逾期不归取消公职，我的规定是：公派出国留学可以延期回国，但必须取得学位后学校才能接纳。这个看似缺乏人情的强制性规定，却在无形中帮助了一大批青年教师，使他们的留学经历不至于付之东流，而是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学历层次。
1996年，在新领导班子的任期目标中，我提出了一个办学理念：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广泛的对外交流。这个理念的基本含义是，对内营造宽松的学术气氛，对外保持开放的学术胸怀。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的治校方针是什么，我说可以用一句很朴素的话来概括：谁干事我支持谁，谁阻挠别人干事我就反对谁。学校需要应在宽松的人际关系和平等的学术气氛，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杜绝无事生非的现象。1998年以来，学校先后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节、北京现代音乐节、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北京室内乐音乐节、中国民族音乐节、胡琴艺术节、弹拨乐艺术节、国际圆号艺术节、国际长号大号艺术节、北京巴松艺术节、国际单簧管艺术节、中国中提琴艺术节、国际长笛艺术节、中国国际铜管艺术节等等。
1996年以来，中央音乐学院先后与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奥地利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法国巴黎音乐学院、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耶鲁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克利夫兰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意大利罗马音乐学院、米兰音乐学院、俄罗斯莫斯科音乐学院、波兰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德国柏林音乐学院、汉诺威音乐学院、汉堡音乐学院、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音乐学院等世界著名音乐学院签订校际交流协议，并开展广泛的交流活动。
1996年中央音乐学院和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交流活动和合作音乐会，1998年中央音乐学院和法国巴黎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分别在北京和巴黎举行学生新作品评选与演出交流活动，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和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在北京举行两校师生交流活动。2008年我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罗伯特•布劳克发起并由两校共同主办“相约北京 2008：世界顶级音乐学院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此项活动于7月8日至24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及国家大剧院等音乐厅举行。参与此次活动的世界顶级音乐学院包括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和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和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匈牙利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韩国首尔国立艺术大学、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等。此次长达两周的音乐文化交流包括讲座、音乐会及大师班等系列活动，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一次文化盛事。
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和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在北京举行两校师生交流活动
“相约北京 2008：世界顶级音乐学院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日程单
2012年，中央音乐学院成功举办了“第十二届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这是我院历史上举办的最重要的音乐赛事。梅纽因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荣誉教授和老朋友。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被誉为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奥林匹克。在校友胡坤的引荐下，该比赛的基金会主席邓肯和艺术总监戈登，于2010年4月来北京和我磋商比赛事宜。之后，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010年11月达成协议，确定正式比赛的日程为2012年4月6日—15日。之前的报名和初赛选拔由英方负责，决赛及决赛期间的各项活动由中方即中央音乐学院负责。文化部有关部门非常支持这项赛事，很快作出批复，同意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第15届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这是这项比赛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行，也是首次在亚洲城市进行。比赛的组织工作非常复杂，时间又很紧，原先负责该项工作的陶倩主任，由于生孩子请长假；校友会秘书长秦芝娴临危受命，担任本次赛事的行政总监，和英方行政总监苏珊娜密切配合，组织和协调赛事全过程的行政事务。管弦系小提琴教研室主任童卫东任中方音乐总监，和英方艺术总监戈登共同处理赛事过程中的学术问题。国际交流处主任刘红柱负责全部外事事务和翻译工作。本届比赛的评委会由9名国际著名小提琴家组成，包括英国前梅纽因大赛获奖者塔斯曼•利特尔（Tasmin Little）、俄罗斯著名小提琴家马克西姆•温格洛夫（Maxim Vengerov），美国著名小提琴家帕梅拉•弗兰克（Pamela Frank）、法国著名小提琴家奥利维•查理（Olivier Charlier）、日本著名小提琴家服部知二（Joji Hattori）、韩国著名小提琴家姜东锡（Dong-Suk Kang）、挪威著名小提琴家克拉格鲁德（Henning Kraggerud）以及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小提琴家胡坤（Kun Hu）和徐惟聆（Vera Tsu）等。评委会主席由美国小提琴大师帕米拉•弗兰克（Pamela Frank）担任。评审委员会从来自世界各地的报名者中，评选出42位入围选手，参加正式比赛。参赛选手分为少年组（16岁以下）和青年组（16-21岁）。比赛期间，在国家大剧院、北京音乐厅、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包括开幕式音乐会、评委音乐会、历届获奖者音乐会、梅纽因天才儿童学校室内乐音乐会和颁奖音乐会等5场精彩演出。此外，每位评委在比赛期间都举办公益性的大师班。此次比赛获得空前成功，用艺术总监戈登的话来说，是历届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最出色的一届，组织者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十分完美。2012年，英国举办伦敦奥运会，英国驻华大使馆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将该项赛事纳入在伦敦主办的享有盛誉的UK NOW艺术节，并大力支持此项赛事。
王次炤院长赴英国参加2012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启动仪式
2014年，我和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院长卡尔•克雷默共同发起并创建了“太平洋地区顶级音乐学院联盟”，并在悉尼音乐学院举行第一次峰会。2015年又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第二次峰会。每年峰会都有一个主题，来自太平洋地区11所顶级音乐学院的院长共同讨大家所关注的办学问题。这11所地处亚太地区的音乐学院分别是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和奥克兰音乐学院、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和南加州大学桑顿音乐学院、新西兰奥克兰音乐学院、新加坡杨秀桃音乐学院、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台北艺术大学和香港演艺学院。我在考虑重大国际交流活动时都会把上海音乐学院考虑在内，这是作为一名中国的大学校长应该具有的立场。
如何使中国交响乐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国音乐界关注的问题。90年代以来，花钱在国外租场地演出，给当地人送票看演出，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但实际上，这只是劳命伤财、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但没有引起国外对中国交响乐的关注，而且还一定程度助长了西方人对中国交响乐的鄙视。
2004年初，我接到德国波恩贝多芬音乐节组委会的访问函，他们准备两周后来北京访问中央音乐学院，并明确告知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挑选交响乐团。此次贝多芬音乐节，将从全世界挑选一支青年交响乐团参加开幕式演出。得到此消息后，我邀请当时在上海的老同学胡咏言来北京帮助集中训练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这个乐团的名称是文化部命名的，它曾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包括1994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恢复邦交后，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使者出访印尼，为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起到积极的作用。经过两周的集中训练后，乐团接待了来自贝多芬音乐节的朋友。音乐节组委会最终从众多青年乐团中选中了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青年交响乐团。2004年9月我亲自带团赴德国，在胡咏言的指挥下，乐团分别在波恩贝多芬音乐厅和埃森爱乐大厅演出了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乐》、与李云迪合作演出了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我院作曲系教授秦文琛的委约新作《五月的圣途》。同时，还参加乐队训练营的排练和示范演出活动。在贝多芬的故乡演出贝多芬交响乐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但演出效果非常好，得到德国观众和贝多芬音乐节的专家以及媒体的广泛好评。这是中国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正式应邀参加国际重大音乐节的演出，并由组委会负责全部演出费用。在波恩演出结束的当晚，柏林青年古典音乐节组委会的负责人当即邀请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参加2005年在柏林举办的音乐节，并承担全部费用。组委会把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安排在为期20天的开幕式演出，与此对应的闭幕式演出是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这两次音乐节的演出奠定了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在国际上的地位。
本期编辑：田尚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参见校史编写组《中央音乐学院简史稿》（1940-2010），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2010年，第67页。
2.参见《中央音乐学院简史稿》（1940-2010），第187页。
3.参见《中央音乐学院简史稿》（1940-2010），第195页。
4.参见《中央音乐学院简史稿》（1940-2010），第207页。
( 来源：中国音乐网、爱乐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