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金融中心，是指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全面集中地开展资本借贷、债券发行、外汇交易、保险等金融服务业的城市或地区。
纵观近代中国，上海以其特殊的经济地位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但在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废除银本位、使用法币之前，并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金融市场，各地也存在大小不一的区域金融中心，如汉口、北京、广州、长沙等。 百载商埠汕头，也曾是举足轻重的区域金融中心。汕头自1860年开埠后，本地的金融业在组织、规模、功能等方面得到迅猛的发展，逐步成长成为韩江流域经济区的金融中心，并反过来对区域的其他商业和工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汕头成为近代粤东区域金融中心，最重要的三个表现是——
金融机构众多
金融机构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狭义的金融机构是指银行、银庄或钱庄，广义的金融机构还包括侨批局、保险公司以及典当业等。汕头早期有百川通、蔚泰厚和裕源昌等三家山西票号及广州官银钱局经营税款与官府钱银，随着华洋商业日臻繁盛，私人银庄（分汇兑庄与收找店两种）、批局纷纷设立，国内外各大银行及保险公司也纷纷在汕头设立分支机构，使汕头成为近代粤东区域金融机构最多、类型最齐全的商埠。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部
晚清至1933年前，曾经在汕头设置分支机构的中外银行有中国通商银行、台湾银行、安达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省立广东省银行、中央银行（广州）及其改组后的广东省银行等。
台湾银行于光绪33年（1907年）在汕头成立支行，陈传忠藏
在1933年以前，私人汇兑庄是本区域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它们主要经营国内外汇兑以及汕头与国内各口岸汇兑，与经营银钱收入找出的收找店及经营南洋批款的批局具有天然的联系。汇兑庄、收找店兼营侨批及批局兼营汇兑，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至1933年4月26日前，汇兑庄有62家，银业庄有147家，收找庄130家。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侨批局、典当行及各大保险公司在汕设立的分支机构。
吞吐潮梅区域资金市场
汕头是韩江流域地区货物和人口的出入港，也是南洋侨汇的入口和集散地，是区域内热钱最理想的生息之地。潮梅内地资金以汕头为中介，再经过上海和香港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
一般而言，内地各种土产上市季节，汕头的资金流向内地，农闲时节，资金则自内地流入汕头。内地土产所出往往不足以支付经由汕头进口的粮食、肥料、工业制品以及其他消费品，则是由南洋的侨汇予以挹注，以保持贸易的平衡。1925年汕头废两改元后，侨汇大量进入汕头，市面游资充足，而汕头实业基础薄弱，导致大量资金被投资到地产中，也推动了近代汕头的市政建设。
信用货币成为区域金融市场的标杆
在近代社会，金银等实物形态货币是市场中最有价值的通货，但这一类货币不适于长距离的大宗支付，无法满足开埠后贸易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在商品生产和贸易日益发展的基础上，期票、支票、汇票以及纸币（包括银行发行的纸币及私人银庄发行的私票）等信用货币的产生，既满足了贸易发展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贸易的发展。在汕头，期票、支票、汇票等主要用于埠际贸易结算之用，纸币则成为地方市场中用以代替金属货币的通货。1935年以前，在汕头流通的纸币中，私票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1925年废两改元之前，本地汇兑庄发行的七兑票以其信用的坚挺和价值的稳定而成为地方通用银。
香港太古公司清朝末年在潮汕地区发行的钞票
商品以七兑银为单位定价，内地商家在汕买卖货物须以大洋折价七兑银进行交易。1925年后，改发大洋为本位的保证纸币，在1933年金融危机之前也拥有比中央银行（后改组为广东中央银行、广东省银行）纸币更坚挺的信用。
位于老市区外马路的广东省银行汕头分行
以私票为工具，汕头银庄能够迅速方便地吸收潮梅各属的现洋用以各项投资和投机，使潮汕商人能够以小量的资本做数倍于其资本的生意。
开埠后金融业的发展为汕头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前三十年，其区域金融中心地位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潮海关钟楼”为图案的汕头集益银庄民国三年版五元毫洋银票
随着1933年汕头金融风潮的爆发以及全国的废两改元、1936年两广事变后，地方银庄丧失对汕头金融的主导权，私票被取缔，地方金融被纳入于以“中中交农”四行为主体的国家金融体系之中。在一个统一的国内金融市场中，并不具有在区域金融中心的生存条件。抗战胜利后直至今日，历经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汕头虽仍是粤东区域经济中心，但其作用与地位已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近代汕头的崛起，是韩江流域商品经济长期发展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影响的历史结果。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汕头具备了成长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若干优势条件——
1南洋侨汇的输入
南洋巨额侨汇的源源输入是汕头金融赖以保持活力的源泉，也是汕头能够发挥区域金融中心功能的最基本的条件。
近代侨汇
很多学者已经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侨汇对于潮汕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而对于金融业而言，其意义尤其重大。首先是提供了资金来源，其次，侨汇运作机制本身就是汕头地方金融通过上海、香港及新加坡融入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链条之一，这一链条一旦中断，地方金融将成无米之炊。
2韩江流域地区货物集散及人口进出地
汕头在蒸汽船时代迅速发展成为粤东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韩江流域地区货物集散及人口进出的最大的口岸，这使汕头获得了吞吐区域资金市场最有利的位置。而且相对于韩江流域各属，较为平靖的政治环境有利于汕头成为粤东地区富人阶层消费、置业最好的地方，使汕头成为粤东最大的消费中心。
1929年，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的杨起鹏撰文称：“民十六及十七年春，因汕市开辟马路之计划定，及内地不靖之故，彼富裕者莫不视汕埠为安乐窟，四方来集，月以万计。但彼辈终日无所事事，而其所挟游资，又难生息。于是乎竞购地坦，广建新屋。一方为求安全计，一方则为投资计，冀获厚利也。转瞬间汕市骤增无数楼房。当求过于供，风助浪跃，地租价格，一涨再涨，两倍于前。”
曾经寸土寸金的汕头老市区，陈传忠藏
3官方对地方金融的不干预
官方对本地金融的发展采取不干预及少干预政策，私人银庄主导地方金融市场，这是汕头金融业发展的宏观政策背景。其原因主要是缺乏稳定有力的中央政府，加上外国势力的客观存在，以及由此造成的政府未能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实现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这使地方金融业基本按市场的导向自主发展。例如，1925年东征军取缔了汕头的七兑票，但最终仍不得不允许地方银庄发行保证纸币。但金融事关经济命脉，纸币的发行尤具特别的意义，当其统治根基稍稳，就立刻要谋求在纸币发行上的主导地位。但经济运行自有其固有规律，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并不能单纯使用政治与军事手段。1929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后几年，广东政局相对平静，三年施政计划也取得相当的成效，特别是省财政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1933年汕头金融风潮期间，广东省政府以解决金融风潮为契机，为广东省银行在汕头金融市场的扩展提供财力保障，逐步压缩汕头私人银庄的生存空间，并最终把地方私人金融业逐出地方货币市场。
4潮汕商人网络
潮汕商人网络的客观存在，使私人银庄在本地区拥有无比坚实的信用。近代潮汕商人做生意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些大商号往往会派同宗亲属或姻亲在有业务来往的商埠另设联号，或指定关系紧密的商店为联号。典型的有澄海陈慈黉的家族企业——乾泰隆及其联号、高满华的家族企业——元发行及其联号。
在1930年前后的宝盛庄、源大庄、成茂合记庄等潮阳帮大银庄，都是潮阳县溪东陈氏家族族人所有。宝盛庄东家陈青帆与源大庄东家陈道南在陈氏家族中是同辈的兄弟（18世），两人也都因为在上海的投资失败而连累汕头的银庄、商号（陈青帆在上海开设恰盛杂粮行、陈道南开设源大行）。
澄海陈慈黉家族
除了宝盛、源大之外，陈氏家族在汕头开设的银庄还有：陈玉亭（17世）开设的阜丰庄、德成庄，其中德成庄由其三子陈鹏秋主持，阜丰庄由其五子陈雁秋执掌，陈雁秋曾任汕头商务总会协理（1909年）；陈世霖（18世）开设的春成银庄、陶成银庄；陈秀山（19世）开设的鼎丰银庄；陈炽临（19世，又有写成陈炽林）开设的裕成庄。从这个角度看，近代汕头以上海、香港为核心的、遍及北方各港口与南洋诸商埠的庞大经济网络，实际上是一个由彼此间熟悉的潮商构成的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熟悉的经济网络中做生意，非常容易形成重信用而轻手续的商业习惯。如果有一二家商号在做生意中不守信用，他将必须承担在熟人社会中声誉败坏的后果，这将使他难以继续在这个经济网络中生存。各银庄通过宗族或姻亲等关系为纽带，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常常为外人叹为观止。
5规范化的行业自我约束
由于官方的不干预，使金融业的行业自律显得更加重要。近代汕头金融业主要有汇兑公所（会）和银业公所（会）两个同业组织，为维持同业信用，公所内部对于私票的发行及清理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汇兑公所对七兑票实行“换纸”制度，防止同行滥发纸币，维持七兑票信用，并排挤杂行纸币。1920年间，汇兑、银业两公所决定一致拒收杂行纸币，“议决凡已入汇兑银业两公所之各庄号发行纸票，固应流通，互相授受，而其他未经入会团体以外之各号纸票，无论本埠及外埠，一律谢绝接受。”对于倒闭银庄纸票的清理，汇兑银业两公所都实行联保，即一家倒闭，全体负责。1933年5月份，汇兑公会成立“汕头市汇兑业同业公会保证白票管理委员会”，规定“在产业保证白票联保会内，无论何号发生倒闭，由发生保证白票之庄号，依照所发行之额数比例出资，代为兑现，其代垫之款，在产业未拍卖归还之前，每月贴息一分，以照公允。”这些行业自我约束的规则保证了近代汕头金融业整体上的信誉。
回顾汕头开埠所开启的近代潮汕辉煌时代，所有的潮汕人都不禁为之自豪，展望未来潮汕的发展，在这一片既是“省尾国角”、又是位于太平洋西岸重要航线上的土地上，今日以及未来的潮汕人必将能够重现先辈们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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