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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猪仔”到“主宰”,进击的东南亚华人


2020年9月,金龙鱼被批准在创业板上市。


人们猛然发现,我们做饭用的这桶油,年营收竟然是妖股茅台的2倍。


更让人惊讶的是,金龙鱼的老板郭鹤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马来西亚华人,而且他已经连续20年稳居马来西亚首富。


一个华裔,怎么就成了马来西亚首富,还连续坐了20年?


仔细挖下去,你会感到更加震惊,因为根据福布斯2019的评选,马来西亚前50的富豪中,有37位是华人,而前10的富豪中,有9位是华人



马来西亚并不是个例,在整个东盟五国中,除了新加坡外,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福布斯2019菲律宾前10大富豪中,华人占了8席;


泰国10大富豪中,有6位是华人


2019印度尼西亚前10大富豪中,有7位都是华人;


这些并不是个例,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几乎控制着东南亚许多国家的经济命脉,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


在印尼,3%的华人掌握了印尼70%的财富;


在泰国,5%的华人掌握了泰国70%的财富;


在马来西亚,25%的华人掌握了马来西亚70%的财富;


他们的产业遍布各行各业,甚至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华人会移民东南亚?为什么占据总人口比例并不大的他们能占据这么大的财富比例?华人凭什么?


01


全世界有233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13个,不到6%;


人口超过3300万的国家和地区,只有41个,不到18%。


而3348万,是东南亚的华人华侨总数。


没错,这是移民东南亚的中国人及他们的后代总数。


移民,听起来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词。


但对东南亚的大部分移民来说,并非如此。


如今,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词:下南洋。



南洋,早期的定义比较精细,现在主要指东盟十国为主的东南亚广大区域。


下南洋指的便是中国人到东南亚打工、经商,乃至迁徙到东南亚等。


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便是“契约华工”,也就是“卖猪仔”。


说来,这是一段无比辛酸的历史。


1840年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以失败告终。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规定,列强可以贩运华工出洋。



于是,很多人成为了“契约华工”。也就是说,他们用出国后的工资作抵押,换取出国费用。


然而,彼时奴隶制相继废除,东南亚的种植园和锡矿需要大量工人,这些自愿出国的工人根本不够。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掳掠和拐卖华工到东南亚。


这些被卖身的华工,日子惨极了。



他们要面临着自然的危险。


有人在橡胶园里割橡胶,日代丛林里,出没着老虎、蝎子等有巨大威胁性的动物。



但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人,也来自于他们不被当做“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个说出来极度难听的词:猪仔。


一个叫刘亚平的华工曾被卖身到烟草种植园,他这样描述在那里的生活:


初进园丘做新客 ,其苦难言 ,每天早上五时就上坝做工 ,直到十一点钟 ;下午一点做到五点半。如稍为迟到或早退 ,一定会受到工头的辱骂、毒打。


公司还规定 ,新客初去 ,上坝不得穿衣穿 裤 ,只能在腰间围一条浴巾 ,用来遮羞和冲凉。印尼天气奇热 ,在猛烈的太阳下做工 ,常常晕倒 ,我们的皮肤 ,都晒成炭黑 ,脱了一层皮又脱一层皮。

公司为了让我们适应南洋的气候 ,便叫工头仔强迫新客每天要冲两次凉 ,风雨不改。早上三点半至四点 ,工头仔便叫我们起床 ,像押犯人那样押着去冲凉 ;晚上八九点也照样冲一次。当时我们都留着长辫子 ,冲完凉后 ,很久不能干 ,所以晚上冲凉 后 ,往往要到十一点钟之后才能入睡 ,早上三点多冲凉后 ,便坐待到五点钟出工了。


新客由于在白 天已做得半死 ,晚上得不到休息 ,每晚只能睡几个小时 ,整天感到精疲力竭 ,度日如年 ,有些新客因为过不了这种生活 ,往往上吊 ,投河自尽


短短几百字,道尽了日复一日的艰辛,这就是东南亚“契约华工”生活的真实写照。



他们不能迟到早退,一旦发生便会被工头打骂;


他们工作的时候不能穿衣服,只能围一条浴巾遮羞;


他们每天要冲凉,有人用硫磺水冲凉后会感冒。一旦生病,没有人帮忙医治,种植园主矿主只会看着他们死去。


因为在这里,死掉一个,有十个来;死掉十个,便会再来一百个。


真正的命如草芥。



他们活在这里,唯一的盼望就是早点还完契约里的钱,为自己赎身。


但大部分时候,这是个奢望。


因为那里的薪资实在太过微薄,有人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而在这种最绝望的环境下,一些人沾染上了恶习,那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嫖不赌,饭碗跳舞(不给饭吃)。


把微薄的薪资花在这些恶习上,还款就不可能。


绝大部分人的生命,就这样在种植园、锡矿里因为劳累、疾病而终结。


据1902年清政府的文件,在东南亚的华人已经达到400万。


他们有早期自己下南洋的中国人,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卖猪仔”。


这是早期“华工”的艰苦生活。


02


19世纪70年代,一位旅居新加坡的英国人,留下来这样的日记:


大约在大清早四点半钟,皎洁的月光还在照耀着,当我沿路行走时,我很惊奇地看到,一个华人在路边,在他那一小块马铃薯地里,用锹子猛力地挖着;


不久,又看到一个华人凭着月光,用锹子翻土做垄。



听起来很辛苦,但这已经是那些在种植园、锡矿上日复一日用生命劳作的华工中的幸运儿。


因为他们坚持到了为自己赎身,而今虽辛苦,却是自由的,是在为自己工作。



其实也不止是他们,中国前往东南亚的大规模移民,有三波。


不同于“卖猪仔”的契约华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出国。


早在17世纪初,“契约华工之前”,尚处于明朝的中国,已经开始了第一波东南亚移民。那时,欧洲的殖民者四处征讨,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东南亚国家。



他们带去了严苛的殖民,也带去了繁荣的商贸。


春江水暖鸭先知,离东南亚最近的南方人看到了这一切,纷纷乘船前往东南亚淘金。


而继“契约华工”之后,20世纪初,刚刚结束封建统治的中国积贫积弱,而被西方殖民300年的东南亚却尝到了一点工业革命的果实,电力、铁路、港口、制造业...东南亚比中国富。


不同于先辈的被迫,无数年轻人开始带着淘金梦前往东南亚。


曾经,他们做苦力、采矿、在种植园里干活。


而今,他们在这里用中国人的精明和勤劳,开启了不同于那些华工的生活模式。


他们带来了中国人的手艺,在这里做木工、理发师、金银匠;


也有人做种植园主,以及贩货郎。



他们走街串巷,很多客户像他们一样,也并没有钱。


华人的智慧在此时派上了用场,彼时的东南亚,“仙”是最小的货币单位,但是在他们这里可以买半仙;一盒香烟你买不起,没关系,可以只买一根;你实在没钱,还可以赊账,反正下次还来。


就这样,许多人从做苦力脱身,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店主。


他们穿梭于十里八乡,街头巷尾,构建了东南亚一个又一个国家早期的商贸形态。


在没有被殖民的国家里,比如泰国,对华人的接受度极高,他们和当地人结婚生子,迅速融入了当地。


而在一些殖民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他们则被迫成为了殖民者和当地土著之间的中间商,这个身份在一定阶段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却还有往后日子里的一场场灾难。


19世纪后半叶,荷兰开始在印尼推行新的殖民政策,废除强迫种植制,发展私营企业,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一部分华人开始如前所述那样经营小商品,他们穿梭于印尼各地,收购原住民种的土产品卖给荷兰人,让他们运到欧洲去卖;又把从荷兰和欧洲进口的其他工业品,卖给印尼的土著。



靠着这样的勤奋、节俭、精明...许多华人从中赚了钱。


然而,这一切,印尼的荷兰殖民者都看在眼里。


作为殖民者,荷兰并不想和他们统治下的当地居民“硬碰硬”,他们乐于看到华人成为这个“中间商”。


为此,他们甚至专门打压当地土著,强迫他们从事种植业,让华人从事商贸。这让不少华人跟着荷兰人富了起来,而当地居民则日益贫困。


荷兰统治下的当地土著,自然十分痛恨殖民者。


可在转移矛盾上面,荷兰人有办法。


他们决定“分而治之”,实行税收承包制,通过竞标,让华人去收税,从当地人身上榨取利润,从而把当地土著对统治者的憎恨,转移到华人身上。


荷兰人把当地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欧洲人、华人、土著。


明明最富有的是荷兰人,剥削当地人的也是荷兰人,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下,华人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当地人发泄怒火的焦点。


在很长时间里,印度尼西亚都是东南亚最排华的国家之一。因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次又一次挑起这样的矛盾。当然,这是后话。


就这样,历史的车轮滚滚而下,曾经在锡矿、种植园卖命的华人们,总算翻身,成为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店主。



此时,距离成为巨富,还有些许遥远,但曙光已经初显。


03


一群漂洋过海的华人,也许未曾想过控制哪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小富即安绝不可能是他们的终点。


大家想一想,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或者无法忍受家乡的贫困,毅然决然割舍下那片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漂洋过海来到了异国他乡,只为寻求新的生机;


他们或者被从家乡贩卖、掳掠到这片土地,干过这世间最艰辛的工作,忍受过最非人的待遇,然后从那里死里逃生;


他们时不时就要被当地人仇视,被殖民者防范,甚至屠杀...


他们必须付出一切努力,来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份保障。


就是靠着这份劲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当地白手起家。


他们从零开始,从贩货郎开始,有了一间小小的店铺;


然后从一间小小的店铺开始经营,日后成为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商业巨贾。


用很多人可能略显夸张的话来说:控制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命脉,并且成为了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比如菲律宾首富、SM集团创始人施至成。



1924年,施至成出生在福建晋江龙湖镇一个叫洪溪的村庄。12岁那年,也就是中国战乱的那些年代,他跟着父亲去了菲律宾马尼拉。


他们一家人在那里开了个小杂货店,卖一些日用品:肥皂、大米、沙丁鱼等。


从那时开始,施至成就跟着爸爸卖货,但他还是想上学,爸爸答应了。


12岁的施至成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说本地语言,他不得不再次从一年级上起。为了给爸爸省钱,他买最便宜的纸、用二手教材


四年级时,施至成每门课都考90分以上,还和老师申请跳级成功。


只可惜,二战临近结束时,他们家的杂货店一家毁于一场大火,其他的杂货店被洗劫,一夜间一无所有,父亲几欲回国。


但施至成决定留下来,他最初从美国贩卖鞋子到菲律宾,渐渐地开了一家鞋店,品类从鞋子扩张到衣服和其他纺织品。


1958年,这家店取名ShoeMart;14年后,鞋店升级成了百货商场;又过了2年,施至成进军房地产;



又2年后,为了给商场的供货商提供金融服务,他买下了一家银行。后来,这家银行成为了菲律宾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菲律宾金融银行。


施至成的产业遍及各行各业,2008年,84岁的施至成荣登菲律宾首富宝座,此后便稳居首富。


直至2019年,施至成去世。这一年的首富宝座终于易主,因为施至成的产业分给了各个儿女,但他们却牢牢霸占着菲律宾富豪榜的第八、第九、第十。



不同于施至成,如今印尼富豪榜上的第一二位黄惠忠、黄惠祥被认为是富二代。


他们的家族企业是针记集团,是印尼最大的企业之一。


但其实,这个企业也是他们的父亲黄维源从零开始创办的。


黄维源研发出了一种具有缓解疼痛功能的丁香烟,在印尼市场广受欢迎。1950年,丁香烟在印尼的销量已经排名第二。


但可惜,十多年后,烟厂毁于一场大火,黄维源也离开人世。


悲痛的黄家两兄弟在废墟中建立起了如今的新针记集团。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同样是富二代,他就是金龙鱼的幕后老板。



但他的父亲也是福建人,是第一代马来西亚移民。初到马来西亚谋生时,他从最普通的店员做起,一路开咖啡馆、办公司、做米粮和糖的生意。


父亲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法院要求公司必须清盘。他和七位兄弟姐妹平分了财产,扣除一切费用,他拿到了150万元。


后来,他们成立了家族企业郭氏兄弟(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从经营米粮生意开始,郭鹤年一路成为了“亚洲糖王”、香格里拉酒店的老板、香港传媒大亨、嘉里物流的老板,并蝉联马来西亚首富20多年。


大家可能会发现,在一代倒下后,许多二代都在废墟上重建了基业,并守业至今。


这当然有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加倍努力的结果,但很大程度上,也许要归功于教育。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写过:“在印尼的华人社区里,不过走到哪,中国人都对知识的获取保持着一种敬畏,尽管早期那些中国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


在马来西亚,1960年代,华人数量占人口总数也不过35%,但华裔学生在工程专业拿到的文凭数量竟然以100:1超过了马来西亚学生。


很多华人创业致富后,把孩子送到世界各地去学习。



即使是没上几年学的施至成,在白手起家把生意做起来后,还跑到马尼拉的远东大学学习一个商业相关的专业。


当然,最后因为生意太忙,只上了2年就退学了。


就是靠着这样的精神,华人以极少数的人口,占据着东南亚国家巨额的财富比例,他们的产业遍布各个领域:


小到民生,面粉、粮油;大到国家的关键性产业,工业、金融、银行业等等。


东南亚各地,都上演着诸如此类的华人史诗。


他们富甲一方,霸占了各国的富豪榜,也为推动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当初背井离乡的他们,也许不会想到,日后他们还会回归故土,成为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穿针引线的人。


04


4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东南亚富豪们资金的回归,打开了一扇大门。


彼时,刚刚经历十年动乱、贫困、走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被很多人看好,吸引资金困难重重。


但东南亚的华人们,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


郭鹤年砸下5.3亿美元,在彼时荒凉的“大北窑”,建起了北京的CBD国贸;



三林集团在中国投资15亿美元;金光集团投资20亿港元;正大是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东南亚华人企业,也是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东南亚华商。类似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很难说他们是顾念血脉,亦或是看到了中国的机会,又或是投资可能带来的利益,但总之在中国急需资金的那个年代,他们的钱来了。


在那个年代,中国共引进了307亿美元外资,其中有70%是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投资的。


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春霖曾经感慨地说: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华人是投资中国大陆的先驱,是联系中国与外国经贸关系的“红娘”。


而40年后的今天,昨天的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情况举行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表示,今年东盟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中国,已经连续十年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没有人能忽略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东南亚华人,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是真正穿针引线的人。


但还有一些华人,他们回来的身份,甚至都不是“华人”,而是“华侨”。


有人可能不知道“华人”和“华侨”的区别,华人是已经加入别国国籍的有中国血统的人,而华侨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仍然是中国国籍。

比如印尼富豪林文镜,他从始至终保持着中国国籍,为此还放弃了加入印度尼西亚内阁的机会。


但要说爱国华侨之首,当属陈嘉庚。


他不在任何一个富豪榜上,但绝对可以排到爱国华侨榜前列。


他出生在福建厦门集美区。1891年,17岁的他前往新加坡谋生,在父亲开的米店工作。



此后,他一路做菠萝种植、橡胶种植加工、米业、航运业等等。


但他一生赚的钱,几乎全花在了中国。


1910年,36岁的他就开始支援辛亥革命和福建省财政;


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等组织。短短3年多,这个组织为中国筹了4亿多元;


打仗的时候,寒衣、药品、卡车,前线缺什么,他就送什么。他甚至专门投资建立了药厂,直供前线。


但他最令人振奋的成就也许是教育。


早在1894年,20岁的他就把父亲给他成亲和家用的2000银元省下来,创办了“惕斋学塾”。


后来,清朝统治被推翻。1912年,他又回到家乡集美创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集美学校水产科、商科等等。这些学校共同组成了集美学村。



他创办和资助的学校有足足118所,最出名的是厦门大学。


1921年,他亲自选址,并拿出400万元筹建厦门大学,此后仍然不停地为学校提供经费。


与此同时,他的公司不断地遇到危机,1926年,橡胶价格暴跌,1929年经济危机,陈嘉庚的公司几乎面临破产。但他仍然在为这些学校提供经费,没有钱他就去变卖产业。


1932年,一家外国大企业找到陈嘉庚,说愿意帮他拯救公司,条件是他停止资助厦大、集美等学校。


陈嘉庚拒绝了。


他说:宁使企业收盘(倒闭),绝不停办学校。


厦门大学


1934年,陈嘉庚算过一笔账,他做实业30年,减去亏损,净盈利1320万元,但他创办厦大、集美等学校却花了1300万元。


20万元,这是这个富翁全家人30年的总花费。


去世时,他在遗嘱中这样写道:

我的私人财产,全部作为集美学校的校产。子孙回来安家,每人每月发给25元生活费。孙儿读书,每月另补贴学杂费,直至毕业或自己不再学习为止。但如果在集美学校工作,支领学校工资,则应抵扣。


我万一不幸,子孙不穿麻衣,只穿黑布衫裤;灵柩运回厦门,葬集美墓地;丧事要简单,一星期内归土。


像陈嘉庚这样的东南亚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为了生活出走,但自始至终心中都装着故土。


他们将星星点点的能量汇聚到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土地上,和我们一样支撑帮助着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尾声


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流动史。


大约4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走出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演化出了这个星球的主宰——人类。


此后,自然灾害、战火、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因为种种原因,人类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


这背后,不过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生存和繁衍。


时至今日,全球的华人华侨大概有4543万,而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足足有3348万,占了全部华人华侨的73.5%。


但长久以来,他们极少被关注,常常被忽视。


因为这3348万华人华侨放在整个东南亚,其实并不算显眼,只占总人口的6%。



那些曾背井离乡的东南亚华人们,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永远地留在了东南亚,和当地人结婚生子,融入当地的文化,成了他们所处国家的一分子,再也没有踏上回国这条路。


但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当地生活工作,以华人华侨的身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发展,他们会回来寻根,会在中国遇到问题的时候施以援手:或资金,或发声。



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即便身处东南亚,却从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把自己挣的钱,全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体会过他们的生活,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去还原,背井离乡做苦力,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才闯出了今天这片天。


我只希望,留在东南亚的他们,能被所在国温柔以待;


想要回来的他们,我们同样举双手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