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5年8月9日，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他怎样为新加坡人民开辟一条生路呢。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的。
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全球化国家，李光耀忆述往事，把毕生治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切身体会，浓缩成几百页的回忆录，读者必能从中得到启发。
40年来遍访世界各国，李光耀跟当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有广泛的接触，共同探讨国际与区域局势。回忆录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述。
序言
我的回忆录上册，对象主要是新加坡读者，没想到中国的普通读者也喜欢读，共销售了四万册。
中国读者对这一册会更有兴趣，因为本册叙述了新加坡人如何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晋身第一世界。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的经济能够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真是幸运。当石油危机在1973年爆发时，我们的经济已经起飞，能够以稳定的速度增长。
然而新加坡是个城市化的岛国，国土小，人口也少。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如果中国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从第三世界脐身第一世界那才是伟大的成就。有了健全的行政制度和法制，加之实行自由市场政策，鼓励竞道，彼此迟早会分道扬镳，早晚要算账。斗争到来时激烈万分，幸好我们没有被打败。
那时，我们认为新加坡未来的长久之计是重新加入马来亚，因此在1963年9月，我们跟马来亚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但是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64年7月，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我们陷入了同执政党巫统的马来极端分子不断纠缠的斗争中，他们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他们通过种族暴乱来吓唬我们。我们则通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团结马来西亚各地的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到了1965年8月，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脱离马来西亚。
种族欺侮和恐吓事件，使新加坡人情愿容忍独立自主所面对的艰辛。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
这一册阐述了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作为腹地的情况下，尝试以各种方式维持独立地位和生存下去的漫长艰苦的路程。我们越过一道道看起来不能逾越的障碍，在30年内把新加坡从一个贫困的小岛发展成富强的国家。
1965年后的日子非常忙乱也充满了焦虑。我们还在寻找立足点。英国在1971年从新加坡撤军时，市场上已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使我们避过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让我们松了口气。直到我们在1973年安然渡过全球石油危机，从容应付了油价上涨三倍的问题时，我们才对自己管理一个独立国家充满信心。之后，我们努力工作、策划和随机应变，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能通过贸易和投资，跟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生存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在本区域成功转口货物、提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
正当世界经历非常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59年（我就任总理时）的400美元，增加到1991年（我卸任时）的12000美元。
1999年则是22000美元。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已远离第三世界所面对的贫困问题。
然而我们还需要多一代人的时间，艺术、文化与社会行为水平才能同我们所发展的世界级基础设施相称。
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发展经济、建立国家或军队的手册。它收录的是我和同僚们所面对的难题，以及我们如何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上册是编年叙事。
要是这次也这么做，恐怕篇幅会过于冗长。所以我决定按照主题，把30年的故事压缩成600多页的文字。
1、走自己的路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
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使我更觉得沮丧的是，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他指出，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丹尼斯。沃纳在《悉尼先驱晨报》（1965年8月10日）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5年8月22日）的理查。
休斯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
其实，我也有相同的忧虑，却没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对新加坡的基地英国会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们会不会因为新马分家的方式而缩短留下来的时间。威尔逊首相已经面临后座议员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的政策代价太大，不得人心。这个政策对工党政府争取选票毫无帮助，他们需要拨款作为福利和其他能赢得选票的用途。只有一个国家能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那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却在越南游击战争中泥足深陷，它的欧洲盟友和亚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欢这场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美宣传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又威望不够。
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英国人在行使他们的意志时，总还客客气气。美国人就不同。我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越南南方领袖，甚至是那些处境没西贡那么糟的泰国和菲律宾领袖看出来。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此外，我还有加强个人保安措施的累赘。这真是令人厌烦。分家后，负责保护我的警官曾经提醒我，马来西亚的马来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已把我视为最可恨的人。
当时，这些报刊仍在新加坡发行，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新加坡也收听收看得到。
后来，他又进一步劝我搬离欧思礼路的住家，直到他们改装好我的住家之后，才搬回去。保护我的保安人员人数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个。他考虑得周到，也暗中保护芝和孩子们。种族狂热主义者所造成的威胁是防不胜防的，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理智而深谋远虑。共产党人知道对付芝或我们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和芝有三四个月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
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
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高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理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时跟一个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我想，不论是华族警察向马来人开枪，或是马来警察向华人开枪，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倍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
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著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人口商做生意。
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于、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
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推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摈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40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50到100个球，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怕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1965年 8月23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
2、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