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倪伟）一场“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对比展，曾成为北京的热门文化景观。许多观众不知道的是，在它背后，三个国家、四座博物馆建立的中日韩三国首都城市博物馆交流机制，至今已运行18年。
这一机制的成员包括首都博物馆、江户东京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和沈阳故宫博物院。从“城市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到首都生活与博物馆的关系，以及城市记忆、文创产品……三国四馆的研讨范围涉及博物馆建设的诸多核心议题，也是各方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长达18年的对话里，三国四馆的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甚至互相打开秘不示人的文物库房。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开幕，在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下，东亚这场国际博物馆合作实践，有望向更多亚洲国家拓展。
“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采取“对比展”形式，将日本分染麻质水边风景鹤纹单衣（左）与中国清朝青色纳纱云鹤纹方补单褂官服（右）并置。
“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中将日本《熙代胜览图》（左）与中国《印版康熙六旬万寿图》（右）两幅长卷风俗画对比展出。
江户、北京“对照记”
两个并置的特制衣架身上，一边悬挂着中国清朝青色纳纱云鹤纹方补单褂官服，另一边悬挂着日本分染麻质水边风景鹤纹单衣。都以鹤为装饰，但前者庄重规整，而后者飘逸洒脱，美学风格大相径庭。
一卷《老北京三百六十行画册》，描绘了农夫、渔夫、游商、工匠、卖艺者等清朝五花八门的行业。浮世绘版的《近代职业大全》则展现了18世纪江户（东京旧称）的各种行业，烟袋店、袋子店、烟草店、桐油雨衣店一一呈现。
2018年8月至10月，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览，以双城“对比”的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
“对比展”是博物馆展览中一种常用形式，但这个对比展有着更多吸引人的元素。日本文化如今深受很多中国人喜爱，樱花、浮世绘等诸多日本文化元素进入中国青年的日常生活，此次展览还原了这些元素在日本近代生活中的使用，并与同时期北京生活并置，呈现双城的异同。
此前一年，同主题的“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在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率先登场。两个展览理念相同，文物选取略有差异，在东京展出时，北京文物占比2/3；反之，在北京展出时，东京文物占比2/3，以使当地观众接触更多域外文物。
这两场展览从提出想法到落地，历时超6年之久，中日双方联合组成了策展团队。这一切，建立在一个始自2002年的博物馆界合作框架之上——中日韩三国首都城市博物馆交流机制。
当年，首都博物馆、江户东京博物馆、首尔历史博物馆共同发起这一合作机制，每年举办一次研讨会。2007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加入，形成今日三国四馆的格局，四馆每年轮流主办研讨会。
首都博物馆主管国际合作的副馆长黄雪寅向记者回忆，这一合作机制建立之初，三国博物馆共同怀有对城市博物馆定位的迷茫。过去，城市博物馆的功能定位、学术研究、展览风格，并没有特别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城市博物馆到底该如何建设，在最初几年的研讨会上被重点讨论。
而沈阳故宫加入后，由于四座城市都是或曾是首都，讨论主题逐渐转向首都文化与博物馆发展，“首都学”的话题热度增加。
从议题研讨起步，18年来，三国博物馆的合作逐步扩展，并显现在各博物馆的实际面貌中。
2018年，第16届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三国四馆馆长在圆桌会议展开讨论。
展览陈设感动日本同行
首博“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的展厅，曾让日本同行大为感动。
一般观众可能注意不到一个细节：展厅中的所有展柜，高度都低于中国博物馆常规高度。“江户东京博物馆馆长看了以后，只说了两个字：感动。”黄雪寅回忆，“产生了博物馆人的共鸣。”
黄雪寅说，日本室内桌椅等陈设高度较低，这是日本的审美习惯，布展呼应了这一风格。在普通观众眼里可能并不显眼，但日本同行一眼就明白了。
另外，展厅内部空间通透，少有高大展柜阻隔视野。灯光柔和但不至于阴暗，使用的音乐也是日本传统音乐。这些布展设计，是首博的展览团队仔细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博物馆后进行的创新。
为了这次展览，双方策展人员都获得了一项特权：可以进入对方博物馆文物库房了解文物情况。双方开放自身“秘境”，以示诚意。
三国之间互办展览，最早始于2013年，首博在首尔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包容的北京——一座城市的成长”。两年后，作为回应，首尔历史博物馆到首博举办了“水路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特别展”，借首尔中心河流清溪川的变迁，呈现首尔600年历史。
中日韩首都城市博物馆交流机制孕育的这些合作展览，主题一以贯之，就是城市本身。展览将各自城市的历史展现给对方城市的民众，履行作为城市博物馆的职责，并加深民众的相互了解。
“通过这种文化交流达成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黄雪寅说。今年秋天，新一届研讨会开幕时，日韩两国也将互办展览。
2015年，“水路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特别展”在首博展出，呈现首尔600年历史。
城市博物馆的职责是什么？记录集体记忆
十余年的持续研讨，孕育出的最重要成果，是各方对于“城市博物馆”的认识不断深刻。三国四馆同行更加深入地理解，城市博物馆尤其是一国首都的博物馆，如何有别于其他类型博物馆。
这个大命题被分解为一系列细节问题，成为一年又一年的研讨会主题。比如，城市博物馆在城市中的定位、功能，以及与公众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老百姓生活在这个城市，却不知道城市的过去，也就不明白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城市博物馆应该用文物作为线索，串联起城市的典型故事。”黄雪寅说。
这些讨论的结果不仅留下了一本本论文集，更为博物馆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改变。
例如首都博物馆近年来设计的“读城”系列活动，以北京的城池、四合院等为主题，通过文物展览、社教活动的结合，试图让北京的历史走进市民生活。
为让城市博物馆成为收藏展示百姓生活的记忆库，首尔历史博物馆做了很多成功的尝试。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首尔启动大量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工程，时任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康泓彬敏锐觉察到，很多生活记忆行将消失。于是他将完整的小学教室连带墙壁、课桌椅、黑板搬了回去，裁缝店、商铺等也都成为博物馆的藏品。
将生活的瞬间定格和存储，这是首尔历史博物馆带给首博的重要启发。“就像我们今天通过墓葬品研究古代人的生活，现在的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城市博物馆的重要职能，就是为后人留住今天。”黄雪寅说。
城市博物馆应该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宝库，记录历史，也记录当下发生的城市生活。在中日韩博物馆研讨会中，三国博物馆人士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观念。
其实，与首尔历史博物馆类似，首都博物馆也一直在“为了明天收藏今天”。2003年“非典”期间，首都博物馆馆员向医院、市民征集了大量因“非典”而产生的物事，记录这场事件在北京震荡出的涟漪。
近些年，首都博物馆征集了很多“9·3”大阅兵、“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等有关的物品，以及共享单车和各个年代的出租车等。博物馆藏品征集人员如古代的史官，记录着城市社会发展的每一步。
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的特长，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和保存。他们用影像等手段记录下即将消失的手工艺，对艺人和记忆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并通过展览还原非遗项目，以此保存城市记忆。
2018年，第16届中日韩博物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日方代表在进行大会发言。
共同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博物馆“新命题”
你来我往连续商讨了18年，关于城市博物馆的话题非但没有枯竭，反而源源不断地浮现出更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为博物馆带来的改变。
在互联网深入改变博物馆和观众的时代，博物馆面临着比以往时代更多的课题。曾经，展览是博物馆展示展品的唯一方式，举办展览几乎是博物馆公共服务的唯一内容。而现在，观众通过手机就能进入网上博物馆，浏览海量的文物信息，使得他们对博物馆展览的要求也更多，不仅要看到文物本身，还希望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文物考古的过程、文物修复的经历、文创产品的开发……他们会把展览的图片发到朋友圈，一场观展会引发持续的交流讨论。
简单来说，博物馆的观众越来越难以满足了。
“参观只是观众的一个主要愿望，博物馆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社交平台。”黄雪寅分析。以往首博社教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讲解，现在则需要跟社会各界深入合作，例如在策划“读城”展览时，就邀请北京中小学师生们共同参与，一些关于四合院生活的展品甚至是师生从家里拿来的。
由此，观众从参观者变成了策展人，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在博物馆形态改变的表象之下，观众角色的变化，才是问题深层次的根源。
另外，文创产品的开发越来越成为博物馆的必答题。一些著名博物馆如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在文创领域已经颇有建树，它们的实践证明，文创不仅是一门生意，也是博物馆与民众沟通的信物，博物馆甚至可以通过这个信物重塑在公众眼中的形象。
2016年，在沈阳召开的第15届研讨会，便以“文化创意及产品在博物馆发展中的作用”为主题。
“所以随便拿出一个主题，都可以让中日韩三国四馆讨论下去，这样的话题太多了。”黄雪寅说。
2016年讨论文化创意及产品；2017年，在首尔召开的第16届研讨会聚焦“城市历史博物馆与城市记忆”；去年，在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主题是“‘首都学’语境下的博物馆‘超级连接'”。
“首都学”，这个在多年研讨会中不断出现的概念，至2018年，被正式设为研讨会的主议题。
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解释，简单来说，“首都学”是一门以首都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学科。首都学在很多国家已受到重视，如英国、法国、美国、韩国、日本，有关伦敦、巴黎、华盛顿、首尔、东京等首都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北京学”的提出也有相当长的历史。
今年秋天将在东京召开的第18届研讨会，已经开始征集论文，主题为“城市功能与博物馆”。 各博物馆将分享对于城市博物馆举办的活动的看法和经验，以及这些活动与城市功能的关系。
首都的城市功能有很多，如经济、旅游、文化艺术，以及政治和行政功能。另一方面，改善住房条件、社会福利、教育等居民的民生问题也同样重要。城市博物馆应该在这些城市功能的发挥和重组中扮演什么角色，拥有什么样的使命？今年的研讨会将就此展开对话。
这一议题，探讨的也是城市博物馆与城市的今天的关系。
从东亚拓展到全亚洲
东亚三国18年的博物馆界合作，将为首博的国际化提供大量经验。
去年，三国曾试图扩大参会国家范围，在“首都学”主题下，邀请了泰国曼谷国家博物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研讨会，但泰方最终因故错过了研讨会。泰方馆长发来贺信祝贺召开，希望今后加强合作。
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战明表示，希望未来有更多国际同行加入研讨会，推动建构基于亚洲、放眼世界的“首都城市博物馆联盟”。
从近年进入中国的国际展览趋势可以看出，亚洲的博物馆界合作正在加强。曾经进入中国的国际展览以欧洲居多，如今有更多亚洲文化展览来到中国展出。
最近几年，日本、韩国、印度、柬埔寨、卡塔尔、哈萨克斯坦等亚洲国家文物展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一批阿富汗精美文物自2017年赴华，已经在全国接力巡展2年。
黄雪寅说，首博新馆开放十几年来，先后与泰国、柬埔寨、越南、新加坡等国博物馆举办交流展览，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从全国来看，近年引进来的展览多于走出去的展览，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于文明交流的开放态度，体现了中国博物馆人的努力。
这印证了博物馆界的一个说法，也是博物馆人的愿望：“让国人不走出国门，就能看到世界文明”。
展览只是较为初步的博物馆合作形式。从议题研讨，到联合办展，三国四馆的合作已经向更深层次拓展，下一步将是互派研究人员。
黄雪寅说，互派研究人员可以增进友谊，培养国际化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够借助对方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开展新的研究。博物馆最珍贵的资源就是藏品，不轻易对外开放，而合作研究则可以充分利用多家博物馆的藏品。
去年的圆桌论坛上，三国已经开始讨论互派研究人员的可能性。各馆掌门人提出，各方可以共同确定一个主题、组织研究团队，开展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合作研究的成果，可能是一本书、一个论文集，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大型联合展览。
新京报记者 倪伟 编辑 张畅 校对 王心
图/首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