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由多个小岛组成的国家，面积约682.7平方公里，扼守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的马六甲海峡，这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提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凭借着如此优越的先天条件，新加坡人民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后迅速发展经济，到80年代已基本上实现了西方200年才能实现的现代化。
然而，新加坡的发展仅仅依靠区位优势是不够的，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内，各国的发展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儒家文化精髓的影响，而新加坡的影响则尤为明显。新加坡发展的领军人物李光耀就说：“我们所信奉的价值观，是指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价值观。”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的领导人，充分运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精髓打造现代新加坡，使得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儒家文化中的权威政治和精英文化在新加坡的运用
精英主义是儒家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也就是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一部分人生来就比另一部分人有才能，是天生的精英，注定的统治者，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天生的被统治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即一般大众“认为管理国家理应是政府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的认为就是被动的接受政府所安排的一切。”而针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新加坡，英国学者亚历克斯·乔西就说过，“在新加坡，他们也不想参与，……新加坡人对政府是放心的。大多数华裔新加坡人对于民主的关心还不如他们关心由一个优秀分子领导的人道主义的、通情达理的政府。”而与普通大众相对的是，少数精英的参政意识则十分强烈，他们都抱着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认为只有他们这些人才能将国家治理好，并且将此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从新加坡的历史来看，尽管从19世纪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中叶才独立，但是儒家传统的权威主义影响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在独立前的新加坡社会，除了少数商人能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外，大多数的民众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意愿。从二战结束到新加坡独立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新加坡政治上出现了政党蓬勃发展的现象，但是由于大多数的政党只注重发动上层阶级而忽视人民大众，使公众对他们失去了兴趣。1954年人民行动党建立后，开始以民族主义为口号发动人民大众，一度使新加坡的政治动员达到高潮，似乎新加坡就要结束精英政治而转为大众参与政治。
然而此时的新加坡并不具备民主参与政治的基础，因为大多数人民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即所谓的“民智未开”，以民族主义所挑起的政治热情并不适应独立初期新加坡的发展，相反还会可能给社会带来动荡。因此，从1959年人民行动党开始上台执政后，便开始在各个领域限制一般民众的政治热情与政治参与。同时，由于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发展的巨大贡献，使得 “政府的政治稳定政策以及长期的说教在大众中强化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认为矛盾、对抗、讨价还价是不对的，而安定、请愿、不冒政治风险受到称赞。”同时，“由于政治活动的合法性很难界定，所以很多人不愿涉足这个领域。”总之，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政府的有意政治灌输，新加坡民众都拥有较强的臣民心里，这些都为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推行权威政治提供了基础。
人民党上台后按照权威政治的模式建立了一个家长式的政府。首先，强调政府的决定权威性，对任何违反政府统治的言行进行严厉打击。尽管新加坡宪法规定人民有各种自由，但是在李光耀看来这些并非不可改变的，如果“现行的条规不能制止日益混乱和违抗政府的情况发生时，就有必要制定严厉的新条款，以维持秩序。”同时政府对新闻舆论进行严密的控制，大批不符合新加坡政府观点立场的报纸被查封。其次，强调个人对社会的绝对服从，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规章制度。新加坡政府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而制定了很多在西方人看来是侵犯人权的规章制度。但是新加坡人却都能接受。第三，强调政府对人民的责任。新加坡政府认为在人民服从政府的同时，政府也必须时刻为人民的利益考虑，鉴于新加坡土地面积小而人口众多的情况新加坡政府提倡计划生育，同时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单身问题，同时中央政府强行推行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新加坡的老年化现象做必要的准备。
而事实证明了新加坡政府所实行这一套家长式的管理体制是成功的，它使政府在推行政策使极少受到公众的阻扰，政府也可以放手去推行政策，集中力量去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新加坡的权威政治是在占新加坡人口约1%——2%的精英人物的努力下实现的，也被称为精英政治。以李光耀为代表，主要有吴庆瑞、拉贾拉南、杜进才、吴作栋、王鼎昌、李显龙、陈庆炎、胡赐道等，这些人构成了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主体，这些精英们无一不是在国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也抱有为新加坡服务的理想。同时，新加坡政府也刻意在新加坡国内培养精英，以为新加坡的继续发展储备人才。由于新加坡倡导廉洁政府，因此作为精英参加政治是要作出牺牲的，这就导致人民不愿参与政治，为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在倡导廉洁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大力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在1995年，新加坡总理的年薪为100万美元左右，这约相当于同期美国总统年薪的三倍，其他公务员的工资也大大高于同期美国政府官员的工资。这样，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就不断的延续着，同时也强化了新加坡的权威政治。
儒家文化的传统伦理观在新加坡的运用
在新加坡独立之初，为了发展经济，比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随着新加坡工业化的逐步完成，新加坡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工业化也使新加坡的家庭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家庭伦理以及价值观被改变，逐渐让位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以及功利主义。
在新加坡领导人看来，工业化使得新加坡的西方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人利益至上，缺少传统的奉献与牺牲精神，“据1982年的调查，新加坡人自愿参加义务慈善等社会工作的，只占6%；”二是家庭观念日益淡薄，东方人传统上比较重视家庭的稳固，但是随着新加坡的工业化，新加坡家庭人口越来越来少并且离婚率也越来越高；三是对向海外移民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四是犯罪和吸毒现象越来越普遍；五是享乐主义严重，逐渐丧失吃苦耐劳的精神。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从7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开始全面提倡儒家文化，把儒家伦理当作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的行为规范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准则，这些对加强新加坡的企业、组织团体以及国家的凝聚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为了提高新加坡的国民素质，从1984年1月起，新加坡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了《儒家伦理》的课程，从而系统的想新加坡的年轻人进行儒家伦理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教育。
新加坡的领导人对儒家伦理的作用也十分清楚，第五任总统王鼎昌就指出，“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养是导致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的重要条件，家庭内部长幼之间，必须保持融洽的关系。”为此，新加坡领导人提出了“恪守五伦”的口号，按照儒家传统“五伦”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朋友关系，李光耀认为：“五伦理的权利和义务受到适当的遵循，社会就会稳定和有序。”
新加坡政府为此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提倡儒家的伦理道德，加强对青少年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儒家伦理》在中学的开课就是其成果之一。二是提倡三代同堂的家庭形式，对年轻的夫妇抚养父母提供优惠政策，新加坡政府认为三代同堂的家庭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伦理道德传给下一代，这样比政府的说教更加有用。三是要有祖先的历史认同感，也就是华人要保留自己的传统，如新年的团圆饭、拜年以及各种传统的节日。1994年新加坡政府还颁布了《孝顺法》以惩罚那些不孝顺父母的子女。
由于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的地方，民族复杂，为了培养新加坡的民族归属感，让人民的观念由我是华人（或者是我是马来人、印度人等等）转变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认为，要树立新加坡人的意识，必须把儒家道德思想中有关忠君爱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贯穿到每一个人的行动中，并建立一个融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观。
经过新加坡大众反复认真的讨论，1991年1月15日新加坡国会正式确立了思想道德教育的五大价值观：“1、国家之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社会关怀、尊重个人；4、调商共识、避免冲突；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观，主张把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重视家庭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主张对不同宗族和不同宗教要能够宽容，建立一个民族多元、宗教多元，但社会统一的共同国家意识。新加坡政府的这一举动使新加坡社会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对新加坡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结语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东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新加坡的国内民众有四分之三的华人，他们的先辈从中国大陆移民到了马来半岛的这片土地上，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使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影响了一代代的新加坡人。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运用是成功的，新加坡的领导人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注意运用儒家文化对新加坡人的道德进行教育，这对新加坡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新加坡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实现了现代化与这些因素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