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本世纪头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最近，随着人口下降推高劳动力成本并降低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增长已趋于平稳。
东亚其他地区的日本模式
只需要看看东亚国家的发展轨迹，就可以看到日本在二战后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是该地区其他国家巨大希望的源泉。1935 年，一桥大学赤松要首次提出“雁行模式”，解释日本模式的经济发展过程，为该地区其他国家提供了启示。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市场机制的结果，也是政府通过经济和产业政策培育重点产业的举措的结果。1980年代，“日本第一”一词被创造出来，美国虽是军事盟友，却视日本为威胁，对日本的汽车、家电等出口行业实施制裁，引发贸易摩擦.
以日本为榜样，东亚其他国家竞相发展自己的主要产业，尤其是在 1980 年代及之后，该地区其他国家通过铺设电力、公路、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用雁行模式的职权范围来说，日本领先，其次是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然后是东盟的东南亚成员。排在后面的是正在改革经济并开始开放的中国。
东亚的经济发展看似一帆风顺，但 1997 年却一夜之间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了挫折。保罗克鲁格曼总结了这场危机，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幻觉，因为它纯粹专注于投资，而没有伴随生产力的任何提高。虽然以生产力为导向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持者克鲁格曼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对危机的评估完全不正确，因为从 1999 年开始，东亚经济体都经历了 V 型反弹.
中国增长背后的优势
2001年，中国如愿以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 WTO 的条件是完全开放国内市场，这一变化导致主要是国际公司越来越多地整合其在中国的工厂和供应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外国公司那里获得了商业经验和最先进的技术，成为“世界工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考察表明，中国能够通过将其从日本学到的战略与自己的理念相结合而实现增长。具体来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于出口和制造业来说，为了大量生产廉价产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是必不可少的。
如图显示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这张图表以美元为单位，因此受汇率影响，但它显示了中国经济在 2000 年代真正起飞的方式，在 2000 年至 2010 年间增长最快。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质量上的。除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建造工厂外，外国投资者还整合了中国的整个供应链，并建立了大量的研发中心。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成为了“世界工厂”。
廉价劳动力已成为过去
问题是，自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稳步变化。在中国，引领国家高科技产业的是外国公司。世界前 10 大半导体制造商中没有一家是中国制造商。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经济仍然能够将廉价劳动力和外国资本结合起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
首先，40年的一孩政策导致中国出生率下降至今，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预计中国总人口也迟早会开始下降。换言之，过去赋予中国优势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曾几何时，工人从生产力相对低的农业行业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了增长，但由于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年龄下降，这种动力正在迅速消失人口。这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其次，最近世界供应链的重组使得海外公司有可能将部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旦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低附加值产业将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新兴国家转移。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的工业形象。这正是雁行模式下应该发生的事情。
市场仍然不够开放
然而，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功，即从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经济体转型，中国是否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学术界也对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名义 GDP 何时超过美国的问题非常感兴趣。然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产业的增长——是由外资驱动的。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提升本土产业的技术能力，中国就永远不会成功实现工业化。诚然，就人均GDP而言，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实际上正在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图显示，自 2010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虽然中国经济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面临波动，但经济放缓的根本原因并未改变。“新常态”，换言之，适度增长是新的现实，没有必要再痴迷于追求快速增长。然而，中国经济放缓的势头有增无减。
综上所述，在短期内，乌克兰危机和中美冲突可能会进一步放缓中国经济。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出生率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将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长期问题。外国公司将其供应链移出中国的趋势也阻碍了向更先进的工业形象转变的努力。
2021 年重返高增长
2021 年，中国的实际 GDP 年增长率为 8.1%，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之一。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将是令人羡慕的成就。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恢复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2020 年实际增长仅 2.2% 的反弹。鉴于当年为抑制 COVID-19 而实施的大规模封锁和行动限制，这并不奇怪. 尽管如此，2020-21 两年期间的年化增长率仍仅为 5.1%，低于 2019 年的 6.0%。当时，这是近二十年来的最低记录。
此外，与2020年同期相比，中国在2021年前两个季度的年化增长率分别为18.3%和7.9%，但第三季度仅为4.9%，第四季度仅为4.0%。造成这种“强启动、弱结束”的增长格局，不仅是反弹效应，而且是中国政府在财政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选择。到年底，政府转而强调需要更积极地支持经济。
固定资产投资实际负增长
从需求指标看，2021年增长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降。预计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同比负7%，四季度为负9%（见图）。
在整个 2020 年复苏之后，2021 年末基础设施投资的下滑是显着的。在中国，财政刺激不仅来自广义政府预算，还来自社会保障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基础设施支出、建设专项资金和其他政府引导的资金和项目。
综合来看，总赤字支出占 GDP 的比重似乎从 2020 年的 17.5% 缩小到 2021 年的 16.5%。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地方政府新发行的专项债券在 2021 年也下降了 0.5%。基础设施建设被推迟，因为作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努力的一部分，直到 2021 年下半年才发行债券。然而，这给经济带来了下行压力。
现金流限制导致房地产低迷
房地产投资在 2021 年下半年也大幅下降，估计第三季度实际同比下降 7%，第四季度下降 9%。政府在 2021 年实施了严格的贷款监管，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尤其是为了抑制投机行为。
政府认为需要促进住房应该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投资的心态，于 2020 年 8 月推出了“三条红线”政策。该政策旨在限制负债与资产的比率、净负债率和现金与空头的比率- 定期债务。
然后，对银行可以向房地产行业提供的总贷款百分比设置上限。然而，由此产生的开发商现金流紧缩以及房地产投资下降是，恒大集团年内债务违约。这表明中国政府致力于将稳定消费支出和降低未来金融风险置于短期经济增长之上。
消费者支出在 2021 年也出现了下降趋势，但原因更为复杂。除了在 2021 年初推动高支出的反弹效应外，下半年增长疲软可归因于通胀抑制实际家庭收入增长、半导体短缺导致汽车生产和销售减少以及消费者在交通和交通方面的支出减少。
最后，出口也遵循同样的下降模式。虽然2021年下半年中国出口仍以年化10%的速度增长，但上述内需放缓意味着下半年进口增长基本停滞。现在，净出口对中国增长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迈向“共同富裕”
更公平地重新分配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蛋糕，但它明确表示，“共同繁荣”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一个受控的过程来实现。从本质上讲，首先强调增长，然后才是分配。
随着“三条红线”政策的初步实施，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限制也有所放松。自 2021 年 10 月起，重新启动通过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救助，以确保开发商进一步倒闭不会导致金融危机或对购房者和房地产供应商不利。
中国掌握着全球经济稳定的关键
预计 2022 年中国的增长率约为 5%。日本对中国市场的经济依赖意味着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很重要，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全球后 COVID-19 经济复苏也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安全”要知道的三件事
2019 年 5 月，中美“高科技冷战”中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发生。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将华为和其他几家中国科技公司加入其“实体”列表。” 该清单经《出口管理法》授权，限制某些实体采购美国技术。
通过这个简单的举动，美国对全球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造成了重大打击。为了满足中国对电子产品的巨大国内需求，中国企业一直在进口大量半导体。美国半导体禁运以这种方式针对中国的供应链漏洞，有效地切断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生计来源。
作为回应，中国将供应链安全和科技创新置于其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25 年）的核心。强调了“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生产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性，以及“努力所有人的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
中国此前在 2015 年发布“中国制造 2025”产业战略时就已经确定了能够在国内生产半导体的重要性。2020年8月，随着政府继续推进“十四五”规划，发布了《新时代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在中国“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的基础上，该通知确定了利用各种产业政策工具实现半导体自主的计划，包括税收优惠、地方政府投资基金和增加研发支持。
虽然中国围绕其转向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加强，但成功的障碍仍然存在。中国各地正在利用地方政府投资基金的贷款建设若干半导体制造设施，但人们担心由于重复和对低质量设施的过度投资，会造成资源浪费。此外，2021年12月，国有半导体制造商清华紫光停止运营并申请重组破产。在那之前，清华紫光集团一直在采取大胆的并购战略，以债务和大量政府补贴为后盾，以使其成为半导体行业的主要参与者。
由于目前西方对先进光刻技术和芯片设计软件的垄断，中国可能至少还需要五年时间才能开始国产高端个位数纳米芯片。然而，在中低端10-100纳米范围内，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制造配套材料和仪器的产业能力。一个以完善的价值链和可靠而庞大的国内用户群为支撑的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有可能在 5 到 10 年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竞争。西方可能会后悔最近的行动似乎激起了中国加快建设自主半导体产业的愤怒决心。
中国快速立法“演进”
中国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处于高科技冷战之中，为了追求“经济安全”，最近开始接二连三地制定法律法规。
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安全方针
2020 年 8 月
限制和禁止技术出口清单的修订
13 年来的第一次重大修订，新的数字、人工智能和空间技术领域现在受到更大的限制。
2020 年 9 月
制定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
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利益或歧视、损害中国企业的外国实体实施制裁。将影响暂停与中国贸易以遵守美国制裁的实体。
2020 年 12 月
出口管制法的颁布
对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受控物品”制定许可要求。适用于提供商品、技术和服务的国内公司以及在第三方交易中再出口受控项目的外国公司。
2021 年 1 月
防止不合理适用外国法律的规定
确立中国公司和公民因外国法律的报告或合规要求而对经济活动造成不合理干扰而向其他方索赔经济损失的权利。
2021 年 6 月
制定反外国制裁立法
允许对歧视中国公民、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个人和组织采取报复措施。
2021 年 9 月
制定数据安全法
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技术和重要科技成果的数据向境外转移实行审批。
2021 年 11 月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总体上符合欧盟关于保护个人信息以及收集、处理和存储数据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个人数据的海外转移需要个人同意和中国当局的安全评估。
这种快速的立法演变具有三个特点。
首先，虽然最初是对美国经济措施的被动反应，但中国的做法迅速演变为通过效仿美国的立法框架，更加积极地追求经济安全。特别是，2020 年 12 月生效的《出口管制法》规定，所有“受管制物品”的出口和再出口均须遵守许可要求。这些管制不仅适用于向外国公司提供受管制商品、技术或服务的中国公司或个人，还适用于第三方国家之间就包含中国制造的零部件或在中国开发的技术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的“再出口”交易.
其次，新立法的监管范围广泛而模糊。例如，一项定义“重要核心数据”的提案试图对“加密、生物学、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有直接影响的科技成果数据”实施出口管制。力量。”
第三，中国新规的范围加强了经济安全，包括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中国网信办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呼应了《国家安全总体展望》中更广泛的安全概念。作为对《数据安全法》的补充，草案中提到的可能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所谓关键数据包括与“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利益、技术、生态、资源、核设施、近海利益、生物学、外层空间、北极和深海。”
《反外国制裁法》还规定，政府有权对任何以“任何借口”“遏制、打压”中国或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第3条）。此外，可以对“实施、协助或支持危害我国主权、安全或发展利益的行为”的任何外国、组织或个人采取反措施（第 15 条）。没有先例通过以上述综合方式定义“安全”来证明追求国家利益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