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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和邓世昌齐名,如今却被人遗忘

在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林永升管带的经远舰曾和致远舰一样“奋勇摧敌”。经远舰的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二副陈京莹等高级军官先后阵亡。

因为林永升死事壮烈,清政府下旨以提督例优恤,追赠太子少保,其子孙世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这一恤赏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相近。

在当时也有“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的评价。

但在后世之中,邓世昌逐渐演化为一道精神符号,成为海魂的象征。作为几乎和邓世昌起名的海战英烈,林永升则在历史里无意中遭到遗忘,甚至关于的他经历也变得模糊不清。

为此,我通过清代的国史馆传稿、县志、海军史料等材料,勾勒出林永升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在追寻林永升踪迹过程中,海军史学者、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独家提供了一份林永升的“履历清折”,为首次公开引用。

而关于林永升和经远舰在最后关头的战斗细节,至今仍然沉睡在辽宁庄河老石人附近的海底,等待后人破解。

林永升。

一、船政生涯,“上等艺童”

林永升,字钟卿,福建福州侯官人(民国初年和闽县合并为闽侯县),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这一年份是根据他阵亡时四十二岁(虚岁)推算而来。

根据陈悦先生提供的林永升“履历清折”显示,林永升为“文童”出身。文童是科举时代童生的别称,也称儒童。

这份“履历清折”是林永升阵亡后提交的清廷的,明确开列了他各次升迁和奖叙的时间以及原因。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林永升离开传统的科举之路,考入船政,在后学堂驾驶班学习航海和轮船驾驶。这个班是中国自主培养近代化舰长的“黄埔一期”。

当时的课程除了中文传统课程外,更多的是算数、几何、代数、直线以及球面三角、航海天文、航海计算、地理等西方专业的海军课程。学堂全部采用英语教学。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间,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举行毕业大考,18名“上等艺童”登“建威”舰出海实习,这其中包括林永升以及17名他的同学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方伯谦、邱宝仁、黄建勋等,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和他称为战友,并参加了甲午海战。

按照设计,“建威”舰的训练训练航行区域,根据季风情况分为南北两条航路,年初出发走冬季的南线航,从马尾驾船一路南行,“先厦门,次香港,次新加坡,次槟榔屿”,到四五月份返回马尾。夏初出发,则走北线航路,乘风北驶,“历浙江、上海、烟台、天津,至牛庄始折返而南。”

年轻的林永升和他的同学一道,航行在中国的沿海,一直到南洋地区。建威舰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艘现代意义上的风帆训练舰,在于海浪的搏击中,他们竹简成长为中国第一批近代海军的舰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五年学满,林永升和同学分批毕业,得五品军功。

履历折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林永升调赴“扬武”练船,五月经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六月十三日奉旨获准。

《清史稿》中的《林永升传》载,林永升调赴“扬武”练船,“周历南、北洋险要,以千总留闽,充船政学堂教习。”另据清代的国史馆传稿资料显示,林永升为船政后学堂教习,应该是担任洋员助教一类的工作。

这是林永升求学和在船政时期的一段经历。

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合影,后排右三就是林永升。

二、留学英国,“与泰西将士日夕讲求”

光绪三年(1877年),在沈葆桢、李鸿章等大员的推动下,清政府批准将船政学堂的毕业生派赴欧洲留学,船政为此筹措了一大笔留学经费。这是船政首届留学生团。

光绪三年三月初七日(1877年3月31日),林永升随留学生团从从马尾出发,乘船先到香港,从香港转乘赴欧邮轮。

船政首批赴欧洲的留学生有30人。

其中,林永升等12名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同学将赴英国,这里既有他的同学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等人,也有他的学弟萨镇冰、林颖启等人,这些人都是船政培养出的精华人才。

对于这些人,清廷上上下下寄予厚望。船政大臣吴赞诚在《报明出洋学生启程日期折》里写下一段话:

“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国家将来趋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

1877年5月7日,留学团抵达法国马赛,随后分赴英国和法国进行学习。

林永升等12人均到英国学习铁甲舰的驾驶以及枪炮、水雷等兵器教育。由于英国海军对外国留学生登舰要求严格,名额有限。留学生分批上船。

1877年9月,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名海军知识根底深厚者,率先登舰实习。

当月,经过著英公使郭嵩焘和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努力,林永升、严复、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萨镇冰等未能登舰的六人,为免空待时日,经过考试进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读短期进修课程。

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学馆(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向无外国人就学,以中国初次通驶,又最远,国人亦据为美谈,是以破格为之。”

第二年8月,经过近一年的学校学习,除严复因视力问题留校继续学习外,林永升等五人也获得登上英舰实习的机会,其中林永升和叶祖珪、萨镇冰被安排在英国地中海舰队。林永升,在地中海舰队的“马杜那”大铁甲舰实习。

根据安排,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英舰期间,均着英国海军军服,以少尉见习生代职。

留学时间从1877年开始到1880年结束,这期间未来的中国舰长们在英舰上“与泰西将士日夕讲求”,触摸到了世界最强海军的脉搏。

当时出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的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多年后记录了留学生的洋监督写给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的一份禀帖,文中有写到:

“水师管驾学生二十人(应为十二人),以刘歩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出色,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次之,林永升、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又次之。

……

刘歩蟾、林泰曾,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不但能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均胜管驾官之任。”

可见,此次出国留学成果显著,而这批学生终归不负众望,学业有成。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林永升和叶祖珪等人从英国回到中国,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1881年1月17日),李鸿章奏第一届出洋生徒学成情况,并为请奖,五品军功林永升“免补本班,以守备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加都司衔。”

林永升在英国留学时所摄照片。

三、进入北洋,管带蚊船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林永升被李鸿章调往北洋。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881年5月22日),因在英国订购的两艘炮艇即将回国,李鸿章给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写信称,“林永升、叶祖珪拟俟山东蚊船到津,派充管驾”,这是“各生密考精当”的结果。

六月三十日(7月25日),两艘炮艇抵达广州,取名镇中和镇边。

七月十七日(8月11日),两艘炮艇抵达天津大沽。此后李鸿章亲自验收,随后在八月二十日(10月12日),上《验收新购蚊船折》:“臣复亲往查勘轮机、炮位、船式,均尚精坚,利用与前购各船相同,遴派闽厂曾经出洋学习之都司衔尽先守备林永升、叶祖珪为管带官并留洋弁二人协同照料、操演。”

林永升和叶祖珪分别被任命为镇中、镇边两舰管带,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此前北洋水师内还有镇东等四艘炮艇,六船合称为“六镇炮船”。

在管带镇中舰时,林永升随舰队一起活动。在其中一个时期,林永升还应该承担了类似分队长的角色。

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六日(1884年7月8日)丁汝昌有一封“又发林钟卿公事信”,信中写到:

“钟卿大兄大人如见:六镇由烟西发,一路想均平善,当各照议分抵北塘、大沽矣。‘西’‘北’炮伤之事,于十一日曾将禀傅相底稿由新关飞递寄交执事,想已接到阅悉矣。……弟十二日早抵威海,与刘观察议事竟日。……六镇备用弹药,即望商同桐侯逐查某船某枪炮现存弹药若干,仍须曾领若干,务即迅速查明,开折送呈东局早为制办。”

在闰五月十七(7月9日),丁汝昌又给林永升和叶祖珪发信,安排招募、选考华人管轮之事。

“桐侯”即叶祖珪,当时六镇炮船管带以林永升和叶祖珪资历为深。

林永升管驾镇中舰期间,先是在1884年6月份,举行水师阅兵,林永升带镇中舰参加。7月份,法国与越南启衅,并将战火烧到中国海域,六镇炮船被派往大沽、北塘防守,以防法舰北上。

四、调管康济

林永升管带镇中炮舰的一段时间后,便调往他船。民国初年,北洋海军老人池仲祐在编撰《林少保钟卿事略》中记述,林永升“(光绪)十一年(1885年)调管康济练船”。

履历折显示,林永升实际调管康济练船的时间为光绪十一年二月。

康济轮船为船政建造,1879年7月29日下水,原为兵船,后拨给招商局时改为商船。在李鸿章推进北洋水师建设后,又将康济从招商局调往北洋,再次进行了改装。

康济舰调往北洋的时间应该在1883年初。

光绪八年九月初三日(1882年10月14日),《申报》尚刊登招商局轮船康济轮船的航班信息。

光绪九年八月十五日(1883年9月15日),《申报》刊登“轮船招商局第十年帐略”,文中提到“前领船政衙门康济轮船一号已于本年三月间奉饬缴还矣”。

光绪十年四月十二日(1884年5月6日),《申报》报道,该年四月初五日“丁禹廷军门乘康济轮船至烟,文武各官皆由新关马头迎接。当日有镇北轮船持李傅相紧要文件,调丁军门回津商办军务,故次日仍乘康济开往津沽也。”此后,康济练船频繁开始出现北洋水师的舰队之中。

在林永升光带康济练船的第二个月,名字就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九日(1885年4月23日),《申报》报道:

操江轮火炉已坏,现用小轮船拖出大沽作为练船,以备操练之师用,其管驾黄君裳吉则调往镇中,镇中之林君调往康济,康济之马君复恒调往海镜,海镜之粤人某以年老回籍矣。至操江管驾,则即以该船大副何质玉充之。

康济舰调往北洋后,主要作用是接替操江号担任丁汝昌的座舰,因此受到关注。

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85年11月26日),《申报》报道“上相验炮”:

李傅相于本月十二日抵旅顺验船一事,本馆已据电音笔诸简端,嗣经访事人随节而往,备纪情形。悉,傅相于十一日晨九点钟时乘铁龙小轮船驶出内河,换坐快马轮船至大沽,即于是晚十二点钟时驶出界外,上定远铁甲船,时六镇炮船、扬威战船、济远铁甲船、水师统领之康济坐船,环布如棋,声威显赫,隆隆炮响,联接如蝉。定远、济远更高燃电灯,光明照耀,六镇及扬威、康济则燃硫磺樟脑灯,横架桅耸,以便水手站桅致敬。

1885年11月30日,《申报》又系统报道了“北洋兵轮铁甲船管驾人名单”:

镇远铁甲船副将林泰曾、定远铁甲船游击刘步蟾、济远钢甲怏船都司方伯谦、超勇兵轮守备叶祖珪、扬威兵轮游击邓世昌、威远练船都司萨镇冰、海镜兵轮同知马复恒、康济兵轮守备林永升、镇海兵轮千总汪恩孝、操江兵轮军功何品璋、镇中炮船千总邱宝仁、镇东炮船守备林颖启、镇西炮船守备黄建勋、镇南炮船千总李和、镇北炮船千总戴伯康、快马炮船陆伦康。计北洋尚有镇边、飞凫、飞霆、利顺等小驳轮船,所派何人未经访悉。

在林永升管驾康济船之前,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1884年12月4日,农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在其接任后,尚有余续工作,因此多次来往朝鲜执行军务。

比如1885年7月8日,丁汝昌统带康济等船驶离朝鲜,回国;7月14日,丁汝昌带康济等舰,从烟台开航朝鲜。

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85年11月4日),李鸿章上“赴朝人员请奖折”,其中有32名水师各营官兵,“福建补用守备林永升,以都司仍留原省补用,并戴花翎”。

此后,随着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回国,康济舰的主要工作为练习舰。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八日(1886年7月9日),丁汝昌致函大沽船坞总办文瑞,表示康济舰现作为专练水手之船,其应添操用各件,请照清单操办。


经远舰回国途中,停泊在英国朴茨茅斯港时的照片。

五、赴德国接收经远

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制的“致远”、“靖远”、“来远”、“经远”4艘快船竣工,李鸿章派林永升与邓世昌、叶祖珪、邱宝仁等出洋接带。

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1887年2月27日),李鸿章上奏:“副将衔参将邓世昌,前随丁汝昌出洋,充当管驾,情形熟悉,应令随同前往,凡关涉中国文报、银钱等事,责令一手经理,兼管带第一号快船,偕同派定二、三、四号快船管驾官都司叶祖珪、林永升,守备邱宝仁及弁兵、舵水人等四百余员名,于二月杪由津起程。”

接舰团负责人为英国人、时任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他带小队先行到英德验船。接见团中方以邓世昌军衔、资历最高,由他带大队等稍晚出行。因邓世昌此前曾往英国接带扬威舰,邱宝仁曾往德国参与接收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因此根据安排,邓世昌和叶祖珪前往英国接收致远舰和靖远舰,林永升和邱宝仁去德国接收经远舰和来远舰。

当时,驻英、德大臣对派遣林永升等人接舰心存顾虑,认为保险起见,应雇洋人驾船送回中国。对此,李鸿章征询琅威理的意见。

琅威理对自己和北洋水师官弁的技术有信心:“华管驾可靠,再添雇西帮驾无误。”

琅威理在抵达英国后,立即对致远、靖远二舰进行查验,随后琅威理随即赶往德国,与驻德公使许景澄对接。

据许景澄的记载:

“经远(光绪十三年五月)廿八日试验,速率、炮位均佳。” “来远(六月)初十试验,并佳。”

对“经远”、“来远”二舰的验收经过,许景澄事后还详细致函总理衙门:

“经远舰以二十六日在爱根弗尔特海口试验,为德海部测定海里之地,适以阴雨中止。二十八日覆试,计验得速率十五海里又十之四。验放大小炮位,每演八出,各用平度直线演放一次,查察船面,悉无损坏。是日有海部总办的脱里西司,汽机官格力士,司炮官蓋式尔三员在船,并借用炮手八名,一切办法均由洋员琅威理商定,始终监视。琅尤以耳台炮能直放为佳。”

“来远于月初十日试验,琅因在英有事,转委林永升、邱宝仁两管驾官办理。计速率十五海里半,演炮亦均合法,其试速率之法,先在海面以汽机全力行三点钟毕内,就一小时算明暗轮每秒最速转数,至测定海里处,照所算轮机转数,往复行四海里,扯算得之。现琅威理尚议于船上装配,就己意添改若干事,俟缮治完毕,即行开驶,计月内总可鼓轮东下矣。”

勘验完毕后,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1887年8月 11日),经远、来远两舰升挂龙旗,当天许景澄、林永升、邱宝仁等人来到德国士旦丁港口,正式接收两舰。

根据许景澄的报告,可见当时的接舰场面:

“六月二十九日奉布德字四十五号函,计已入察。经、来两舰诹吉六月二十二日收管换旗。是日伏厂会首斯鲁妥制送来远舰龙旗一面,士旦丁地方守吏咸集,弟率同诸员祭天后如礼。事毕,延德国官绅及该厂总办诸人在船设宴,以尽主谊。兹两舰于二十六日开至瑞纳门海口,已由英员琅威理饬知林、邱两管驾,定于月之初二晚,驶行至英之南海口,与致远、靖远二舰会齐。弟以收船之时,琅威理在英办公,不及来德,而经、来续议制备各件,绪繁时促,有须在英就购交楚者。尚拟赴英一行,与琅面唔,接洽一切,俾免后来轇轕。已与芝田廷尉订期初七日同赴朴次木特海口,俟料理事毕,即便观彼埠兵船炮台,以扩见闻也。至合同所载,保固工料一节,经与该厂总办迭次劝商,始允照原约承认。惟中国派员接带办法与前不同,特另函声明,沿途行驶,应与同类德船彼此比照,已另函承布矣。”

至此,林永升开始管带经远舰,此后人船相始终。

六、回国顺访新加坡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六日(1887年8月24日),经远、来远两舰抵达英国朴茨茅斯港,与邓世昌等人汇合。

七月初九日,林永升和邓世昌等接见团成员一起参观了英国海军的船坞。

七月二十五日(9与12日),经远、来远、致远、靖远四船,在琅威理的带领下,进行回国的航程。

这次回航过程,随行的驻英使馆随员余思诒详细记录了一本《楼船日记》(《航海琐记》)。这次航行同时也是一次练兵,琅威理在海上指挥各船随时进行演练。

光绪十三年九月(1887年11月),回国船队途径新加坡,并停留数日(11月10~16日),供当地华侨参观,这是大清首次的“海军开放日”。

余思诒在《楼船日记》中,记载这期间林永升等四管带的活动。

“二十五日,晴,……丑正过马六甲灯塔。……巳初遥见新加坡,单鱼贯阵。岸上观者如蚁,土人则举手扬巾,华人则额手称庆。未刻停轮下椗。新嘉坡距岸约三海里,偕四管驾同拜领事左子兴太守名秉隆。”

“二十六日,晴,……午后偕四管驾拜英国总督。”

“二十七日,晴,……早英国总督来答拜。……是晚,英国总督请琅总理及四管驾饭。”

“二十八日,晴,……早四管驾至巫来由国苏丹府午饭,因昨日在英署同席面订也。左领事请晚酌,遂与琅总理、四管驾往。”

“二十九日,晴,……是晚,四船管驾公请于广东馆。”

“十月初一日甲申,早晴晚雨,……午后登岸,在领事府闲谈。近晚,偕四船诸君赴山芭树林园星坡众商董公宴。……是日,同座者巫来由国苏丹、中国领事、中国提督衔总理接船事宜琅威理及四船管驾、大副、二副、正副管轮及学生、文案、司事、医官、洋大副二副、洋管轮、洋翻译咸集,……为新嘉坡不数觏之盛会焉。”

“初二日,晴,晚小雨,……晚广东商人罗奇生独四船管驾夜宴,同席左领事竹林。兵船例不准人窥探。四船抵新嘉坡,众商吁领事请船仰瞻新式,爰与琅总理、各船管驾商准,由领事给牌登船游览。于是,有人棹片舟往来各船间,日中至昃,纷纭不息者五日矣。较之江河竞渡尤为繁盛焉。”

“初三日,晴,……辰初,督船有令起锚。午初开行,双燕行阵,船微宕,向东行。”

在新加坡的日程,忙碌充实,这是大清海上军事力量展现。

日后,林永升和经远舰还曾两次随舰队访问新加坡。

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四——二十六日(1890年4月3日—15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致远、经远、来远、济远六艘主力战舰,访问新加坡。

访问期间,林泰曾、刘步蟾、林永升等军官还拜访了他们在船政学堂时期的老师曾锦文。曾锦文为槟榔屿华侨,曾任学堂英文教习。闰二月二十六日(4月15日),林泰曾等“身佩长剑,全副武装,簇拥至墨经梳律师楼,拜见老师曾锦文,行三跪九叩首礼。西人与侨生诧为奇人怪事。五体投地,向未目睹,不胜骇异。引动四邻,毗集参观,挤得水洩不通。后询诸曾氏,说明乃为敬师大礼,外人咸啧啧称羡。中国古礼之隆重,为万国所无也。”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94年3月3日),六舰再次访问新加坡,至二月二十八日(4月4日)启程北返。四月十三日——二十三日(5月17日——27日——,北洋舰队举行了最后一次大阅兵。

不久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黄建勋、林履中、邓世昌、林永升、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等相继殉国。这是后话。

根据《楼船日记》记载,接带经远舰回国的主要官弁为管带林永升,大副林文彬,学生韩锦、陈京莹、张浩人。接待来远舰为管带邱宝仁,大副陈玉书,学生谢葆璋等人。

陈玉书,就是陈策。从后来任命情况看,余思诒应该将他和林文彬所在的船只记反了。因为在北洋海军成军时,陈策被任命为为经远舰大副,林文彬为来远舰大副。池仲祐在陈策的小传中,也记载他“帮同驾驶经远军舰回华”。

七、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

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后,经远等四舰从新加坡启程,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87年11月27)到达“广东洋”;十四日(28日),“近晚抵香港口外九龙关”;十五日(29日),“寄椗香港对面油麻地之滨”;十月二十六日(12月10日),抵厦门,与丁汝昌率领的定远等舰会师厦门,正式入编北洋舰队。

十月二十六日(12月12日),丁汝昌在定远舰举行晚宴,招待林永升等四舰管带和琅威理。

因此时北方进入严冬,四船在第二年春天,随舰队北上旅顺。

光绪十四年二月十七日(1888年3月9日),李鸿章报告朝廷,准备亲自勘验四船:“新购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于上年十月杪驶抵厦门,业饬统领北洋水师丁汝昌前往,合同洋员琅威理验收,即在该处过冬。北洋解到以后,该四船归队操巡。现由旅顺调至大沽口。臣应亲往察验船身、炮位及机器马力等项,驶行里数,以重利器。拟将诸务略为部署,即亲同水陆营务处津海关道周馥等出海验驶,并顺赴旅顺口、大连湾、山东之威海卫各防所,查看船坞炮台工程形势,与将领筹布一切。……”

三月十五日(1888年4月25日),抵大沽。三月二十八日(5月8日),李鸿章在旅顺海域,勘验了经远等四舰。5月10日,又乘坐定远,观看经远等舰试航。直到5月16日才返回天津大沽。

此时,正是北洋水师的全胜时期。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88年6月6日),因接船有功,李鸿章上“为遵保林永升等接船回华尤为出力人员事奏折”,参与人员皆有封赏,其中“留闽补用都司叶祖珪、林永升,均请免补都司,以游击仍留原省尽先补用”,林永升赏给“御勇巴图鲁名号”。

随着四艘舰船加入北洋舰队,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888年10月3日),清廷正式批准了《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完成了经制化。

这是北洋海军的一份“三定”方案。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1889年2月20日),李鸿章正式上奏,请将北洋海军新设副将至守备各缺,拣员补署,其中“左翼左营副将,以花翎补用游击林永升升署,委带经远快船。”正月二十日,朱批“着照所请”。

由此,林永升正式获得了北洋海军的编制“左翼左营副将”,排在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方伯谦、叶祖珪之后。

当天经远舰上随林永升一同补署各缺的还有:“左翼左营都司充经远船帮带大副,以花翎补用都司陈策补授”、“左翼左营都司充经远船总管轮,以五品军功拔补千总孙姜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船鱼雷大副,以六品军功拔补把总李联芬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船驾驶二副,以六品军功补用千总陈京莹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舰大管轮,以六品军功拔补把总陈申炽升署”、“左翼左营守备充经远船大管轮,以补用千总卢文金升署”等人。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林永升的生死战友。

此后,经远舰跟随北洋舰队航行在南洋各口、中国沿海乃至东北亚海域,成为远东地区一直举足轻重的海军力量。

八、两次访问日本

光绪十七年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初三日(1891年5月23日至6月9日),根据章程三年一阅的规定,北洋海军再次进行了阅兵。经远舰随对参加。

阅兵结束后,五月二十日(6月26日),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艘主力舰到日本访问,至七月初二日(8月6日)才回国。在日本期间,林永升随队参观日本军舰、港口,并于日本各方进行了交流。

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六日(1891年10月8日),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创立,已历三年。李鸿章奏办理海军请奖折,获准。其中“升署海军左翼左营副将、御勇巴图鲁林永升,拟俟副将补缺后以总兵升用”,并“赏清字勇号”,获批准。林永升赏换“奇穆钦巴图鲁”勇号。

光绪十八年三月三十日(1892年4月26日),根据章程海军军官三年晋升的规定,李鸿章奏请将林永升等海军升署副、参、游、都、守各缺,照章改为补授。获准。

此时,林永升的身份为:经远舰管带、升用总兵、左翼左营副将、穆钦巴图鲁。

五月二十九日(6月23日),丁汝昌再次率领经远等六舰访问日本。

六月十四日(1892年7月7日),《申报》以“星使莅崎”为题进行了报道,其中提到北洋舰队抵达长崎后,清廷住日本的外交官员“整肃衣冠,登舟谒见,定远管带刘子香军门、经远管带林钟卿总戎亦皆往接。”

访日期间,各舰分开活动。六月二十三(7月16日),经远舰由长崎返回威海。

光绪二十年四月初三至二十三日(1894年5月7日—27日)北洋海军举行了最后一次大阅,林永升率经远舰参加。

阅兵结束后的四月二十五日(5月29日),李鸿章上“校阅海军竣事折”,文中提到,各船“在青泥洼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各船还在航行中打远出之靶,“发速中多”,并专门单独提到经远舰:“经远一船发十六发炮,中至十五。”看到奏折后,当天清廷即发布上谕,各水陆将领著准“择优保奏”。

此次大阅结束后,因朝鲜问题,中日关系紧张,林永升率经远舰参与北洋舰队的巡海等活动,并在1894年9月17日,参加了黄海海战。

此次保案也因此未见下文。

九、参加黄海海战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1894年9月15日),5艘商船来到大连湾集结,开始装运北洋增援辽东、朝鲜的兵员以及辎重、马匹、火炮等物资。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深夜1时许,装载完成,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鸣响汽笛,护航舰队起锚出发。

舰队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亲率,以定远、镇远为首,来远、靖远、济远、平远、经远、致远、扬威、超勇、广甲、广丙等主力巡洋舰,还有镇中、镇边两艘炮舰,福龙、左一、右二、右三四艘鱼雷艇,以双列纵队航行,即北洋海军阵形中的双鱼贯阵。

这是整个甲午战争中,清廷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运兵和护航行动。

八月十八日(1894年9月17日),天气晴。上午6时25分,经过一夜航行的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抵近海洋岛。

上午10时20分,日舰吉野首先发现远处“煤烟”,至中午11时30分,吉野舰确认,煤烟来自北洋舰队的主力。

11时30分,北洋舰队的瞭望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出现异常。12时,镇远舰上的瞭望兵报告,发现敌舰煤烟。此时,日舰已经开始进行战斗准备。

12时10分,北洋舰队也全部动员,10艘主力舰启动,航向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拦截,以掩护身后大东沟里还在登陆的陆军。

起锚后不久,丁汝昌即下令变换阵形为犄角雁型阵。

变换后的阵形为,定远、镇远两艘巨舰一组位于舰队中央,右侧依次为来远/靖远、超勇/扬威两个小组,左侧为经远/致远、广甲/济远两个小组。

镇远舰上的美国人马吉芬在战后曾记下一个细节:“一群群肤色黝黑的水兵将发辫盘在头上,将袖子挽上臂肘,一群群地聚集在甲板上火炮旁,迫不及待第准备决一死战。”

战斗初期,双方互有损伤战。这期间,日舰本队在北洋舰队前转向时,落单的比睿舰竟在慌忙之中航进到北洋舰群,陷入定远、经远的围攻之中。


日军绘制的经远舰沉没想象图图。

由于距离太紧无法使用大口径火炮,小口径机关炮又无法将日舰击沉。经远舰选择从侧翼贴近比睿,船上搭载的海军陆战队一度准备跳帮,生擒敌舰。

比睿舰一面分配人到甲板上面,并将步枪上好刺刀,一面开动机关报急速扫射。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比睿已经冲到定远和经远之间的船尾部,由于经远船尾没有装备大口径火炮,只能向比睿发射两枚黑头鱼雷,遗憾在距离比睿船尾7米处的地方错过。这是中国海战中第一次将鱼雷应用于实战。

随后,日舰另一艘小型舰艇赤诚也落单,遭遇北洋舰队定远、经远、致远和来远的群攻,并一度准备俘虏该舰。

战斗中,赤诚舰长坂元八郎被击毙。

这是整场海战中难得的优势场面。

当天15时30分,在逼近敌舰的过程中,致远舰舰体内部发生爆发,沉没海战场。此时,经远、来远、靖远等军舰因为受损严重,也退出战场试图抢修自救。济远、广乙也逃离战场海域。

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随即盯上了驶出战场的几艘北洋军舰。

经过追逐,和致远舰同一编队的经远舰,最终成为第一游击队的目标。最终在17时30分左右,经远舰因为舰体严重倾斜,在今天的辽东庄河老人石海域侧翻,沉入海底。

战斗中,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大副陈策、二副陈京莹等高级军官先后阵亡。

林永升时年41岁,比邓世昌小四岁。


日军拍摄的经远最后遗影。

十、林永升的阵亡细节

关于经远舰和林永升阵亡的消息,最初来自丁汝昌。

海战后的第二天(1894年9月18日),丁汝昌在电报中称:“昨日在大东沟外,十二点与日船开仗,五点半停战。我军致远沉,经远火,或超勇或扬威一火一驶山边,烟雾中望不分明。”

五天后(1894年9月22日),丁汝昌给李鸿章发了一份详细的“大东沟海战”报告,这份报告的原件如今保存下来,上面可以看到丁汝昌修改的痕迹。

这份报告的原稿写为:“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打仗,后经远船主中炮阵亡,船方离队”。

丁汝昌修改后正式报告为:“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闻自该船主中炮阵亡,船方离队。”

从这修改来看,丁汝昌未能明确林永升的阵亡细节,而是来自“传闻”。丁汝昌在奏折的开篇也明确说:“十八(9月17日)与倭人开战,时炮烟弥漫,各船难见,现逐细查明。”

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1894年10月5日),李鸿章又正式向朝廷上奏:

“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沈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经远先随致远驶出,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突中敌弹,脑裂阵亡。……经远因管带既亡,船又失火,亦同退驶。倭始以四船尾追济远、广甲,因相距过远折回,乃聚围经远,先以鱼雷,继以丛弹,拒战良久,遂被击沉。”

李鸿章奏折中描述林永升为“突中敌弹,脑裂阵亡”,并称消息为“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但目前未见丁汝昌对此描述的文字。这是目前能见到关于林永升阵亡细节最早的出处,后世多沿用该说法。《清史稿》里的《林永升传》也据此写作:“船阵失列,有跳而免者,永升仍指挥舰勇,冒死与战,骤中敌弹,脑裂死。”

民国初年,池仲祐所撰《海军实纪》一书,对经远战况亦有提及:“经远先随致远驶出,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倾鼓轮追之,欲使击沉。乃猝为日舰所环攻,船身碎裂,林永升中弹脑裂,全船员勇,大副陈策、李连芬,二副韩锦、陈京莹,枪炮教习陈恩照等二百七十人俱殉焉。”

在书中林永升的小传中,池仲祐也有几乎一致记述:“(林永升)奋勇督战,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倾鼓轮追之,欲击使沉,乃猝为日船所环攻,船身碎裂,中弹破脑而亡。”

海战时,广甲舰随济远舰逃跑。广甲舰军官卢毓英在回忆录中记录:“经远管带林永升阵亡,其将弁已阵亡殆尽,遂退于山边。时广甲逃跑,有敌舰尾追,广甲急傍山而行。正遇经远挡住敌船,为敌炮所中,卒然而沉,船桅皆没,犹见两股浓烟出自水面。待到敌船越过经远之前,广甲去已远矣。”

从后来的相关研究来看,卢毓英关于经远舰沉没的描写是可靠的。但关于经远舰上高级将领阵亡的细节则有待于研究。

在1921年出版的第一部《庄河县志》也有一种记录:“我海军军舰自鸭绿江之败,退至县属海中獐鹿岛前共有四艘,而沉者二,一舰为方谦统帅,沿海西逃,余一为“靖远”舰林仲卿所统帅。是时舰在虾老石东八里许,士卒皆请林就岸,林不肯,躬亲炮弹督战,未几左臂中弹,舰突亦被击碎。林知事去,反身入内,扁锁舱门,危坐以殉,封镇海侯。该舰军士约五百人,泅而逃出者,仅五十人云。”

文中方谦为方伯谦,林仲卿即林永升,“靖远”为“经远”之误,林永升也未被封为“镇海侯”。不过在这条记载中,关于林永升的殉国过程则与传统记录完全不同。

县志中所写的这些细节,来源很可能是老石人岸上当地的村民,而这些村民的信息则应该来自当时经远舰幸存士兵的某些口述。

在该版县志的开篇序言里有写,庄河此前无志书,是在1919年初开始编撰,“召集耆硕或司采访、或任纂述”,至1921年末编纂完成,此时距离甲午海战结束不过27年。

与之相对,在大副陈策的小传,池仲祐写道:“公身先士卒,已受重伤,犹坚立指挥不少懈。经远中炮沉没,与管带林永升同时蹈海殉节。”

这里也有一个“同时蹈海殉节”的说法。

由于经远舰沉没的地点,远离海战战场,经远舰上最后的究竟有怎样的细节,还有待于更多史料的挖掘。

2018年,国家文物部门在庄河老人石海域,确认了经远舰的沉没姿态为倒扣海中,这意味着船上包括司令塔在内的诸多舱室很有可能仍存于海底,那么林永升等高级将领的遗骸也有极大的可能仍在窗内,或许可以解开经远舰最后的秘密。


甲午海战中,舰身已严重侧倾的经远舰(西方绘画)。

十一、身后哀荣,“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

在池仲祐撰写林永升小传《林少保钟卿事略》中,留下了一段关于林永升待人接物的记载:“公性和易,与人接,唯恐伤其意,遇文学之士,退然意下,延誉不容口。

对待文人,林永升有一种天然的尊重,对待部下也有温情,“待士卒有恩,未尝于众前耻辱人,故其部曲咸感之逾深,咸乐为之死也。”

虽然性格平和,但在战前,林永升仍然展现出一份将军的气度。

再看池仲祐的记载:“二十年,中日事起,公先期督厉士卒,昕夕操练,讲求职守之术。以大义晓谕部下员弁、士兵,闻者咸为感动。方事之殷,经远先随致远驶出,公临阵尽去船舱木梯,以防士兵之退缩避匿,将龙旗悬于桅顶,以示誓死奋勇督战。”

这是背水一战,欲置之死地而后生。

池仲祐在编撰《海军实纪》时,很多甲午海战的亲历者尚在人世,为此他曾“函札四驰,征求故实”,因此他对林永升的描述有一定根据的。

在《清史稿》的《林永升》传中,也载有一句“永升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励,既合诸舰,冲锋轰击。”因此林永升的传记位于清史“忠义”卷中。海战后,李鸿章在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七日(1894年10月5日)上了一封“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弁折”,文中称:“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恩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经远管带、升用总兵、左翼左营副将、奇穆钦巴图鲁林永升,致远大副、升用游击、中军中营都司陈金揆,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林永升照提督例,陈金揆照总兵例,交部从优议恤。”

九月初九日(10月7日),清政府下旨对“升用总兵林永升着照提督例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世袭骑都尉兼一云骑尉,这一恤赏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相近(邓世昌,予谥“壮节”)。

所以池仲祐说:“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与邓壮节公为最。”

林永升阵亡后,清廷对于林家也并未忘记。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898年8月)的《京报》上,录有时任闽浙总督边宝泉的奏片:“升用总兵、原任北洋海军左翼左营副将、管带经远快船林永升……在大东沟洋面阵亡。林永升经部议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俟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遵照去后,兹据福建侯官县查明,故员林永升嫡长子林大鑫年,十六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承荫二品荫生。永升仅生二子,次子已故,大鑫是其长子,例得兼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

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本的《闽侯县志》中,也有一篇林永升的小传,这篇传记基本与池仲祐撰写的《林少保钟卿事略》相同,但在最后一句,介绍了林永升后人的情况:“(林永升)子二,长大鑫二品荫生,袭世职;次毓东,均不幸早卒。孙,启璋,供职海军行营。”

从上述资料可知,林永升阵亡时留有两子,长子林大鑫,应该生于1883年,当时林永升30岁,任职镇东舰管带;次子林毓东,在1898年时已经去世。承袭世职的林大鑫也去世较早,但林大鑫留下一子,叫林启璋,进入民国后,和很多甲午后人一样,进入海军谋职。

此后,关于林永升后人的消息泯灭与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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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丁汝昌集》(孙建军整理校注)、《船政史》(陈悦著)、《北洋海军舰船志》(陈悦著)、《关于“致远”等舰来华过程的几个问题》(孙建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