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28日报道称，中国打击校外培训的终局是打造一个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
黄雨（音）住在深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9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每年的课外辅导班学费约8万元，除了英语和数学等传统学科外，还有计算机编程、绘画、钢琴、足球甚至乐高基础工程。黄雨的学费预算是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多。但对黄雨来说，身处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城市里，花在孩子身上的每一分钱都是必要的。
分析人士称，对北京来说，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增强也是对国家教育体系的破坏，是中国在努力构建一个公平社会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障碍。
报道称，为减轻学生在校内外承受的压力，政府出台了“双减”政策，打击针对中小学课程的校外培训，给这个规模超千亿美元的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数据显示，2020年有大约10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涌入该行业，许多投资者希望能在作业帮和猿辅导等“独角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后收获丰硕成果。现在，这类初创企业被禁止筹集资金或上市。至于那些已上市公司（从好未来公司到高途公司），它们必须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在假期和周末停止教学，这令华尔街投资者感到震惊，并致使相关机构的股价下跌。
报道称，这些损失是北京改革教育体系的宏伟计划的副产品，而教育体系又是中国打造公平社会这一更大目标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教育孩子的权力必须掌握在国家体系而不是资本的手中。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分析师陈立登说：“在资本的推动下，欺骗性定价和虚假广告让教育科技行业变得更加混乱，一些辅导机构让（家长）对教育感到焦虑，这违背了教育的本质。在中国允许一个家庭生育三个孩子之际，教育孩子的压力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这种监管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国家下决心打击这种混乱局面，以减轻学生的负担……以及家长的焦虑。”
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8月29日报道，中国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指出，面对家长的现实需求，如何真正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满足教育需求，是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则强调，减负并非一减了之，要配合加强公共教育供给，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首先要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办好每一所学校；只有让各个学校得到均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学生负担过重的难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徐敦楷分析，政府可以加强宣传，让家长了解政策的发展，由此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此外，也可以尽可能在短期内让家长看见一些实质的效果。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