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湄洲岛
一、宋元时期
北宋太平时阮沂所记，迁莆城厢阮巷者，其后有去越南的。据南宋绍兴八年(1138)邑人方略撰的，原存于莆田溪白乡杜村祥应庙内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的石碑文载：“……往时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番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今印尼)。斋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这段碑文。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有莆田人参加，但从莆田与泉州的海外贸易关系来看，当时莆田自有不少“游商海贾”“牟利于他郡外番”的人。
据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莆田县志》，俞良甫，元莆田仁德里台谏访人。元朝末年，干戈扰攘，社会动乱，至正二十七年(1367)，因避战乱，寓居日本京都嵯峨近30年，刻书为业。在《日本善本书影》里所影印的俞版《唐柳先生文集》上可以看到刻书碑记：“祖在唐山福州境界福建行省兴化路莆田仁德里台谏坊(今莆田市荔城区西天尾汀渚村俞里)住人俞良甫，久住京都城阜，近几年劳鹿，至今喜成矣”等句。俞良甫出国至今已有630多年了，是莆田有文字记载最早出国的华侨。
二、明朝至鸦片战争前
莆田县陈、黄、柯、蔡、许、李、王等姓氏族谱载。他们的先人在明太祖元年至成祖永乐元年(1368-1403)间就有移居东南亚的。明初，玉湖陈氏12世孙陈康作为闽人36姓赴琉球的一分子到日本定居，1989年10月陈康17世孙仲本盛康从日本率团来莆寻根问祖，证实陈康由原莆田县北高乡美澜村出海前往日本。
莆田城关《林氏族谱》载：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林氏先人就有往进罗(今泰国)经商的。明永乐年间(1403-1424)。太监郑和七次出使南洋群岛诸国时。莆田籍官兵有跟着他去西洋公干的。宏治《兴化府志》卷四十九兵纪“武臣事考”条下记载，兴化卫左所百户刘监，其祖父刘杰“屡跟内官马斌下西洋”。兴化卫右所百户柳营，其曾叔祖柳兴“永乐三年(1405)随太监郑和及王贵通等往西洋公干”。兴化卫中所副千户白祥，其曾祖父白旺“节往西洋公干。”兴化卫前千户所千户许政，其曾叔祖许癖，永乐元年(1403)节次往西洋古里，小葛兰等国公干。兴化卫前千户百所张宽，其曾叔祖张能“永乐十年(1412)以卫所镇抚蒙太监郑和选往南洋。”此后，莆田县有不少商人、水手、农民、小手工业者，沿着这条路线到东南亚各地经商、谋生或在当地定居下来。
明朝天启四年(1624)，莆田人洪升参加广东澄海人颜思齐为首的海外贸易集团，前往日本经商。这是有史可查的莆田人旅外经商的首创。
明代莆田籍官吏出使海外的有：黄乾亨，成化乙未(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行人司行人，奉命册封满刺加(今马来西亚六甲)副使，“当他向其叔父黄仲昭辞行时，仲昭命子乾刚同行。(莆田东里《黄氏族谱》)“林元甫，成化乙未(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选工科给事中，诏充册封占城(今越南)使。”“彭汝楠，万历丙辰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会稽知县，旋奉命册封海外。”“林磷昌，康熙庚戊年(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中书舍人，奉令册封琉球(今琉球)。”(均见乾隆《莆田县志》)。这里记载，彭汝楠出使地点不明。黄乾亨出使马六甲时。其叔父促昭可以私自叫自己的儿子与之偕行。可见每次官吏出使时，也会有一些关系密切的商人，跟同而往，乘机进行种种贸易的。这对于莆田人民的出外贸易或侨居，都会带来一定的便利。
明末清初，莆田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加紧剥削与压迫下，农村经济破产，或因参加起义军失败，或因天灾、人祸、战乱频繁，生活困迫，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迫飘洋过海求生。
1、农民起义失败出国。据史料，自明嘉靖五年至三十五年的30年中，莆田有九年遭受水、旱、风、火之灾，某年“夏秋大旱”，“禾麦绝收”，“风雨潮涨”，“飓风大作”，“大饿”，“岁大饥”等字句，频现在清乾隆廖必琦《莆田县志》中，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十五年(1587)，这五年中，莆田连年水旱。(据清乾隆廖必琦《莆田县志》)山区地瘠民贫。人民生活更困。因之，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广业里下溪村农民首领柯守岳在家乡联合广大农民和外地移民居乡的少数民族——畲民联合举行农民起义，范围绵延莆田、仙游、永泰三县。半年后，被明朝大军所镇压。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或因起义失败而逃难海外的不知多少。
2、避倭祸出国。明朝倭祸，历时二百多年。福建、浙江、山东沿海诸郡，屡受其害。莆田县地处濒海之区，首当其冲，受害尤烈。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决海堤，田不可耕，耕不得以偿种子。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陷兴化府城(今莆田城)，奸淫掳掠，放火杀人。莆人死难者数以万计。“城内大阴沟中，血流有声”。全县人口数比十年前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锐减：户减898户。口减22961口。(据清乾隆廖必琦《莆田县志》)
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鹅头村在国内有人口1000多人，在海外有人口2000多人，是莆田著名的沿海侨村。有一次，笔者陪同华侨吴先生返乡探亲，到鹅头山上玩，看到一大片废墟多年至今保存完好的石头宅基，一位老者介绍说，那是明朝鹅头村被烧杀掠夺后而留下的旧鹅头村遗址，鹅头村华侨华人多，除这里生活条件艰苦外，被迫出洋谋生外，最早的成因应源于倭寇入侵。
3、抗清失败出国。明末清初，郑成功部下杨耿等曾数度率军入莆田。清顺治四年(1647)九月攻入兴化府，常太里人潘仲勤、仙游王士玉等起兵响应。顺治五年正月，杨耿又攻入莆田兴化城，邑坤黄鸣俊、林嵋等起兵响应。顺治六年，莆田抗清义军再次攻克兴化府城，顺治八年，郑成功部攻克平海卫，郭乐隆在寨碉起兵响应……抗清斗争失败后，参加其队伍的莆田人多被迫“亡命湖海”。
4、避“迁界”出国。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防拒郑成功军队，对福建、广东等地施行惨无人道的“迁界政策“。据(乾隆)《莆田县志、赋役志》载：莆田沿海的北高、笏石、灵川、忠门、平海、莆禧、小屿一带地方被划为“界外”地界，共截去田地面积四千七十四顷四十七亩八分八厘九毫，并将这“界外”所有田地的庄稼拔除，居屋寺庙一概焚毁，膏腴弃地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不知道有多少万人无田可耕，无家可归，其中有多少人流离海外。
5、受天灾生活无着出国。清顺治十一年(1654)岁饥；十六年(1659)九月三十日，飓风大作，东角长堤尽坏，海水淹入，晚禾绝收；十七年(1660)，秋禾生苍；康熙三年(1664)春夏不雨，禾稼尽枯，迁民流散失业或饿死，子女多转卖外省；六月大雨，连七日夜，水暴涨，漂荡民居无数，水及半城，舟从东门入者至五大夫坊，从南方入者至谯楼前，闰六月六，水乃退，洪水为灾，南北二洋，广常二里等处，人民淹没，田土崩坏；四年(1665)岁饥，民有鬻妻者。这些年间，遭受大水、干旱之灾，民生凋敝已极，背井离乡去海外谋生者有之。
三、鸦片战争后至解放前
鸦片战争后，殖民当局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掳掠，绑架渔民丁壮，成为他们无代价的“劳工”，被其转贩远方去垦殖，连姓名和地址都没有留下。福州、厦门列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殖民当局就在那里开设“XX洋行”。其实质是“卖人行”(莆田叫“猪仔馆”)，以甘言和微利诱骗及所谓“契约华工”，拐卖苦力当“猪仔”“出番”。莆田溪顶人王某，就是贩卖乡人苦力当“猪仔”的中介人，充当帮凶，从中渔利。这种“契约华工”，一到“猪仔馆”即被关押起来，受尽“契约”的种种约束，失去人身自由。到了船上，在皮鞭、枷锁及饥饿、疾病的交侵下，有的中途死亡，幸存的被象“猪仔”一样以高价被贩卖于他方，去向不明，生死未卜，所以莆田有“猪仔过番，无一生返”之说。
清咸丰三年(1853)永春林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9月初由仙游进攻兴化府城时，莆田乌白旗农民万余人响应。起义失败后，有的被“追捕”而流亡海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宋发祥、郭玉清留学美国(均毕业于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为莆田县第一批留学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景棠、黄胜白、林翰赴日本留学，为莆田县第一批留日学生。
辛亥革命后，林师肇、杨持平、邹去病等讨袁志士皆被迫逃往南洋。民国元年(1912)，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在兴化“劝募”教徒劳工，当年有卢锦枝等101人由方家明、陈秉忠带领到沙捞越诗巫(次年又招去40名)，在沙捞越建“新兴化邑”。同年，黄濂起义失败后部分义军被迫亡出海。民国8年10月30日，南洋柔佛树乳工业所在兴化《奋兴报》刊登广告“招工”、“出番”。11月7日，南洋槔杞公司也刊登通告公开“招股”。有不少生活困苦者应“招”出国。民国14-24年，莆田每年有5000人左右渡海谋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解放战争时期，民众逃避国民党政府抓壮丁逃亡到海外的也为数不少。民国30年，《福建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规定：“年满16岁至50岁人民限制出洋”，此后，出国新客多属妇孺，但因逃避壮丁出洋的青壮年仍然不少。
可见，莆田人出国历史悠久，有通过海外贸易、外交使节、旅外亲朋引荐等自愿出国，有避天灾、人祸、兵乱、经济破产、政治迫害而出国的，有被当“契约华工”“猪仔”出国笔者认为莆田人出国有其历史渊源和客观条件，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莆田地处东南沿海，海岸线绵长曲折，湄洲湾、三江口和许多大小岛屿和东南亚、日本仅一水之隔，随着航海业的发展，为先民移居海外创造了条件。与莆田邻近的泉州在宋朝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对外贸易的商港，而且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莆田市的三江口港口是它的卫星港，两者连成一条海上贸易通道。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时，莆田籍官兵跟他去西洋公干。这些，都给莆田人出海经商或因经商而滞留、定居国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莆田地少人多，沿海、山区土地贫瘠，旧社会，封建官僚、巨贾大商的地租、徭役、赋税及高利贷的盘剥，土地的兼并，加上水旱为灾，农村经济破产，劳动人民连“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最低生活也求之不得，只好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求生。
(3)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开放海禁，厦门、福州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洋货充斥，以致莆田人中本来可以自给自足的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大受排斥，成批失业。他们千方百计求人引荐到南洋谋生。
(4)明末的“倭祸”、清初的“迁界”，民国成立后的军伐混战以及国民党发动内战，日本的侵略战争，造成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大批劳动者不得不逃亡海外。
(5)殖民者在福建省拐持、诱导所谓的“廉价劳力”的“契约华工”，一批批莆田人的苦力成为“猪仔”流落异邦，这是华侨出国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一页。可以说，解放前莆田华侨出国史是一部充满血泪的历史。
四、建国后至今
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就业门路的不断拓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逐步改善，基本上消除了劳动人民出国谋生的因素，加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先后限制华人入境及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出国的人越来越少，1950年至1985年出国的主要是同海外亲人团聚或去继承财产。
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人到国外谋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和2000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出现了二次出国高峰。新侨民出国渠道和居住的区域大致是：通过与国外亲友团聚出国的，主要在东南亚国家；通过公费或自费留学出国的主要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及欧洲和北美洲，通过投资移民主要在南美地区及东欧地区，通过劳务出国，主要在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莆田市几乎每个县(区、管委会)每个乡(镇、街道办)都有新侨民，其中江口镇最多，赤港农场、萩芦、新县、埭头、南日、平海等乡镇也有为数不少的新侨民。新侨民多为青壮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侨民队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分布的区域也在不断拓宽。据阿根廷兴化同乡会创办人王庆苍先生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家只有他一人在阿根廷定居，时至2004年其家族有70多人在阿根廷定居，而最初到阿定居的莆田人只有7个，现在发展至7000多人。据市侨务部门统计资料，莆田市华侨华人、港澳同胞150多万人，分布在全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侨民约36万人。据市侨情调查资料，新侨民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以色列、韩国、英国、柬埔寨、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瑞典、挪威、比利时、西班牙、匈牙利、日本、南非、美国、泰国、阿联酋、加拿大、玻利维亚、阿根廷、南斯拉夫、捷克、俄罗斯、哥斯达黎加、巴西、秘鲁、厄瓜多尔、纳米比亚、莫桑比克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