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忘的2020年，很多重量级的世界名人逝去。国际政治领域既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被日本人赞为“日本通”的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尤其引发唏嘘。傅高义去世后，国内学术界很多人都在议论华盛顿的“中国老朋友”会越来越少吗？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文说，“‘知华派’式微令人担忧”。但从《环球时报》记者的观察中不难发现，美国有识之士更对“知华派”式微感到担忧，在“对抗与敌视”的大背景下，老一代“知华派”的离去会凸显美国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存在的断层。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以傅高义为代表的一批年纪较长的美国“知华派”，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是从“有些好感”或至少是“好奇心”开始的，继而更深入了解到中国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变化，而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今天美国许多“少壮派”中国事务学者，研究中国的目的就是“帮助美国对抗中国”，而他们也将这一观点和情绪传导给了更多美国民众。
美国同样担心“知华派”式微
傅高义逝世，再次引发有关美国“知华派”是否式微的讨论。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中国学术界首先提出的。早在几年前，美国国内就有这种担忧，特别是当不少老一代“知华派”由于年龄、健康和政治立场等原因“淡出江湖”的时候。比如已经77岁的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李侃如，由于身体原因已较少参加活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举家迁往加州，处于半退休状态。而过去4年，更多的中国问题专家由于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而失去政策影响力。
在多年的采访工作中，《环球时报》驻美记者与很多老一代“中国通”有所接触，其中很多人与中国“情缘”颇深，无论中美关系如何，都能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问题。比如1935年出生于中国南京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其父芮陶庵长期任教于金陵大学。1956年大学毕业后，会一口流利汉语的芮效俭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作为“中国通”之一，芮效俭1978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全过程。童年在南京见证过日本侵华，职业生涯贯穿整个冷战的芮效俭大使，无论在任何场合都强调美中相互了解与合作的重要性。记得有一次研讨会结束后，芮大使突然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说，你们作为美国政府所属的中文媒体，却跟着台湾当局，称特朗普总统为“川普”，与中国大陆的新闻界不一样，“美国之音必须立即改过来”。
面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反华浪潮，不少“知华派”学者挺身而出。2019年7月，傅高义等百名“中国通”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致特朗普总统以及国会成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很快，有年轻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私下对记者说，签署公开信的“中国通”在美国越来越成为“异类”。有年轻学者表示，即便认同公开信的部分内容，但也不愿意出面签署，原因之一就是“麦卡锡主义”在当今的美国已若隐若现，他们不想因此惹上麻烦——不仅特朗普政府的要员整天攻击中国，与中国有交往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也会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更不用说一些美国媒体别有用心的“揭露式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专家告诉记者，他决定未来几年不再来中国访问，以免被贴上亲华标签。
美国学界一些专家认为，老一代“知华派”式微后，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正出现断层。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虽然数量并不少，但无论学术水平还是对华态度都与老一代截然不同。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两三年前曾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随着老一代“中国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少壮派主导的美国对华政策正迅速走向强硬，这将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质量下降。包道格认为，产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不知道大国一旦进入对抗状态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而且新一代的美国“中国通”，大多数不会说汉语，也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历，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也不太了解中国的现状，更多的是从中美“零和博弈”的角度，从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角度来理解中美关系。
“麦卡锡主义”还要清算德国“知华派”？
不管是德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还是在德华人学者圈，许多人也向《环球时报》记者感叹，最近10年以来，德国似乎没有出现大师级的“知华派”学者，也没有出现轰动一时的中国研究著作。汉堡中国问题学者德莱赫尔·维特洛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后到德国统一这几十年间，受冷战因素的影响，德国对中国研究有所“荒废”。德国统一后，又赶上中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迅速提升，研究中国的德国学者开始成倍增长，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特里尔大学、图宾根大学、汉堡大学等，纷纷设立汉学系及中国相关专业，开展中国教学研究工作。德国还出现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德国全球与地区研究所等，也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由此，德国也出现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和东亚研究所所长、前德中友协主席托马斯·海贝勒教授，他撰写的《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从“战略群体”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私营企业家群体的发展，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性著作。此外，还有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埃伯哈德·桑德施耐德等。
但在维特洛夫看来，在德国，要成为一个大师级的中国问题专家并不容易。他们不仅要对中国有清晰立体的了解，还必须用非常中立的态度去研究和分析中国，不能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且必须获得中国、德国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维特洛夫认为，包括德国在内，西方国家大师级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所减少，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前人对过去的中国研究较多，也较为深入，新一代学者很难再有划时代的见解。另一方面，现在的中国问题学者大多数是研究当代中国。而中国的发展太快，太复杂，很难赶上“中国速度”。此外，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及一些机构对中国发起意识形态之争，这股风气已刮到一些欧洲国家，“知华派”往往更容易被卷入争议，甚至成为“麦卡锡主义”清算的对象。最近，德国著名记者沃尔夫冈·希恩写了一本名为《深圳：明天的世界经济》的书，将中国南方的大都市深圳称为“高科技大城市”，认为它是世界经济的新中心，在电动汽车、基因工程或人工智能上主导未来趋势。新书还呼吁德国从硅谷转向深圳。这本在许多读者看来很客观的书，却被《南德意志报》等媒体无理指责，甚至希恩作为创始成员的“知华派”组织“中国桥”，也被拿出来狠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西方的“鹰派”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在疫情中增长，并把“知华派”作为“泄愤”对象，这已严重影响中国问题学者的正常工作。该学者还表示，现在还有一种趋势让他感到遗憾，即许多年轻专家，更多倾向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国崛起，以及过度关注北京对外投射的影响力和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威胁。
研究中国的学者其实在增加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谢和耐2018年3月3日去世时，很多人也提到从19世纪到本世纪初，法国汉学研究人才辈出的盛况，如知名的还有高第、沙畹、伯希和、葛兰言、汪德迈等。还有的说，尽管在冷战时期，法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也曾受到影响，如法国政界、学术界著名人物佩雷菲特因为写《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会为之颤抖》引起过学术界的批评，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不正确”。但佩雷菲特等学者从不人云亦云，不像许多西方舆论界的评论家那样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大师级的“知华派”看上去少了，但实际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却在增加。以法国为例，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法国汉语教学也迅速发展，一些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日益细化，如有人专门研究在法国的温州人。近些年，法国一些地缘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跨界对中国进行各层次、各角度的研究，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书籍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研究中国的专业机构也不断出现，除高等社会科学院、国家科研中心、巴黎大学等传统汉学与中国研究中心外，一系列其他研究机构、法国外交部等机构也都设立了中国研究小组或中心，大大拓展了中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德国学者维特洛夫认为，欧美研究中国的话题目前确实越分越细，这就要求年轻一代欧美学者想要“成名”就要有更多投入，需要更多时间沉淀，也需要与中国各界有更多的交流。
而眼下最为迫切的是中美正常交往要尽快恢复。一些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中外学者认为，除担心被“妖魔化”外，特朗普任内，中美人文交流急剧降温更使美国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失去了与中国学术界交流的重要渠道。仅过去两三年来，就有数百位中国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取消，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项目等被叫停，特朗普政府还决定未来美国政府官员学习中文的主要目的地将是中国台湾而不是大陆。有美国专家私下表示，拜登上台为改变美国“知华派”越来越少的困境提供了一丝希望。中美两国应当努力恢复原有的人文交流项目，特别是鼓励美国年轻中国问题学者前往中国学习、调研，“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需要美国学者研究的领域太多了”。（环球时报驻美国、德国、法国特约记者 肖岩 青木 姚蒙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