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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会频现“养老”字眼，养老成为工作重点
“养老”频现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频现“养老”一词。通过梳理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发现今年变化是提及要降低企业缴费负担、大力发展社区养老以及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归根到底是要降低负担、提高待遇以及大力发展性价比高的社区养老服务。
2、银发经济亦是朝阳产业，5000亿市场亟待满足
2.1、中国老龄化：预计 2025年就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截至 2018年底，我国大陆地区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67亿，新增 8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 11.9%。根据国际上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7%即为人口老龄化，而 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4%即为深度老龄化。也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速度堪比日本。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欧美国家在 70 年代以前均已进入老龄化阶段，其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的时间分别为 2014年、1975年、1990年、1972年。日本于 1970年和 1994 年分别进入老龄化和深度老龄化阶段，中间仅经历 24 年，是主要发达国家中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之一。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新加坡老龄化速度更快，分别只用 18和 20年就从老龄化转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17年，日本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27.05%，是全球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我国已于 2001 年进入老龄化阶段，但预计 2025 年我国也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发展速度和日本相当。从老龄化状况上看，中国的现状相当于 30年前的日本。
当前中国老龄化呈现加速状态，具体由以下几个因素影响：
1）出生率节节滑落，少子化问题严峻。1970年，我国每名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 5.65人。70年代起，我国正式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79年起开始执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叠加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数节节滑落。1971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数开始低于印度；1993年，开始低于美国；到 2016年，我国每名育龄妇女生育数已降到 1.62人，在金砖四国排名垫底，也低于法、美、英等发达国家，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高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
2）人均寿命逐年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因摆脱战争环境，中国人均寿命出现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增速明显，我国在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科技教育等方面都有明显改善，人均预期寿命持续上升。2016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 76.3岁，已经接近美国 78.7岁水平，在金砖四国中排名最高。
3）纺锤形的人口结构。在出生率逐年降低而人均寿命逐年增长的综合作用下，我国人口结构呈现“纺锤形”结构，即人口重心不断从年轻向年老移动。联合国人口司年度人口报告预计到 2050年，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 28%，和 2017年日本老龄化率相当。
2.2、中国“未富先老”矛盾突出，养老是最大民生所言非虚
国内人口老龄化叠加未富先老，导致中国养老问题矛盾突出。具体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贫困率高：据朱晓、范文婷《中国老年人收入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分析，中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较高，人口规模巨大，其中有 23%的老年人总收入低于 1.9美元/天/人的贫困线标准，有 26%老年低于国内低保线，老年人相对贫困发生率高达 36~42%，绝对贫困老年人口规模高达 4895万，相对贫困老年人人口规模高达 7698~8959万人。
2）老人失能失智人群大：2016年，全国老龄办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成果》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人数达4036 万人，占老年人的 18.3%。老年人的家庭环境不适应老年人身体状况变化的超过了 6成。此外，民政部下属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调查报告（2016）》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 50万人，平均每天走失约 1370人。失智和缺乏照料是老人走失的主因。
3）老龄服务供需矛盾严峻：由于国内养老机构以社会福利型的公办养老机构为主，未能充分盘活社会资金进入该产业，目前供需矛盾相当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15.5万个，同比增长 10.6%，各类养老床位 744.8万张，同比增长 2%，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仅 30.9张，远低于发达国家 50~70张/千人的水平（资料来源：全国老龄办）；另外国内养老机构普遍缺乏护理人员，且专业服务水平较低，专业护工和驻点医师的紧缺问题较大。巨大的供需矛盾下，常见各类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同时服务满意度也较低的矛盾景象。
除了以上最基本、最突出的养老生存问题，其他如老人精神慰藉矛盾也相当严重，主要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导致传统式的大家庭趋于解体，家庭规模逐步核心化，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空巢老人问题。据《 2017年中国空巢老人现状报告》数据，中国“空巢老人”数量高达 7000万，占到老年人口的 40%。而据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测算，到 2020年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增加到 1.18亿人。
2.3、国内养老市场潜在空间可超 5000亿
养老产业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养老产业包括上游资金端的养老保险业、中游供给端的养老地产业、医疗行业和养老看护行业；而狭义的养老仅包括养老看护。
狭义养老主要有三种模式：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及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以家庭为中心，其日常生活及照料均由家人完成，仅在有必要时，寻求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提供医疗及心理援助。居家养老是我国最普遍的模式，占比 96%（全国老龄办，2016年数据）。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场所，由所在社区的养老机构或托老所提供全托、日托及临托等上门医疗及护理服务，其主要特点是，就近享受有关机构的上门服务，比较方便实用。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占比为 1%，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全国老龄办，2016年数据）。
机构养老是指将老人集中至养老机构提供的专门场所，享受日间照料及医疗护理等服务。如养老院、福利院和敬老院等。目前我国机构养老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占比为 3%（2017年国内每千名老人床位数 30.9张，人社部数据），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较为普遍。
国内养老潜在市场空间超 5000 亿元。按照各地颁布的“9073”养老办法，我们的发展目标是：90%的老人为居家养老；7%的老人适用社区养老，即只需要护理不需要床位； 3%的老人适用机构养老，即既需要床位，也需要护理。参考肖文文等《北京市养老机构基本养老服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调查数据，13年机构养老月均基本养老服务费中位数为 2482元，月均护理费用中位数为：自理老人 400元，不自理老人 1500元。按我国当前 2.5亿老人计算（60岁以上人口，2018年），而居家养老服务收费为非失能老人的一半，13~18年均服务收费涨幅为 5%，全国收费标准为北京的 45%（参考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比北京）则我国养老产业潜在市场空间达到 5110亿元，其中，居家养老 3101亿元，机构养老 1283亿元，社区养老 725亿元。若考虑老龄化加剧和居民收入水平和退休待遇提升，产业潜在空间还会继续扩大。
3、他山之石：介护保险制度催生日本养老7000亿大市场
日本养老产业对我国借鉴意义大。日本是亚洲首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目前也是全球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从完整发展阶段、后发国家经历、人口结构、人口密度、东亚社会模式等情况来看，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比较大。日本养老产业快速发展壮大，一方面是由老龄化快速发展下庞大的养老需求推动，另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在市场化运作的大前提下制定了各项法规政策去规范和引导养老产业的发展，原先视养老为社会负担的理念也转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
从参与方和运作机制角度看，日本养老产业是典型的多方合作型模式。 1）支付端：由于养老的刚需性和供给常年的紧缺性，支付端往往会成为养老产业发展的瓶颈环节。日本的多层次年金制度（养老保险）和介护保险制度可以认为是日本养老产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特别是介护保险解决的更为刚需的长期照护问题，对养老产业的发展更加重要； 2）供给方：日本以居家养老为主，搭配社区/居家护理以及机构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供应往往是日本地产开发商、保险公司、实业财团和政府多方参与，形成以市场为主导，公益福利为辅的服务供给结构。
3.1、日本养老保障制度：多层次年金+介护保险
3.1.1、多层次年金计划：以公共年金计划为核心
多层次年金计划是养老产业的基础支付方，包括国民年金 +厚生/共济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其中国民年金和厚生/共济年金由政府部门负责运作，又合称公共年金。Ø
国民年金：强制收取，统一标准。50年代，日本颁布《国民年金法》，规定凡 20岁以上的国民都有义务加入国民年金（National PensionSystem），又称基础年金。基础年金要求缴费时间至少 10年，保费会按照统一标准收取，与参保者个人收入无关；津贴会在参保人满 65岁开始，根据参保时间长短计算，按年发放到参保人手中。Ø
厚生/共济年金：雇主/本人共担，挂钩收入。随着经济发展，1985年，日本又在国民年金的基础上于推出第二层次的厚生年金（EmployeePension Insurance）和共济年金（Mutual Aid Association）。其中厚生年金适用于私营、民营企业员工。而共济年金适用于国家公职人员、公营企业等。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的费用和补贴都与被保险人的收入挂钩，费用由被保人及其雇主均摊。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分情况会在被保人 60-64岁期间和 65岁及以上逐年发放给被保人。
商业养老保险：自愿高端市场。如果用人单位仍有余力，可以为职工成立补充年金；个人资金充裕者还可以自费加入商业养老保险等。这些构成日本养老保险的第三层次。
日本公共年金支出占 GDP比重高达 14%，参保人数占比过半。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2016年日本公共年金合计支付 54.8万亿日元（约合 3.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 0.5%，占当年 GDP 比重达 14%。其中，国民年金支付总额 22.7万亿日元（约合 1.4万亿元人民币），厚生年金支付总额 32.1万亿日元（约合 1.9万亿元人民币）。16年国民年金参保人数达 6731万人，同比增长 0.3%，占日本总人口的 53.1%；厚生年金参保人数达 4267万人，同比增长 3.3%。随日本老龄化加剧，公共年金获偿人数持续增长，在日本劳动力减少和经济持续低增长的环境下，日本国民年金参保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厚生年金则仍有稳步增长，但公共年金整体偿付压力依然巨大，因此日本政府也不断通过调降支付额度的法案来确保年金制度的正常运转。
日本公共年金人均支付金额达 4~9万人民币。2016年，国民年金人均支付金额达 67.1万日元（约合 4.0万元人民币/年），厚生年金人均支付金额达82.9万日元（约合 5.0万元人民币），由于参保厚生年金就强制参保国民年金，日本公共年金的人均支付金额在 4~9万元人民币之间。
2014年，日本老年家庭的平均收入中 68.5%来自公共年金，其中 57.8%的老年家庭收入来源只有公共年金，充分说明公共年金对日本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性。
3.1.2、介护保险制度：解决养老最关键的长期照护问题
日本介护保险体系由政府管理的保险基金、参保人和服务供应商组成。2000年 4月，日本《介护保险法》正式实施，主要围绕老年长期照护制度展开。（介护：日语词汇，含义为介于“照顾”和“护理”的工作，包含了身体护理和家务服务双重概念。台湾通常翻译为长期照护，英文对应词汇为 long-term care（简称 LTC）。出于行文方便， 我们保留“介护”的说法，长期照护和 LTC 含义和介护等同。）
1）参保人组成：日本参保人可以从 40岁起开始缴费，其中参保人又分为两类：一类参保人为 65 岁及以上老人，可以在要需要介护和需要援助时获得保险补偿；二类参保人为 40-64岁的参保人，这类参保人只有在老年退化性疾病上可以享受保险补偿。
2）保险基金组成：政府补贴 50%，其中国家、都道府县和市政府分别承担25%/12.5%/12.5%；个人保费支付 50%，其中 22%来自一类保险人，主要由年金来支付（年金支付了一类保险人90%的筹资，剩下 10%主要是未参保年金的低收入老人自费支付），28%来自二类保险人，主要从其缴纳的各项社保抽离来支付。
3）介护服务组成：介护服务包括居家、社区和机构介护，居家介护是指各类上门照顾和护理服务；社区介护主要是上门夜间介护和部分对失能老人的专业介护；而机构介护指老人在养老院享受的各类介护服务。介护险允许被保人选择给自己提供服务的机构，但不会给予被保人现金赔付，即介护保险的费用会直接付给介护机构而不是被保险人。
介护保险对老年人基本全覆盖。从 2000 年开始实施到 2016 年，介护保险第一类保险人参保人数从 2242万增长到 3440万人，占总人口的 27.14%，和 65岁以上人口比重基本相当，几乎已实现老年人全覆盖。2016年，介护保险月均赔付人次达到 560万，年赔付人次达 6720万，几乎达到参保人年人均两次服务的标准，其中居家、社区及机构介护服务人次占比分别为：70%、14%及 16%。2016年，介护保险年偿付金额为9.2万亿日元（约合5549亿元人民币），月偿付金额 7226亿日元（约合434亿元人民币），其中居家、社区及机构介护服务金额占比分别为 51%、16%和 33%。
3.1.3、一体化社区照护体系（ICCS）
2006年，为应对经济环境变化下的老龄化加深、独居老人增加等状况，日本政府又推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一体化社区照护体系（IntegratedCommunity Care System, ICCS）”。一体化社区照护体系的目标是在 2025年前实现对疾病预防、疾病医疗以及长期护理等资源的整合，于社区内为老年人提供晚年居住安排、社会关怀以及日常生活支持。
在理想状态下，日本政府希望一体化社区照护体系能够覆盖绝大多数日本地区，并能保证附近老年人步行 30 分钟即可到达相应服务机构。但该计划的落实需要多方机构及供应商的配合，目前计划实施尚存在多方阻力。
3.2、规模超 7000亿人民币，供给格局分散且市场化竞争
介护产业是日本养老的核心部分，其以居家养老为主。日本养老产业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介护产业，可以分为居家服务、社区服务和机构服务。从服务的接受度上看，居家养老是最符合日本国民观念的养老方式，因此日本的介护行业也是以居家服务为主的。
日本介护产业规模超 7000亿元人民币。由于老年人口的广泛增加，护理服务越来越被日本国民所接受，从 2000 年到 2016 年，日本介护服务行业规模从 36956亿增长到 118470亿日元（约合 7123亿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7.6%，远超日本同期 GDP增速。日本介护行业基本伴随着介护保险的快速扩张而成长，16 年介护保险偿付金额占到介护行业总规模的 78%，可谓是介护行业最关键的支付方。如果加上其他医疗保险和扶贫救助基金的支付，约 90%的介护市场是由政府及政府管理的基金进行支付，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准市场（quasi-market）体系。
日本介护产业集中度极低。由于介护服务行业具备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特性，服务机构的服务范围较为狭小，因此其产业集中度较低，分布更为区域化。日本最大的养老龙头日医学馆的养老介护业务营收为2770亿日元（FY2017），市占率仅为 2.3%，可见集中度仍极低。
3.3、日本养老龙头：龙头跨界成长史
3.3.1、日医学馆(Nichiigakkan)
日医学馆：从医疗管理/教育培训切入养老的龙头。日医学馆 (Nichiigakkan)创立于 1968 年，起初是经营医疗管理服务，随后 1971 年开始针对医疗领域发展教育培训服务并持续扩张。1996 年，日医学馆开始经营以居家养老为核心的上门介护服务；2000 年介护保险启动时，日医学馆已经拥有 770家护理机构，并借此快速切入长期介护服务领域。2005 年，公司开始经营以机构养老为核心的养老院服务。目前，日医学馆已经发展为一个以医疗管理支持和介护服务为核心，兼营保育、教育培训、宠物治疗等业务的综合服务集团。截至 2018年 4月 1日，日医学馆服务网点包括签约医疗机构8492家，介护服务网点 1403家，语言学校279家，保育服务机构 202家，经覆盖日本 47个县、市，并进军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菲律宾等海外市场。
从公司业务分拆来看，长期介护业务是收入规模最大（占比 52%，2018财年 1481 亿日元，约合 89亿人民币），也是最为盈利的部门（营业利润率9.8%，营业利润占比 81.7%，145亿日元，约合 8.7亿人民币），其次为医疗管理支持业务。
“小而精，多支持”是日医学馆持续成长为日本介护养老龙头的秘诀。日医学馆的介护服务以居家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机构为主，从服务网点上看，公司多达 1403家，数量远超其他养老机构，单网点床位不超过 80张，单网点年营收为 1.06 亿日元，可谓迷你型介护养老机构。日医学馆将养老社区设置为小规模最主要的出发点是认为大体量机构管理难度大，难以提供一致而贴心的介护服务，为确保服务质量则以设置小型机构为主。多支持则是指日医学馆围绕长期介护这一核心业务，也延伸更多其他的支持业务条线，比如高质量全方位的培训教育，目前日医在日本境内有超过500家介护培训学校，为超过 300万人提供介护培训服务，是日本最大的介护教育培训集团；再比如医疗管理业务，日医也通过和旗下签约管理的医疗机构合作，可以为自己的养老机构提供快速转诊和众多医疗支持，属于医养结合的典范。
3.3.2、倍乐生(Benesse)
倍乐生：从教育培训切入养老领域的龙头。倍乐生 (Benesse)以教育起家，后逐渐发展育儿、月子及养老业务，成为行业龙头。倍乐生集团于 1997年开始发展养老业务，截至 2018年 3月底，集团旗下养老、护理和保育机构316家，服务客户超过 1.6万。倍乐生 2018财年介护业务与育儿业务市场规模已达 1118亿日元，占营业总收入的 25.7%，占营业利润约 69.8%，同时也是集团中最为盈利的分部，营业利润率达 8.6%，略低于日医学馆。
倍乐生的介护业务主要是围绕机构养老为主的养老院业务，以“小而美，广覆盖”为特点，涵盖养老院入住、相关护理服务以及老年人个性化餐饮等服务。倍乐生发展养老业务和日医学馆类似，也均有教育培训业务为支撑，并且以“小规模”运营，提高服务质量为竞争优势。
3.3.3、西科姆（SECOM）
西科姆：从安保龙头转型为养老龙头。西科姆（ SECOM）是日本最早的安保公司，1962 年成立，业务涵盖安全防护、火灾防护、医疗服务、保险业务、地理信息业务及不动产。西科姆的医疗服务业务自 1991年开始运作，并将介护业务作为其中的一个子业务运营。西科姆 2018财年医疗&介护业务实现营收 710亿日元，同比增6.2%，占营业总收入为 7.3%；医疗&介护业务营业利润 54.3亿日元，占总营业利润比重为3.6%，营业利润率为7.6%，相对较低。
与倍乐生不同，西科姆将自己的养老院定位为高端与豪华，以较高品质的看护服务、生活照料及餐饮服务服务老年人。西科姆旗下有三家养老机构：Leaf Escort Azamino (33-64平方米,一共8种户型), Comfort Garden Azamino(56平方，入住收取约 280 万人民币，每月收取约 2.8 万人民币)以及Comfort Garden(56~100 平方米。入住收取约 280-2800 万人民币)。
由于西科姆传统的安保产业优势，公司提供二十四小时紧急援助及相应的应急求救设施以及高科技监护系统。另外，西科姆的保险业务还提供与医疗服务相呼应的医疗保险服务，形成了产业链的丰富与延长。
3.4、日本经验：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是方向
“孝道文化”共性是居家养老市场的文化温床。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等较为相似，日本与我国都以居家养老为主打。不同的是，日本在医疗、护理方面的开支明显高于我国，尽管都是居家养老，较为充足的医疗资源和较为丰厚的补贴使日本国民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在健康方面消费。
日本年金及介护保险支付能力强，国内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对比国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7年人均支付金额为 3.45万元/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17年人均支付金额为 1521元/年，日本企业职工/公职人员人均支付年金是中国职工人均支付养老金的 2.6倍，日本国民年金人均支付额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支付养老金的 26.5 倍。由此可见，国内养老金体系待遇和日本还有巨大的差距，国内养老产业的成长还有赖于养老金待遇的提升。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养老保险待遇较低的农村老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1.06万元/年，而养老保险待遇仅占其中 15%，可以认为国内农村老人的实际支付能力差距并不如养老保险待遇体现的那么大。整体来看，国内老人支付能力和日本老人的差距和人均 GDP的差距相近（中国 2018年人均 GDP为日本 2017年人均 GDP的 1/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日本介护保险催生养老产业快速发展，而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目前仍处在试点阶段。截至 2017年底，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地区包括上海、青岛、成都等 14个城市，以及吉林、山东两个重点试点省份。参保人数超过 4400万，当年受益 7.5 万余人，基金支付比例达到 70%以上，人均支付 7600 多元/年。相比之下，日本介护保险覆盖范围广，支付力度强， 2016年日本介护保险人均偿付金额为 164.8万日元，约合 10万元人民币。护理制度的差异是日本养老产业发展度远超国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养老产业龙头多数有跨界背景，深度挖掘原有客户资源和人才培训体系是关键。从日本代表公司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养老产企业多以自己现有的产业作为依托，通过服务人群拓展、产业链拓展等方式，将业务拓展到养老及其相关服务。例如，日本企业养老业务的经营模式与定位多与其原有业务的定位相关，倍乐生和日立学馆凭借其在原有业务中庞大的客户群体发展养老业，并以小规模、连锁化为主，增加客户量的同事，深化原有客户的渗透；而西科姆则是结合自己原有的安保业务，衍生出带有二十四小时紧急救援、配备高科技监护系统的高端养老社区服务。日本养老产业的代表公司之所以能够壮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原有产业中出色的表现，这为他们开展介护业务打下了良好的客户基础和产业链基础。
4、国内养老模式：居家为主流，社区快速发展
养老服务体系多元化，各类养老模式各司其职。《中国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要求：“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下文将对养老模式进行梳理。
4.1、居家养老：上门医疗、家政和康复需求为主
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以家庭为中心，其日常生活及照料均由家人完成，仅在有必要时，寻求养老机构、医疗机构提供医疗及心理援助。居家养老主要涉及的服务包括养老机构等提供的上门助浴助卫，日间照护，上门医疗，上门康复，家政清洁等。此外，居家养老用户会购买如移动诊疗，紧急按钮等设备，为老人在家生活提供安全及健康保障。居家养老是我国最普遍的模式，目前占比 96%。
目前居家养老花费主要由子女和老人个人收入自费承担，政府补贴较少，因此基本属于自费市场。而政府补贴部分一般由各地民政局承担，但支付的客单价很低，只是保障老人最基本的需求（根据安康通披露数据，政府采购的居家呼叫和援护服务客单价仅为 10~15元/年/人，收费极低）。
案例：南京新百旗下安康通
安康通成立于 1998年，是国内最大的居家养老服务企业，以自有互联网平台为入口，通过室内硬件系统、移动智能设备与专业化的家庭服务团队相链接，为家庭成员和助老员转送实时信息及专家建议，为老人提供居家紧急救助、居家照护、健康管理等服务。
安康通属于养老服务平台型企业。其核心基础业务是自营居家呼叫中心，由安康通提供居家通讯设备，可提供一键紧急呼救功能。由于该核心业务使用场景有限，服务频次低，后续也发展出日常家电维修、代购商品、预订出租车以及查询天气等生活服务项目，这些服务项目都由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可以更大限度满足老年人复杂而琐碎的需求，提升粘性。
安康通收入主要包括服务费，平台开发费。服务费包括信息服务费、援助服务费和健康管理服务收入，其中信息服务主要是通过安康通设备为老人提供的咨询、查询、代购、家政、维修等服务；救援服务主要是安康通提供的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助浴、心理疏导等服务；健康管理主要是电话医生服务。平台建设是为政府部门建设各类养老服务平台的收入。费用收取对象主要是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
4.2、社区养老：负担低、专业化、响应快的养老模式
社区养老以家庭为主要生活场所，在社区建设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提供店内床位及专业护理、便利药品及设备销售、就近换药、康复训练及紧急救助，上门提供医疗、护理、养老餐、助浴、心理疏导等获得盈利。一方面社区养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老人医疗及护理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老人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仍与家人同住，最符合我国孝道传统需要，也可以减轻老人负担。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占比为 1%，是受政策鼓励支持的发展方向。
案例：凤凰股份
凤凰股份专注于房地产开发及销售，以各类商品住宅，包括中高层住宅、低密度的多层住宅与别墅销售为主，拥有国家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公司旗下健康养老地产项目凤凰怡然居主要为花园洋房和低层建筑产品, 项目占地283亩，建筑面积约17.2万平方米，通过配备活动中心、康复养老中心，与南京爱乐思健康合作，实现康复医院、护理院、养老院、社区机构服务项目的覆盖。
凤凰股份以原有房地产业务配套养老设施为基础，实现养老服务走进社区。主要收入为服务费，床位费等。其中服务费包括店内服务及就近上门服务；床位费一般按年、按房间类型收取。
4.3、机构养老：目前高端机构盈利模式较为清晰
机构养老是指为老人提供专门生活场所，如养老院、福利院和敬老院等，并提供日间照料、医疗护理、康复锻炼、老年社交等服务。我国机构养老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民办又分为高端和中低端。目前这种模式在我国占比较低，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较为普遍。
案例：宜华健康亲和源
亲和源养老成立于 2008年，目前在上海、浙江、辽宁、山东和江西等地有 9个养老园区。亲和源以宜老化养老社区为依托，通过会员制入住模式，为老年人提供秘书式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及社交娱乐服务。
亲和源收入主要分为会员费和服务费。按照床位可转让与不可转让，亲和源将会员卡分为 A卡和 B卡，另外，按照大、中、小的户型区别，两种会员卡有不同等级的收费：A卡根据户型的不同收取不同的年份，另外再收取一次性会员费；B卡根据户型不同收取不同会员费，再每年收取一定年费。除会员收入，后续服务也分免费和自费两种。
收取到的会员费、服务费，亲和源一方面用于现有项目运营团队的投入，一方面用于新项目的开发，从而实现项目的不断拓展和完善。
4.4、医养结合：各项养老模式的关键支持
医养结合指的是将医疗资源和养老资源有机结合，在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同时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正如《中国老龄事业“十二五”规划》中指出“在规划、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加强老年护理院和康复医疗机构建设”。
案例：湖南发展
2014年，湖南发展出资1.1亿元与周江林先生共同设立湖南发展康年公司。同年 12 月，湖南发展康年公司间接控制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在发展初期，湘雅博爱康复医院通过与湖南湘雅医院合作及承接政府购买等方式解决病源较少的问题，并通过租赁等轻资产模式，快速回收成本。目前院内科室包括脊髓损伤康复科、神经康复科、骨关节康复科等。由于轻资产模式建设成本较低，“湘雅模式”实现在省内的复制推广。2016 年，常德博爱康复医院及武汉侨亚博爱康复医院成立。截止目前，湖南发展康年公司旗下开业连锁康复机构数量达到 5家，其中三级康复专科医院2所，二级康复专科医院3所，总床位规模已达1200余张。
报告来源：光大证券（分析师：林小伟/梁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