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友先生系揭阳渔湖人，1947年生，号阿仲，又号下里氏。先生生于农民家庭，少曾读几年小儿书，志学之年却辍学，“晋升”为公社社员。后即种田种菜，养牛犁地，起早摸黑；又为民夫舵手、小贩工匠，东奔西走。斯时似与文字无缘，幸得祖伯父（前清秀才）指点，晓通平仄声律之法，并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常利用三余涵泳学问；并在于九陌托寄诗囊，尔来五十余年矣。今积叶成书，结集付梓，为先生心血之结晶，多有奇思佳句，言辞通俗可亲，情志真切感人同，诚可读也。
余观乎先生诗作，无论题材、技法，皆有独到之处，别出机杼，
令人读罢，耳目一新，手不释卷。
一
先生长年居于乡野，阅历丰富，又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员，使其诗贴近人情，注重民生，约略可分为三类。
（一）关心人民，感慨自我。
先生一生生活于农村，因为“之乎者也欠门路”，便与“稻麦猪牛结孽缘”（先生诗《自嘲》句），先生可谓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这样的原因，也使其诗作多关心人民，感慨自我。试看如下诗句：
“折腰只望三餐饭，低首为争几个钱。”（《插秧》）晋陶渊明不愿为五斗折腰，而“大跃进”时，农民却不得不为三餐稀饭和几个工分而起早摸黑，折腰低首，先生怜悯和无奈之情交织于字里行间，读之令人叹惋。
“汩汩汗流千滴雨，呼呼气喘两腔烟。”（《车水》）用踩踏水车汲水灌田，这种原始落后的方式，其艰辛程度非亲身经历者不可言喻也。先生有切身体会，故写得真切，使人读之如临其境，不觉为之汗出气喘。
“岁岁丰收常挂口，家家缺米可充肠。播音高唱好形势，足食丰衣写在墙。”（《夏收》）“大跃进”时期，每逢收割时节，播音总播放“丰收高产，形势大好”的报道，墙头写着“丰衣足食”的标语，但实际上家家缺衣少食。这首诗以现实主义的手半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浮夸风”现象，并对其进行辛辣的讽刺。虽未作何说明，亦足见先生对民生之关心。
“穿衣恐压肩头破，宁可赤身任曝乌。”“最恼日中风时雨，婆娘渥成落汤鸡。”（《榕江怀旧》）“急雨淋成衣湿透，骄阳灼背汗流干。”（《悯农》）“苦工繁活劳筋骨，野菜粗粮误肚肠。”（《哀天命》）这些诗句皆以白描手法多方面地呈现当时农村人民之生活状况，笔墨中饱浸了作者之怜悯之情，体现了其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之情思。而其《沁园春·哀农》中的“致富无望，高飞远走，转舵看风另起帆。遗留者，乃低能弱智，蠢女愚男”等句，却直言农村贫困落后之症结，可谓一针见血。
值得重点提出的还有数量达百余首的大型组诗《榕江怀旧》。该组诗以竹枝词通俗形式记录、描绘了近百年来榕江沿岸劳动人民朴实勤劳的生活画卷，以及各种民风民俗，真可谓是一部榕江流域之史诗对于弘扬乡土文化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对于雪灾、地震等大灾难，先生却以大爱之怀，以诗悼之。先后写了《抗冰赞歌》和《抗震壮歌》，对受灾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对罹难同胞表示悼念，并大力歌颂了广大干群官兵，群策群力抗震救灾的英勇事迹，读之令人激动不已。
人民形象和人民生活的描绘，使先生之诗更具生命力，更有可读性。
（二）感世讽喻，针砭时弊。
先生身份特殊，读书习诗可谓士；养牛种田又不农；泥匠舵手再为工；卖鱼小贩是为商，士农工商，一身兼之。这样的经历，使其阅历异常丰富，对世事时弊之了解也甚多。诗中往来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诗作。更可贵的是敢于借古讽今，直陈时弊，读之令人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试看如下诗句：
“进身多靠裙和带，受礼何分暗与明。”（《世象》）一语道破机关，对时下为求晋升攀亲带旧、送礼行贿之歪风暴露无遗。惜贪官者未能一读，不然对号入座，岂不气得七孔生烟也。
“毋拟招灾谏佛表，须崇保位护官符。”（《世象》）表面是诫为官者忌如韩愈一般直言上书，须学贾雨村保全自己。其实是借古讽今，痛斥当今为官者不思为人民谋福利，无所作为，只想保全自己的丑陋行径。
“工农依旧牛和马，豪富重新鱼化龙。”（《卡尔咏叹调》）则对社会贫富悬殊发出无奈的感慨，读之令人扼腕、叹息！
而《感时》中的“空累耳根听假话，无聊手痒掰伤疤”一句，则对当今假大空的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满江红》中的“金谷园中花卉尽，阿房宫上烽烟灭”；《庚寅咏叹调》中的“仙葩百簇皆承露，阆苑几枝无染尘”，皆借古喻今，发人深省，令人百读不厌。
当今社会，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也生发了各种不正之风，官场腐败、制假造假、赌博色情等不良现象渗透至社会各个角落。先生敢举千钧正义之笔伐之，也足可见其心怀人民，坦荡磊落。
（三）学习修身，咏史怀贤
先生虽僻居乡野，躬耕垄亩，然黄卷未弃，常于三余之时，把卷苦读，并能从中悟出真谛，学习修身，进而寄意诗词，咏史怀贤，见解独到。如其《读〈三国〉》中的“东风虽与周郎便，早丧英年误小乔”一句，便能从前人诗意中翻出新意；其《读〈西游〉》中的“原本佛门非净土，须行情礼取经回”一句，更与眼下部分佛门之事相吻合；其《红楼人物》中《焦大》的“家业查抄金散尽，醒人不及醉人醒”一句，更是精警，引人深思。
而对于历史人物，先生往往不蹈袭人语，常有精辟见解。如对郑庄公掘地见母，先生认为是自欺欺人，滑稽可笑，写下了“一场欺世欺人戏，可笑活人泉下逢”之句；对于秦始皇，先生却道“谁知未等神丹至，皇上辒车载鲍鱼”，笑其求神药未果，命丧沙丘，与咸鱼为伴；对于吕后，却认为其“机关算尽不如愚”，生前弄权，封诸吕为王，死后招致诸吕被诛。意欲荫吕氏反而害了吕氏，聪明反被聪明误也；对于诸葛亮，先生却言其“何必舍身拼六出，岂忘茅屋定三分”，可谓振聋发聩；对于岳飞，先生却惜其“殒命愚忠因善战，偏安英主赖求和”；对于文天祥，先生却赞其“拼将一死效张许，留得声名万古香”；对于于谦，却叹其“夺门原是萧墙祸，丧命原因萁豆争”，多不鹦鹉学舌，自是一家。
除上面三大类，此外，先生尚有一些吟朋酬唱、缅怀悼念之诗作，多为语言朴实、情感真挚，读之感人。
二
从技法上看，先生之诗语言通俗明了，但又不失诙谐趣味；对仗灵活多变，却自有规矩可循。多用白描手法，天然去雕饰；常自直抒胸臆，倒也酣畅淋漓。更特别的是其诗作中大胆应用了一些俗语、俚语、方言，更是别具一格。这与先生学聂诗是分不开的。
（一）对仗灵活多变。
关于对仗，先生少年时初学《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并用《诗学初范》所分之天文、时令、地理、宫室等三十二类来按图索骥，依样画葫芦。因此，先生前期之对仗，多属对工整，中规中矩，可为学诗者范本。如：
“街市吆呼朝复暮，田园劳作暑还寒。”（《太息》）
“炙热朱门香酒肉，贫寒白屋苦柴盐。”（《读岳阳楼记》）
“千古奇冤三字狱，十年浩劫一言堂。”（《今古四人帮》）
“甘同冬柏终年绿，莫效秋枫几日红。”（《咏四君子》）
……
以上对句格律严谨、对仗工稳，皆能依《诗学初范》中之三十二类为据，做到同类相对，且表意贴切，毫不牵强，实属不易。
至上世纪后期，聂绀弩诗问世，先生转而尊崇聂诗、学习聂诗，“纸上先生尊老聂，篇中锦绣阅新陈”（《学诗有感》）。后受聂诗影响，对仗灵活多变，更具艺术性。
１、借对的广泛运用。
在先生的诗作中，为谋求对仗精工，常常采用借对法，把不能相对的词语变为相对者，甚至变成极其工整的对仗，从而使对仗更加自由灵活。借对可分为借音对和借义对两种，先生皆有用之。
（１）借音对。
两字本不能相对，但其中之一有同音字与对方为工对时，则可借音而对。这在先生诗作中屡有见之，如：
“翻身落马有千百，束手被擒无二三。”（《世象》）此句中的“擒”与“马”本不能相对，但“擒”与“禽”同音，借其与“马”相对。
“诸将陈言龙驭颤，白绫悬颈马嵬寒。”（《马嵬》）此句中的“诸”系数目类，与颜色类的“白”本不能相对，但“诸”与颜色类的“朱”同音，借其与“白”相对就工整了。
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但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先生除了依普通音借音外，有时也大胆依潮州音借音。如其“台上歌星金嗓响，门前曲界水平低。”（《世象》）中的“曲界”一词，即借潮州音与“乞丐”同，故可与歌星相对，倒也工巧，更是别出心裁。
（２）借义对。
一个词有两个意义，在诗中用了第一个意义，却借其第二个意义与对句中相应的词相对，谓之借义对。这类对句在聂诗中极常见，如“其时塞上春三月，大姐辽东夏一尘”“明日壶觞端午酒，此时包裹小丁衣”“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等等，皆用借义对。先生久学聂诗，受期影响，对于借义对运用娴熟，并不乏佳句。如：
“今日开心胡戏说，明星信口瞎推销。”（《世象》）“科学尖端能探月，时髦新秀尚追星。”（《庚寅咏叹调》）两句中的“星”皆指“明星”，系人物类，与日令类的“日”、天文类的“月”，本不能相对，但借用其“天上星星”之义，即为天文类，便能与“日”、“月”相对了。
“鸡鸣下榻迎残月，叱犊挥鞭赶昔阳。”（《夏耕》）此句中的“昔阳”指山西省昔阳县，文革时期掀起“学大寨、赶昔阳”运动，借其“太阳”之义与“残月”相对。
“童生年迈昨花甲，学子才疏系白丁。”（《参加中华诗词函授》）此句中的“白丁”指布衣平民，借其作为天干之“丁”之义与“甲”相对。
此外，“无聊农父录常句，有甚工夫学古人”“蒙冤削籍盼公道，冒险藏书望子贤”等等，皆运用借义对，读之更有趣味。
２、拆字成对。
聂诗中有许多对句貌似对不上，但字字拆开，却也好对。如“荒原百战鹿谁手，大喝一声豹子头。”（《排水赠姚法规》）“鹿谁手”和“豹子头”，初看对不上，但字字拆开，“鹿”对“豹”、“谁”对“子”、“手”对“头”，却相当工整。先生对于聂诗这一对仗手法，也认真模仿学习，并大胆应用到自己诗作中去。如：
“商道尊崇端木赐，贷赀诚信比金珍”（《辛卯中元家严仙逝有怀》），此句“端木赐”系人名，孔子弟子，《史记·仲尼弟子传》载其“时转贷赀家累千金”，“比金珍”即比金子还珍贵之意。两者本不成对，但字字拆开，“端”对“比”，同为物字活字；“木”对“金”同属五行；“赐”对“珍”，同为动词，不但可对，而且天衣无缝。
又如“知否笔杆子，何如器械兵”“有闲涂抹何其乐，无病呻吟亦自娱”等句，皆属此类。而“高档畅游新马泰，少花光顾大洋山”（《旅游》）一句，则把拆字成对、借对等手法综合运用起来。“新马泰”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大洋山”系揭西一处旅游胜地，连在一起不可对，但一一拆开就不同了。“新”对“大”，同为虚中死字（形容词）；“马”对“洋”，借“洋”与“羊”同音，同为走兽类；“泰”对“山”，借“泰”有“泰山”之义与“山”也就好对了。
这些对仗方法的运用拓宽了律诗对仗的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更耐人寻味。
（二）语言通俗诙谐。
聂诗多用口语、新语、俗语、俚语入诗，语言通俗诙谐，平白如话，却亲切有趣。先生诗作亦是如此，其语言也力求通俗化，甚至连地方方言也派上用场。如：“打算经营半老虫”“食猫饭出牛力”“扒与闲人看秃桃”“遍寨挨砻舂米声”“丁当敲响垦粮锣”“大爷秉性尚痴哥”“小犁鸟仔大三帆”“阉后讨食大只肥”等等，这些方言俗语能勾起人们对乡情旧事的思忆，读之倍感亲切。还能为逝去的历史留下一段段存照，其意义是巨大的。
先生诗作也常用诙谐戏谑的语言，调侃的手法，寓庄于谐，自我解嘲，读之更有趣味。试看如下诗句：
“浇水施肥锄地草，喂鸡饲鸭养天蓬”，此句写的本是低俗的农家事，但先生却将养猪戏谑为“养天蓬”，自己也抬高身价，俨然玉皇大帝一般，便见诙谐有趣了。“鱼市卖鱼如作贼，菜园斩菜敢行凶”“习字温书虽笨拙，划船担土是英雄”，也是如此，读之令人捧腹而笑。
而“盖世功名惟小学，惊天事业只耕田”“堂伯家严言数句，隆中决策定三分”等句，把“小学”吹成“盖世功名”；把“耕田”徐诩为“惊天事业”；把“分家”写成“隆中决策”，这与聂诗把“挑水”写成“一担乾坤，双悬日月”；把“挑土打砖”写成“一匡（筐）天下，九合诸侯”，如出一辙。“清淡倒闲腹胃，勤劳更有益身躯”（《书感》）一句，却把清苦生活，繁忙劳作正话反说，化苦为乐，其积极乐观精神尤为可贵。这些诗句也反映了先生有着君子安贫乐道，不怨天忧人之可贵品质。难怪揭阳诗坛前辈贝闻喜老先生读到先生诗作《回顾》时赞曰：“以调侃语气，自嘲自谑，笑骂皆成文章，令人捧腹而不自弃。”此语确实恰如其分。相信通俗诙谐的笔调，定能使先生作品拥有更多读者。
（三）白描广泛应用。
白描原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指描绘人物和花卉时用墨线勾勒物象，不着颜色，称为“单线平涂”法。它源于古代的“白画”。在文学创作上，“白描”作为一种表现方法，主要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摹形象，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先生诗作往往不事雕饰，平白如话，而且言简意赅。且看下先生《坐骑》一诗：
摆尾摇头不甚牢，脱皮泄气一团糟。
车铃拨弄声沙哑，轮轴奔行响杂嘈。
狡诈偷儿窥缩手，威严交警罚无钞。
出门最是开心处，上渡过桥省几毛。
本诗写骑上“摆尾摇头”、“脱皮泄气”、“车铃沙哑”、“轮轴杂嘈”的破单车，不但不惭愧，反而觉得有不怕小偷、不怕交警，“上渡过桥省几毛”等诸多好处。全诗纯用白描，用词朴素简练，不见雕饰痕迹，读之自然流畅，物景如在眼前。
另外，《世象》十六首、《咏史人物》三十首、竹枝词《榕江怀旧》一百首、《红楼人物》十二首等等，也多用白描手法。先生用准确有力的笔触，简炼的语言，删繁就简，寥寥数笔就写出活生生的形象来，也足可见先生之功力，
在抒情方面，先生往往是直抒胸臆，不求曲折隐晦，如其《咏怀》诗中的“灯下窗前勤补拙，工余饭后乐其中”“有闲涂抹何其乐，无病呻吟亦自娱”，《报载青海东都县有一千三百多户贫民卖血供子上学》中的“可怜剜肉医疮者，几个孩儿化凤鳞”，《叹不惑》中的“风霜冷暖从容过，随遇而安任乐忧”等等，皆直抒胸臆，情志真率、亲切感人。
先生诗尤重说理，或借古而言，如《读〈三国〉》、《读〈岳传〉》、《读〈谏迎佛骨表〉》、《咏史人物》等；或借物而言，如《读袁枚〈纸鸢〉诗》、《咏四君子》、《老牛》、《咏十二生肖》等；或借事而言，如《竞选村官》、《读书》、《参加中华诗词函授喜赋》、《看戏》、《世象》等；或假人而言，如《百家言语》二十二首等，手法各异。其中或言情理、或言哲理、或言事理、或言义理，皆不落窠臼，令人拍案叫绝。
关于词，先生较少写，但也不乏佳作，如《临江仙·怪态》、《水调歌头·所见》、《水调歌头·妻讽》、《水调歌头·己丑除夕》、《沁园春·读聂绀弩诗》、《沁园春·哀农》等几篇，皆属精品力作。
先生只读过几年小学，又长期劳作于垄亩之上，读书学习之时间、机会甚少，但正如严羽所说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先生能写出这么多好诗，也足见其天赋。除天赋外，作为客观之诗人，在创作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先生厚实的生活经历。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生活是先生创作的源泉，先生饱尝生活磨难，而能泰然处之，并以诗记录生活，抒发情志，着实令人钦敬。其诗只是其生活经历的自然流露，虽无绮丽典雅之言语、蕴藉含蓄之意境，但其自然诙谐之笔调、通俗亲切之语言、直率真诚之情感，堪称诗词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相信也会有不粉丝的。而其阅世之深，亦令其诗题材广泛，变化多端，趣味横生，比之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无病呻吟者与沉湎于吟风弄月、两情缱绻之情爱私欲者，或漠视生活、闭门造车者，相信更可赢得读者之共鸣。今先生诗作结集付梓，嘱我为其作“广告”，本自感才疏学浅，恐放谬论，贻笑方家。然先生枉顾茅庐相请，盛情终难却，只可勉力而为，胡诌几句，聊作引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诸君指正。至于先生作品之优劣高下，亦并非我这个“广告商”说了算，读者方家目光如炬，自有公论。
末了，谨呈上五律《贺袁仲友先生诗作结集》以作结：
君子自安贫，蕉园乐问津。
三余披古籍，九陌寄吟身。
情志真尤贵，言辞俗可亲。
半生长积叶，一卷趱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