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虽然长期生活在国外，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祖国同胞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海外华侨为民族独立和祖国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嘉庚是海外华侨的杰出代表，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国内学界对海外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较为关注，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时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和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统战工作或侨务政策。其中，对华侨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主要涉及陈嘉庚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以及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关于海外华侨在国际传播方面的研究则较少，尤其是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更是少见。本文拟从国际传播视角出发，以华侨领袖陈嘉庚为考察对象，系统梳理陈嘉庚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主要方式，全面评价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做出的重要贡献，期待能为海外华侨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成果，并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提供启示。
一、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缘起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侨居南洋的陈嘉庚和中国共产党并无交集。1940 年3 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到祖国，由此开启与中国共产党的相识相知。这其中，既有历史提供的重要机缘，也有爱国情感的坚实铺垫；既有思想上的提前准备，也有现实中的深刻教育。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提供了历史机缘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一切力量”当然也包括海外华侨。民族危亡之际，侨胞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1938 年3 月18 日，毛泽东为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代表团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争取广大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比较成熟的侨务政策，加强了在海外华侨中的组织、宣传工作。3 月29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表《告青年侨胞书》，表示要“促成海外侨胞反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新加坡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部，并很快发展到马来亚、缅甸、越南、暹罗等国，仅新加坡一地就有1 万多人。1938 年秋，党中央从延安各学校选出10 多名归侨组成海外工作团，派到海外发动华侨援助祖国抗战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可以说，全面抗战的爆发为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提供了历史机缘。
(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是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情感基础
陈嘉庚虽身处海外，却时刻心系祖国和人民。1935 年，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发生水灾，陈嘉庚募得国币80000 余元汇回祖国，赈济灾民。1936 年，李宗仁、陈济棠等联合反蒋，陈嘉庚以“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加以劝阻。蒋介石五十寿辰时，陈嘉庚联络南洋华侨“购机寿蒋”，共募得130 余万元国币。有人对此不解，陈嘉庚表示：“购机寿蒋是名，献机救国是实。”全面抗战后，陈嘉庚领导侨胞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援祖国抗战。1938 年10 月28 日，陈嘉庚从新加坡拍来“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电报提案。1939 年4 月12 日，陈嘉庚致电蒋介石，怒斥汪精卫投敌叛国，强烈要求政府以国法严惩汪逆。殷殷桑梓情，拳拳赤子心，陈嘉庚浓厚的家国情怀由此可见。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是陈嘉庚一生的追求，也是他的伟大之处。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为之不懈奋斗。因此，从争取民族解放和关心人民福祉的意义上说，陈嘉庚和中国共产党的相识相知在情理之内，意料之中。在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方面拥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是陈嘉庚与共产党交往的情感基础。
(三)《西行漫记》为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做了思想准备
久居南洋远离祖国的陈嘉庚受国民党片面宣传的影响，起初对共产党也难免存在偏见和误解。1938 年，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和评论员的张楚琨，送了一本《西行漫记》给陈嘉庚，并向他介绍说：“国共磨擦很厉害，大家想弄清楚谁是谁非，这是美国记者访问陕北的亲历记，看来报道还客观，仅供参考。”据张楚琨回忆，陈嘉庚对此书很感兴趣，曾从头至尾仔细阅读过。虽然目前没有资料显示陈嘉庚阅读此书后的心路历程，但1940 年3 月26 日陈嘉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在重庆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刚刚回到祖国的陈嘉庚，对重庆的奢靡和国民党的腐败都不甚了解，与共产党也尚未有过接触，既谈不上对国民党有多少不满，也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好感。但“以明真相”表明，他对共产党挑起国共冲突的传闻是存疑的，他并不完全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抹黑宣传，所以才决意亲自前往延安探查真相。可见，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陈嘉庚还是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推动他前往延安探究真相的直接动因，也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四)重庆与延安的巨大反差是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现实基础
回到祖国的陈嘉庚在重庆亲眼目睹国民党官员奢侈享乐、昏庸无能、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在重庆一个多月的所见所闻，使满怀希望而来的陈嘉庚大失所望。不管蒋介石怎样拉拢他，干扰他和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阻挠他前往陕北延安，都不能动摇他探究国共摩擦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决心。1940 年5 月31 日，陈嘉庚冲破重重阻碍抵达延安，开启七天八夜的考察行程。陈嘉庚不仅同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抗战、国共合作等问题深入交谈，还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大校友以及归侨青年，并出席延安各界欢迎会，参观延安的工厂等。细致入微的考察，不仅打消了陈嘉庚此前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更让他对延安和共产党有了真切认识和深入了解。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他曾这样赞扬共产党，“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现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对比重庆和延安后，陈嘉庚不禁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由衷赞叹。可以说，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中思想转变的里程碑。
二、陈嘉庚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主要方式
延安归来后，陈嘉庚通过公开演讲、接受记者采访、撰写《南侨回忆录》、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创办《南侨日报》等多种方式，热情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讲述延安见闻，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
(一)公开演讲
公开演讲是陈嘉庚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首选方式。从延安返回重庆后，陈嘉庚欣然接受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邀请，第一次演讲《西北之观感》。陈嘉庚对共产党的赞扬，让国民党人大为不满。重庆11 家报馆，只有《新华日报》第二天完整刊载了演讲内容，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实在有限。此后，陈嘉庚选择在返回南洋途中发表公开演讲。1940 年12 月15 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社会各界欢迎会上发表了长达3 小时的演讲，这是他在海外第一次报告回国考察经过和延安共产党的情形。在演讲中，陈嘉庚详细报告了国内军事、后方民众、教育、农业等各方面情况，并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中共领袖虚怀若谷、延安朝气蓬勃的真实形象传播开来。1941 年1 月，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快乐世界体育馆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当天，“参加团体，多至四百四十余单位”，听众“达万余人，济济跄跄，盛况空前”。陈嘉庚对回国考察经过的15 个省的政治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并用较长篇幅介绍了陕北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讲者“言恳意挚”，听者莫不为之“动容”。可见，陈嘉庚的公开演讲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公开演讲属于人际传播。美国传播学者卡尔·霍夫兰等认为：一般来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如果传播者受欢迎、有名望或受人尊敬，进行传播时不夹带自私的目的，就会产生最大的传播效果。陈嘉庚因其公正无私、正义敢言、爱国担当的个人品格深受广大华侨拥戴，在海外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以华侨领袖之身份，以无党无派第三者之立场，向侨胞们讲述亲访延安的见闻，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故事，陈嘉庚的公开演讲无论可信度、影响力还是情感沟通效果，都绝非一般大众传播所能企及。
(二)接受记者采访
接受记者采访，经由他们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共抗战真相，是陈嘉庚延安归来后做出的又一选择。1939 年9 月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再次遭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再也没有记者能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允许进入边区采访。冲破重重阻力到访延安并探明事实真相的陈嘉庚，希望借助媒体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的力量，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众。
1940 年7 月，回到重庆的陈嘉庚欣然接受苏联记者采访，并表示一定恪守人格，据实答之。然后，“从西安起至延安及回来，凡所问各项，余知者均答”。事实上，陈嘉庚在重庆还接受过许多记者采访，但因为重庆国民政府严苛的新闻检查制度，记者们的稿件能见报的十无二三，这让陈嘉庚很是失望。8 月12 日，陈嘉庚出席昆明各界欢迎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特意问道：“贵记者是要私人知之，抑欲发表于日报，公于大众者？”当得知要在各处日报登载并确定昆明绝与重庆不同时，陈嘉庚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1941 年1 月1 日，陈嘉庚抵达新加坡3 小时后，就在怡和轩接见各报记者，就外界传闻的“国共摩擦”发表自己的见解。由此可见，陈嘉庚迫切渴望将自己在延安的见闻更加广泛地传播出去，让国际社会更多公众能够了解和认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只要有记者来访，他都乐意接受，并据实回答。
社会名人接受记者采访，其目的是希望以人际传播影响大众传播。相较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具有传播对象人数众多、传播信息量大且可保存以及传播速度快等优点。通过媒体记者，借助于报纸等传播媒介，中国共产党真实形象的传播就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和拓展，这是陈嘉庚希望看到的结果。
(三)撰写出版《南侨回忆录》
1942 年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爪哇期间撰写了《南侨回忆录》。1946 年《南侨回忆录》首先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出版发行，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和欢迎，曾一版再版，供不应求。《南侨回忆录》绝不单纯是陈嘉庚先生的个人传记或是南洋华侨襄助祖国抗战的爱国记录，事实上它也是一部国共两党真实形象的纪实巨著。《南侨回忆录》用大量篇幅翔实记录了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回国考察的见闻和感受，对重庆和南返途经的国统区以及共产党治下的延安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和记叙。全国侨联原主席张国基曾说过：“陈嘉庚先生在三年避难时写成的《南侨回忆录》，在南洋是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受欢迎的。在帮助海外华侨正确认识共产党，认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了解陕甘宁边区上，两本书都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我觉得，在华侨当中，《南侨回忆录》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华侨觉得陈嘉庚先生的话更亲切可信。”
这种观点并非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一己之见。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正如我们不可能轻易接受外国传媒所发送的信息(尤其是观点)一样，外国人也不可能轻易接受我们对外传媒所发送的信息(尤其是观点)。但假如是外国人所作的发自中国的报道，他们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或大得多)；假如他们的亲属、朋友、知名人士对他们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接受这些信息。这表明，情感距离直接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接受。因此，相比于外国记者，海外华侨当然更愿意接受自己拥戴的侨领亲访延安的见闻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南侨回忆录》对于帮助海外华侨正确认识国共两党有正本清源之功。
(四)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
向美国总统致公开电是陈嘉庚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有力方式。1946 年6 月26 日，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以30 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再次将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9 月7 日，义愤填膺的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谴责美国“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要求美国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迅速改变对华政策，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并撤退驻华美军。电文列举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独裁专断、丧失民心的种种事实，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渊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电文由路透社、合众社9 月11 日在新加坡发表，海内外震惊不已。国民党处心积虑构建起来的虚假形象轰然倒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展现在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面前。
(五)创办《南侨日报》
全面内战开始后，为帮助广大华侨看清真相、明辨是非，陈嘉庚于1946 年11 月21 日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南侨日报》大量报道和分析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解放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惨败，解放区的光明和国统区的黑暗，美帝国主义干涉的失败和国民党政府的崩溃，积极宣传祖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增强海外华侨对解放战争必胜的信心，促进广大华侨爱国团结。此外，《南侨日报》还经常刊登陈嘉庚亲自撰写的专论和演讲词，及时回答海外华侨共同关心的问题，无情揭露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真面目，深刻阐述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及美蒋玩火必自焚的道理，有力驳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和污蔑，并预言中共必胜蒋政府必败，帮助广大华侨擦亮双眼、廓清迷雾、坚定斗志。《南侨日报》在陈嘉庚的带领下，成为南洋华侨左翼人士的论坛和喉舌，成为团结华侨各帮派的舆论阵地，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为党赢得海外华侨的拥护和支持，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贡献
在国内外无人能获准前往延安以辨真假之时，陈嘉庚以南洋华侨领袖之身份，冲破重重阻力和障碍亲访延安，并以各种方式向国内外公众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澄清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谣言，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一)澄清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谣言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为巩固其专制统治，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实行铜墙铁壁般的军事封锁和围剿，另一方面捏造和散布共产党的种种所谓“罪恶”。这些子虚乌有的谣言和中伤，经过国民党强大宣传机器的渲染和传播后，给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就连华侨领袖陈嘉庚都坦言：“余未至延安之前，传闻共产党甚恶，如无民族思想、无信无义、叛国贪财、奸淫妄杀、抢劫欺诈、绝灭人道，甚于贪狼野兽。”更遑论久居异国他乡且不谙政治的普通华侨了。因此，澄清谣言和污蔑，是中国共产党真实形象建构的前提和基础。
1940 年12 月15 日，陈嘉庚在缅甸仰光社会各界欢迎会上，就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误解专门给予回应和澄清。他在演讲中说道：共产党自西安事变之后，放弃了土地革命、推翻私有制等政策，“所以我们这回在延安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共产党主义的存在。譬如垦荒，个人自垦自种，各归私有，经营行业，也是市肆如恒，并无异易”；至于共产党的伦理道德方面，“男女有分，长幼有序，和我们在外面所听到的公妻共产一类的话，完全不符”；“看他们集会揭橥的口号，仍然是团结一致，拥护中央政府抗战到底，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枪口对外”；至于“共产党仍想扩充地位”，那是因为共产党“怕国民党会将他消灭”。此后，陈嘉庚在缅甸、马来亚以及新加坡赴各界欢迎会和福建会馆的报告，基本上都如在仰光各界开会中所言。
除了公开演讲外，陈嘉庚还利用创办的《南侨日报》澄清是非，驳斥谬论。1949 年1 月31 日，《南侨日报》头版刊登了陈嘉庚亲自撰写的《辨匪论》一文。文章针对海外流传甚广的污蔑共产党为“匪”的谬论，开宗明义地指出：“匪字解释为寇盗。强暴抢劫谓之寇，偷窃假冒谓之盗”，“强暴抢劫及偷窃假冒之流，均为自身及私人利欲起见，每贪污无厌，除浪费外复积蓄财产”，然“余前年到中共所统治之延安多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及其夫人等之生活均简单朴素，与乡村平民无殊……公务员生活费，由政府定例供给，绝对不能别营私业，故无奢侈浪费，更无积蓄财产之可言。高级官吏以身作则，安可容下属越轨行为？夫如是指斥为匪，余所以不得不辩也。”此文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还从根本上教育引导海外华侨明辨是非，看清真相。
(二)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
陈嘉庚不仅用事实驳斥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诋毁和污蔑，还在海外广泛传播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故事，将中共领袖及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展现在广大华侨面前。中共领袖不但生活极其简朴，而且态度极为谦虚、诚恳，让陈嘉庚深感钦佩。他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到：“共产党的首领我都会过，朱德、毛泽东两位我都会过，我找他们一次，他们找我每人都有三四次。”泽东亲自到陪同来访的国民党寿姓科长房间里谈话至深夜，让陈嘉庚不禁感慨：“以一省府之科长，毛主席竟与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也。”共产党的平等、民主、清廉更是让陈嘉庚记忆犹新。与毛泽东会谈时，南洋归侨学生和集美学生进来不仅没有敬礼便坐，还参加谈话并毫无拘束，后朱德、王明夫妇来时，众人安然会谈，均未有起立行礼等繁文缛节，这让陈嘉庚深感延安“平等无阶级制度”。
延安的“公务员薪水每月五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五元零用”，足见上下一致，绝无等差。至于官员，“县长概是民选，正式集大多数民众公举，非同有名乏实私弊。至各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共产党自力更生、艰苦抗战的精神也深深感动着陈嘉庚。他在新加坡各侨团欢迎会上报告说：“陕北延安，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前时延安城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众。抗战后，敌机屡来轰炸，全城夷为废墟，现已无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从山下或山麓间，开辟马路，穿凿土洞，以为住屋，每洞深约三四十尺，阔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医院学校民居，概在其中，敌机无法轰炸，故亦久不再来。”这不仅让久居海外的华侨了解到延安极度艰苦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展现出共产党坚不可摧的抗战意志和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同时，他还指出：“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宁边区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归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担负。”可见，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不但是经中央政府允准成立的合法政权，而且共产党信守承诺，取消原有政策，实行三民主义，这是对共产党重信守诺形象的彰显。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新风也给陈嘉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长衣马褂、旗袍高跟鞋，及唇红口丹、茶楼酒馆、女子缠足，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无乞丐”，鸦片严厉禁绝，等等。这既是共产党励精图治的努力结果，也是对共产党良善之治形象的充分诠释。
(三)揭露国民党虚伪腐败的真实面目
为教育南洋华侨认清国民党的真实面目，陈嘉庚出版《南侨回忆录》，创办《南侨日报》并亲自撰写专论，发表演讲，揭露国民党虚伪腐败的真实面目。在《南侨回忆录》里，陈嘉庚详实记载了在重庆的诸多见闻，但“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让陈嘉庚深恶痛绝的，是国民党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与蒋介石的接触，更让陈嘉庚看清了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蒋介石在同陈嘉庚的数次会谈中，破口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无信无义，欲抗战失败”，叫嚷“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绝难胜利”。这与陈嘉庚期望国共两党一致对外、团结抗战的观点大相径庭。
蒋介石对陈仪等贪腐官员的纵容包庇和讳疾忌医，也让陈嘉庚彻底失望。1946 年3 月，陈嘉庚在南侨总会欢迎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的大会上发表《领袖与诚信》演讲，斥责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诚信二字，完全放弃。如许人独立，往往食言；又如开口屡言民主，实则行独裁专制，历经已十余廿年之外，多是自欺欺人”。内战爆发后，陈嘉庚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揭露蒋介石“执政二十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远君子而亲小人”，国民政府官员“贪污营私，声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纪荡然”，在全世界面前曝光国民党的腐朽昏聩。1948 年，陈嘉庚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演讲，抨击蒋介石“背民主而独裁，断丧国权，纵容贪官污吏，违反信誓，屈指难数”，且“食言毁约”，更“公开发动全面内战，但知利己独裁，不顾民族惨祸”。
此外，陈嘉庚还亲自撰写专论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如：针对台湾“二·二八”事变，发表《半斤八两》，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吴铁城之人格，与陈仪不过半斤八两…… 陈去吴来，无异以虎易狼。”1948 年的《新岁献词》称蒋介石为“孙中山先生之叛徒”，因为“蒋介石名为奉行三民主义，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独裁专制，残民以逞，有甚于暴君”。《明是非辨真伪》斥责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国计民生，毫无进步。甚至教育党化，上下贪污，特务横行，政治腐败，比前尤盛”。对国民党虚伪黑暗、腐朽无能的揭露和批判，不仅让海外华侨彻底看清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同时也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公信力。正所谓“此消彼长”，国民党形象的颠覆和解构，有助于共产党形象的树立和建构，陈嘉庚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正是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仗义执言和广为传播，延安朝气蓬勃的社会面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的非凡风采，才得以真实、客观、全面地呈现在海外华侨面前。此后，南洋“报纸或社会，宣传中共凶恶事，已罕闻见”。曾任仰光中华总商会会长的徐四民有幸聆听了陈嘉庚在仰光的公开演讲，他认为，“陈老先生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对广大华侨造成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海外华侨一向只是单纯‘爱国’，徒有一种朦胧的爱国概念。通过陈老先生的启发，渐渐明白了国家、政府、党派的具体问题，产生了一种比较观念，即对国内两党进行分析的思想要求。在爱国华侨中间爱憎日趋分明，追求和抉择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显著的进步，是和陈老先生这次路过仰光分不开的。”南洋华侨从陈嘉庚的报告中，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民族脊梁，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奔赴延安，投奔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南洋爱国华侨青年们的自觉行动。一位受阻未能到延安的华侨青年，在写给《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公开信里，将延安视为“理想的天地”，称赞共产党“才是真正爱中国，要把中国引导到光明进步的境地去的”，尽管“恶势力阻碍着我们的接近，可没法隔绝我们精神的交流”，并表示他们“再也不会上当和走上错误的道路了”。如果说南洋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重要阵地，那么陈嘉庚就是这个阵地的重要开拓者和引领者，他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此外，抗战时期华侨女记者黄薇也为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1939 年2 月至8 月，《星洲晚报》曾连续六个月刊登黄薇撰写的晋察冀边区采访通讯稿上百篇，一些华侨报刊也纷纷转载这些通讯稿，使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主张和英勇的抗战事迹得以在海外华侨中广为传颂。
因此，海外华侨既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对象，也可以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主体。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尤其是重要侨领在国际传播方面的引导作用，对于新形势下建构多主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格局，提高我国国际传播影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展现和传播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光辉形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摘自：雷艳芝：《海外华侨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以陈嘉庚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