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一词,产生于晚清,一手官印、一手算盘。这些富商巨贾在关键时刻为当时的朝廷立下大功,进而获得朝廷赐予的“红顶戴”。有人因此风光一世,有人在鼎盛后余生没落,但不管是哪一种人生路径,他们都曾留下过令世人称奇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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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三年(1823年),安徽省徽州绩溪县湖里村,胡雪岩出生。其幼年家境贫困,以帮人放牛为生,13岁便开始外出闯荡,杂粮行、火腿商行、钱庄都有他当伙计、当学徒的身影。借助继承钱庄后的第一桶金,以及结识并资助“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胡雪岩在收购湖丝、承接供药等业务上快速壮大。
清同治元年(1862年),胡雪岩获得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信赖,由此走上官商之路。太平军消灭后,胡雪岩的银号开进杭州,专为左宗棠筹办军饷和军火。依靠湘军的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二十余处,同时兼营药材、丝茶,开办了至今仍在营业的胡庆余堂中药店,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清光绪七年(1881年),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授予布政使衔(三品),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但此后,由于在丝茧贸易中失利,遭遇外商联合抵制、欧洲生丝丰收、中法战争爆发、金融危机爆发等,至其亏损半数资产,又遭挤兑,最终其名下银号倒闭。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从辉煌到破产,不免令人唏嘘,但胡雪岩在其55岁时(1878年)创办的“胡庆余堂”药号,却经历了141年的洗礼,至今仍保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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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云南弥勒县,王炽出生。因父兄早逝,其不得不弃学谋生。用母亲首饰衣物典当得来的20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开始创业。靠着经营土布生意,他在20岁时便在滇南小有名气。后因失手弑兄,被迫躲避到重庆,继续经商之路,其名下的商号“天顺祥”、“同庆丰”经过20多年的经营积累了大量资金,富甲天下,王炽也被称为“南邦之雄”、“钱王”。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朝廷军费见绌,王炽自愿出资60万两作为军费支持朝廷抗击法国的入侵。此后,更是多次慷慨解囊。朝廷赐其四品道员,并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炽离世。其子王鸿图继承父业,继续经营“同庆丰”、“天顺祥”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鸿图出任第一届云南商务总会协理。宣统元年(1909年),他继任二届商务总会总理,次年倡办昆明耀龙电灯公司。民国三年(1914年)王鸿图参与开办昆明自来水公司,其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当时曾称雄云南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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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广东省潮州府大埔县,张振勋出生。他是中国近代华侨资本家,字弼士,号肇燮。他家境贫寒,小时候只读过3年书,15岁到印尼的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谋生。最初在米店打工,后涉足酒业、种植业、药材业、采锡业、船运业,生意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尤其在葡萄酒业大有作为,并发展成为东南亚的首富,美国人曾把他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从1866年起,张弼士先后开办裕和、亚齐、笠旺、万裕兴垦殖公司,东兴矿务公司,广福、裕昌轮船公司等,成为南洋巨富。
1892年后,其历任清政府驻槟榔屿首任领事、新加坡总领事、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
有人评价,张弼士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红顶商人”。
他留下的财富,不是药厂、不是商号,而是如今被广泛熟知的“张裕葡萄酒”。
1892年,张弼士出资300万银元在山东烟台创办了这家公司,由此揭开了中国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序幕。
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访张裕,并亲笔题词“品重醴泉”,这是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企业留下的唯一墨宝。这件墨宝现珍藏在烟台市博物馆,被列为一级文物。在我国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中,也收录有“品重醴泉”的题词图片。
在烟台各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先生有一个简短的演说,其中对张裕称赞有加:“中国商业失败,不止烟台一埠,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为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如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将来必可获利,又如玻璃公司亦然。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
辛亥革命后,工商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内当时的实业集团,都有了不同程度上的起色。张裕作为国内较早的实业之一,通过技术的改进和品质的提升,其生产的“可雅白兰地”在1915年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摘取金质奖章。这一场国际性的博览会是中国人兴办实业的一剂兴奋剂,在国际赛事中勇夺头等大奖,张裕的“金奖”白兰地自此得名。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进行的是一种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开创与革新,那么国家工业在此时也进行着工业振兴与实业自强的探索,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的可雅白兰地在世界领域的第一次露面所取得的成绩,给当时的民族工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伴随着民主思想涌动和萌发、中国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怀揣实业兴邦梦想的人们发现,中国的工业并非不堪,人民的智慧并非不富,国之振兴需实业并举。
当时的西方世界用审视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他们自己也难以相信一个民主思想刚刚萌生的落后中国会生产出只有西方才有的高品质白兰地,这在之前是从未出现过的。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思想先行者,代表“国进”,那么可雅,则是这个时期实业兴邦理想下民族工业迈向世界舞台的试金石,也为100年后可雅在世界舞台再度发声预埋了伏笔。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十九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新的开放时代,此后众多国货品牌相继走出国门。这其中也包括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的可雅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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