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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升学、就业,打牌子、充门面、看数据——如何扭转“第一学历”偏好

近日,浙江农林大学举行新学期首场招聘会,吸引了2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应聘。陈胜伟摄/光明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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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歧视第一学历,复试比较公平的院校盘点”“考研院校白名单!保护一志愿”……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简单搜索,这类总结归纳的学校名单就映入眼帘。不论这些信息是否准确,如何“避坑”——尽量避开带着“第一学历偏好”之“有色眼镜”的学校报考,成了不少考研人的无奈“试错史”。

前不久,北大教授胡俊因第一学历被本科生“质疑”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于第一学历偏好的讨论。教育部也在其官网留言答复中进一步澄清,“学历”通常指的是最高或最后学历,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概念。近日,人社部也发布相关通知,提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条件。然而,无论是考研还是就业,在人才筛选过程中,“第一学历”作为评价标准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为什么“查本科”会被不少用人单位默许成为一种“通用”标准?如何化解社会文化,乃至近几年来渗透进校园文化中的“第一学历”焦虑,建立公平、合理的选人用人观?毕业生面对这一现状应如何调整心态?记者进行了采访。

1.或显或隐、或明或暗,“偏好”存在于升学、求职各环节

“在招聘会上,当了解到我们专升本的背景时,所有的国企和央企都不招我们。最初各个公司的HR都说专升本可以报名,但到最后却和我们讲只招收全日制本科。”校园资讯博主“成都高校新鲜事”晒出了四川某院校毕业生的求助。

华东地区某985高校生命学院辅导员李虹(化名)告诉记者,自己和所带研究生聊天时也曾听说过学生求职期间有类似遭遇,“但主要是求职高校或研究所时,一般去企业的不会遇到,选调生、公务员的也不多。有的说是在简历筛选环节,第一学历会被‘筛查’;有的是在面试中被问及相关情况。”

“我也观察到,自己学院有几位比较优秀的硕士生,申请读博但很多年都没成功,一问才知道本科是‘双非’院校的,还有一位不是全日制本科,他们总是在最后面试被淘汰,当然这也许不是全部因素,但很可能在申请高校看来,这个因素很重要。”北京师范大学战略人才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建民说。

对“第一学历”的挑剔,或现或隐地体现在招聘条件中。记者登录某博士生求职网站,在东北地区某师范类高校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2021年的招聘启事中发现,其对“高层次人才”“优秀博士(后)人才”的招聘条件均标明“(要求)物理、电子、电信、材料、化学相关专业”之外,还特意强调“应具有良好的本科、研究生教育背景”。

究竟何为教育背景“良好”?“学校统一要求,除艺术类岗位外,本科、硕士毕业学校均须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记者致电后在相关负责人的提示下,查看学校官网公告也发现了这一要求,“当然如果科研成果突出,也可以‘额外考虑’下。”这位负责人表示,“还是主要看学术成果,对本科毕业学校,学校‘也会参考’,总之综合起来看吧。”

除了明确在招聘条件中指明,更多“偏好”则体现在简历筛选、面试等求职环节。“对于高学历人才较为集中的大中城市招聘,筛简历时会要求硕士毕业于985高校,或者专业门类优势突出的院校;而对于第一学历,留下的简历我们会有个总量控制,80%应是211的本科或以上,如果求职者实习、社会实践经历很优秀,允许五分之一左右全日制本科即可。”某总部位于华南的知名房地产企业一位HR(人力资源专员)告诉记者,不仅简历初筛时“第一学历”会是影响因素,在面试中,如果第一学历处于劣势,“学历能力”这一项分值也会较低,“需要靠其他项突出表现来弥补,才可能顺利通过。”

2.“上进”标尺、充实“门面”,指标固化背后有逻辑

那么,用人单位为什么认为第一学历是合理的筛选评价指标?

“首先当然是提高面试效率,降低校招环节成本。”前述HR告诉记者,“第一学历不仅反映求职者的学习能力,也影响着其交往面、接触人群,第一学历优秀人群往往因为同辈压力会有比较高的上进要求,对于招聘者而言是‘低风险’的选择。”

也有用人者认为是否青睐、重视求职者的第一学历,会因岗位而异,“招人这么多年,感觉第一学历优秀的是通常学校里的‘好学生’,他们对技术工作和理论工作更有热情,愿意啃‘硬骨头’,甚至还有‘技术强迫症’,比客户要求还要精益求精。所以核心技术研发类的岗位我倾向于选择一本高校或更好的。而后续学历代表一个人的自律性和自我规划能力,对于项目经理、市场、销售等对情商要求高的岗位,我会更关注工作以后的学习进修经历。”一位北京互联网科技博主如是说。

王建民分析,相比企业,一些知名高校、科研机构选人用人更容易落入“第一学历”窠臼。“起初这些单位乐于招收自己培养的人才,是为了追求培养的连贯性,研究、工作能很快上手。然而,当招了多少985、211学校的硕博士、招收了多少海归博士成为一项统计乃至排名指标时,这种风气就扩散到知名高校、企事业单位,可以说是自己制造了焦虑。”王建民提出,其中可能存在“充门面”嫌疑,每次公示名单,“秀”一下多大比例是名校毕业,也是一种宣传手段。

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看来,学历作为一种符号,既说明了学识的程度,也说明拼搏精神。“据我了解,‘第一学历’作为用人选人标准最早从新加坡开始,但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教育发展相对均衡,而我国城乡差异大,城市学生拥有较优越的基础教育条件,且容易通过强化训练获得应试优势,而这些对于同样努力程度的农村学生十分不利。”

“我想,一个正常社会的发展应是包容的,具有很多个性的评价,而不应窄化为一个‘门槛’。社会用人选人机制应当让每个人都有前进动力,过于强调高考等某一阶段评价相当于把评价维度‘固化’了。”马陆亭说。

“我认为揪住第一学历不放,是劳动市场上用人单位不够成熟的表现”,王建民向记者表示,“这只能反映用人单位没有把真正价值创造当作评价标准。如华为等知名企业,并没有着眼于海归、名校的牌子,而是着眼于其创造价值的潜力。家喻户晓的数学家华罗庚、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并没有拥有很高的学历起点,照样做出了世人认可的成就。所以不能简单用第一学历评价人才。”

3.抵制歧视、扭转风气,人才评价要向结果和价值导向转变

“高校、科研机构需要人才具有相关领域深厚的基础,但也应该看到,人才是‘发展中的’。”王建民分析,一个人的成功,学历起点也许是一方面,但也不能否定人的意志品质、长期坚持。所以,真正的标准应该交给社会,真正着眼于人才的价值。“其实用人单位应该反问自身,究竟要什么样的人才?究竟要为单位带来什么?而不能‘为用人而用人’‘打牌子、撑面子’。”

“将第一学历作为简单筛选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懒政’。”马陆亭表示,“一些相对条件好、受应聘者青睐的单位自恃筛选余地大,看第一学历是‘省时省力’的方法,所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这种风气,而这也折射了我国目前从‘文凭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的转型‘阵痛’,”马陆亭分析,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过大众化、普及化两道关口,人力资源储备愈发丰富。但从“文凭社会”走向看重实际能力的“能力社会”,仍要面对思想、观念的跨越和转型。

在前述地产行业HR看来,不少毕业生基于自己的学历已经对目标行业、岗位形成了“固化”的认知,“在面试中,我观察到不少毕业生因为学历不自信影响自己的表达,在关键时刻不会主动争取、努力展示自己,其实丧失了很多机会。”

“化解这一焦虑,我认为央企、高校应该做出表率,国家相关政策也应引导取消、淡化这一标准,如在制度设计时应把被评价人的学历、性别隐去,由专业的第三方单独评价人才学术成果,通过代表作评议、同行评议等,真正立足于人才可能发挥的价值,着眼于人才的潜力,淡化学历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司法案例、政府约谈、主流媒体批判等方式扭转、纠正风气。”王建民提出,与学历相关的一系列“歧视”现象根源在于评价体系“一刀切”“简单化”,看重表面符号和简单经历,“相信今后人才评价向结果导向、价值导向转变,‘第一学历焦虑’会逐步淡出。”

记者注意到,人社部近日发布的《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要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专业条件要求应当以完成岗位职责任务所需具备的管理能力、专业素质或者技能水平为依据。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或者不再设置学历要求。

“我想其一是要注重社会风气的引导,其二从行政角度应出台相应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在招聘或晋升条件存在明显‘第一学历’歧视性门槛、招录结果明显不公的行为,应受到抵制。”马陆亭谈道,“而对于毕业生而言,要在‘歧视’中磨炼自己的抗挫能力,要正视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但也要相信社会还是看重能力、激励人才的。”

王建民表示,面对种类繁多的就业“歧视”,毕业生要学会调整心态,实现由学生身份向职业人身份的转变。既要有自己的规划,也要适应社会的大环境,“可以提升最高学历,面对社会选择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从自身做起,拿出证明自己能创造价值的实际成果。” (记者 周世祥)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