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马来西亚成为因疫情严重反弹不得已重新封城的首个东南亚国家，这在提醒外界东南亚疫情升温之际，也将该国暗涌的政治斗争重新推向国际社会——现任首相穆希丁·亚辛（Muhyiddin Yassin）在去年2月上位后，各方势力逼宫举动不断，都想趁着大马此次疫情管控不力将穆希丁·亚辛拉下马来。
这番斗争充斥着政客个人私利的算计，但仍然处处可管窥大马政治中永恒的主题，那就是族群和宗教。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双胞胎”是理解大马政治的密码，且其起源可以从地理上找到相关答案。
马来西亚
对于大马去年的纷争，许多人可能只是单纯理解为前首相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与其应定接棒人安瓦尔（Anwar Ibrahim）争权双双失利，导致穆希丁·亚辛渔翁得利，但事实上族群和宗教也是重要因素。例如马哈蒂尔创立的“土著团结党”带有强烈的“马来人（土著）优先主义”色彩，创党初期禁止非土著人担任高层和具有投票权，与执政联盟中安瓦尔率领的“人民公正党”以及华裔为主的“民主行动党”理念相悖，可见这个只为在2018年大选中推翻前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而拼凑的联盟，本身就存在不牢固的地方。
因此，虽然其历史性获胜让民众感到有望整肃“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长期执政带来的不正之风，但也让马来人担心华裔借机“当家作主”，“巫统”更是大肆煽动“民行党控制希盟”的阴谋论。再加上马哈蒂尔的改革成绩不打眼，“希盟”的执政地位便出现明显动摇，2019年5场国会补选中就输掉了4场。
当时身为“土团”党主席的穆希丁·亚辛就向马哈蒂尔谏言，劝其退出“希盟”转而与一贯坚持马来人优先主义的“巫统”和提倡更广泛践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党”结盟，以身份政治维持支持率。 “人民公正党”的阿兹敏（Mohamed Azmin bin Ali）派系也直言为了挽回流失的马来选民，需更有力地维护马来人利益。
最后，穆希丁·亚辛率领土团与阿兹敏派系出走“希盟”，联手“巫统”和“伊斯兰党”组建新政府，除了个人政治利益考量外，也体现了大马政坛长久的华巫族群矛盾。
马来西亚地理位置
壹贸易通道与香料：吸引西方狂热的殖民者
为什么族群和宗教会在大马政治中如此突出？
这是因为马来西亚建国初期华裔占到40%人口（含新加坡），又普遍经济条件更胜一筹，马来人出于维护自身地位的警惕情绪，不仅在法律中特别注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著的特权地位，还踢走了占据重要地缘位置、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以降低整体华裔比例。
马来西亚建国后还长期实行马来人优先政策，导致华裔产生了二等公民的感觉，因此族群矛盾和宗教问题一直是该国的政经热点，各党竞选时免不了打身份政治牌。而回溯历史，这两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地理所造成的。
翻开地图看看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大马占据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海峡，也是沟通中国及印度、中东、欧洲的最短航道，且由于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一侧）多暗礁浅海，东侧（马来半岛一侧）多深水良港，因此马来半岛凭其天然地理优势，从古至今都是贸易中心，各国商人络绎不绝。
依托于航运过路费，马来半岛上在7世纪至15世纪先后兴起了三佛齐王国（Srivijaya）和马六甲苏丹国等区域强国。
此外，东南亚潮湿、多雨和高温的热带气候适合种植胡椒、肉桂、豆蔻等香料，而气候不适宜香料生产的欧洲列国对其大为追捧，催生了利润丰厚的香料交易，有德国史书记载14世纪时一磅豆蔻价值相当于七头牛。
不过，尽管这些为东南亚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列强侵略殖民的噩梦。正是对于香料的狂热促使欧洲列国向“传说中的东方香料岛国”进军，开启了对外殖民的大航海时代。
而马来半岛也正因为香料和战略地理位置，成为西方各大帝国垂涎争夺的对象。
贰华裔劳工改变大马的族群构成
这些地理因素给大马带来两大深远影响。
马来西亚，大约61.3%（1950万）马来西亚人是穆斯林。
首先是信奉伊斯兰教。贸易交汇的马来半岛位于伊斯兰文明、华夏文明、南亚佛教和印度教文明的辐射交汇区域，该地先是受印度佛教影响深远，例如7至14世纪建立的三佛齐王国信奉大乘佛教，不过当该王国在信奉印度教的南方爪哇势力以及北方佛教大国暹罗的侵略夹击下衰败后，出逃的三佛齐王子另行开辟马六甲王朝，就选择向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寻求庇护以存活下去。不少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文化呈内向性、而伊斯兰教具较强扩张性，这促成马六甲王朝最终改宗伊斯兰教以抵抗侵略，这也成为马来西亚土著穆斯林化的起点。
第二大影响就是西方殖民以及华裔劳工的引入。上文说过，东南亚盛产的香料吸引了西方列国出海殖民，马来半岛在15世纪至20世纪在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之间几经易手，虽然香料的量产使其神秘不再、利润从17世纪起大打折扣，但马来半岛通航位置战略性不变，依然是帝国争夺之地。在英国19世纪从荷兰手中夺过马来半岛后，英国就先是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三座港口城市列为“海峡殖民地”，成为其殖民版图中印度和香港的重要中转站。
等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亦发觉马来半岛拥有丰富的橡胶种植和锡矿资源，便开始更深入地开发马来半岛。由于这两个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为补足人力短缺，英国大量引进中国和印度劳工，有统计显示在1800至1940年，前往马来西亚的华工累计总数多达900万人，这显著改变了当地族群构成。在英国开埠前少人居住、仍遍布丛林沼泽的新加坡，更形成华人占绝对主导（建国前八成人口都是华人）的局面。
对于这种多族群混居的国家，英国向来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留下族群矛盾的烂摊子。在马来半岛，英国就将广大土著农民束缚于农田，华人和印度人参与新兴的矿业、橡胶业和商业，导致马来人对华人占据的经济优势地位大为不满。此后，二战时期日本入侵、马来华人与中国同仇敌忾猛烈反击时，更引起马来人对当地华人忠诚度的质疑，两个族群矛盾程度继续加深。
叁族群宗教隔阂持续至今
因此，等到二战后着手独立之时，马来人就坚持要建立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著为主导的新秩序，宪法153条更是订明马来人在拥有土地、官僚机构、商业和教育领域的特殊地位，为诸多偏袒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同时为稀释华人比例，马来西亚1963年勉强接纳新加坡之际，也将华人较少、位于婆罗洲岛的沙巴和砂拉越两州吸纳入内，尽管两地与马来半岛历史渊源较弱，也为如今的东马分离主义倾向埋下源头。
种种举措自然引起华裔等少数族裔不满，李光耀更提出打造“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同强调“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巫统”唱反调，引发后者震怒，导致新加坡在加入联邦两年后就被踢走。
此举不仅旨在打压争取族群平等的思潮，也能有效将大马华人比例由42%降至35%，巩固马来人主导地位，可见种群政治之争盖过了新加坡占据马六甲海峡最狭窄处的重要地缘考量。
不知道大马在面对新加坡成为全球货柜吞吐量第二大港口，而拥有辉煌历史的该国最大港口吞吐量仅居第12时，会否生出几丝后悔情绪？
而“巫统”在1969年大选中失利、华人上街庆祝更是引发了血腥的五一三种族冲突，马来人的怒火导致相对温和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下台，更强调马来人优先主义的首相敦拉扎克（Najib Tun Razak）上位，其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完全倒向土著，旨在将土著:非土著:外国人的经济比率由2.4:33: 63调整至30:40:30。这固然能帮助解决族权发展完全失衡的现象，但也让处处受制的华人生出二等公民之感。
另外，大马当局强调马来人身份与伊斯兰教信仰的统一，提升伊斯兰教地位，创立大学、银行等，也让普遍不信该教的大马华人有被排斥之感。
直至现在，族群矛盾和宗教信仰带来的身份政治，仍是马来西亚政坛不变的主体，擅长利用这份嫌隙的“巫统”时不时抛出“华人寄居论”、“华裔为主的民行党欲主导政治论”，就能煽动起许多马来人的恐惧，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为政客为个人政治利益争斗的政变，背后也隐藏着这两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