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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京:奔走半生、硬把国家拽上了世界半导体芯片的赛道

大家好,我是张一定,一个梦想把自己写进名人传的少年。对股市比较关注的朋友,最近一定都被一只叫中芯国际的科技股强势刷屏了。上市当天即成交 479.7 亿元,占当天科创板所有股票成交额近50%,成为A股历史上第四大单只个股成交金额,前三个分别是中国石油、中国平安、中国中车。从去年华为被美国制裁开始,中芯国际就一直占据着我们视野的中心位置,加上今年美国对华为制裁升级,中芯国际更是成为全国人民的希望。关于中芯国际的故事,我们在品牌故事节目里会说到,这里我们就把目光转向中芯国际的背后,看看那个被称为“中国半导体教父”的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汝京,中国半导体行业现在可能依然是落后于世界十几年的水平,技术封锁的阴影会比现在更沉重的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他凭一己之力,把中国拽进了最尖端技术的芯片赛道。半导体国产化大浪汹涌而至,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在这汹涌浪潮中破浪前行的张汝京。

1990年8月2日,萨达姆一声令下,10万伊拉克大军攻入科威特,震惊全球的海湾危机爆发。在联合国无数次警告和多国经济制裁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加入战争。1991年1月17日凌晨,停泊在海湾地区的美国F-117隐形轰炸机向伊拉克防空阵地、雷达基地发射了百余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炸亮了伊拉克的夜空,“沙漠风暴”行动正式打响。从1月17日到2月24日,伊拉克遭到了连续38天的空中袭击,28日,美国宣布战争结束,伊拉克惨败。在这场战争中,号称一呼百应的萨达姆组建了据说军力全球第四的120万伊拉克军队,但他们在以美国为首的34国联军的战机和精确制导炸弹面前,如同蚍蜉,丝毫没有抵抗力。这场战争,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一次“降维打击”,用美国一位将军的话说就是「芯片战胜了钢铁」。

战争的结果传到6000多公里之外的北京,震惊了国人。这是第一次,我们真正感受到半导体的力量。其实,我国的半导体行业起步并不晚,早在1955年 ,北京大学就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半导体课程。半导体人才也不算少:黄昆、谢希德、王守武、林兰英......每一个都是名号响亮的前辈大师。在他们的努力下,当时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落后国际也不过3-5年的时间,并且这个差距还在逐步缩小。只是在随之而来的那个特殊年代里,这些人或被停职批斗、或在扫牛棚,产业化和持续造血能力不足,距离就这样一步步被拉大。等再次睁开眼看世界时,才惊觉“世上已千年”。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半导体持续落后的情况,国家先后组织了三大“战役”,分别是1986年的“531战略”、1990年的“908工程”和1995年的“909工程”。但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瓦森纳协议的严密监控下,是美国重点管制对象,进口来的都是落后国际2代甚至3代的技术和设备,因此这些工程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直到2000年,黄浦江畔,伴着新世纪的曙光一起走来的张汝京,开启了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新征程。

张汝京是南京人,父亲张锡纶是我国著名炼钢专家,抗战时期,张锡纶与妻子主持的第21兵工厂,生产了中国90%的重机枪。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已经是国军上校长官的张锡纶也跟着一起离开了大陆,除了家人之外,张锡纶还带了近两百位冶金学徒来到高雄,一手建起高雄六0兵工厂(现改名为二0五兵工厂)。不到一岁就被带到台湾的张汝京,在母亲的教育下,从小就成绩优异,从台湾大学毕业后,按制度要求当了2年的义务预备军官。之后,就前往美国读书,先后取得工程学硕士和电子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后,张汝京进入德州仪器工作,并加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集成电路的发明人杰克·基尔比的团队,一干就是20年。此时,张汝京还只是一个小工程师,而张忠谋已经是德州仪器的资深副总裁,两人只是名义上的同事关系,并没有什么交集。张汝京的顶头上司叫邵子凡,邵子凡是一个天才的工程师和卓越的企业管理家,是全球最顶级的芯片制造工厂建设专家。80年代末,宏碁与德州仪器合资成立德碁半导体,德仪派出的建厂团队领导人就是邵子凡。在邵子凡的提携栽培下,加上为德碁盖厂的实地练兵,张汝京迅速成长,先后参与了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10个大型芯片厂的建设,成为业内公认的“建厂高手”。看到张汝京在世界各地盖厂,家国情怀极重的父亲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大陆盖厂?这一问,成了张汝京心里的一个结,埋下了他此后突破万难也要回大陆建厂的种子。

1997年,张汝京从德州仪器申请提前退休,希望能找到机会回大陆投资。当时大陆正在搞908工程,砸了15亿给无锡华晶电子,目标是在“八五”期间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但实际结果相差甚远。908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足足2年时间,从美国引进0.9微米生产线又花了3年时间,中间又经历了数次反复论证,加上建厂的2年时间,工程从开始立项到真正投产历时7年之久。待1997年建成投产时,华晶的技术水平已大大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4—5代,月产仅800片左右,投产当年亏损2.4亿元。严重亏损的华晶只能寻求外部帮助。正好张汝京曾经的大学学长、茂矽电子创始人陈正宇在寻找机进军大陆,便与华晶谈判,买下华晶的一个5寸6寸MOS线,成立华晶上华,担任董事长。得知张汝京从德州仪器退休,就邀请张汝京到华晶帮忙。来到无锡后,仅用半年时间,张汝京就帮助华晶达到了盈亏平衡。就在张汝京准备继续施展抱负的时候,1998年2月的一通电话,掐断了进程。电话是台湾友人打来的,告知张汝京台独倾向愈加明显的李登辉在逼迫他们从大陆撤资。无奈,张汝京只能回到台湾。

彼时,开拓出代工模式的台积电在台湾正如日中天,张忠谋已经像日本的盛田昭夫一样,成为台湾地区的工业民族英雄。而除台积电外,同样出身工研院的联华电子走的也是代工模式,正和台积电掐的难舍难分。在半导体行业只有三种运作模式,IDM(全包)、Fabless(只做设计)、Foundry(代工),在台积电之前,芯片大佬们采用的都是IDM(全包)模式,立下的flag是“真男人都要自己造芯片”。台积电的出现,锁定后端制造,一马当先,开创了新的业态模式,而且是已经被证明的成功路径。再加上台湾半导体产业自有技术及制造实力薄弱,其他模式很难走出来。所以虽是两虎相争,可能沦为炮灰,张汝京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创立世大半导体——台湾第三家晶圆代工厂,从事DRAM芯片代工。虽然和台积电、联华电子在体量上不是一个级别,但是在张汝京的带领下,世大半导体只用了三年就成了月度营收超过6000万美元的大厂,这已经超过了台积电月度营收的1/3。

而彼时,台积电和联电之间的斗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1999年,联电宣布合并旗下 4 家半导体代工厂,与联电“五合一”整体经营。此举引发联电股价大涨,客户也闻风而至。合并后的联电,产值仅次于英特尔和台积电,成为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公司,市值居全球产业第四。兵临城下,台积电不得不快速找到应对方法,并购扩大无疑是最佳途径,而最佳并购对象当然就是世大。经过多次谈判,2000年台积电宣布以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世大。此次收购,并非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张汝京毫不知情,相反张汝京是积极推动此次收购的。一方面是因为台积电开出的价格足够让人动心,另一方面是张忠谋收购时答应了张汝京会去大陆建厂。并购完成后,张汝京多次询问张忠谋何时去大陆建厂。但张忠谋始终模棱两可,没有个明确的态度。张忠谋不表态,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加上当时台当局的李登辉,以及后来的陈水扁,都是台独亲美派,跟美国一个鼻孔出气,也是限制台湾的高科技人才前往大陆,去大陆建厂并非易事。无奈之下,张汝京只能选择辞职,虽然被罚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大陆,寻找场地投资建厂。

张汝京先是去了北京考察,可在北京期间,北京市长和主管科技的副市长都不在,陪同的官员也无法做决策,定不下来。随后张汝京又去了上海。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和张汝京是老相识,当时正好在寻找海外伙伴回大陆投资建设半导体,与张汝京是相见恨晚。当即连同上海大小官员陪着张汝京去张江选址,表示要哪块地都行,当场就能给你定下来。2000年,张汝京在开曼群岛注册了中芯国际。之所以选择在开曼注册,一是因为开曼是国际知名避税天堂,二是因为这样可以对外表示是以外商投资身份在大陆建厂,避开美国的技术封锁。资金方面,张汝京为了淡化国有属性,选择了自筹资金。中芯国际的首批投资人中,有来自美国的高盛、华登国际,有来自中国台湾的汉鼎亚太,有来自新加坡的祥峰投资,还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最后,共筹集资金14多亿美元,大大超出了预期。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建厂。一般情况下,半导体制造厂建厂至少需要1年半到2年时间。但中芯国际的厂房从无到有,只用了13个月。建厂的同时,还需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当时,世界上先进工艺已经在量产0.18微米,0.13微米工艺也即将量产,而国内在做的还是0.5微米,与国外先进技术差距3-4代。为了尽快缩小差距,张汝京希望能引进0.18微米等级的生产线设备和相关技术。他辗转从格罗方德购买了一批0.18微米的制造设备,又凭借此前结识到的很多业界朋友,在日本荷兰都顺利购买到了相应设备。设备有了,剩下的就是技术。于是,张汝京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这需要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国务院4个部门同意。张汝京每天辗转于这四个部门,参加听证会,表示技术只会民用,不会军用,不会做武器。甚至还保证“在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你们可以随时来我们工厂看,不需要事先通知我们。”除此之外,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还在美国四处游说,找到全美五大教会为他背书,最后终于拿到了美国出口许可证。此后每一次技术升级时,这样的刁难都会再次出现,张汝京都要继续向美国、日本、欧洲等申请技术许可。

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没有巧妇,炊也只是摆设。20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最缺的还是人才。为此,张汝京凭借着自己此前在多地工作积累的人脉,开始网罗行业精英,并多次去美国演讲招募半导体人才。在后来的采访中,张汝京说,「那是一个追求理想的时代,理想可以驱动人心。他们有的追求成就感,有的出于爱国心,还有人说,如果这一次做成功,我将来一生都不会遗憾。」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演讲中,张汝京从美国、意大利、新加坡、台湾最终招募了400多人。此外,张汝京还吸引了一些当时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领军人物如陈大同博士、武平博士等人,回国创业,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力发光。为了吸引并留住人才,张汝京给员工建设区,给员工子女建双语学校,还和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合作给员工提供再教育机会。资金、技术、人才都到位后,中芯国际马力充足,以行业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第一梯队冲刺。张汝京在上海一口气建了3座8英寸芯片厂,又在北京建了两座12英寸芯片厂,建厂的空隙,还顺带收购了摩托罗拉设立于天津的8英寸芯片厂。那些年,张汝京跑遍大江南北,在全国各地物色厂址,最终通过与地方政府合资、代管等方式,以武汉为中心,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和深圳5座城市火速设立了生产线。中芯国际也在张汝京的带领下全速奔跑,2003年产值跃居全球第四大芯片制造商;2004年3月在中国香港和美国两地挂牌上市;同一年,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制造厂。

中芯国际的汹涌扩张,让对面台湾当局看着很不乐意,张汝京成了陈水扁的眼中钉。用张汝京的话来说就是陈水扁「天天罚他」,先以未经相关部门许可就去大陆建厂为由罚了他500万台币,北京12寸厂建厂后又罚500万,收购天津摩托罗拉后再罚500万。最后见张汝京仍“不知悔改”,索性把他列入通缉名单。张汝京也不示弱,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护照,与台湾脱离关系留在大陆。不过让张汝京没想到的是,陈水扁的刁难只是风暴前的一点毛毛雨,真正的疾风骤雨是来自他的老朋友张忠谋。2003年,在中芯国际上市前夕,张汝京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的诉讼,内容是台积电起诉中芯国际侵犯专利及窃取商业秘密,要求赔偿10亿美元,而当年中芯国际总营收才3.6亿美元。官司一直拖到2005年,双方达成和解,中芯国际赔偿台积电大约1.75亿美元。事后,张汝京也承认,「我们确实犯了错误,从台积电过来的员工照搬了对方的技术菜单,侵犯了对方的权益」。之后,中芯国际也一直努力建造自己的运营体系,然而和解后的第二年,台积电又再次把中芯国际告上了法庭。对于台积电的再次诉讼,张汝京认为已经是典型的商业打压,于是他反过来在北京反诉台积电。但可惜的是,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国际对台积电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连审理环节都没进入。最终的结果就是,2009年,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赔偿台积电10亿美元。巨额赔偿让中芯国际不得不再次与台积电谈判,一审判决之后的3天,张汝京就飞往香港,与台积电和谈。好在当时马英九已经上台,两岸关系缓和,在双方政府的撮合下,张汝京与台积电谈成和解:赔偿2亿美元,外加8-10%的股份。长达6年的纠纷终于落幕,但张汝京也已经精疲力竭。

2009年11月10日,初冬的上海已经有了些许寒意。中芯国际在这一天同时宣布了两项重大消息:1、与台积电达成和解;2、CEO张汝京辞职,曾任华虹集团CEO的王宁国接任。虽然外界猜测张汝京的离职,是台积电答应和解的条件之一,不过张汝京却在后来的采访中否认了,称自己是主动辞职,已经尽力了,对这个结果也很失望。或许输掉官司是一个原因,来自股东的压力又是另一个原因。在张汝京执政的那几年里,是先赚钱盈利还是先让技术站稳,一直是公司内部极为争议的一个问题。对于股东而言,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赚钱。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尽快推进半导体产业升级。这也是张汝京的愿望,而且为了确保中芯国际的长期发展,他也不能将眼光放在短期盈利这个目标上。于是张汝京顶住压力,决定先攻技术,再考虑赚钱,在还未消化8英寸生产线的同时,又开始布局12英寸生产线,又力排众议培养工人做价格波动很大的存储器,为后期做逻辑器芯片积累技术。经过不断的积累,中芯国际拉动了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升级。但代价是中芯国际连年亏损,股东对张汝京的不满越来越大。因而输官司也成了一个契机——让张汝京引咎辞职的借口。

离职的同时,张汝京还签署了一份竞业协议:从2010年起,三年之内,他不得再从事芯片相关的工作。这对于已经61岁的张汝京来说,似乎是宣告了他职业生涯的终结。可张汝京并没有就此隐匿,十二年前想要回国发展半导体的内心之火依然在熊熊燃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三年而已,不过是换个赛道重新开始。他转身走进LED领域,成为了一个“投资人”。

此后几年,张汝京投资了几个LED项目,并创办了一家LED公司——昇瑞光电科技,主要做特殊照明和特殊光谱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不过自始至终,张汝京的心就一直在半导体上没离开过。三年竞业协议禁止期结束后,他立即将公司转让,开始筹备300毫米半导体大硅片项目。硅片是芯片的主要原材料,我们日常随处可见的沙子就是最主要的硅元素来源,因此硅片的质量和产品直接关系到芯片的量产。而目前全球五大硅片供应商分别是日本信越和胜高、台湾环球晶圆、德国世创和韩国SK Siltron,他们加起来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这对于内地高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来说,就是隐藏的“灰犀牛”,一旦断货,就是一剑封喉。所以2013年底,当朋友找到张汝京,问他要不要做大硅片的时候,张汝京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和当年创办中芯国际一样,国内的硅片领域也是一片空白。已经65岁的张汝京也和当年一样,又一次开始在全世界找人才、找技术、找生产设备。从韩国,到德国,再到美国,两鬓早已斑白的张汝京像十几年前一样,亲赴一线,搞定各种关系。大功告成之日,是2014年6月,这一年,张汝京66岁,第三次创业。新昇半导体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大陆300mm(12英寸)半导体硅片产业化的新篇章。截止到2019年底,上海新昇产能已经达到了15万片/月,是唯一一家国产300mm(12英寸)大硅片已经量产的企业。但早在2017年把新昇逐步带入正规之后,张汝京就选择了离职。因为在他的心里,使命还没完成。

前面我们说过,芯片行业一共有三种运营模式,IDM(全包)、Fabless(只做设计)、Foundry(代工)。在代工和设计上,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紫光展锐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只有IDM还有所欠缺。而有很多特殊的半导体产品只适用IDM而不是代工模式,譬如5G通讯中用到的氮化镓,这种高功率芯片做得好的都是国外IDM公司。所以深知IDM对中国未来重要性的张汝京再次踏上了征程。只是IDM的挑战更大,对人才要求更高,像国外做得好的英特尔、英飞凌都是几千上万人的设计团队,这在半导体人才本就稀缺的国内无疑是一道难题。所以张汝京想到了CIDM模式,即共有共享式的IDM,邀请全球会做模拟和数模混合芯片的设计团队一起加盟联合成立IDM公司。与封测、原材料、终端和设备制造企业共同联合,通过定制化开发提供高端芯片,进而替代国外进口。2018年,张汝京成立芯恩集团,落地青岛,招募来的人才依然很多都曾是张汝京在海外的亲密战友。提及今后的规划,张汝京说:“会重心将放在培育半导体人才方面,尤其是独当一面的高端人才;也随时愿意在策略、联盟和大方向上为中国的半导体大业出谋、建言和牵线,尽力做贡献。”

从20年前毅然回国,到今天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中国半导体行业浪潮滚滚,72岁的张汝京依然是勇立潮头的那一个。从中芯国际到上海新昇再到今天的青岛芯恩,张汝京每一次都是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攻克技术、填补空白。回望来时路,稀疏的先行者背后,涓涓细流已更加汹涌,一起携手与共,面对如今半导体产业的至暗时刻。